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辟路
1988年1月7日，东莞升为地级市。
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跨越，激荡了东莞人内心深处从未有过的雄心壮志——东莞必须要上个大台阶，必须有个更大发展！
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和整顿经济秩序，许多城市的墓础设施都处于暂停缓建状态，唯有东莞特立独行，大胆采用了民间集资的方法，对通讯、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战天斗地的大规划大建设。这超常规之举在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和风波……
幸运的是，几年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全国大地，也使得持观望态度的外商们立即行动起来。而此时的东莞已抢足天时，成了外商们的首选之地。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差，东莞一个龙腾，一下子跃到了“四小虎”之首。
这一跃，跃得漂亮，跃得奇丽，跃出了东莞改革开放史上又一个华彩！
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带来了东莞招商引资的升级。在这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大变革中，东莞墓层创业者们用他们的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美丽而感人的乐章，从而决定和影响了东莞发展的前进节奏，也铸就了东莞日后的辉煌……
14．志在更高
1988年冬。东莞。
这天，东莞市市长郑锦滔特地起了个大早。昨天下班前省里突然来电话，是省长梁灵光的秘书打来的，口气很急，让他尽快来一趟广州，省长找他有事，很重要的事情！
外面天气阴拨，赶往广州的路上，郑锦滔坐在车里，心情也十分沉重。他隐约感到，这次省长召他去谈话，没别的，只有一件事：兴师问罪！不久前，梁省长刚刚找他谈过一次话，因为东莞有人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告东莞市委市政府非法集资，这次很重要的事情十有八九还跟这事有关，因为东莞这次动作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郑锦滔的预感没错。一迈进省长办公室，梁灵光劈头就问：“老郑啊，你们怎么搞的嘛？怎么又让群众写信到上面去了……”
这一切要从年初的东莞升为地级市这事儿说起。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的一纸公文，将东莞变为了地级市。
这一变，对东莞来讲，那可是历史性的！
简单而直接的意义是，这意味着东莞以后直接面对省里，不需要再隔着惠阳地区了；说深一点，这意味着东莞的地位彻底地提升了。这一提升可不能小瞧，外界对一个县和一个市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港商、台商，他们很在乎自己投资的地方是一个县还是一个市，反过来说，东莞人以后出去招商要比以前底气足多了，这将对东莞的经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再说深一点，这意味着东莞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郑锦滔市长在回顾这个变化的深远意义时曾如此总结：“建市之后，国家赋予我们的权力大了，很多事情的审批、处理都不一样了。比如我们要做一个来料加工的项目，3000万元以下的都可以直接自己审批，这在原来是不行的。此外，对土地的使用、对基本项目的审批等都可以自己解决了。建市对东莞的统一开发、统一建设、集中资源的使用等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建松山湖、东部工业园、东部快速两边综合开发、虎门港口，这在东莞还是县城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话说得实在一点，尤其针对眼下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来说，这个变化更意味着梦想的开始。
沉浸在东莞升为地级市的庆典鼓声中，东莞人的心底深处也突然激发出一种以前从不曾有的梦想：既然东莞成了真正的地级市，那么，一个市哪能是现在这副小县城的格局和模样，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就地城市化，搞成一个真正的市才行。此时此刻，所有的东莞人都认为：东莞理所当然应该做得更大一点，理所当然尽快成为中等城市。升为地级市后的东莞并不只是单单拥有民政部批复的一纸批文，必须有人们观感上共同认可的城市规模和城市面貌才能令人信服啊。于是，这个刚刚从农业社会踏人工业社会门槛里的东莞开始梦想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了。
梦想归梦想，此时的东莞人，无论是领导还是百姓，其实还并不真正清楚一个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和内涵。
不清楚倒也无妨，可以学。于是，东莞在刚刚升为地级市后不久，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全市所有党政机关负责人及各镇书记镇长等100多人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出发去了广州、深圳、中山、顺德等城市。沿途考察一圈下来，看看人家，再瞧瞧东莞，大家心里又有点泄气。经济实力悬殊太大了！中山和顺德大企业较多，咱比不上，广州是个省会，发展本身就早，咱更比不上，而深圳是特区，发展时起点就高，无论是城市规划的起点，还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档次，以及人家的思想解放程度，那咱更是没法比。
其时的东莞充其量也还是一只小小的麻雀！
雄心壮志尽管强烈，但眼前的东莞毕竟和城市还有一大段距离呀，而且能不能真正达到，大家心里没谱。所以，升级后的东莞将来怎么发展，要搞成什么模样，改革将沿着什么航标前进，没人知道。
此时的东莞人，一心求变，却不知怎么变法，满身干劲，也不知使在哪里。于是，一个个摩拳擦掌的东莞人在喜悦和期盼的同时又陷人到一种茫然之中。
有一个人却不茫然。此人就是一个月后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的欧阳德。
欧阳德此前在惠阳地区任行署专员，1975年至1981年，他曾在东莞担当县委书记一职，此前一直在东莞工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莞人，放牛娃出身，16岁便参加了革命。
欧阳德中等个儿，白面，其相貌的最大特征是他双耳的耳毛外露。据说有一位老和尚曾给他看过相，称此耳毛是个好东西，一则表示长寿，二则表示聪明，记忆力惊人，若忘了什么，摸摸耳毛便能想起。当然，对老和尚的说法，我们一笑了之，但欧阳德的聪明却是大家公认的。欧阳德虽只上过五年半的学，但他天生好学，博览群书，其记忆力也确实惊人，据熟悉他的人讲，他读过的书过目不忘，许多唐宋诗词他至今还能一字不漏地朗朗上口。
因为喜好读书，又悟性极高，欧阳德对于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使得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怎么循规蹈矩。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欧阳德参加全国县委书记会议，在会上曾被当做反面典型狠批了一通，说东莞搞资本主义。那个年头，东莞的资本主义尾巴确实太多。比如说东莞当时有6个牛场，已被砍掉5个，上面坚持要把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割利索。欧阳德不从，反问对方：“把牛场都砍掉，那农民种地去哪里买耕牛呀？这不是等于要了农民的命吗？”对方可不管这些，说你们贩卖耕牛，那是“牛鬼蛇神”，搞资本主义。为这事，欧阳德和惠阳地委书记李富林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吵起来，欧阳德拍着桌子说：“我不要当这个官了。要让我当官，我就要实事求是！”李富林看着脾气比牛还倔的欧阳德，愣是没招。事后，欧阳德拉着李富林去喝酒，海量的欧阳德三两杯酒便将山西人李富林给搞定了，砍牛场的事也只好作罢。
其实，对于上面的指令，欧阳德不是不听，但他更考虑是否切实可行，群众能不能接受。然而，发生在那个年头的荒唐事委实太多，农民们养鸡养鸭，上面却要求鸡头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如你一户5口人，养6只鸡鸭便是搞资本主义，欧阳德认为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胡闹，坚决顶住，为此他也没少挨过上面的批评。但他不怕，他有的是聪明，懂得如何应付上面，拿他自己的话便是“阳奉阴违”“小官僚骗大官僚”，到上面开会发言时，讲得比谁都好听，回来后却是我行我素。《南方日报》的一个老记者还记得当年欧阳德在全省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
1985年9月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市），以原东莞县纽东莞市行政区域。图为撤县设市挂牌仪式。
1984年1月，高大桥建成通车，这是全国第一座由群众集资兴建的大桥。上故意文不对题，一个劲地高调吹唱农业学大寨的情景，“大会的主题是批判资本主义，可他却在那儿大吹农业学大寨，我在一旁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可没用，他还在那天花乱坠地瞎吹，一直吹了两个多小时。会后我跟他说，欧阳书记你可能要倒霉了，人家要你批的是资本主义呀。可他眼睛一瞪，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好批的？吓得我。这可是那个年代呀……”
好在那个年代已经走远了。
东莞升为地级市后新的领导班子随着欧阳德的到来得以正式确立，市长郑锦滔是由原来县级市市长就地提拔的，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李汉松是从惠州调来的，市委副书记叶耀也是个能力出众之人，当年带着沙田人战天斗地，愣是把沙田这块贫膺之地变成了东莞的大粮仓……
新的领导班子确立后，东莞市委、市政府新的工作部署很快进人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欧阳德这次回来，算是再一次掌舵东莞。虽然他前几年不在东莞工作，但对东莞的情况了如指掌。刚刚回到东莞，摆在他面前的事务纷乱如麻：升了一级的各级机构需要理顺，机关工作需要整顿，陈规陋习需要革除，最重要的是，东莞要上一个大台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会上，欧阳德诚恳地跟大家说：“戏里面有句词，当官不办事，不如回家种红薯。现在，既然领导把我放到这个位置，我就要办事，不办事我就不当这个官。干得怎么样，让实践来检验！”
如何让东莞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领导班子一致认为第一步就是深人调研，问计于民。于是，东莞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等领导各带一班人马分头下到基层，广泛收集意见，摸清东莞现在的发展情况，掌握和了解东莞目前的困难以及制约东莞发展的瓶颈。
在基层，领导们普遍感觉到干部群众和他们的心情一样，也有那种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
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研之后，各路人马回到东莞，集中意见。先后几次研讨会，都是开得非常热烈。大家首先达成一致的共识是，尽快加速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发展工业，无工不富，要发展工业必须把外资引进来。有了这种共识之后，大家又开始围绕如何才能更多更快引进外资等问题畅所欲言，畅谈改革。
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几大难题分别是路、电、水、通讯等。
路的麻烦最大，暂先搁下。
先说电的困难。电不够用是所有镇书记反复抱怨的事。实际上，这方面的困难不仅是电量不够，配电设施也相当落后，因变电站少得可怜，故东莞通往各镇的电网完全不成体统。说白了，即使东莞有电，也送不出去，更何况东莞没电。加快发展怎能缺电？电的问题必须解决！
