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第三章
接连走了两个人，家里彻底沉默下来，连闹钟都变得一声不吭。
在沉默中办完丧事，办完丧事以后依然沉默。直到有一天，我失手打翻了一个暖瓶，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让我嚎啕大哭起来。父亲似乎这才注意到我，他向我伸出手来，我用一个果断而不屑的动作躲开了他。我知道这很伤他，我的目的就在于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伤他一下，替母亲伤他一下，替姐姐伤他一下，她们死的死，逃的逃，而他作为家长，却静坐家中，安然无恙，他是有责任的，他逃不掉这个责任。
他猛地哭出声来，是我的动作把他惹哭的。这一哭就无法收拾，他哭了足足一个下午，然后，就像雨过天晴，就像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站起身来，吸了吸通红的鼻子，走向厨房。他开始做饭。
“日子还长得很呐。”他从冰箱里取出三根肋排。我很讨厌他这样的语气，好像在说，没有母亲，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然而父亲往下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丧事刚刚办完，他就遇上了大麻烦，这个麻烦再一次推迟了他寻找姐姐的计划。
他是长乐坪银行信贷部门的负责人，谁都知道这是个肥差，虽然他坐上这个位子还不到一年，批出去的贷款也不多，但一样尝到过不少甜头。也许是时局使然，也许是管理不善，没多久，他批出去的贷款就开始一步步坏死，那些贷款企业，不仅归还本金无望，连每月的利息都付不出来，而且渐渐露出些不好的征兆，信贷员上门收贷收息，他们想方设法避而不见，万一堵在家里，也是千方百计推诿、敷衍，而这时，上级行资产质量管理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高潮，呆帐达到一定数目，不仅批贷款的人要下岗收贷，分管负责人也要受到牵连。
父亲当然是奋力挽救，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电话，威吓，求情，打官司，手段使尽，百无一用，贷款方早就熟知了银行的招数，反过来给他出主意，让他再贷一些给他们，还掉旧帐，重建新帐，这样一来，坏帐没有了，关系也活了，两全其美。父亲明知这个主意不怀好意，明知这样下去可能会陷进一个无底洞，还是不得不重新放贷，否则他无法应付上级行的检查。
谁知这次的检查员过硬得很，他不看某个时点的报表，他越过父亲，径直找办事员调来大量台帐，很快就发现了父亲以贷还贷的把戏。谁都知道，这是个危险的游戏，贷款数目会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大越没有还清的希望，最后变成一笔呆帐，一笔死帐，说到底，银行将背上一笔巨大的亏损。也是时运不济，这样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个，这几乎是所有信贷部门常玩的花招之一，但那些人个个都没事，偏偏父亲就出了事。父亲被当成一只鸡，杀了给猴看。父亲被撤职了。
其实父亲走下坡路是个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父亲原来只是营业柜台上的出纳员，他是个称职的出纳，经手的钞票很少出错，再加上年纪的原因，他渐渐被小青年们尊为师傅，平静的生活令人不胜厌烦，针尖大的成就感也能让人想入非非，父亲越来越感到怀才不遇，认为自己至少应该调到机关里去，应该去承担更加复杂的工作，而不是成天坐在这里机器人似的数钱。再说，母亲对他也有更高的要求，母亲在机关见过那么多官员，回到家来，说来说去都是那些官员的名字，她多么希望有一天，父亲的名字也能这样被人说来说去，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空有一张聪明面孔，除了小的智巧，比如玩牌之类，大的智慧他一点都没有，而且还有一身懒骨，她早就看透了，早就对他失望了，可她有苦说不出，谁让她年轻的时候眼力不济，竟把他这些坏习气看成是成大器的胚芽。
“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除了打牌，从来没有一个人叫他的名字。”
她经常这样奚落父亲。她那时没想到，有时玩牌也能玩出一些名堂来。
父亲心里清楚，要想往上走，要想有点作为，首先得有机会跟科长行长们接触，可一个小小的柜面出纳，哪有这种机会呢？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父亲终于跟这些面上的人坐在了一起，当时他们正在打牌，其中一个临时有事出去了，撂下另外三个意犹未尽地坐在那里，父亲刚好从那里路过，其中一个便叫住了他。父亲那天发挥得很好，他们对这个牌技很高的出纳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那段时间，父亲和姐姐分外亲密，他拆散了我和姐姐，让我独自留在家里，等候经常加夜班的母亲，他则带上姐姐去打牌。这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姐姐跟父亲一样喜欢打牌，我却跟母亲一样，宁肯捧着杂志和报纸发呆。
很快我和母亲就知道，姐姐并没有真正参与打牌，她只是个看客。那些夜里，烟雾缭绕中，笑骂与无遮拦的粗口中，姐姐紧挨着父亲坐着，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桌面，盯着对方的额头，偶尔也看一眼父亲手中的纸牌或麻将。只要有她在身边，父亲就只赢不输，试了又试，无一例外。那时的牌桌边流行这样几句话：旁边站条猪，不输也得输，旁边站尊神，不赢也得赢。姐姐渐渐赢得了“神仙妹妹”的称号，毫无疑问，姐姐在牌桌上施展她的“特殊才华”了，姐姐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当众作弊了。等我和母亲知道这一消息时，父亲每月打牌的收入已经远远高出了他的工资。作为奖励，父亲从这些钱中拿出一部分给姐姐，姐姐则用那些钱来买衣服，买零食，和我一起分享。
“你这是不道德的，无异于抢劫。”我指责她不该去跟那些人玩牌，不该用她那双特殊的眼睛去对付那些普通的眼睛。
“你错了，人要有点是非观，我在用行动教训他们，玩牌是不对的，应该及早醒悟，离开牌桌。”
