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发

由于年轻时没条件爱护自己，也不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莫大焉”的古训，所以我进入中年就开始谢顶了。每次洗头，脸盆里都飘浮着一层断发，竟产生了“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感。

妻子肯定不喜爱大秃瓢，她是医生，多次对我进行家庭教育，“别用洗衣服的碱性肥皂洗头啦，在头上搞艰苦朴素，头发都变成枯草了！用香皂，比你买香烟便宜得多。干脆下决心戒烟！”为控制脱发，她提出许多禁忌：戒烟酒辣椒，不吃生葱生蒜，不熬夜，不着急，不生气，不发愁，不吃肥肉……屈指算来，比猪八戒还多一条，九戒！唉，八戒兄的善果是官复原职，回到玉皇大帝身边去当天蓬元帅；就算我执行了九戒医嘱，前途也仅仅是不当大秃瓢，这值得吗？

忽然读到白居易的《嗟发落》，颇受启发。诗的前半部，说自己每天梳头时都有一些落发，便对镜感叹一番：老了，头发也日渐稀疏，真是人生苦短啊……后来，当他看见头发掉光了，反而悟道般地轻松起来，笔锋一转，大讲光头的好处：没有头发也就不用理发，不会再为落发而伤感，不用桂花头油，不易弄脏头巾，洗头方便，“醍醐灌顶”，人也变得聪明，日子过得更踏实了。

又是忽然看到一则电视广告，说“大宝牌生发灵”的有效率高达97%！且有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现身说法，他用过此种灵丹妙药之后，果然长出了满头青丝。加上“欧美为之震动，关注”等解说词，由中央电视台播出，谁能不信？

敝人虽然受到白居易老先生的启发，但是头发还没掉光，未能斩断尘缘，就赶紧跑到信誉颇佳的西单百货商场看货，价码很高，比手指稍粗的一小瓶药水竟然要27元（接近我半月工资）。女售货员热情推荐：“真的有效，卖得很快，半天就卖了百多瓶。这儿有专家的证明书！”她笑眯眯地指着柜台玻璃板下一张复印的北京某医学会盖公章的鉴定书，内容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大致相同，还从医学角度说明这是植物型的妙药，无副作用。我又细看说明书，“涂药七天头皮发痒，十天便可看见新生出来的头发”，买！国家刚刚大张旗鼓地惩办了“晋江假药”的案犯嘛，谅他也不敢前后脚地以身试法。

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涂抹药水，七天头皮不痒，十天未见新发滋生，半月用完药水，还是一根毫毛也没增加。妻子劝我再买一瓶，倒让我怀疑她是否参加了那个医学会？

大凡文人都有一种傻气，时不时的就会犯傻。犯傻，对写作有好处，可以保持一点童心，一点天真、纯洁和可爱。如果人间连这点傻气也荡然无存了，岂不悲哀？这回，我依然犯傻，对妻子说，“人家讲得明白：有效率为97%，我大概就属于那3%吧！但愿大宝牌生发灵对别的秃头还是灵验的。”

又是忽然间，《当代》杂志的章仲锷来电话说，他们的主编孟伟哉用了大宝牌生发灵，结果也不灵。我说，“他也属于那3%！”

数月之后，老章大笑着说：“可以写篇有趣的散文了！”

“怎么？你发现哪位秃头长头发了吗？”

“不！大宝牌生发灵是假货，报纸上已经揭发了。”

“电视台的广告呢？那个现身说法的秃头不是长出头发来了嘛！”

“他原本不秃，先录像，剃成光头再录像，然后颠倒次序向全国播放。”

我愕然了，“医学会的证明呢？”

“走后门搞来的！”我这次真的感到头皮发痒了，不知道是不是要长头发的前兆？

现在，我希望中央电视台再播一次广告，就像报纸上常见的“重要更正”一样，揭露假药炮制者和假秃头的卑劣嘴脸，以证明假秃头比真秃头更难看！

火柴

自从我学会抽烟，就与火柴结了缘，从不离手。唐山大地震是半夜，我在睡梦中惊醒，与妻子一起抱着孩子逃到胡同里，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拿，却下意识地从床头抓出来一包香烟和火柴。房摇地动，余震频频，邻居们谁也不敢回屋，我蹲在槐树下吸烟，刺激了别的烟民，一个个过来向我要烟、借火。此事或可说明我与火柴的亲密关系。我三天消费一盒火柴，已经30年了，不必吹牛，我对火柴很有研究，也就有了发言权。我要说的，是不准火柴涨价的问题。

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8年了，许多商品放开价格，随行就市，虽然人们不喜欢涨价，但它刺激了生产发展，方便了人民生活，应该承认是好事情。还有许多商品不准涨价，势必限制生产发展，“物价稳定，货架子空空”，我看不是繁荣景象。诚然，这是经济学的大问题，物价改革的大问题，应由财政部长和经济学家们去论述。我只是为火柴鸣不平，从我学会抽烟的时候起，火柴就是两分钱一盒，“三十年一贯制”，原料、工资、运输都涨价，偏偏让火柴服从行政命令，违背经济规律，它受得了吗？