接着是水的问题。当时东莞市区里只有两家自来水厂，加起来一天最多也就万把吨的供水量。要想尽快发展工业，毫无疑问，水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人才问题。有一次，欧阳德把交通局、公路局等相关负责人召集到他办公室开常委会议，讨论建设规划的问题。会上，欧阳德向大家讲了很多新的理念，当他讲到修路一定要设好公共汽车的候车亭时，特地强调说要建成港湾式的候车亭，他说：“以前的公路是直的，路边搞一个站台，公交车一停站，后面的车呀就要绕着走，这个不合理，我们以后修路呀，要修成港湾式候车亭。”其时的东莞还没有港湾式候车亭，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多见，大家听得莫名其妙，问什么是港湾式候车亭。欧阳德便一边讲解一边做手势：“公共汽车绕进去时好像一个港湾一样，车停在那里让乘客上下车，不会影响过往的车辆……”讲了半天，欧阳德发现大家还是似懂非懂，当即便说：“东莞一定要招些人才进来，我讲来讲去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的人才太缺了，我需要多些人才进来。”从那时起，东莞就开始有意识地引进人才，欧阳德在任的五六年时间，东莞共引进了五万多名人才。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即拿出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交给各相应部门落实，电的问题由供电局拿方案，人才的问题由人事局拿规划，不一而足。于是，各个部门立即加班加点认真研究讨论。
不料，规划方案拿出后，到了欧阳德手上，统统又给否掉了。理由是视野不够，眼光短浅，得重新规划。
比如说水，当时东莞市供水局提交的方案是将每天的水产量提高至3万至5万吨。欧阳德说不行，应该要上20万吨；电也是如此，大家开始提出的方案非常保守。欧阳德则在图纸上大笔一挥，说是要修建两个大电厂，一大批变电站，还要建设一个22万千瓦的大变电站！
不难看出，东莞地级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是一位魄力十足的改革家，采用的是大规划大建设的发展方式。欧阳德甩开膀子大干了！
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一直听说他不仅胆识超群，而且才华出众，常常因事生情，感慨成诗，一手漂亮的书法更是了得。幸运的是，笔者手头恰巧有本他的书法集，他的书法博采众长，有一种综合后的奇丽。这本书法集所写的恰又是他自己写的诗。其中有两篇提及当年东莞的水电问题，现摘录如下——
《先行官》：工业腾飞路必走／电源不足受阻挠／小厂发电成本贵／大电要由省统筹／搞好配套等机会／英到梁成不过流／全市数十变电站／扩建增容全改主灯真正成为先行官／加足马力赶快跑／一朝春风送暖到／大放光明不用愁
《饮水》：水源充足供不上／城区用水却困难／东江绕市无水用／不怨上帝自愁颜／筹建城区大水厂／投资征地渡难关／抓紧施工付使用／饮水不忘挖井人
改革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超前。事实证明，也正是这一点，东莞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同样，也正是这点，也才有了本章的开篇情节，从而使笔者在叙述东莞当年修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历程时不至于为缺少冲突而担优可读性。
冲突的起因不难想象：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领导最最头疼的事。没有钱就难以发展。
电的问题好办。通过努力，省电力局对东莞的支持很大，不仅对变电站的项目进行投资和改造，联上电网，也做了许多工作，毕竟东莞用电量大，抵得上中山、佛山、南海几个地方的用电总和。水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向银行贷款，建个水库，此后以收缴水费的形式还款，再说22万吨的水源当时投资只是仅需1亿多。通信问题也得再上一个台阶，当时整个通信项目改造需要巧亿，但因有银行贷款，这个问题也不算太难。
难就难在路上。
众所周知，东莞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路，虽然80年代初、中期也开始把一些泥泞小道铺上一层柏油，但那种路的承载力实在有限。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许多来料加工厂也顺着那些窄小的简易公路进到了乡村，几年发展下来，问题也随之而来，最恼人的问题是，许多集装箱车必须来来回回出人东莞，那些司机们一说起东莞的路就摇头叹息：东莞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当时在香港货柜车司机中流传这样的话：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
东莞当年打下的这些微循环的根基实在太薄弱了！
那些限重4吨的路被货柜车来来回回轧过后，很快就被轧得到处是坑坑洼洼。坑洼不说，有的地方转弯半径只有五六米，比国家规定的标准少了，开车非常危险。由于路太差，经常有汽车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也有车就直接报废在公路上。
当时东莞的道路状况是“晴通雨阻”，因此造成的麻烦一个接一个。一些外资企业被引了进来，但进来不久，那些路慢慢又被轧坏了，加上台风猛刮，每逢雨水一泡，那些路就没法通车了。有几次，因为下雨，道路不通，外商订的一批产品因耽搁几天再运过去时，对方就坚决不肯收了。郑锦滔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我们触动很深。有一个叫廖水容的香港老板，他们运货时正逢下雨天，当时是泥路，车子一下子陷到泥坑里出不来，他们堵在泥路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等了好久，肚子也等饿了，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们华侨大厦的经理，让他们给送点饭去，那经理给他送饭时他就讽刺说：‘你们都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好，开始我们还真以为走你们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好呢，没想到你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更难走了！’”
一个城市的道路不通，就像一个人的循环发生了问题，血脉不通，这跟植物人、瘫痪人有什么区别？谈何发展？意气风发的欧阳德对此深有感慨，他曾作诗《行车难》：
行车难 路迢迢／道路不平车难摇／尘埃弥漫挡前瞧／人起步 车船渡／汽车慢行泥巴路／坎坎洼洼／时速里程心无数／市场经济不问津／对外开放锁门户／改革风云出首都／打开大门迈新步／喜讯一声传四海，九州大地绘宏图……
15．轩然大波的开路之“本”
路这个难题明摆着，肯定是东莞发展路上的一个拦路虎。
欧阳德说：“如果东莞再继续按照过去的格局来吸引外资的话，那么吸引外资的规模和水平肯定要受到制约。如果我们不把道路修起来，外资就不会进来，大的企业也不会进来，这样东莞的格局就永远没有办法改变，就永远处于小打小闹这种状态……”
于是，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这一年要突破小打小闹这种格局，要动真格的了。
起初公路局拿出的方案是在原来的道路上加以扩宽。可欧阳德大手一摇，不行，应该建4条主干道，而且要把路拉直拉平，标准拉高，搞成国家一级公路！还要在全东莞建13条联网公路！
恍惚之间，人们似乎回到了战天斗地、充满豪情壮志的那个年代。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这样的大动作分明是一场大跃进呀！
有人心里发嘀咕，好事是好事，人不可能没想头，人人都想要汽车洋房想要才高八斗想要官运亨通想要家庭美满．还有人想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满怀激情的郑锦滔市长前前后后折腾四五年去“摘月”，可到今天，“明月”还挂在天上，事情哪那么容易？
事情的确不容易，因为4条主干公路和13条联网公路的投资需要近20个亿。
20个亿！天文数字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东莞的财政没钱！虽说东莞经过“三来一补”这种小打小闹的发展，这些年的腰包已略有赢余，虽说这一年东莞荣升一级，摘掉了县级市这个略显寒掺的帽子，但台面上的风光是给外人看的，不管你行政上升不升级，腰包里的钱就那么多。数过来数过去，也还是几千万。
1988年的中国，几千万对于老百姓是个天文数字，那么多？！但如果几千万再跟20个亿这个数字相比，那又何止是小巫见大巫那么简单！
让几千万变出20个亿？怎么变？东莞的这些干部都茫然地看着书记，看他有什么特异功能把几千万变成20亿来。
欧阳德说：事在人为嘛！
有了书记的这句话，于是大伙儿开始充分开动脑筋，一番热烈的讨论后，一致认为最佳方案是去银行贷款。然而此方案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大家跑遍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无奈地摊开双手，上面有政策，我们没法放贷给你们呀。银行说的确实不假。其时，中央刚好实行宏观调控，治理整顿，当时也叫抽紧银根，对贷款要求非常严格。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找外商合资，于是大家又分头行动，通过各种关系去游说外商。可外商们对此并没有他们那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不觉得这种投资会有什么很好的收益前景，何况当时的他们尚处创业期，囊中羞涩，并没有相应的雄厚资金。再次讨论时，大家总算想了一些对策，和以前修路的形式一样，采用土办法：市里面出水泥，镇下面出劳力，出土地……
但还是不行，钱差得远着呢！这一天，东莞市委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欧阳德一上来就说：“同志们，时不待人呀，关键是我们要有变的决心，才有变的行动。抱残守缺是活不出个人样来的。”说到这儿，他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目光中透出一种威严，停顿片刻，他抛出了一个令所有在场人大为震惊的构想：由市财政来做担保，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10亿元，以后再用收过路费的方式偿还借款！
向企业以及老百姓借钱？这个动作太大了！立马，东莞市委这套班子就形成两种意见，赞同的自不必说，反对的则主要着眼于风险。
实际上，东莞的领导都不是胆小保守瞻前顾后之人，他们乍一听这个方案，也是坪然心动，因为经过这一个多月在基层的调研考察，他们也目睹了东莞的窘境，也清楚问题的症结，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快速致富的良方妙策。但，这个别出心裁的集资方案也太离谱了，那可不是一般的风险啊！
首先，全国上下正在搞宏观调控，不主张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这么做不是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吗？关键是现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谨慎，很多外商开始往回撤资。在这样的形势下，你怎么就能保证将来会有外商进来？我们必须谨慎才是。再说，国家进行治理整顿后，一些物价也随着整顿下来了，很多需求都在受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实在不宜轰轰隆隆大搞建设，咱们逆势而走，投这么多钱下去，仅仅是为了修路，值得吗？
虽说是市财政来担保，可万一路修好后，钱赚不回来怎么办？因为有些道路是不可以收费的，能收费的那些路，你怎么能保证有那么多车辆来来往往给你送钱呢？钱能收得上来吗？万一这钱收不回来怎么办？那东莞市政府麻烦就大了，首先，向企业集资，企业肯定不乐意，尤其那些来料加工厂，你这种强行集资不是增加人家负担吗？肯定会影响东莞市政府在外商心目中的形象，现在人家在你的地盘上无可奈何，但万一你钱还不上，怎么办？到时候你路是建好了，但你政府的名声臭了，人家也纷纷搬走了，这个风险冒得值吗？企业还好对付，麻烦的是老百姓，万一到时候还不上钱，老百姓还不得上街闹事去呀？媒体再一渲染，那东莞的领导还能当下去吗？搞不好大家跟着一起遭殃，全都卷铺盖回家。
不光风险大，实施难度也大，老百姓的工作肯定不好做！这种担优不是没有根据：前几年就有氮肥厂之类的东莞国有企业搞过集资，开始许诺得天花乱坠，可后来，这几个厂效益不好，亏了，老百姓的钱也没了影子。为这事老百姓怨声载道，还来过市里上访，到现在这笔钱还没还上，现在又向他们搞集资，他们还肯掏钱吗？