我第一次从姐姐身上感到说不出的危险，她开始为自己的眼睛狡辩了，只要她愿意，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是否意味着，姐姐会无视家里给她订下的规矩，大开“杀戒”，大肆施展她的超能力呢？
母亲似乎也看出了这种危险性，她没有去指责姐姐，而是对父亲说：“你迟早会把方兵的秘密泄露出去，你迟早会害了她。”
“笑话！只要她自己不说，谁会知道她有那个本事，人家只知道我们父女两个都是绝顶聪明之人，玩牌玩得出神入化。”
母亲似乎比父亲看得更远。“干嘛要赢人家的钱呢？有些东西比钱更有价值。”她让父亲再也不要赢钱回家了，身边有了姐姐，既然能够赢，肯定也能够输，为什么不把赢钱的机会让给那些特殊的对象呢？比如父亲的上司，以及父亲想要讨好的任何一个人。母亲说，这叫打业务牌。
母亲只是说说而已，她只是不想让他们再联手赢人家的钱，她知道那些钱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可父亲却茅塞顿开，他开始有目的地输钱，原来赢回来的那些，飞快地从他手上流了出去。看人落败真是快事一桩，牌友们生怕父亲心疼钱，再也不当这个“运输大队长”了，再也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了，全都笑嘻嘻地过来安慰他，说是运气这东西，忽东忽西，别看这时飞到了别处，它肯定还会回来的。父亲表面上很沮丧，心里却越来越有底。他知道谁的口袋里装着他的多少钱，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非常巧妙地向那些人提出他的要求，那些人赢得高兴，随口就答：“好说好说。”“有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你。”“知道了，不会忘记你的。”
姐姐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与父亲吵架的，她不明白父亲输钱的深意，眼看她的信息被他横掌击破，又被人家杀得七零八落，她就气得满脸通红，泪流满面，她觉得父亲再也不相信她了，她开始罢工，不再跟着父亲一起出去玩牌，幸好这时父亲已经从出纳柜台上走出来了，先是到机关里当了一名信贷员，不到一年，父亲前后输给信贷科长人民币近两万元，中层干部轮岗的时候，科长向领导提出由父亲接替原来的副科长。继续输牌，输给副行长近三万元，下一次中层干部轮岗的时候，副行长提议，由父亲接替原来的信贷科长。
母亲说：“好了，缓一缓再说。”她知道父亲只有几斤几两，她担心他升得太快，不能适应那个高度，在一定的程度，糊弄是必要的，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超过了这个界限，只会适得其反，自己给自己拆台。母亲了解父亲，信贷科长这个职务，对于父亲已经是勉力而为，他已经站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高度，以后的路如何走，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信贷科长被撤职还只是个开端，打击就像预先排好了队似的，接踵而至。
父亲先是下岗收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放出去的贷款如数收回，这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企业，一直以来对银行虎视眈眈，银行的钱，说到底，是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千方百计要过来，至于还款，那是另一个问题，没有钱肯定还不了，有钱也不一定还得了，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干嘛要还给银行呢？父亲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并不敢跟人家闹翻，现在变成他求人家了，不像放款之初，是人家求他。他耐着性子一趟一趟地跑，偏偏他越是耐着性子，人家就越是耐不住性子，没跑几趟，人家就开始避而不见。没办法，只好诉诸法律，漫长的诉讼，官司倒是打赢了，还款仍然遥遥无期，企业玩起了金蝉脱壳，一个新的企业脱胎而出，留给父亲的只有几个老弱病残和一堆不值钱的破设备。
下岗收贷颗粒无归，父亲只好接受新的惩罚，信贷科长的位置想都别再想了，去当信贷员，一个星期至少有三天泡在工厂里，整天夹着一个简易公文夹，跑来跑去，皱着眉心，鼻梁上沁出一层汗珠。
信贷员只当了两个月，又出了纰漏，一个生产不锈钢产品的公司，好不容易收回了一批货款，早就承诺父亲款到即还贷的财务人员，事到临头变了卦，他没有还掉父亲这边的贷款，而是还了另一家银行的贷款，科长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我们的驻厂信贷员守在那里都没有收回贷款，人家没有安排驻厂信贷员的倒收回了，这说明什么？我们的驻厂信贷员被收买了。”父亲感到冤枉，又无法申辩，只能忍气吞声。
忍气吞声也不行，另有柜台上的业务人员在追求进步，来势汹汹，势必要淘汰掉父亲这种不称职者，尤其是这种落水狗似的不称职者。于是父亲被安排跟柜台上某个出纳员作了调换，彼此接替了对方的工作。也就是说，晃了一大圈，父亲重又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
父亲在家闹情绪，赖着不上班，不去坐柜台上那把小椅子。“我一把年纪了，他们竟这样无情地羞辱我，对我实施精神虐待。”他打电话请病假，头疼，胃疼，关节疼，所有的地方都疼遍了，我开始替他担心，终有一天，一个人该得的病都得完了，他用什么理由请假呢？
父亲开始不停地念叨姐姐。“她有那样的眼睛是福气，我哪怕有一半那样的福气，也不会这么倒霉。”他把背运的原因归咎于自己不会揣摩别人的心思。“瞧他们申请贷款时那副诚恳的样子！我要是知道那些人一心只想骗银行的钱，怎么也不会放款给他们。”“早知道那个不锈钢公司的小出纳收了人家的好处，我就会守在那里，寸步不离，直到他把钱划到我们的帐上。”
想到这里，他一点都不替姐姐担心了。“她那么聪明，只要她善于利用她的眼睛，一定会生活得很不错，在家里我们禁止她用，可出门在外，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她不会用的。”我曾经跟姐姐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她一辈子都不会施展她的那个特殊能力，她说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也没意思，就像看电影，刚刚开始就有人告诉了你结局，那电影还有什么看头呢？她说她有时候倒挺羡慕我，什么都不知道，一团漆黑，至少会有意外，有惊讶，不像她，生活对于她而言，永远不存在惊险与刺激。