香烟可以涨价，一条云烟要价45元，令人胆寒，真不知（比30年前）涨了多少倍！一瓶茅台酒100元，相当5000盒火柴，也不公道吧？

据说这是“双轨制”价格，制定政策者也是一片好心：烟酒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多涨价也无妨；火柴却是千家万户天天要用的，所以不准涨价。

不准涨价，就真的不涨了吗？我愿出庭作证：30年前的火柴是长支的，现在缩短1/3。从前每盒火柴装110支，鼓鼓囊囊，现在装90支，70支，不满一平盒，拿的时候要小心，若是竖着拿，就会像拉抽屉似的一吐噜，“小抽屉”自然滑落，火柴撒一地。还有，火柴的质量逐年下降，一盒里总有几支至十几支断杆、小（药）头或无头的火柴，划不着。这些都是变相涨价。

更严重的是火柴脱销。1981年我去广州，偌大的城市买不到火柴，据说火柴厂生产得越多越赔钱，只好惩罚老百姓了。不久，广东省火柴提价，3分钱一盒，虽然一次涨价50%，总比缺货好呀！此时我因事到长沙，也没火柴，朋友说，邻省一提价，湖南的火柴就“流”到广东去了。后来湖南也调了价。

北京的火柴凭本供应，一户一月5盒。打火机是稀罕物，贵，坏了又没处修（当年还没有一次性的电子打火机），火石也靠进口。我多么希望北京的火柴也涨成3分钱一盒呀！北京市的领导干部特讲仁政，一直坚持到1984年，就是不准火柴涨价。据说在35周年国庆前夕，为了火柴等几种小商品提价的问题，他们足足讨论了几个钟头，决心难下，“咱们是首都哇！首都的一举一动都将产生特殊的影响！”还是把火柴提价一分钱的问题推到了国庆以后再办。

平心而论，我很同情这几位市级领导，“京官难当”嘛。有人说我的秃顶是冒傻气造成的——像火柴这样的小事，你何苦动这份脑筋哩？听罢此言，我更同情市领导啦，他们为火柴涨价一分钱，更操心，不知会不会因此而脱发？

房租

我最敏感的事情是住房。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曾经怨恨过自己为什么是人而不是蜗牛——天生就背着一间房！

20多岁的时候，我们小两口儿在北京租住一间房，万万没想到，等两位千金出世并且也长到20多岁了，我家还是这一间房。

那时候北京出了个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王国福，他一家三代七口人，挤住在一间矮小阴湿的“长工屋”里。王国福当了干部不忘本，不盖新房也不向上级伸手要房。此事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首都，立刻就被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等人抓住不放，发文件登报纸，编歌演戏，大肆宣传，不以为耻。“革命舆论”造足了之后，还要组织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参观学习，“斗私批修”。我有幸被组织去了三次，效果是嘴上贴了封条——还想要房吗？请你学习王国福！

当时还有一位从大寨晋京的副总理，公然提出响铛铛的革命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长工屋”精神和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必要，以配合“***”那几个人，霸占了钓鱼台还要霸占北海公园，真是“粪土当年万户侯”了。总之，挤住长工屋和霸占整个公园，都是“革命的需要”。

没错儿，那是历史。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现实。长时期不盖房或少盖居民住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够当今北京市领导人挠头的了。

新时期以来，北京每年都要新建住房数百万平方米，成群成片的居民楼拔地而起，然而问题并没解决，或者说还没走上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的正道。

从前，北京的房租相当贵，大体上要占家庭总开支的1/4，所以市民都希望攒钱买房。解放后，职工住房由单位分配，成为一项福利，房租也变成象征性的了，一平方米一毛多钱，我家一月房租只相当买包香烟的价钱。房租根本不够维修费用，更不足以用来盖新房，全靠国家和企业包下来，几十年，包袱越背越重。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房改设想：在逐步提高房租的基础上，变福利分房为私人买房。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啊。普通职工，挣的是低工资，将来用什么钱买房呢？感到困惑。住房原本宽绰和很宽绰的“既得利益者”，有权给自己继续分房的官员，不是困惑，而是反对。他们首先反对提高房租——要是像房改设想所说的，一平方米的租金提到几块钱，他们每月就要交纳几百乃至上千元房租，那还了得！交不起怎么办？就不要占用那么多空房嘛，退几间出来匀给王国福，两全其美，也不违背您号召我们学习王国福的初衷呀！

福利分房还在悄悄地、甚至是加速进行。据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又据说，北京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当中，有些竟然被群众称之为“鬼楼”。它虽然早已分配完毕，有了户主，却是白天不见人，黑夜不亮灯，长期锁着门。好在城市户口管理相当严密，到派出所一查户口本，这些单元楼房的户主原来都是“祖国的花朵”。并非高干子女，而是孙子辈的小皇帝和小公主，年方两三岁，实在离不开爹妈，所以新房只能空着。为了破除迷信，这鬼楼的名称最好改成孙子楼。

还是据说，房改方案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敢贸然出台，怕群众承受不了。我想公开进一言：到底是谁承受不了？给三世同堂的人家增加一间房，他承受不了吗？但愿北京市的领导们，别再像对待火柴涨价那样谨小慎微了，更不要为房租涨价而愁得白了头，脱了发。

我热切地呼唤改革方案早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