总而言之，不合时宜，集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看上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何不等等再说？！
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头上，也就几声浩叹，等等再说也不迟。但欧阳德不是一般人，认准的事绝不会轻易撤退，他当即表态，不能等，这个项目一定要上，这个款一定要筹！
“东莞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把基础设施修建好，哪怕我们举债来承担风险，也在所不惜！如果东莞不搞好投资环境，那我们就会错过国际产业大转移的好机遇。有一点我们大家必须要有信心，咱们东莞，一边是深圳，一边是广州，多好的一块宝地呀，再加上在香港的东莞人那么多，所以，只要我们把基础建设搞好了，不愁引不来凤凰。我非常看好我们东莞的未来。的确，我们政府目前是没有经济实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我们民间有力量呀，我们的老百姓有钱啊，我们为什么不借助社会的力量把东莞先建设起来？我坚信，用不了10年，这笔钱我们肯定有能力收回来。另外，你们担心国家形势，我认为我们要乐观。中国这么大的地盘，物价上涨那么厉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从我们东莞这个局部看，我觉得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把港澳台大量的资金给融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要因地制宜，从东莞的客观情况出发，一定要先把基础设施搞好。”欧阳德在会上慷慨陈词，“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的，因为认识总是有个过程。但是，如果等大家认识都统一了再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失去机会了。”
坐在一旁的郑锦滔开始没有轻易表态。东莞升为地级市后的这套新领导班子里，市委书记和市长略有分工，欧阳德主抓基础建设，郑锦滔主抓大项目和招商引资。欧阳德这个构思他们之前有过交流，郑锦滔理解欧阳德想出的这一招实为无奈之举，东莞想要向前发展，道路不建不行，这是人人皆知的大事，这个方案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民间集资的确风险很大啊。郑锦滔能够想象到欧阳德身上的压力，如果这件事顺利了，顺理成章，不顺利的话，什么样的麻烦都会有，可以说，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东莞别无选择，听到这儿，郑锦滔开口表态：“我同意这个方案。”
最后，大家在表面上一致同意欧阳德这个富有创造性的方案。
紧接着，在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方案时，欧阳德又提出一个更令人咋舌的想法：所有东莞的车辆包括摩托车都要交费。理由是“你这些车辆要走这些路嘛，既然你要经过的话，你就得交费，只不过现在我一次性地提前把你过路费收上来了，以后你再走时就不用交费了。”还有人头费，比如说企业的打工者，向他们每人收一百块钱，这笔钱跟企业的老板要；有固定工作的人，向他们每人借一个月工资，对此，欧阳德也是振振有词：“作为东莞的干部或职员，向你集资一个月工资，为东莞的发展作点贡献，这并不算多，也是应该的呀，何况我们又不是不还……，，
所有人都感觉到，欧阳德此举乃背水一战。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待欧阳德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大家不难想象：欧阳德的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可是老百姓的骂声也是可想而知：这种集资方式实在有些蛮不讲理啊。事实上，欧阳德自己也知道这种集资措施有些强硬，但是，“如果你不强硬，根本就没有效果，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
集资方案向社会推出后，造成的强烈反响，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欧阳德立马陷人了老百姓口诛笔伐的围剿中。车主们骂爹骂娘，老板们牢骚满腹，老百姓更是难听话满天飞：“没钱你修啥路？这不是坑我们老百姓吗？等以后有钱再修啊。”“你有本事搞贷款来修，干吗跟老百姓借钱？”“我们本身就不富裕，你把我的钱借去修路，什么时候才能还给我，你还能不能还给我？”一所学校的老师们因操作者没讲清缘由，看到自己无缘无故被借去一个月工资，愤怒了，一封揭发信告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当时欧阳德承受了怎样的压力，笔者不得而知。笔者注意到，欧阳德在这方面也留有诗作，也许，我们可从《咏路桥》这4首七言诗中感受一点他当年修路受阻时的心情。
（一）改革开放似春潮／运筹帷性出新招／解决发展诸矛质／快马加
鞭修路桥
（二）银鹰万里空无阻／不畅路桥受阻挠／东西南北四干道／十三联
网市统筹
（三）方案出台求统一／共鸣呼声起波涛／承先启后相连接／继往开
来次第高
（四）三秋五载成大业／四通八达贯车流／唤醒蛟龙腾四海／气势磅礴
显神州
不能不承认，东莞以这样的气势和魄力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尤其以民间集资的方式修路建桥这个非常之举，的确开了东莞、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先河，这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创举。虽然此举得到了省里一定的支持，几年后，广东省还特地开会总结东莞这方面的经验。但在当时，东莞的这项辟路工程完全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对当年的这段历史，一位干部告诉笔者：“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内一直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认识。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对这种做法有一种情绪，不是因为思想保守，主要是不知这个前途将会如何。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1989年前后，很多外商对中国持观望态度，怕中国的政策有变，很多人不敢来中国投资，特别是‘6.4’之后那一段时期，不但外商们对到中国投资持观望态度，就连早期过来的一些老板也都开始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在这种形势很不明朗的情况下，将来有没有外商来投资，这也需要足够的胆识、思考和判断力。所以这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思想不断地更新。只有思想解放，才会不断前进。任何情况下，你的思想不解放，那你的发展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只要你有新的解放，你就能实现新一轮的发展。”
其实在欧阳德的内心深处，早就潜藏着一个愿望——1988年他刚刚接手的东莞在广东四小虎中排在最后，中山的财政收人比东莞多出2000多万，此时的欧阳德是憋着一股劲的，一定要超越前面的三小虎。对此，欧阳德胸有成竹，他跑过许多发达国家，在这过程中，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心中有数，有一点他始终坚信，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政策是永远不会变的。
很多人猜想，欧阳德集资修路的想法是受了东莞高涉镇当年集资修桥的启发。
1981年，紧挨着莞城的高涉镇曾用农民集资的方式建过一座大桥。此前，高i的农民到莞城卖菜，虽然只隔一条江，却要绕道石龙，多走20公里，有时人还没进城，蔬菜就颠簸坏了，非常不方便。所以后来高涉的领导想出了这个办法，修成了高涉大桥，直接连到了万江，只要3公里就可以到莞城。建好后他们又靠收过桥费来偿还投资。
说起修建高涉大桥，当时的高涉书记刘国平向我们回忆了当年的情景：“高涉镇是东江下游的一个岛，当年是东江纵队的水乡根据地。以前交通极不方便，虽然离莞城只有10公里，但就因为PA了一条江，这里的人去莞城要绕道石龙，得花3个多小时。1981年，高涉镇就开始修建高I大桥，当时没钱，就采用集资的形式，但建到中途钱就用完了，只建了两个桥墩，后来洪水又冲坏了原来的设施。我是1983年调去的，当时的高J*因为交通不行，成了东莞最穷最落后的镇之一，难以向前发展，因为没桥所以招商很困难。我一到那边第一件事就是下决心一定要在1984年春节前把桥给建起来，也就是说只有3个月的时间。当时我利用投标方式向全市招标，万江的一个工程队中标了，结果还提前了4天时间完工。这座桥总投资250万，公路局给了我们80万，我们又贷款44万，当时我们搞贸易也赚了一点钱，但还是不够，所以就向群众集资，每人收10元，一共集资上来26万元。桥修好后，我们开始收过桥费，大客车1至3元，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收5毛钱。这样，第一年我们就收了50万元。后来交通部来了一个副部长，我怕他批评我，赶紧向他保证，还清债后就不收过桥费了。没想到他说，你收是对的，不收是错的。听了他的表扬后，我的胆子又更大了一些。于是我们又开始修路，把向群众集资建桥收上来的钱（当时这笔钱没用完）又转投到水泥路上，同时又把收上来的过桥费转过来，修了一条巧公里长、4米宽的主干道，接通石褐与大桥那边的万江地段。后来我们又搞了一个自来水厂，我们请上海人设计，投资了100多万，所以我们高4人在1986年就喝上了自来水。这些设施搞好了之后，我们的引资就容易多了。原来我们这里只有几个小工厂，后来香港投资的理文集团也从石喝转了一部分厂过来，有手袋厂、录音带厂、纸箱厂等，投资2000多万，1989年台商投资的裕元鞋厂也进到我们这里来了，职工就有好几千人，4年后在香港上市，发展得比理文还要大。所以高涉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刘国平因业绩突出于1987年4月担任东莞市副市长，次年被派往东莞驻香港的福民集团工作。
刘国平说的交通部副部长叫潘奇，后来高涉人在汇报时最先提出的“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被潘奇带回到中央，于是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在全国叫开了。
高4镇这种集资建桥的方式在全国尚属首例，1984年5月7日，（人民日报》曾以《农民集资建桥，试行过桥收费》为题报道此事。
但眼下，东莞市委市政府的集资和几年前高珍镇的集资相差太大了。高涉大桥的集资也就几十万元，现在则是十几个亿呀。
一时间，满城风雨，甚至有人把欧阳德这种求成心切的做法说成是他在为自己官场的发展开辟一条路，给自己的脚下垫起一块升高的基石……
此时的欧阳德穿行在人们的不解和谩骂之中，在一个又一个巨浪的吞噬中艰难前行，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把这件事往前推进。欧阳德跟身边的干部强调说：“很多老百姓有怨言，不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们要理解，因为每一项大的措施出台想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拥护是不可能的，就像十个手指有长有短一样，肯定会有人认识不足。不理解就会发牢骚，这很正常。如果老百姓都理解了，都能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那就不需要领导了。我们领导应该引导老百姓，应该比老百姓的观念、意识、眼光更超前。少数干部有意见，我们也应该谅解，你不可能百分百拥护的嘛，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应该允许他们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反复解释，反复宜传，讲清道理。当他们看到事情办好以后，看到效果后，他们的认识会转变过来的……”
万事开头难，欧阳德便从动员机关人员做起，他要求大家“带头交钱，有多少钱交多少”。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人股，市委又开出比银行利息高一倍的优厚条件，14厘。欧阳德说：“我们也要给东莞人做点好事，利息高一点，给群众一点好处，另外我们通过集资款把基础设施修好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然而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番好心并不领情，依然是反对声一片，反对呼声最高的来自教育和卫生这两条战线。欧阳德得知情况后，立即开会宣布，取消这两条战线的集资，紧接着他又采取措施，集资一年后立即兑付利息。老百姓一看政府讲话算数，积极性大增，就连医生教师们看到后也颇为眼馋。