“放心吧，总有一天她会用的，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最难管束的就是他自己。”
“面对厄运，人比毒蛇还要自私。”这话真有道理。父亲倒霉之后，竟然提都不提去找姐姐的事了，他呆在家里，蹙着眉头，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哪也不去。
深夜，我听见硬币掉在地上，弹起一串铮铮铮的响声，这声音让我紧张，也让我悲伤，父亲在掷硬币，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向一枚硬币求助了。
父亲来到我的房间，手心里摊着一枚硬币。他深深地看着我，一副有话要对我说的样子。
可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你睡吧。”他只对我说了这三个字。
变故果然在第二天降临，放学回家，屋里不见了父亲，寂静像一锅沸水一样扑面而来，我一下子就想到，父亲可能跟姐姐一样离家出走了，他昨天晚上就想告诉我来着，可他最终没有说出来，他不忍心，他想让我最后一次睡个好觉。
警报很快就解除了，我一眼瞥见了父亲的钱包，他外出归来，习惯把钱包从衣兜里掏出来，放在壁橱边上。如果他要出远门，他一定不会忘记带上钱包。
紧接着，我又在卧室里发现了父亲的便西服，他若是外出，必定会穿上这件衣服，这是他最近常穿的衣服，也是他最爱的衣服，每当他要照相，或是参加聚会，这件衣服必定是他的首选，也就是说，父亲还在家，他并没走远，他就在附近。冷汗这才像泉水一般冒了出来。
再也没有比惊恐之后的平静更让人感到幸福了。我放下书包，开始做晚饭。我得做点什么以报答父亲没有丢下我一走了之的恩情。
我还远远没有学会烧饭，我是小女儿，又是学生，而且近视，我有无数理由远离家务。一切都是想当然，我想凭着记忆复制一顿母亲做过的晚饭，于是锅勺乱响，乒乒乓乓，一片狼藉。
晚饭刚刚告一段落，父亲突然出现在客厅，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出去，他就躲在家中某个角落。他看看我做的晚饭，看看我身上的围裙，又看看乱糟糟的厨房，频频点头。
“很好，很好，你长大了，就算家里没有大人，你也不会饿死了。”
我把筷子递到他手里，让他品尝。他尝着，频频点头。“很好，不错，就是这个味道。”
他不住地表扬我，真正吃下去的东西却很少，他似乎更想说话。
“你今天知道了吧？做饭一点都不难，无非是把饭煮熟，炒菜的时候，把调料罐子里的东西依次放进去。”
“现在家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不可能每天都在家，你应该了解我们家的一些情况了，我们在哪家银行开户，存折放在哪里，在哪里交水电费，在哪里交电话费，在哪里买柴米油盐，洗衣机怎么开，冰箱怎么用，热水器怎么用，这些你都应该一一了解。”
他把这些全都告诉了我，他似乎不准备当这个家了，他要把当家作主的权利交给我。“这就是持家，是一个女孩子必须学会的本领。既然你母亲不在了，你姐姐也不在家，这个家就由你来当。”他的话不容置疑，听上去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要出远门了吗？你要去哪里？”
“还不到时候，等我要出去时自然会告诉你。”他看着我，眼底慢慢升上来一些水雾，像一汪清水从草根底下缓缓渗出，静静地盛在那里。
“你和你姐姐，你们将来都会过上好日子，我会把一切都给你们安排好。”
我不屑地一笑：“你又不是什么大官，凭什么安排我们？”
“那不一定，小人物更能为子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慢慢接受了那把出纳员的椅子，还兴致勃勃地在家地里钻研起业务来，他看金融书籍，看信用卡及证券资料，还看地图，他买来全国的地图，用放大镜逐省逐省地看，他看得聚精会神，吃饭的时候，手里掉了一只筷子，他都浑然不觉。
“总有一天，你姐姐会回来的，到那时候，不管我在哪里，你告诉她，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这对你们都有好处。”
这个意思，这段话，他不止一次提起，也许他想调到别的银行去，也许他想换一个地方生活。这是有可能的，他以前就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不喜欢长乐坪这个小地方了，他想到大一点的地方去，他说这对我和姐姐有好处，可母亲不屑一顾，她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在长乐坪都混不出个好模样来，还想到大地方去，当心被人家不小心踩死了。”母亲说这话时，父亲还没有发掘出打牌这条升迁之路，还在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小出纳。
父亲似乎在寻找某样东西，也许是一种容器，他看了看家里的米桶，装咸菜的小坛子，又看了看一些旧棉衣，旧棉被，他神色匆匆，不声不响，既不要我帮忙，也不告诉我他在找什么。
父亲突然决定装修房间，他买来一些木板，涂料，又请来一个木匠，他要把家里的墙面装饰一下，尤其是我和姐姐的房间。有一段时间，我和姐姐几乎把墙面当成了画布，我们准备用自己的涂鸦之作盖满它，我们想让自己的卧室与众不同。
我们的画作三下两下就被铲掉了，两张小床整个儿蒙上罩布，在装修结束之前，我只能睡沙发。
墙壁做得很漂亮，肉红色的墙面，淡黄色的护墙板，这种装修很流行，只是有点奢侈，我没想到，在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父亲居然还有雅兴装修房屋。
木匠走了之后，父亲拿出起子和凿子，拆开一块护墙板，说是要检查检查装修质量。他很熟练地取下一块木板，眯起眼睛朝里面看，又用手摸，还用起子在木板里划了划，起子不停地硌着墙壁，碰着木板。见我盯着他看，他笑了一下。“看起来质量还可以。”他装好那块拆下来的木板，拿着起子和凿子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父亲不再瞎折腾了，回到家就琢磨着做好吃的，他不是个好厨子，于是就去外面买来吃，这家饭店的烧鱼头，那家餐馆的卤大肠，只要是有名的，他都买了回来，大盘大盘地放在桌上，不停地要我吃，他自己也吃得津津有味。他要了那些地方的名片，没有名片的就记下人家的电话号码，他把它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对我说：“以后你要是想吃这些东西了，就打电话，他们可以给你送上门来。”吃完了他就看电视，面前摆一本地图，插播广告的时候，他就低下头来看地图。我觉得很奇怪，他会突然对地理发生兴趣。
