序

何镇邦

青年作家津子围发过不少中短篇小说，引起当地文坛的注意；我读过其中的一些篇什，也为他某些执着的艺术追求所吸引。三年前，他离开供职的政府机关下海，在商海里扑腾，甜酸苦辣，自然有不少深切的体验。于是，一边在经营他的公司，一边又拿起笔来写他的长篇小说。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这部长篇处女作《残局》。当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此作告竣并略述小说的梗概之后，我感到兴奋，于是有了做第一位读者的机会。群众出版社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让这部敏锐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面世，作者和编者都希望我能写几句话置于卷首。看来这是很难推托的任务了。

近两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九二、九三两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新作九百多部，其中通俗长篇小说二百多部，除外的七百来部属纯文学的长篇小说，达到日出一部的水平。这样的产量，为我国文学史上所仅见。一九九三年，陕西的几位作家集中推出几部长篇小说，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也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一九九四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广州军区创作室的“特区军旅长篇小说系列”，被称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集团冲锋”，也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以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还不仅在于数量的可观和诸如“陕军东征”以及广州军区创作室的“集团冲锋”这种社会轰动效应，值得注意的还在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多样化。这些年，人们一直在探求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性，长篇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只要稍为留意一下，长篇小说创作无论题材的选取，文体的变异，其多样化的趋势都是很明显的。音年作家津子围的长篇处女作《残局》正是在长篇小说创作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值得注意的长篇新作，而它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敏锐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又为长篇小说创作多样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长篇小说创作多样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题材选取的多样化，尤其是反映经济生活的作品逐渐多起来，乃是题材多样化的一个主要标志。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商潮的涌动，文人的下海，经济生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反映经济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逐渐多起来。

就长篇小说而言，前些年出现的钱石昌、欧伟雄的《商界》，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浸》和《大上海飘浮》，还有毕四海的历史小说《风流少东》（后易名为《东方商人》第一部）以及其续篇《东方商人》第二部，都是写经济生活的，尤其是写历史上的商人和今天涌动的商潮的。

但以上几部作品，都是一些作家在岸上观“潮”的记录，并非他们亲身下海的生活体验，因此，虽然取得不同程度的艺术成就，但总感到还是有些“隔”。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川作家贾万超的长篇新作《生命呼啸》和青年作家津子围的这部即将推出的长篇处女作《残局》，其共同特点都是作家下海后生活体验的记录或艺术转化。当然，《残局》在艺术风格上迥异于《生命呼啸》；《生命呼啸》接近于纪实，而《残局》则写得比较虚，对整个时代气息的把握和传达则更集中强烈些。

《残局》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中心人物。它以原某市人事局办公室副处级调研员吴文翼下海的经历为主线，以吴文翼的几个朋友以及同他们有关联的人物，诸如电视台记者津子围，节目主持人黄丹丹，建设银行某区办副主任盖力天、人事局办公室主任冯志军及其妻子市某单位项目处处长李玉香、还有下海大款、混世魔王鲁晓军，黄丹丹的女友范小青、吴祺等人物的生活故事编织成一出颇有兴味的九十年代生活悲喜剧。它以九十年代政界和商界相交错的大背景，以上述一些人物的生活故事和情感纠葛为主要内容，描摹出九十年代一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为改善生存状态在奋斗，在抗争，但生活中充满着理不清的矛盾和纠葛，他们的生活状况，就象一盘象棋残局一样，一时找不到出路，因此活得无奈，甚至时时透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世纪末的情绪。但是，他们又在用各种办法打破这种生活的残局，希冀找到生活的出路，走出生活的困境，找到生活的希望。因此，他们的生活是无奈的，甚至有时还有点灰色，但是他们又都充满希望地生活着，在生活中奋力拼搏。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们大家的生活。以吴文其为例，他由于在市政府机关里受到冯志军的压制和排斥，在用一种不光彩的手段报复冯志军后下海经商，办一个叫东亚公司的皮包公司。