这波未平，那波又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又引发出银行战线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集资影响了他们的存款业务啊，于是东莞5家银行的领导便私下联合起来，也准备来封告状信。欧阳德听说后，赶紧召集他们开会，耐心向他们解释：“东莞的存款递增100个亿，我们的集资才10个亿，这根本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存款啊。按理说，我们搞基础建设，你们银行应该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应该借钱给我们才是，可你们现在不借钱，我只好发动群众集资，你们又来反对，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嘛……”欧阳德说得有理有据，几位领导听后，思想竟也通了很多。算了，不告了。
其实，对于东莞大搞基础建设这个超常规之举，省领导们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值得庆幸的是，思想解放的省委书记任仲夷对东莞予以支持态度。另外，当中央接到告状信派人调查时，有个副省长帮助东莞顶住了压力，他对调查人员说，东莞集资搞基础设施是一件好事，而且人家没有用银行的钱，发动群众搞起来，这有什么不好？你们有什么好查的？来人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便打道回府不再追究了。
16．跃出华彩
正当集资风波闹到中央还没完全消停，偏又冒出另一档子麻烦事来。
这档子麻烦事和刚刚开工修建的第一条路有关。
第一条路叫莞长路，起于莞城止于长安镇，途经大岭山镇。
按理说这条路在外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稍一打听，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大岭山镇偏偏是欧阳德的家乡。于是乎，欧阳德“拘私舞弊、以权谋私”之类的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老百姓本来就对集资一事抱有一肚子怨气，一看原来是市里的大领导为了自己的家乡做贡献，这能不让人愤怒吗？愤怒中的老百姓一呼百应：告他去！于是便也有了本章开头郑锦滔市长被梁灵光省长叫去问话的那一幕。
梁灵光是一位华侨，上世纪30年代就回到中国投身中国的革命大潮，为中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出任广东省省长，这也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海外归侨当省长。梁省长尽管是个老革命，但他思想十分解放，做事有胆有识，身上也有股敢为人先的开拓劲儿，对东莞的发展历来大力支持。所以郑锦滔感觉省长一定也能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做法。
那天，在梁灵光的办公室里，郑锦滔一五一十地向省长汇报起事情的来龙去脉：“省长，修这条路不关欧阳德的事，是我定的。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确没打算先修莞长路，也是想要先修107国道那条路的。但后来我去考察时发现一个问题。”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到省长对面挂有广东省地图的墙前，指着地图向省长比划起来，“省长，您看，这是107国道，如果先修这条路，那么修路时，这条路的交通肯定要受影响，但是这条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莞城、厚街、虎门、长安这些地方去深圳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而且这些地方去深圳的车最多。车一多，我们再修路，那么，这条路就很容易被堵死，这样外商的货车就麻烦了，问题就严重了，肯定会影响生产。所以我就琢磨，我们应该先修好莞长路，也就是说，我们先修好另一条通向深圳的路，这样这些地方的车去深圳就多了一条路，不至于出现修建‘107国道时路被完全堵死的可能。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跟我们其他干部以及专家进行交流时，发现他们正好也有这种考虑，所以我们都一致认为应该先修莞长路。后来我又去找省计委商量，省计委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先修了莞长路，再说这条路也不影响107国道……”
其间，梁灵光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郑锦滔的汇报，他点头表态：“我明白了。你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听省长如此表态，郑锦滔又开始自我批评起来：“我们的工作也有失误。当初修路时我们没把这个想法跟群众好好交流，所以引起他们的误会。上次集资那件事也是这个情况，本身不应该有问题，只是中间执行的人没把情况讲清楚，造成了一些误会。我们以后一定改正。”
梁灵光语重心长地说：“群众的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啊，一定要和群众不断沟通。”
“好。省长，我知道了，我回去马上开会，把这件事向大家解释清楚，消除他们的误会。”
临走前，梁灵光拍拍郑锦滔的肩膀说：“你们就放心干吧！省里会支持你们的。”
回到东莞，郑锦滔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把修这条路的原因又向大家做了详细解释，让基层干部再逐一将这件事向群众解释清楚，把误会消除掉。
时光一年一年地流走了，这个故事却永久留了下来。“当时我们都不理解市里面为什么先搞大岭山路，感觉是市领导搞本位主义。路开通后我们才发现，市里面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东莞到广州，从莞长路出发比绕到虎门长安走，短了13.5公里。从长远来说，节省多少油量，节省多少时间啊……”一位老东莞人这样告诉笔者。
种种风波尘埃落定，东莞升为地级市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战开始了。
1988年8月份被调到扩路指挥部的郑焕深告诉笔者：“建第一条路时阻力最大，那时候集资又难，征地又难。但更主要的还是思想阻力问题，这比集资阻力要大得多，因为很多老百姓心里并不很清楚搞好路以后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好处。他们认为你搞那么大的路，是因为领导贪好看显政绩什么的，再听说市里头的领导是大岭山人，心想，这不明摆着是用大家的钱来搞一条路通到他家门口。所以，当时老百姓都以为他有私心。其实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两条路哪一条应该先搞，那肯定是莞长路了，而且我们也觉得这种安排是非常英明的。但是老百姓不了解，尤其虎门那边的老百姓不明白，加上这条路又经过大岭山，很容易引起误会……”
回忆起当年的修路时光，郑焕深的印象太深刻了：“修建第一条路时，是一边修一边筹款，挺艰难的。这条路大概修了一年多时间，1991年差不多修好了。修之前，走那条路需要一个小时，修完后，也就半个小时。第一条修好后，思想阻力就没什么了，接着就开始修第二条——莞樟路，这条路难度最大，因为这条路比较长，有40公里，拆迁民房比较多，拆迁涉及到莞城、附城、寮步、大朗、黄江、樟木头等镇．寮步是拆迁村民最多的一个镇。当时这些拆迁工作基层做了很多努力，费了很大的劲。没修前的莞樟路，一下雨要过山坳的话，根本就过不去，不下雨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修好后20多分钟就可以了。修得最顺的是第三条路——莞龙路，因为才20多公里，涉及的镇也不多。第四条就是从桥头到凤岗的东深公路，最早是条为东深供水工程而修建的简易公路，1979年开始交回东莞地方管理。前面的4条主干道建好了，这才开始修建107国道路段。107国道这一路段有50多公里长，由中堂到长安。我记得最后一条花了6亿多，是东莞当时的第一条国家一级公路……”
从1989年初开始修路，到1994年，4条主干道和13条联网公路才全部全线贯通。不要小看这几条路，这可是东莞交通的大动脉，也让东莞的城市建设上了一层楼。所以，很多人都说，东莞路网的正式完善．还是从4条主干道修成才开始算。1995年，东莞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到92.9公里，而全国平均公路密度仅为11.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东莞公路建设居全国领先地位。
4条主干道总路程约450公里，13条联网公路大概有260公里。这些道路贯通后，东莞的经济开始腾飞起来。当时仅东深路沿线，就吸引了投资超过300亿元。修路后，原来的企业也纷纷追加投资，当时在广东有一句话“番禺的桥，东莞的路”，指的就是东莞的路好。
对这喜人景象，欧阳德欣然赋诗一首，题为《大地绘宏图》：
行车难 改革开放车入关／车速慢 费时间／小货车 大中巴／路窄货柜不能爬／昔日公路 行车难／奋战数年面貌新／桥梁新建一百七／条条公路通村镇／行车难 创业难／知难而进不怕难／高速路 四通八达在人间／全球通 货拒运／集资建路出成果，人民群众是功臣。
1992年，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个让人们难以忘却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考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如同一股暖流，一下子温暖了东莞大地，也使得持观望态度的外商们立即行动起来。
东莞人这时发现，东莞的这一特立独行可真是占尽了便宜，在当时治理整顿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缓建状态，故而当时的水泥钢材价格猛落，东莞此时不但捡了个成本低的便宜，一公里的公路成本仅400万元左右，同时还救活了自己的一些水泥厂，看到东莞的基础建设响起凯旋之歌时，中山、南海等城市过来一瞧，纷纷发出“东莞超前”的感叹，当他们也回去跟进时，此时的成本已翻上了一番，800万元建一公里都打不住。
不仅如此，此时的东莞更是抢足天时，成了纷纷进来的外商们的首选之地。在这么一个明朗化的喜人形势下，“大路大富，小路小富，无路不富”这句话的效应在东莞也变得立竿见影。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差，东莞一个龙腾，一下子跃到了“四小虎”之首。
这一跃，跃得漂亮，跃得奇丽，跃出了东莞改革开放史上的又一个华彩！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东莞在改革发展征途中，一直是解放思想，开拓实践，每一步都走得超前，但历届领导班子都把握住最根本的一点：东莞哪怕穷，哪怕被人讥笑，但一定要打基础，办实业，走正道，绝对不能走投机倒把那些歪路。事实上，八九十年代也是一个改革方向不明、容易迷路的年代，地方政府自主权限很大，有些城市为了快速致富，做了一些极端的事，比如走私。那么，如何既不受“左”的干扰，又不受“右”的影响，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杀出一条血路”，东莞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在做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产成品进出关时，东莞都是自己派人检验过再交给海关检查，防止走私，以免授人以柄，让中央放心。再比如，南巡讲话后，有些城市从谨慎观望一下子变得冒险激进，像惠阳淡水、海南岛、广西北海等地都大规模发展房地产，当有人提议东莞如此时，东莞领导立马判断出这种搞法绝对会出问题，东莞一定要严格控制房地产。
该慎重的一定要慎重，该超前的一定要超前。这便是东莞的行事风格。上世纪90年代初，高尔夫在中国还极为罕见，很多省连一个高尔夫球场都没有，北京也只有一个。那年头哪个城市有胆识建奢侈的高尔夫球场？东莞就有！ 自1990年起，这个尚未脱净农村泥土气的东莞一下子建起了5个高尔夫球场。