他还约请几个同事吃宵夜，他们坐在路边的大排档里，敞开衣襟，大口大口喝啤酒，他们每人面前竖着一瓶，脚下还踩着一箱，喝完一瓶，再从脚下摸出一瓶，豪气盖天，气吞山河。父亲那天喝醉了，被人扶着回来，一路呕吐，骂骂咧咧，“我日你妈！”“婊子养的！”“我日你祖奶奶！”满嘴肮脏的字眼，却连不成句，既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没人知道他在骂谁，尽管如此，一同喝酒的人却清清楚楚地安慰他：“别想得太多了，不就是上班吗？不就是挣钱吃饭吗？当总统也不过是一天三顿饭。”“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你还没看穿？”“该知足了，起码风光过几天。”
他第一次带我去火葬场看母亲。母亲的骨灰还摆在那里，众多格子间里的一间，母亲顶着满额头的留海，静静地看着我和父亲，因为留海的原因，母亲看上去还很年轻，不像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她在相片上平静得很，完全没有散步时的抑郁，也看不出长年坚持长跑的痕迹，更看不出她曾在长跑时嚎啕大哭过，至今为止，这个秘密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父亲对着相片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
这话让我大吃一惊，再看母亲时，竟发现她眉目间果真带着一丝怒气。
父亲接着说：“跟我结婚以后，你就没有高兴过，你呀，吃亏就吃在太要强了，我是胸无大志，可你也看到了，那么多志向远大的人，不一样窝窝囊囊过了一生？”
父亲让我去外面摘两朵月季花来，献在母亲的骨灰盒前。来的时候我提醒过他，可他说：“我们存放你母亲的骨殖是出了钱的，摘两朵花还不应该？”
我进来时，他正在对母亲说话。“……这回我终于要干大事了，可惜你看不到，没办法，只有走这条路了，穷养儿子富养女，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们……”我的身影在玻璃橱柜上晃了一下，父亲回过头来，冲我一笑，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他什么也不干了，回到家里就睡觉，我不知道他睡得好不好，往常睡觉时总有鼾声响起，现在却安安静静，如果不是床上那高高隆起的身形，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屋里睡觉。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父亲很奇怪地要求跟我换房睡觉，他让我去睡他的大床，他来睡我的小床。
后半夜，我依稀听见屋里有些动静，可我实在困得睁不开眼睛，索性拉上被子蒙住头，睡了过去。
第二天，刚一起床，发现早餐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我的房间收拾得分外整洁，连小时候的玩具熊都被找了出来，调皮地靠在被垛上，桌上的书也分门别类清理好了，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帘斜斜拉开，用蝴蝶结松松挽住。不过，我总觉得屋里有点异样，可又说不出这异样发生在哪里。最后，我注意到门边有一块碗豆大的小木渣，也许是装修时留下来的。
我坐下来吃早餐，豆浆，油条，卤鸡蛋，全都是冰凉的，父亲知道我的怪脾气，喜欢凉的油条，咬不烂的感觉，喜欢凉的豆浆，可以让豆腥味变甜。至于他自己，有可能早锻炼去了。那天去火葬场看完母亲，他就声明他也要开始跑步了，还说他可不像母亲，就在城里跑跑，他要跑就要跑出去很远。我随口说好呀，别跑得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行。
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父亲整天未回。
我打电话给父亲的同事，他常常向我讲起的那一个。“你不知道吗？你居然会不知道？他在休假，他请了三天假，说是你在外地上学的姐姐让他去一趟，学校老师找他有事。”
姐姐？看来姐姐要回来了，他一定是得到什么线索，去找姐姐去了，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去厨房，冰箱里装着满满的菜肴，全是他加工好了的，只要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三天够了，足够了，他走之前，给我做好了足够吃三天的饭菜。
我去拿钱，明天要交试卷费，五斗柜抽屉里的那个小铁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百元大钞，才三天，他居然给我这么多钱？不会的，肯定是他忘了存进银行，他一向不喜欢在家里存放太多现金。
我去洗澡，去拿明天要穿的衣服，柜子一开，里面像中药铺一样整齐，他收拾过了，只不过三天，他竟像要出远门似的，连明年才穿的衣服都给我收拾好了。
我去睡觉，枕头底下有个硬硬的东西，拿出来一年，是个镜框，里面嵌着我们的全家福，父亲戴着鸭舌帽，母亲和我顶着厚厚的留海，我们每个人都只露着半张脸，谨慎地看着镜头，唯有姐姐坦坦荡荡地露着光滑的前额，两眼晶亮，目视前方。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父亲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父亲有可能已经撇下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三天后，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同事，但是个陌生的声音，他问我父亲回来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父亲到底去了哪里，我想了想说：“到姐姐的学校去了。”
对方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你姐姐在哪里读书你不知道？那你有没有你姐姐的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有没有？都没有？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系？”