先是进行时下很风行的“对缝儿”，进行倒卖钢材的中介活动，但倒来倒去，却倒到自己手中来，弄得啼笑皆非。后来，他又费尽心机利用各种关系力图承包大窑湾工程的某些项目，眼看就要成功了，却一下子成了泡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市委组织部门选中进行考察，重返政界，出任某市卫星县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吴文翼的下海经历和上岸结果充满悲喜剧色彩，很能艺术地反映政界与商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能准确地表现一些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一方面是转型期官场与商场的各种不规则的竞争，一方面是在这种竟争中的得意与失落，以及由失落而产生的某种玩世不恭的世纪末情绪。吴文翼及其朋友们几个月的生活经历相当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切。此外，象盖力天的被提拔和在鲁晓军的五百万元的贷款无法收回之后反而巩固了位置；津子围的玩世不恭和某些感情纠葛，黄丹丹的波动不定的情绪；冯志军的官场活动，得意与失意相交错，整人与被整相交迭……这一切，都相当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九十年代生活某些还未被人们认识的方面。我以为，作者以其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观察角度，以其下“海”

三年的深切的生活体验，向我们所描述的吴文翼及其朋友们这种残局式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还有打破残局种种可能性和结果，是真实可信的，也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残局》虽然只是写了几个人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段里的人生经历，格局不大，但由于作者对这种残局局面生动而有特色的描写，对时代氛围准确的把握，对某些时代情绪的传达，将撞击广大读者的心扉，引起应有的回声。

《残局》不仅将以其观照生活的独特角度和敏锐捕捉时代的情绪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将以它新鲜的艺术表现手段和艺术风貌吸引读者。

它写活了一群人物。吴文翼、津子围、盖力天、黄丹丹、李玉香、冯志军，这些着墨较多的人物固然写活了，有的还有相当的深度和典型性，就是着墨不多的鲁晓军、范小青、吴祺等，还有那个大窑湾工地指挥部的温经理，电视台节目部主任，津子围、黄丹丹的顶头上司马德元等，也都写活了。吴文翼、津子围、盖力天、黄丹丹等，都当过知青，后来又都上了大学，然后在改革开放的商品大潮中拼搏，有的下海，有的观潮，，但受到这个大潮的影响，在他们生活和感情经历中出现各种悲剧和喜剧，产生各种纠葛，总是充满失败又充满希望。可以这么说，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有许多共同点，但性格，心态以至于素质却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性格都比较复杂，因而也就比较立体。例如津子围，有其热情积极进取的一面，又有其充满惰性和灰色的一面。他本来是作为一个联缀各种情节的线索人物出现的，但由于写出了个性，也赋于他充盈的艺术生命。当然必须指出，作品中的津子围同小说作者津子围，绝不是一回事，读者切勿误会。冯志军和李玉香，他们夫妻的生活经历自然不同于吴文翼等人，在冯志军身上也表现了较多人性的缺陷，但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追求，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大概除了鲁晓军之外，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采取一种比较宽亮的态度的，例如对冯志军，也仅止于挪揄和嘲讽，而并未对他进行鞭挞。这种对人物的态度和写法，使作品显得更加客观和真实，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中，不仅有这种恰如其份的艺术分寸感，而且表现了相当出色的描摹才能。大窑湾的温经理和电视台的马主任，都是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但几笔即能画龙点睛，例如写温经理如何从一个混混儿到日本打工摇身一变成了洋博士，如何从对吴文翼的高踞之态转而在年轻小姐面前的媚态；再如写马德元的性变态和狭隘的胸怀，都是几笔就写活了。在这种细微处往往表现出作者的艺术才华。

在结构上，这部小说采用以人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结构作品的办法，而不用一个主要情节贯穿全书的传统手法，这也透着一种艺术新鲜感。这种结构办法，可以归之于又一种板块结构。我以为作者的这种艺术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作品中相当多的人物心理描写是相当吸引人的；语言的流畅、生活化和调侃味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某些“黑色幽默”的运用也恰到好处。看得出来，作者力图把传统手法同现代手法揉合起来，尽管其效果还不是很理想，但这种追求和尝试是值得赞赏的。

由于近距离地描述正在流动的当代生活，由于写得匆忙，来不及做更多的艺术上的打磨和润色，《残局》在其具有上述相当的优长之处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够厚实，缺乏更强的力度，有些地方显得不够精美。但在长篇小说创作趋于多样化的背景下，《残局》仍不失为一部长篇小说新作中的佳构。尤其它出自一位青年作家之手，更值得热情肯定。我想，《残局》在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新旧岁之交出现于文坛，是会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至于它的艺术生命力如何，还是让时间来说话吧，自然不必由我在这儿饶舌。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