其实，建高尔夫球场只是东莞建设现代化城市构想的一个动作而已。1992年8月，在东莞建设地级市后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上，东莞就提出了“按现代化城市格局建设东莞”的战略构想。无疑，这是东莞改革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标志着东莞的工业化转向城市化。欧阳德在会上激情满怀地指出：“东莞首先农村工业化，才能改变落后面貌。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由城市化的带动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继续进行农村工业化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提升城市化的水平……”
如何按照现代化城市格局来建设东莞？欧阳德强调不能再像以往的方式乱建，必须要用长远眼光进行专业规划，而且得上规模上档次。为此，东莞还特地请来5家规划设计院，对东莞的城市建设进行了长远的全面规划和设计。当时市领导和专家们研究后，觉得在老城上改造不可取，应该另辟新城，于是便特意留下了如今新城市中心的一大块地，4.3平方公里。光新城市中心的规划就搞了半年，同时还花了6亿多搞好了新城的基础设施，将电缆电线、下水道、煤气管道等六大硬件全部埋进了地下。这为东莞后来的新城建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可以想见的是，“南巡讲话”后，东莞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经济的高速运转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有道路很快又满足不了新的需求。特别是莞惠路等4条主干道，由于交通量普遍高于设计通行能力的两倍以上，常年处于超负荷状态，塞车严重。所以道路改造后不到10年，东莞的公路又饱和了，加上国家改变政策，撤并收费站，于是东莞市政府决定转向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的建设。
1997年2月21日，东莞自筹资金开始动工建设莞深高速公路第一期，开全国地级市自筹资金建设地方性高速公路先河。
说起莞深高速，周致纳老副市长满怀感情，他回忆说：“高速公路一般是省交通厅组织实施，因为投资大，工程技术高，一般市里是不独立搞的。因此，莞深高速是地级市自己搞的第一条高速。这条路当时主要是为东莞打造制造业名城而修的。从1998年开始搞的，2000年通车。这条路的开通给东莞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比如去香港，走莞深高速要比以前走广深高速近16公里。走广深要走90公里，走莞深只要74公里。而且走莞深只需35元路费，走广深则要50元，大货车则要将近100元。另外，广深高速基本饱和了，现在平均每天达到仅X兀心车次。莞深高速体现了东莞人的求实精神，体现了东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我们投了17个亿，5年可以收回，没有任何风险。修建莞深高速这条路还体现了东莞人的效率，一般情况修这么大工程的路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我们只用了一年半就修成了，工程被评为优良工程。另外我们还大大节省了建设费，比如广深高速一公里建设费要1个亿，而莞深高速一公里的建设费则是4000万。”
接着，东莞又相继建成了龙林高速、常虎高速，同时，龙大高速、惠常高速、沿江高速、博深高速等新一轮的建设高潮正在进行之中……据统计，2002至2005年东莞在路网建设上投人的资金已经超过200亿元。6大主干公路完成后，全市公路通车里程2759公里，公路密度达111.9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已经实现村村通等级公路，47％镇区（15个）通高速公路，快速路、环城路密布成网，初步形成以高速公路为龙头、国省道为骨架，一级公路通镇区的较便捷完善的公路交通网络。
东莞公路发展的总目标：到2020年，高速公路连通省会及周围市县，建成以高速公路和高标准一级公路为骨架的开放式、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体系，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600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14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55公里，全市干线公路网的直接经济效益为70.02亿元。
路，让东莞走出了贫穷，走向了通往天堂的旅程。
17．升级后的全面升级
风云变幻，机遇和风险并存。
此刻，笔者不得不再次感慨这个城市的好运气。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地方版图，稍稍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东莞的每一步发展都带有那么一点点离经叛道，如果说，别的城市的发展进程是在走路，那么东莞则是一种跳跃，而那每一个令人心悬的跳跃最终又能幸运地平安着陆。即使这次充满了争议性的开路工程在三四年之后，你也会发现是如此幸运。1989年，中央政府确立三年调整期，在其他地区茫然无措的时候，东莞市放开步伐，采用一种类似大跃进的方式进行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跳跃发展，正是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跳跃，使东莞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脱颖而出，远远甩开了当年和自己同一个水平中的其他城市。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她每一次的特立独行都恰似一个火种，点燃一把把熊熊烈火，使这个城市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涅粱。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当东莞这一轮的基础建设差不多告一段落时，东莞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台湾人开始多了起来。
实际上，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在大修道路的同时，也进人了一个全民大招商的轰轰烈烈的新阶段。从市委书记、市长到镇委书记、镇长、村支书，所有人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商。不仅全党招商，而且还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招商。为了鼓励招商，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引进外资者给予奖励。还别说，老百姓二开始并不觉得招商跟自己有多大关系，积极性不高，但看到别人因招商而得到实惠后，也忍不住动员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于是，全东莞的人开始查找当年逃到香港的那些人的名单。许多香港人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满大街都是内地过来的人，那些农民模样的“表叔”来香港的唯一目的就是找人。
东莞人还真是有本事，无论你在香港哪个角落，他们都能把你给找出来，有钱的进来办厂，没钱的出力，介绍关系……
在这场被戏称为“拉客”的全民大招商中，香港的企业大批涌进了东莞。
穿针引线，以乡引乡，渐渐地，香港人把台湾人也给介绍进来了。
招商升级了！
近20年之后，在东莞的台商、台干及眷属已超过10万人，是全国台商聚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截至2007年底，东莞累计引进台资企业6000多家，引资额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台资企业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40%;累计实际利用台资103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三分之一；台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市外资进出口总额的40%；全市IT企业中有半数都是台资IT企业。
话说当初，1988年前的东莞就已有一些台企进人，但都是规模较小的制鞋企业。当时台湾的鞋企因为成本太高，必须另辟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于是便选择了离香港较近的地方：深圳和东莞。然而，1988年前的东莞，就像本章前面所写的那样，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开车去深圳得折腾七八个小时，所以大部分鞋企去了深圳。等到东莞的路差不多建好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恰恰又发表了至关重要的南巡讲话，于是乎，很多对大陆形势顾虑重重的台商们又纷纷拥到了大陆，东莞便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这时进来的台企，不仅仅是鞋企了，大多是电子行业的，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一说。
“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实践证明，这句话是个真理。如果将这个真理引用到东莞身上，便可以断定，如果没有1989年初开始的那个大建设，也就不会有东莞后来那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
说到东莞后来的当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不能不提石喝。
早年，石喝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为它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金庸先生曾称袁崇焕与孙中山是广东地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两位历史人物。这个民风淳朴的鱼米之乡后来令人注目的则是它在十几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IT产品国际生产基地之一。扫描仪、电源供应器、电脑键盘、碎纸机、变压器等9种产品销量位列全球第一！这个面积不足36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450家电子企业，18家著名的跨国上市公司。 目前，石P4镇电子工业产值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外资电子企业产值占外商投资企业产值的四分之三以上，其中七成为台资电子企业。
小小的石喝镇究竟有何“磁场效应”，形成如此庞大的电子产业方阵？这实在令人称奇！
说起来，改革开放之初，石褐镇的起步曾经充满了艰难，难就难在没有路。当年的石揭与莞城之间，因相隔一条东江，使得石揭镇远远看上去就像座孤岛一样，去哪里先得渡河。这个被东江水环绕起来的小岛搞农业曾经顶呱呱，1978年还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系统先进单位，但从农业转向工业，却实在踏不出路来。石竭当年的招商引资可真是难！石喝领导没少往深圳口岸跑，在那里望眼欲穿，指望能拉来财神爷，后来还真的拉回一个。渐渐地，石褐的招商引资总算有了起色，但跟其他发达镇区相比，还相距甚远。
1989年这个年份对于石褐镇来说，意义非常特殊。正是这一年，石竭镇拉开了通向rr重镇的序幕。
这个序幕是被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拉开的。
这个台湾人叫叶宏灯，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当时他在台湾的生意因遭遇高成本的压力，迫使他来到大陆寻找发展机会。1989年4月，他来到大陆，去了深圳、广州、大连、苏州等地后，这天在一个香港人的介绍下，他又来到了东莞的石喝。
叶宏灯做梦也没想到这块到处是农田和泥泞路的小岛居然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命运，让他一颗飘浮的心在这里落下根来。时隔近20年之后，叶宏灯才悟出自己相中这块地方的缘由：“来东莞前，我对东莞一无所知，我是跟着香港人来的。我在想啊，如果没有港商来东莞打下基础，台商估计也不会来；但如果当初的市领导没有花大力气到香港招商，也就没有后来的发展了。不过，说到底，观念融合才是我选择东莞的最关键因素。当时东莞正在大力招商引资，港商已在东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硬件设施也开始改善，更重要的是政府已开始接触到全球经济，观念很新，很好打交道。当时又看到香港人已经在这里开设了很多小厂，经营得非常好，再看到这里的政府官员如此热情，所以我当时的直觉就是这里了。”不久，叶宏灯在此创立了石喝镇第一家台资企业——东聚电业，成为目前可考的东莞第一家台资Fr企业。