很晚了，我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
是父亲的同事，还有两个穿制服的，是银行的经济民警。他们亲热地喊着我的名字，面带笑容，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脸上有些紧张，他们心里装着一件大事。
我带他们到父亲的房间，他们看得很仔细，类似搜索，小书柜，衣柜，被子，他们似乎在找一样东西。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开始把目光转向我。
他们当中的领头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他很严肃，也很温和，他伸手拍我的肩，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事。“你父亲很可能逃走了，他只请了三天假，到了第四天，还是见不到人，我们打过他的电话，他停机了，他肯定是逃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逃走，目前还不清楚，我们正在查他经手的帐目，但愿他走得光明磊落，不要留下什么麻烦才好。”他一边说一边窥视我的眼睛，他想知道我是否在骗他，他注定一无所获，因为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炸雷，我被炸得晕头转向，神志不清。最后他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
他们走了，杂沓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没法动弹。他们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搜查？抄家？父亲怎么会逃走？他工作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逃走？他们为什么要查他的帐目？他们在怀疑他什么？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虽然已经独自度过了三个夜晚，但这天才是真正的开始。突然不能容忍一丁点黑暗，于是跳起来去开灯，所有的灯，每个房间的灯，屋里顿时灯火通明。
电话突然在深夜响起，令人心惊肉跳。拿起话筒，里面却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会不会是父亲呢？过了很久，里面响起一声轻轻的叹息，也许只是不小心漏出来的呼吸声。我在等着，那边不挂上电话，我也不挂，就那样握着话筒，凝神静听。
天亮前，我终于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
我在课堂上被人叫出来，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不是经济民警的制服，像是公安的制服，我搞不清，这种制服与那种制服，我还没有弄清它们之间的界限。他们站在教室门口，我从他们身上闻到了类似武器的铁屑味和硝烟味。
这两个制服比昨天晚上的经济民警严肃多了。他们让我上车，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他们并肩坐在一起，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坐在他们对面，坐着一张没有靠背的凳子。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文件夹，拿起笔。他们警告我，一定要说实话，如有任何隐瞒，一经发现，我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接着问我懂不懂什么叫刑事责任。我浑身发抖，下腹阵阵发紧，直想尿尿。但他们的眼睛告诉我，我此刻哪也不能去，我只能坐在这里，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目光带电，我只看了一眼，就被电得再也抬不起眼皮了。
“你父亲是在几月几日几点几分离开家的？”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在何处？”
“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最近要出门，要去某个地方？”
“不知道。”
啪地一声巨响。“抬起头来，不许说不知道。”
我哆嗦着抬起眼睛，却不敢正视他们，就看着那只放在文件夹上的握笔的手。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私自从一个储户帐上取走了50万，现在负案在逃，你有义务跟我们配合，将你父亲捉拿归案。”
我终于看着他们的眼睛了，一双又深又黑，一双细长浅淡，一双愤怒，一双鄙视。这么说，捉拿归案？父亲成了罪犯？我是罪犯的女儿？我正在接受审讯？50万？50万是多少钱？他要那些钱干什么？我想抬手掐一把自己，说不定只是在做梦，可我的手重若铁锤，根本拿不起来。
一阵细微的嘀哒声，接着，更多的嘀哒声响了起来，越来越密集，像在下雨。
有人小声说：“她尿裤子了。”
恍惚间，一个人走了出去，不一会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女的，她向我走来，她身上有股香肥皂的味道。“快跟我来。”她的声音不像他们，她没有吼我，她的声音是柔软的，跟她身上的制服完全两样。
我想起身，但不管用。她柔软的手插进我的腋下，向上拉我。我开始大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那样大哭过。
“好了，好了，别哭了。”她弯下腰，她的气息吐在我的颊上，她的脸险些贴上我的脸，她再次说道：“好了好了。”她的手揉捏着我的手，我感到自己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
她带我到另一间屋里，那里有个简易卫生间，她找出一条纸内裤，再找出一条长裤。是她的制服裤。我还在哭个不停，她递给我一杯水，摸摸我的头发，拨一拨我那童花头的前留海。
“别怕，做坏事的又不是你，他们只是找你了解些情况。”