叶宏灯做梦更没想到的是，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在十几年之后竟会发生翻天夜地的变化，成为国际知名的资讯产品制造基地，名副其实地成为珠三角电子产业圈的第一重镇。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怎么就会辟出一条通向世界、通向财富的路来？这是一种怎样的神话啊！
其实，创造这个神话的灵感正来源于叶宏灯。
当初，接待叶宏灯的是时任石揭镇镇长的刘发枝。
时隔近20年之后，现为东莞市政协副主席的刘发枝对当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向笔者回忆说：“我们通过一位香港老板的介绍认识了叶宏灯，那香港老板是我的中学同学。当时我们的环境的确还不太好，但我们跟他讲了很多我们的规划和对未来的设想，也让他了解了我们的政府班子。他是1989年4月来的，9月份他又过来谈判，当时他还有点担优，怕我们不负责任，要求和我们绑在一起，于是我们便采取合资方式。我们负责建厂房，再租给他们，同时我们也出了巧0万，其他流动资金由他来解决。一切谈好后，立马动工，10月就开始生产了。当时他安排的一个月生产量20天就完成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料到初次生产就这么顺利，他很高兴，立马又增加人员和生产资金。我们也很乐意配合他。”
石褐镇政府对叶宏灯的创业可谓倾尽全力、鼎力相助，这令叶宏灯深受感动。相处一段时间后，叶宏灯跟镇领导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渐渐也把自己当成了东莞人，反过来帮助他们介绍企业进来。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聊天说话。
通过和叶宏灯的聊天，镇领导慢慢察觉到一个现象：台湾很多企业因成本提高的压力，正面临着往外搬迁的可能性。据说，很多企业打了十几万的招聘广告，却招不来几个员工……
这天晚上，石揭镇委书记叶炳基、镇长刘发枝和叶宏灯又聊上了。
“叶总啊，你说你们台湾那边生意不好做，成本都提高了，他们现在正在打算往外搬，是不是？”刘发枝问。
叶宏灯回答说：“是啊，台湾货币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升值，对于做外销的厂商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成本提高了，他们又困在一个小岛里，企业的市场空间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在考虑往外搬呢。听说他们已经有一些搬到了东南亚一带。”
“那你知道他们在东南亚办厂办得怎么样？”
“我听说他们在东南亚做得并不好。很多在印尼的台湾人抱怨，那里的工人领薪第二天就见不到人了，平常每天只肯开工7个小时，加班超过3小时就算违法，那里的工人又都不肯假日加班。据说，泰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很多群众都信奉佛教，遇上佛教节日，就算你给工人加几倍工资，也没有人肯干，万一要赶一批急货，也只能干着急。另外，东南亚国家的产业配套和出口也很令人头疼。比如在印尼根本无法买齐各类配件，只好从台湾、香港等地进口，运输成本很高，一来一往，反而冲销了大部分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还有，产品外销时，货柜得先转到新加坡，再转运到欧美各地，不利于提高时效。他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来你们这来对了。”
叶炳基、刘发枝听到这儿，俩人相视一笑，眼里都闪出了光亮。叶炳基问：“叶总，那你说，我们石褐有没有这个机会，把他们都招到我们这里来办厂？”
“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事。我认为我们这里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主要是大陆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这里的工人勤劳、刻苦，领悟能力很高，手也很灵巧，非常适合做加工制造业，再加上我们同根同源，很容易沟通和融合。所以我也在想，其实这里应该是他们发展的最好基地……”
那天晚上，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
第二天，叶炳基和刘发枝把这个想法在会上一说，大家立马兴奋起来，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我们一定要不失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把台湾企业吸引到石喝来！紧接着，石竭领导们多次开会研究商讨，确定了石竭重点发展台商的大思路。思路明确了，目标锁定了，接下来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当时书记、镇长领头做“谈情高手”，走出去“抛橄榄枝”，发动一切力量，通过各种关系重点吸引台商。石褐镇还特意找两个会说英语的人在香港设了石喝招商办事处，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尤其针对台商。
在种种努力下，1991年的石褐终于像过大年似的迎来了第一批台湾投资考察团。当时镇里的条件非常差，连吃住都成问题，街上没有餐馆，镇政府的食堂就向外商开放，镇里仅有的几台车也拿出来做外商的交通工具，程控电话刚开通时，线路紧张，于是镇长书记把家里的电话号码都让出来，先给外商装上……
那几天，镇领导们个个都忙得像个陀螺，一刻不停地带着台商四处考察。许多石竭人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镇领导们骑着摩托车，操着一口浓郁粤腔的普通话，带着台商四处考察，用手指着荔枝树下的一片地，激情而谈。
此时的叶宏灯也完全融进了东莞，他热情地帮助石竭领导出谋划策，不但自己扩大投资，还不断介绍一些台资进来，并成立东莞台商协会，他肩负起会长的重任。
时隔多年之后，媒体在评价石喝的这个动作时，曾这样理性地分析：“从昔日的农业为主，发展为今天的IT名镇，关键在于石褐镇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电子产业大转移的时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的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攀升，制造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使不少台商不得不走出台湾寻找出路，电子产业中下游产品的生产企业向大陆低成本地区转移初露端倪，而深圳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台商首选之地。”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对世界产业大转移有过如此总结：公司和个人几乎可以把工作包到任何地方。哪里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公司就会到哪里去。
创办于1971年的“台湾台达电子”此时也在寻找出路。1992年4月，精明的台达人来到石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一家工厂悄悄打探这里的投资环境。台达电子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事后回忆说：“我们台达在台湾厂区很大，环境也很好，但当时就是招不到工人，所以我们就有了把一部分工厂转移到大陆的想法。当时我一个人来到珠三角一带考察，考察几个地方后，听说石喝不错，就过来看。到了这里，一看满大街都是人，心想人不缺，于是我就先向在这里办厂的人打听情况，他们说这里非常好，接着我就去镇政府，当时镇政府的刘发枝镇长专门管这事，一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热情，于是我当时就决定把工厂建在这里。后来我把这边的情况汇报给台湾总部，总部也同意在这里办厂，于是我们就立马开始干了，当年7月20日就正式开工了。当时我们只是在门口贴了张招工启事，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过来应聘。台湾的人工成本是这边的5倍，而且还招不到人。”
2007年7月27日，台达电子迎来了建厂巧周年的厂庆。这一天，台达电子再次斥资一亿美元，在石褐建起了第六个厂区，并设立了在石竭的第二个技术研发中心，将产量和技术指标都排在世界前列的高电能风扇、节能风扇全部放到石褐生产。“我们也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这里办厂时还有些担心，属于试探性的，所以一开始规模也很小，只有几十个人，主要生产变压器和滤波器，但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感觉这里不错，第二年我们就买下280亩地盖了厂房，后来又把总部别的业务也移到了这里，现在我们生产的产品是台达的主要命脉。”曾纪坚说。
在石褐镇采访，笔者感受最深的就是台商们众口一词地夸奖和感谢东莞的各级政府、东莞的干部和这里的老百姓。陪同笔者采访的是东莞市文联的一位工作人员，在采访时，我们碰到一位陈老板，一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表现得格外热情，他说他认识文联的林岳主席，“当年幸亏他帮了我们大忙”。
文联的林岳怎么会帮上台商的忙？
见我们几人一副不解的样子，陈老板便给我们讲述起当年的一段往事来。“那是1999年的事，当时我们台商在东莞大多做电子产品，电子产品里有驱动光盘。那一年就因为这种光盘，我们的产品在进出口时突然遇上了麻烦。海关全给卡住了，说中国的海关总署下发了一个叫369号的文件，要求这些软件必须全部在国内刻录，而且还要到北京去办光盘进出口许可证。这下麻烦大了，这种情况很严重，当时整个东莞涉及到这一块的电子企业就有好几百家，而且大多都是我们台商，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我听说短短一周内就积压了160多批货，不能进不能出，涉及40多亿美元。当时所有台商都急坏了，找了很多部门，那些部门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东莞也没有一家专门管这块的部门。后来我们又去找东莞市外经委。外经委的干部也没有权力管这件事，但他们也替我们着急，这时他们提起了一个人，是东莞市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叫林岳，对版权方面很有研究，而且这人很仗义，活动能力也强。当时我们一听赶紧去找他。他听我们讲了问题的严重性后，二话不说，他说他来管这事。林岳真的了不起，最后还真的让上面更改了文件，由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司司长王涛带领一班人，携带有国徽标志的公章来东莞现场办公，把积压的160多个合同处理掉，并亲自将第一份批文送到我厂和东聚两家企业，让外商对中国公务员感激不尽，另眼相看，给我们解T大难。”
“啊？这么厉害！那他是怎么做到的？”笔者好奇地问。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回去问他好了，反正我们只知道他办成了。而且当时整个广东省就东莞一家可以办许可证，别的城市都办不了。他的能力可真的不得了。后来我们跟他打交道时，感觉林岳这个干部特别好，无论我们提什么要求，他总是尽力而为。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我们做这些光盘出口时，广东海关需要东莞新闻出版局的盖章，新闻出版局给我们盖章则需要我们出示一个总部给我们的授权文件，这是应该的，但当时的快递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还没有全球通，国外总部要先把文件寄到香港总部，然后才能到东莞，这个周期起码要七八天以上。周期一长，就耽误我们发货，因为像这种电子产业市场竞争很激烈，淘汰得也很快。我们就去找林岳，跟他提意见。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只要在传真件盖上我们工厂的公章，以示负上材料真实性的责任，他这边立马给办。这样一来大大缩短了周期，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说实在的，林岳这个人真是挺不错，我们这些台商到现在还很感谢他！”陈老板说到这，开始激动起来，他说：“他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你们可不知道，当时他那件事做得多漂亮，后来广东省省长跟我们开座谈会时，还特地提起过这事，表扬他这样的干部，能够一心为企业排优解难，诚心诚意为企业服务，了不起啊。当时省长还跟记者说：“你们媒体应该多多宣传这样的典型。”