这话似乎很有效，我的声音低了很多。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什么跟你没关系，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就算是一家人也帮不了忙。”
我喝过了水，坐着发呆，女警官建议我过去做笔录，早结束早走人，不要耽误了上课。我不想走，不想再见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我问她，能不能由她来给我做笔录。她摇头。“不要紧的，他们都是好人，只是养成了粗声大嗓的职业习惯，他们必须那样说话，不那样说不行。”
这回好多了，他们的语调柔和了好多。
“你父亲走了以后有没有打过电话回来？”
我摇头。
“你家在外地有些什么亲戚？”
我还是摇头。我们家的亲戚都在本地，绝大多数在长乐坪乡下，我们早就不跟他们来往了。母亲不喜欢他们，即便是她那一方面的亲戚，她怕他们的脚会弄脏她的客厅。
“你得说话，你不说话我们怎么做笔录呢？你实在不想说，我们就只好写上拒绝回答了。”他们中的一个尽量放低自己的声音，眼睛同时瞄向我的大腿，他可能担心我会再尿裤子。
后来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们又问了无数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出来，包括我自己的姓名和就读学校，不是我不想回答，而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记忆也没有。我的身体也是如此，他们后来又朝我吼过，拍过桌子，甚至把记录笔狠狠扔到桌上，弹起来，崩上我的脸，可我再也没有要尿的欲望了，我的身体像我的大脑一样空空如也。
一拖再拖，两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一定得把女警官的裤子还回去了，也就是说，我不得不独自去一趟公安局，去那个我最不愿去的地方。
阳光亮得邪门，每个人都眯缝着眼睛走路，太亮和太暗都使视力模糊，很多人迎面走过来，又回过头来看我，他们也许看不清我，就像我也不大看得清他们的面孔一样。
公安局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们在看墙上贴的那张纸，我知道，那多半是布告，一些名字上打着红叉，他们活不了几天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死了，像灰尘一样被扫走了。我原来看过一次布告，是跟母亲一起看的，当时我们在路边等候三轮车，那张布告上满是红叉叉，一个人只有十九岁，却强奸了一名十岁的女孩，尔后又把女孩的眼珠挖了出来。我紧紧拽着母亲的手，不停地问，为什么他要强奸她，她为什么不跑，她又不是没腿，他要怎样才能强奸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我真正想问的只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强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捂住我的眼睛，低声说：“别看了，肮脏！布告上全是肮脏的东西。”
女警官在那里值班，她的面色像那天一样和蔼，她问我是如何来的，我告诉她是走来的。她接过裤子，掏出两个硬币给我，让我坐三轮车回去。“太远了，太阳又这么大。”
她真好。我想起母亲说的话，永远不要沾好人的便宜。我把钱还给她，我说我可以走回去。她不依，不由分说给我拦了一辆车。她交待车夫。“路上不要停，直接把人送到家。”
快到青河桥的时候，我让车夫停下，他不停，因为女警官交待过。我顿着脚，把自己的家指给他看，他只好停下来，结束了这笔生意。
青河桥头有个书摊，那里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喜欢那里的武侠小说，尤其喜欢书里的姑娘，她们冰清玉洁，身怀绝技，尽管江湖险恶，可她们美丽动人，长生不老。
马路对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的同学，她身后密不透风地站在一堆人，她向我又是
招手又是顿脚，要我赶紧过去。
隔着一米来远，同学就伸出胳膊，像抓接力棒一样抓过我的手。“方圆你快看，你爸爸上了通缉令，他们在通缉你爸爸。”
刷地一声，我听见所有的目光都从布告上撕扯下来，转向我，我真真切切听见了那声音，像疾风吹过树林。我试图挡开那些眼睛，去看看墙上的父亲，可短兵相接的一瞬间，我就像沙器一样垮了，溃不成军了，我的意识已经逃走了，身体却被一根巨大的木桩钉在那里，动弹不得，我看见天地突然推远，我听见周围一片寂静，人人都在无声地动着嘴巴，汽车来来往往，仿佛行驶在海绵大道上。也许我中风了。很久很久，我隐约听见一阵淙淙的声音，由远而近。完了，我完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公安局，那两个警察面前，这一次更离谱，在大街上，在所有人面前。
“她尿裤子了。”
“她吓傻了。”
我没有吓傻，尿一排完，我比任何时刻都清醒。我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了父亲，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大，好像在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搞错了，你们在冤枉我。”我有预感，他的争辩是无用的，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辩方，他的对手，成群结队，无边无际，连我都站在他的对手一边。我听见有人在说，50万哪，这是要敲瓢的。就算不敲瓢，也会老死在牢里。
我突然想起那个女警官，她给我钱，让我直接坐车回家，又交待车夫，一定要送我到家门口。原来她什么都知道。她当然知道，说不定这通缉令就是她派人张贴的，但她似乎不想让我看见它。
我站在街边招手，心里一迭声地喊：“三轮车！三轮车！”
一个人突然冲到我面前，像扛煤气罐一样将我扛起，小跑几步，上了一辆三轮。
到了家门口才看清楚，这人是李安生。见我抖抖索索找不到锁眼，他一把接过钥匙，替我开了门，将我推进卧室，叫我赶紧换衣服。我都照他的吩咐做了。
他在外面大声叫我的名字，他叫我赶紧出来，他有事找我。我就听他的话走了出来。
他说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的，他马上还要再赶过去，他回来只为拿一张姐姐的照片，他寻找姐姐要用，他走的时候忘了这事。他说他会遵守我母亲的遗言，不登报，不报案，他要靠自己的一双眼睛和两条腿找到姐姐。