没想到看上去朴实而随和的林岳居然还是一个有如此魄力的人。这可是海关总署发的文呀，一个小地方的公务员怎么敢对上面的文件提出质疑，甚至要求更改呢？后来当笔者见到林岳，跟他说起这事时，并要求做详细的采访。他娓娓道来：“采访就不必要了。当年在光盘配套电脑资讯产品进出口的问题上，对上级的文件在基层贯彻执行遇到问题时，及时向上级如实汇报是一个公务员应做的工作和责任，汇报必须具体、有理有节。制定政策的上级一定会理解，相关规定也一定会调整，这也是上级公务员应做的工作和责任。在时任局长黄永贵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局集体因这件工作为后几年东莞的电脑资讯产品生产企业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订单，并得到时任常务副省长汤炳权的充分肯定，是件非常欣慰的事情。事情办好了，也没什么可说的，东莞绝大部分公务员也多是这样做，做得比我们更好。”
难怪台商们至今还非常感激他，原来他帮了他们这么大的忙呀！
从台达出来，走在政文路上。据说这是石揭最老的一条街，人称“电子一条街”。如今，在这条不到5公里长的老街上，汇聚着五六十家台资电子企业，其中台达、太阳诱电、雅新、华容、致伸、光宝、盛达、田村等8家电子公司，都是已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这条街上的电子产品种类齐全，一条街上就形成了石喝镇电子业上、中、下游配套的产业链。
石喝人感到幸运，那些台湾人刚进来时都是以租厂房生产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发展。几年下来，投资有所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又开始扩大再生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合资公司已成为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至2002年，台湾赢利最多的20家上市电子企业中的14家在大陆设厂，而大陆工厂的赢利成为其台湾母公司的最大利润增长点。至此，在台湾电子第一代的转移中，石竭成为珠三角最重要的承接地。
令石褐人更感幸运的是，新千年之后，在石褐增资扩产的台资企业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有些大厂逐渐把产品的研发中心迁移到了石褐。这不仅标志着石揭镇电子信息产业开始由纯粹加工制造真正向创造型生产转型，更标志着这些企业将被真正留住。
事实上，第一个来到石褐的台湾商人叶宏灯也早已以另一种方式留住了他的台湾伙伴们。
1989年，叶宏灯创办的东聚电业从当初的25名员工起步，从电脑保护插头的生产开始创业，在2005年已发展为拥有9家分厂、近6000名员工、年产值4亿多美元的世界著名的电脑设备制造商。 目前，东聚电业电源保护器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鼠标居世界第二位，而电话零配件和电脑扫描仪则分别居世界的第三位和第五位。
然而，叶宏灯在事业的辉煌时刻，却突然做了一个令所有人费解的决定．辞去东聚电业董事长职位，转而办学，尽管在这所公益性学校里，他的职位也是董事长，但这个董事长却不拿一分钱。跟他一样，学校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不拿工资的义工。
人们很难想象，最早来到东莞创业、在东莞最有名望、为东莞电子产业的发展写下重重一笔的叶宏灯如今却过着淡泊而简朴的生活。
东莞中堂镇满涌区上一村，静静流淌的小溪溪畔，耸立着一栋典雅的五层红墙建筑，弧形的回廊贯通于两翼的现代教学楼。每当清晨，这里台胞子弟的歌声、笑声、读书声此起彼伏，回响在绿草如茵、岸柳成行的恬恬校园。
笔者眼前的叶先生说起话来语速缓慢，话语间处处流露出一种谦虚低调，一听便知胸中有万千丘壑。他说当时选择这个地方办学，是因为这里是水乡，环境好，也会拉动台商落户到这里。
目前，叶先生的太太也在学校做义工，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台北工作，儿子现在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周末经常回来。“我38岁就到了东莞，今年已经58岁了。人生最辉煌的20年岁月我都挥洒在了东莞。现在我的事业在这里，家庭也在这里，东莞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当年我们很多人来到东莞投资的时候，是带着全部身家来的，很多台商都已经做了长期定居的准备。近年来虽然东莞的经商成本不断提高，但经商环境也不断优化，不少台商都已经扎根在东莞了。”
来东莞20年，叶宏灯也见证了东莞的20年，“我是看着东莞一点一点地变化起来的。这短短的20多年，东莞从一个农业县成长为中国地级市的NO.1，确实很了不得。这些年在东莞，也感觉东莞市的领导个个都了不起，非常有魄力……
谈起办学校的初衷，叶宏灯的表情有些沉重：“1989年我来到这里后，事业做得越来越大，但内心却越来越困惑，尤其在家庭这一块，深感自己作为丈夫、父亲，所欠的太多。当时，我太太常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在加拿大管不住，而我因为工作又没有办法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和义务。我常常想，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外面死活打拼，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吗？但这样过着分离的生活，家里人能真正感到幸福吗？其实我的这种困惑在中国的台商中普遍存在着。当时在东莞的台湾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有七八万了吧。”
“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台商成功的一面，没想到你们内心也是挺凄苦的。”笔者说。
“其实我们台商在这里挺辛苦的，因为都是出来创业，可以说大家都是在挣扎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很大。因为两地分居，造成了台商的离婚率很高，这都是很痛苦的事。另外，因为工作很拼命，台商在这里也死了不少人。我在担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期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火葬场五六次。当时这里火化一个人要盖上20多个章，那些家属们一方面心情哀痛，一方面不懂当地程序，每次都要我来打通关节……”说到这里，叶先生眼圈都红了。
“是不是因为这些使你有了办学的想法？”
叶先生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另外，台湾来这里的大多是高科技企业，那些台干（台资企业中担任中高层干部的台湾籍员工）素质越高，对子女教育要求越高，所以当时很多台湾老板说，台干不肯过来。台干不过来，他们无法把工厂移过来。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有一所学校。”
从1995年起，叶宏灯就开始不断奔波沟通，争取两岸教育的相关领导单位能够体谅台商们的处境，让他们了解办学校的需要和意义。他曾发愿即使只能盖一间草房，也一定要将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办起来。4年后，办学的事情终于被核准。接着，他与工人们紧急赶工，在7个月内将基础校舍建设完工。“我这一辈子几乎就没有笑过，30多年来就一直很严肃，所以很多人说叶宏灯长了一副死人脸、棺材脸，只是在子弟学校建成后，我才开始有笑容。”回忆起开学时的情景，叶宏灯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1999年11月3日，学校在东莞的一个小村庄奠基，在场几乎是清一色的台商男士，当时在场的台商很多都落泪了。2000年9月2日的开学典礼上，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孩子。如今走在校园里，可以看到许多老人，因为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来了。”
在交谈中，叶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感恩：“我感恩于大陆对我的关怀。在大陆，从中央领导到地方百姓，他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常豁达的胸襟。这些年来，我感觉东莞人的包容性特别好，你跟他们打交道，你会感觉很舒服，他们不会让你感到他们看中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他们总是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创办这所学校，在学校当义工，也是一种感恩心态。孩子们的心态很脆弱，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是以一种感恩之心关怀着他们的，他们的心灵会很健康，也会充满了感恩之心……”
听到这里，笔者也感动不已，是啊，人的心灵都有一块空地。对这块空地，与其让它长出杂草，滋生荆棘，不如趁早种上美好的种子。这所洋滋着感恩之情的学校就像一块小小的绿洲，使1700个台商漂浮的心转向安定，圆了他们的团聚梦。这1700个家庭又何尝不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呢？而叶先生对东莞所起的非凡作用，东莞人又何尝不感恩于他呢？
19世纪晚期，美国有个叫阿尔杰的作家，他一生出版了100多部作品，千篇一律讲述的都是苦孩子由穷而致富的故事。阿尔杰反复宣称，善良的穷孩子只要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辛勤工作，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偿。
现实生活中充满了“阿尔杰故事”，无论在美国，在欧洲，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东莞。
叶宏灯出生在台湾新竹一个贫穷的客家农民家庭，18岁时还在农村种田，20岁的时候才考上东吴大学经济系。因家境不好，大学期间，叶宏灯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型电器加工厂。他在而立之年来到东莞，经过十余年的拼搏，终于演绎了又一个“阿尔杰故事”，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说到成功，也许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福布斯》杂志的富翁排行榜。这本杂志自1995年起，开始把眼光射向中国大陆。稍稍留意这些年的中国首富排行榜，你会发现其中闪烁着不少东莞人的身影。实际上，《福布斯》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估了东莞富豪的人数和身家，因为低调的东莞人并不愿意显得那么有钱，虽然这个排行榜在众人眼里已经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实力的最好象征，似乎谁上了排行榜，谁就拥有了一切，就拥有了成功。
成功的定义到底应该怎样定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创办《福布斯》杂志的老福布斯却告诉我们，成功的定义将改写为服务。
老福布斯说得没错，以实际行动为这句话做出注脚的叶宏灯，也因此在东莞台商圈里成为一名“振臂一呼千人应”的重量级人物。
显然，叶宏灯成功了，因为他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深远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历史翻篇进人到下一个章节，或下下一个章节时，他的时代影响力仍将延续，绝不像在富翁排行榜上那样转瞬即逝。
显然，我们更需要这样的成功范本。
18．用生命书写辉煌