一直忍着的眼泪到这时才苏醒过来。“求你一定找到她，叫她快回来，快回来，我求你，求你啦。”我正对着李安生，哇哇直哭，那些只对亲人才流的眼泪，现在都对着他流了。
他的嘴唇抽搐着，他也快要哭了。他不停点头。“给我照片，照片，我要方兵的照片，相信我，我会找到她的，我向你发誓，不找到她我不回来。”
我找出影集，李安生用发抖的手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不知道该拿哪一张，我给他挑了一张最大的正面照，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捏着一只角，让我给他一本书，他要把照片夹在书页中间，免得折坏了照片。他又求我再给他几张照片，他垂下眼睛说：“我怕一张不够用，到时再回来一趟就不合算了。”我又给他挑了三四张。
然后，他开始安慰我。“不要太伤心了，父亲是父亲，你是你，他毁的只是他自己，你的生活还得照常进行。”他说起话来挺像个大人。
他接着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的父亲也犯过一次错误，井下突然出了点小事故，他吓得撒腿就跑，没想到他的同事很快就把那个障碍排除了，他为此挨了很久的批评，一次又一次，我感到抬不起头，心里恨他恨得要死，可我现在不恨了，他那么做是为了我，他不想我没了妈，跟着又没了爹，他不想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那不一样，你父亲是为你着想，他呢？他为了谁？他谁都不为，只为他自己。”
“谁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疯了？大人的心思都不会明白无误地说出来，要靠你自己慢慢去悟。”
我不想跟他再谈这个问题，我问他打算如何去找姐姐，他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我又问他，不上班行么？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我说：“还是让我去吧，又不是你的姐姐。”
他坚决反对。“别弄得第一个还没找回来，第二个又丢了。”
他接着说：“而且我有责任，如果我不借给她钱，如果我不给她找那辆便车，说不定她就不会走，是我促成她犯了那个错误，理所当然应该由我去把她找回来。”
我起身去给他倒杯水，就冲他最后这段话，也值得我去给他倒杯水来。
回来一看，李安生已经走了，影集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凌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我悄悄来到青河桥头。我想仔细看看那张通缉令。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原来父亲利用同事的疏忽，盗用了同事的印章，从一个客户帐上取走了50万元，逃走了。事发之前，他有预谋地向单位请了三天假，他利用这三天时间，逃得无影无踪。
原来他蓄谋已久，他放手让我做饭，锻炼我的独立生活能力，他告诉我存折在哪里，各项交费证在哪里，他整理衣橱，因为他料到自己可能没有归期。他请同事们喝告别酒，骂骂咧咧，出尽窝囊气。他带我去火葬场，去向母亲告别。他甚至重新装修房屋，作为他对这个家的最后一点贡献。他是有意这么做的，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然后点了一把火，他想自焚，用这种耻辱的方式自焚。难怪那天从火葬场出来，他莫名其妙说了那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最后无非是个死，好人要死，坏人一样要死，所以说，做个为所欲为的坏人，要比做个循规蹈矩的好人划算得多。”
“可坏人名声不好呀。”我说。
“名声是身后事，自己哪里知道呢，他的后人也许会觉得烦恼，可他们很快就不会烦恼了，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胆量去做个坏人，他们很快就会停止烦恼，转而佩服他的勇气。”
他那时就已打定主意要做这件事，他当好人当得不耐烦，也当得无望，决定转而当个坏人。
父亲在通缉令上的表情跟白天相比有了些变化，他不像是在生气和狡辩，而是在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他毛发浓重，鼻梁高挺，鼻梁根部略略有点隆起，他看上去像个钻进牛角尖的有点神经质的人。
学校不能去了，那里比法庭还要可怕。
我本来没想逃学的，我背着书包，尽量若无其事地出门。刚一踏上青河桥，就感到气氛诡异。几个同学走在前面，我叫她们的名字，她们回过头来，并不像往常那样等我，相反，他们瞥了我一眼，立即变换阵形，从原来的零零散散变成三五成群，我听见了她们在窃窃私语。“她爸爸……50万……搞错了，是500万……噢，原来是百万富翁的女儿……”
我硬着头皮走在她们后面，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假装什么也没听懂，现在该怎么办呢？勉强挤入她们的阵营，还是从此与她们保持距离？我决定先去早点铺，我想利用吃早点的机会好好想一想，很明显，今天将是接受挑战的第一天，全校都知道了，这是肯定的，消息越刺激，传播就越快。
也许我该去找一个人，她是个脾气温和的女孩，又是我们的班长，对待这种事应该有个公正的立场，父亲犯了罪又怎么样？世界上犯罪的又不止他一个，那些人的子女都不许活了？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没有株连这一说了。对，就这样跟她说，让她以班长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呼吁：不许歧视方圆，不许孤立方圆，方圆是无罪的，方圆跟那些事情无关。
老师也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找老师没有用，表面上唯唯诺诺，老师刚一转身，鬼脸和白眼就会朝他的背影飞过去，所以不能让老师去发出这样的呼吁，那只能引起抵触情绪，远远不如班长站到讲台上振臂一呼，长有这个号召力，她人长得不难看，成绩也好，父亲又是长乐坪人事局的局长，她的综合实力得分最高。
零零星星的议论一直跟随着我，我感到自己像一条狗，在杂草丛里打了个滚，浑身上下就沾满了抖不掉的草屑与虫子的尸体。顶住！这才是第一天，也是关键的一天，顶住就是胜利。