石喝镇政府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并全力做好政府的服务工作曾多次受到东莞市领导的表扬。市委几届领导都向笔者介绍说：“石褐四面环水，当时还没有桥，但能把电子企业引进那么多，经济发展到那个水平，主要是政府工作做得好。”
不可否认，在石褐的发展中，石揭镇政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石褐镇党委被评为全国发展经济的先进党委，刘发枝也因工作出色于2002年被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当过10年镇委书记的刘发枝在石褐工作的年头可不短，1971年就进到镇政府当文化站长，直到2003年才离开。30多年的激情岁月，30多年的风雨兼程，其间的苦甜酸辣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一提起石揭，刘发枝就禁不住眼圈发湿：“当时石褐是一座孤岛，出门得坐船，要吸引更多的港台商人，我们必须在投资环境上下工夫。1988年，我们咬牙投资了3000多万建石褐大桥，1990年正式通车，接着我们又开始大规模地搞基础建设和城市建设，从1991年到1995年，我们共投人了4个亿，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镇中心区。1997年我们投资2000万建成的1.3公里长的大王州桥也通了车。改善投资环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很注意政务环境。我们常用的4句话：以情对人，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留人。最重要的是以情留人。当时我们的口号是：`24小时、31天、365日全方位服务，随叫随到’。我们的真情也换来了台商的感情，像台达董事长郑祟华就经常告诫他的部下，你们千万不要在这里搞不正当的行为，不要影响镇委、镇政府的形象，你们一定要把这里当家。台达自从到我们这里之后，不断地增资扩厂，郑祟华还提议办中心小学，他个人还捐出了100万元，公司也出了100万元……”
整个采访中，刘发枝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也没有一句提及自己，说得最多的是他身边那帮人当年如何拼命的故事：“我们的干部不仅没有星期六、星期天，连晚上都经常工作，比如说台商的货柜车晚上12点到海关，那我们的人也得跟进呀。还有，很多台商在这里没带家属，晚上很寂寞，那我们的干部就陪他们卡拉OK，常常陪他们到一两点钟。和台商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们的干部可都是玩了命地工作。我们有一个叫叶志标的副镇长，当时他也负责发展公司的工作，工作起来那可是没日没夜，1995年发现有肝病，但他还在拼，接待任务也重，我们的工作也离不开他，因为很多老板有什么困难也愿意找他。其实台港商人信任这个地方也就是信任这里的人，人便渐渐形成政府的形象。1997年6月我和叶志标还一起去台湾搞招商活动，没想到回来后一个月他就走了，才36岁，太可惜了！当时许多台湾老板都特地来石褐送他，郑崇华还亲自去他家慰问。其实他的病完全是累出来的。”
说到这儿，刘发枝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我们还有一个叫叶景良的副镇长，干事从无怨言，少说话多干事，白天跑海关、企业，晚上经常陪台商陪到很晚，有一个晚上睡在了卫生间，第二天一早还精神饱满地来上班。现在想想挺不容易的，当时大家的工资又低，干起活来却是那么拼命，一拼就是几十年。我们这一代人都把事业视为生命，一点也不懂得珍惜身体。现在石揭起来了，但很多人都落下了后遗症。叶景良现在中风了。我们的村干部也是，当年太拼命了，像石揭村书记袁焕桃，吉州村书记黄加仔，当年他们都还很年轻，现在一个58岁，一个55岁，几十年下来，身体也都不行了，但村的经济实力现在却是相当强，没有他们当年的辛苦，也就没有现在……”
听着刘发枝动情的叙说，笔者也忍不住泪水盈盈，东莞的今天，那可是当年的基层干部一路辛苦拼出来的。令人伤感的是，当年的奋斗者们在时间的隧道里也渐渐退出了舞台，消失于人们的视野，而他们的健康已被严重透支……
采访杨谭业是我们在东莞所有采访中情况最为特殊的一次，本来约好了采访，可当我们到了塘厦时，听说他因为血压高，正在医院输液。据说他已中风多年。笔者实在不忍心多打搅这位当年的“开荒牛”，只在人声嘈杂、人来人往的输液室和杨谭业简短聊了十来分钟，便告辞出来。
塘厦现在的经济总量在东莞各镇排名前五。有人告诉笔者，没有杨谭业那届领导班子的开拓创业，便没有塘厦的今天！
杨谭业是东莞清溪人，早年在清溪、樟木头工作，1983年出任塘厦镇长一职，1990年担任塘厦镇委书记。
杨谭业一上任，便琢磨起一件事：东莞各镇都在创建各自的特色，那么，塘厦的特色是什么？塘厦到底该怎么定位，怎么发展？
只有改革锐进，方能在时代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次出差去深圳，杨谭业在深圳的工业园区里突然找到了灵感：把工厂集中到一起，不但可以形成一个好的工业环境，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污染问题、配套问题，这可是一个好思路呀。以前我们引进“三来一补”时，哪里懂什么叫规划，工厂建得很随意，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时间一久，工厂零乱的弊病就出来了，最头疼的是污水这个问题就没法处理好。假如我们也建设这样的开发区，那我们的招商引资就会层次更高，就会引来大项目呀。欲引凤凰来，需栽梧桐树，现在我们把树栽成林，那凤凰不是就更好引了……
从深圳回来，杨谭业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兴奋地把自己的灵感一古脑儿倒了出来。这一倒，居然把大伙儿的热情也一个个给点燃起来。太好了！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发展模式呀，朝这方向发展下去，咱塘厦绝对会大有前景。但是，一预算，很多人又像是被浇了一头凉水似的：这个动作太大了，深圳搞工业园区，人家可是深圳啊，而我们只是一个镇，我们哪里有钱啊？
会议开了一天又一天，不但镇村领导反复讨论，还特地请来台商、港商，请他们论证塘厦走大型工业园区这条路子能否行得通。当时外商也一致认为塘厦这条路可行。
得到外商们的认可后，镇村领导们统一了认识。接着，塘厦工业园区的宏伟蓝图便开始一步步落到具体实施中。杨谭业回忆说：“搞工业园区开发是要很多钱的，一个工业园区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我们本身没多少钱，那时向银行贷款又特别难，我们只能贷到一点款，怎么办？当时我们一方面把开发区里的地提前卖给港台商人，更多的是靠集资，我们不但在东莞集资，还跑到深圳、惠阳等地集资。从1990年开始，我们先后集资了10个亿。我们先建公路，路搞好后，老板们来得就多了，他们在工业园区里纷纷买地。我们拿着这些钱又搞下一条公路。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把工业园区给建了起来。当时我们和村里联合起来，先由镇里把地统一集中起来，开发好后再分一些给村里发展。经过几年大规模的开发，终于形成了28个工业园区，其中大型工业园区有6个，最大的工业园。区面积有10平方公里。”
1996年，塘厦战天斗地的大开发完满画上了句号。这一年，杨谭业也到了退休年龄。令他欣慰的是，塘厦美丽的梧桐树林终于引来了一个又一个金凤凰——美国的通用、法国的汤盛、日本的三洋等跨国公司，台湾的康舒、国巨、世听以及香港的中建、金山实业、东茗国际、王氏国际等20多个港台上市公司纷纷落户塘厦。从1990年到19％年，塘厦每年都是百分之三四十的高增长。截止到2000年底，全镇拥有外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12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2.5亿美元。
当笔者问起那些年的艰辛时，杨谭业脸色安详，他微笑着摇摇头，说那都是应该的。
杨谭业的老伴在一旁告诉我们说：“他那时候吃过的苦可真是多了去了，不是跑工地，就是跑香港，求人家老板回来办厂。在香港他又没有地方住，有时就在人家老板的办公桌上凑合一晚。那个时候他几乎是不着家的，每天忙到很晚才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又骑着自行车出门了。家里的事从来没管过，什么叫礼拜天，什么叫放假，他从来没有在家呆过一天。他退下来后倒是在家呆着了，可身体也垮下来了，反而又要我们照顾他了……”
杨谭业打断了老伴的讲述，他感慨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这个位置上，那我就应该尽力而为，大胆而为，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好的日子。为百姓做点事，为后人做点事，我们吃点苦也没什么。”
霎时，笔者泪眼蒙陇，默默无语多时。从杨谭业那虚弱的身体上，笔者能完全想象出当年的艰辛，那是一种耗尽健康和生命的义无反顾呀，付出的又何止是他的年华！
从医院告别杨谭业，漫步在塘厦风景如画的镇中心，笔者在惊叹这里的富裕和美丽景象时，却始终被一种无可名状的锐痛和感动萦绕着。街头上行走着的这些衣着时尚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听说过一个名叫杨谭业的创业者……
我们进到塘厦镇大坪村附近的大屏障森林公园，映人我们眼帘的广场中间是一池荷花。或含苞，或怒放，或亭亭玉立，或迎风摇曳，然而，面对眼前的此番美景，笔者却无心观赏，脑海里总是想起东莞改革开放当年的创业者们。当人们惊叹赞美荷花之美时，有谁会想到托着美丽的花儿叶儿下的那些困顿在泥水里的藕，正是它们孕出藕芽，使之长大开花……
无论如何，请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创业史，记住这群时代的改革先锋们，正是这些真正致力于造福百姓、致力于长远发展的先行者，当年曾用自己的热血和汗水共同参与了东莞这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大变革，从而决定和影响了东莞发展的前进节奏，也铸就了东莞今日之辉煌。
我们还听说过一个叫殷顺喜的创业者，正是他当年带领乡亲们进行艰难持久的战斗，才使得今天的清溪像颗明珠一样在东莞这块土地上璀璨夺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清溪镇镇委书记殷顺喜为了实现振兴清溪的计划，带领清溪人投人了一场场战斗：一是面对当时土地使用各自为政、随心所欲、贱价出租使土地流失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统筹管理。这一重大举措，莫定了今日清溪发展的大格局；接着，连续3年时间开动数以百计的推土机、挖掘机、运土车，昼夜苦战，硬是一口一口地吃掉了100多个山头，抹平了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平地之后开始修路。地平路通后，外商们纷纷前来投资建厂；三是于1986年、1987年连续开发和建成了第一、第二工业园区，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港台企业投资走进低谷。殷顺喜清醒地指出清溪不能停，更不能退，要以更大的动作更快的步子继续往前走。经过两年的苦战，新建的银湖、银山两个工业开发区如巢引风，一下子就招来50多家外商投资办厂，资金达1亿元。经过几年的奋斗，清溪的发展之路更顺了，更有前景了。此刻，殷顺喜心中又有了更高的目标：用10至15年的时间把清溪建成一个新加坡模式的现代化城市，完全实现清溪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
如今，所有到过清溪的人都从中看到这样的宏伟蓝图已得以实现。当人们惊讶于清溪的美丽时，有谁能看得见这美丽的背后所付出的创业者的心血啊！
从这些创业者的身上寻找东莞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答案一目了然。
鲁迅先生在随笔《生命之路》中曾如此定义“路”的内涵：“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左传》里也有句话叫做：“革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是，坐着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
于荆棘中开辟出路，对东莞这场划时代的改革而言，正是如此。
回过头来看，东莞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浸满了无数开辟者的鲜血和泪水！时代的改革者们践踏着羡黎不断寻求生存之路，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过程！只有当所有的荆棘之地被时代的辟路者辟出之后，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