我看到班长了，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坐在教室里，她穿戴整齐，面孔清爽而冷静。我径直向她走过去，一口气说完了我要说的话。她抬起清澈的眼睛，没有表情地看着我。
“为什么要由我来说？”她的面孔那么平静，黑黑的瞳孔发着幽光，像一种名贵珠宝。
“因为你是班长，大家都听你的。”
“还是你自己去说吧，我只管班务方面的事，老师交待我的事，个人私事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老师走上讲台，第一件事就是在同学们当中搜寻一个人，他把全班同学扫了一遍，目光最后落到我的头上。他看了我一会，清了下嗓子，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要讲的新内容。
他以后几乎再也没有看过我，那天的课他讲得格外耐心，格外生动，格外透彻，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堂课，同学们的反应也格外热烈，他一提问，底下就举起一片森林般的手，他受到鼓舞，两眼晶亮，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可他就是不肯看我一眼。我也在努力附合同学们的应答，我也举过手，也许跟他的站姿有关，他的目光始终只望着一个方向，我一再举手，他一次也没看到过。
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我开始遭到射击，小粉笔头，蚕豆，小纸团，也许还有小土块，每次都在老师背过身去时准确地弹射到我的后背和后脑勺。
我把那些“子弹”收集起来，送到老师的讲台上，告诉他有人攻击我。他似乎吃了一惊，良久，他点着讲台说：“还有没有课堂纪律？嗯？这些东西别放在这里，谁的东西谁自己来把它拿回去。”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景，四十多条喉咙一起向老师喊道：“是方圆的东西！”
然后就是哄堂大笑，以及各种辅助的声音，拍手，拍桌子，顿脚，连老师都忍不住歪了一下嘴，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他板着脸，把数学课代表叫了起来。
“你来，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出去扔掉。”
数学课代表在哄笑声中极不情愿地站起来，红着脸捧起那堆东西。外面的垃圾桶响起哐的一声，这声音又引来一阵更响的哄笑。
下课后，我找到班主任，如实汇报了数学课上发生的一切。她摘下胳膊上的袖套，从眼睛上方看着我，用软绵绵的母亲般的声音说：“这些家伙真是不懂事，唉，有什么办法呢？青春猛于虎，你先忍几天，等他们闹过了这一阵就好了。”
她用无可奈何的感慨软化了我的愤怒，我开始哭泣。她抽出纸巾，亲自帮我拭泪，然后她问我：“你认识你父亲的同事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有张存单存在他们那里，还没到期，但我想取出来。都说你父亲还有内线藏在银行里，我有点担心……存点钱不容易，总要安全才好……”
与此同时，另一场灾难已经在教室里上演完毕。当我回到课堂的时候，已经没法坐了，我的坐椅被砸得散了架，课桌被划得稀烂，书本也惨遭蹂躏，面目全非。
幸好，班主任来了。她必须来，正好是她的课。她看着现场，目瞪口呆。我说我要报警，她拦住了我。“算了，这是内部矛盾，我们可以自己调解。”
她停止上课，专门调解这件事情。她苦口婆心，讲了好些大道理，然后让每个人写个纸条，向她检举是谁砸的东西，是谁领的头，她收到了很多纸条，然后，她当众一一打开，看到最后，她没吱声，对我没有任何交待，对那些人也没有交待。下课铃响了，她用一张纸包起那些纸条。她把我叫了出去。
在她的办公室里，她让我看那些纸条，几乎每张纸条上都写着“全部同学”四个字，只有一张与众不同，上面写着：“让通缉犯的女儿滚出去！”
“我做了什么？我又没惹他们！”我向她喊。
“你是没惹他们，但你知不知道落井下石这个词，还有痛打落水狗这个说法？这就是人的本能，告诉你，人的本能都是向下的，之所以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你们从小学会尊重他人，友爱互助，就是因为这些品质不属于人的本能，是要经过挣扎和努力才能做到的，是向上的东西。凡是教育要做的东西，都是向上的东西，跟人的本能相反的东西，所以说，教育其实是对人性的革命，是个漫长而艰苦的事业，而且成本巨大，收效甚微。”
班主任脱口而出，一气呵成，让我目瞪口呆，一直以来，她不是个善谈的老师，虽然她是班主任，但她不是凭口才和水平在征服我们，她是凭着母亲般的细腻和爱心在征服和管理着我们，何况她在黑板上的粉笔字歪歪扭扭，可以说是全校板书最差的老师。她看出了我的惊讶，迅速收起渐渐亢奋起来的脸色。
她言归正传，说到我的问题。我说我想转班，离开这些人，到别的班上去读。她不置可否。
“我对另外几个班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对所有人都没有信心。”她显出疲惫而消极的神情。
我站在她办公室不走。最后她说：“我有一个主意，不知你同意不同意，你可以休学一年，明年再来，我还当你的班主任。到那时，你的同学将不再是那些人，而新同学又对你一无所知。”
“那不就等于留级吗？”我的成绩一向不坏，留级对我来说，无异于一种耻辱。
“不是留级，是休学，如果是我，我就选择休学这条路，同学就是你的环境，环境不好，直接影响心情，影响学习。”
虽然还在犹豫，还觉得委屈，泪流不止，其实心里已经答应下来了，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后来我才得知，向我推心置腹的班主任，其实别有用心，她必须把她的班平平安安送到学年底，她正在评选优秀班主任，她已经评了两次了，如果连续三届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她将上调一级工资。她终于评上了，刚评上没多久，她就退了休，她的退休工资因此跨入另一个行列，比一般的退休老师高出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她许诺一年后再当我的班主任，根本就是一个兑现不了的诺言。
难怪我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她不惜挪动脚步，亲自将我送到学校大门外，我想她那天的心情肯定好极了，她为自己幸福的老年生活搬走了一块绊脚石，实在是值得庆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