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扶贫工作中，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给人以物资援助。比如棉被、棉衣、粮油。温和饱，是贫富天平上的两个最基本的砝码，所以，一旦扶贫，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况且，当一项工作停留在最基础的形式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工作本身的乏味而懈怠了创造之心，自然就不愿意多做什么思考了。这两样东西放之“贫困”而皆准，怎么也不会出差错。于是，去年送粮油，今年还送粮油；今年送棉袄棉被，明年也送棉袄棉被。
有一天，当我们把放之“贫困”而皆准的棉袄棉被粮油等送到贫困户跟前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对方皱起了眉头。倒不是他们有多嫌弃棉袄棉被，实在是因为他们更需要点儿别的。比如，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白糖吗？”或者是：“有娃儿玩具吗？”这些人必然地遭到了耻笑，然后被当成反面素材，反复地被人作为实例来佐证“老百姓有扶贫依赖”之说。好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得出了一个良性的结论，即“扶人以鱼，不如扶人以渔”，也即“扶贫先扶智”。从此，我们的常规也是基础的扶贫工作中，出现了新鲜东西，比如科技帮扶，后来叫开发扶贫。
“开发扶贫”是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之首，被视为农村工作的主旋律。这些年来，“科技兴农”喊得响也抓得实，而且成绩不错。尤其当“全球减贫”的口号叫响后，毕节试验区又实施了“开放扶贫”。这里头，除争取多渠道招商、争取中直机关支持和吸纳港台援助以外，还有承接国际援助。据统计，1988年以来，毕节试验区就先后得到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渐进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项目援助。比如织金、纳雍两县援建的“3356”工程项目。另外，“八五”期间，单单卫生领域就有丹麦、美国、奥地利等国卫生急救项目，贷款投资84.4万美元；世界银行发展卫生事业项目，贷款投资1540万元；世界银行中国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贷款投资710万美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会加强中国基层妇幼卫生合作项目，投资20万美元；世界银行ⅶ、ⅷ、ⅸ项目，贷款投资4000多万元。除此之外，还有1995年在大方、织金两县实施的世界银行西南扶贫贷款项目、德国eze组织援建的赫章县山区综合开发项目，2000年在纳雍县实施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扶贫领域基础设施示范项目等等等等，完全是百团大战的攻势。
这种扶贫办法被总结为“漫灌式”，认为它尽管在解决普遍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却没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认为这种扶贫方式针对性不强，精准度不高。
我们沿着主观的思路跑了一大圈，终于想到应该回去问问“贫困户的个性需求和发展意愿”，想到了“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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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大方阵作战，毕节试验区专门提出了“瞄靶子”的说法，意思就是要瞄准扶贫对象，瞄准他们的需求开展工作。但对于一个小小的行政村来说，文朝荣都不需要瞄，村里谁家缺什么，谁家短个啥，他一目就能了然。所以海雀村一直都采取的是精准式，给房子要倒的修房子，给短种子的送种子。修房子是大事儿，由村里想办法解决，送种子一类的事儿，是小事儿，往往都是文朝荣自己就解决了。扶贫是个世界问题，但到了他这里，就成了乡亲间的问题了。乡里乡亲，就应该互相帮衬，做村支书时是这样想的，不做村支书了，他也这样想。
1996年，王富华的儿子王兴富说上了媳妇，而且这媳妇还是河镇恒底村人。恒底的条件天生比海雀好，它生在山下一点，地稍平，土稍厚。历史上只有海雀的姑娘往下面嫁，没有下面的姑娘往海雀嫁的。海雀人的媳妇，都是从更深一点的山里娶来的。王兴富自然是开了从山下娶媳妇回来的先河，可把海雀人欣慰得什么似的。海雀因为说媳妇难，这件事情就一直被当成大事，哪家要是老说不上，就会大家跟着急。一旦谁说上了，又大家都替他高兴。
像王兴富这样的，大家又都跟着一起光荣。海雀正在变得好起来，正在被人刮目相看，正在吸引像张国英这样的向往着好光景的姑娘。收完庄稼，海雀就热热闹闹把这位恒底姑娘娶进了门。全部的振奋都在婚酒的热闹之中了，可谁也想不到有一天，这位姑娘会因为对海雀的失望，而不得不把男人带回到恒底去活人。
习惯了被老天爷捉弄的贵州人，总爱说一句话叫“别高兴得太早”。有时候，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老人用来警告浮躁狂妄的年轻人。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受了打击后的教训总结。秋天娶了媳妇，跟着的那个冬天就成了个旱冬，不下雪也不下雨。那个冬天，海雀的林子的确已经长得像林子了，但由于树们还没长到足够大，还没法给海雀带来应有的潮湿。更何况，一个冬天无雨无雪，它们也遭受着干渴的煎熬。风依然肆虐，干了一个冬天的地皮一吹就散，被风卷到空中，作遮天蔽日之势。当它们遮蔽了山头那片象征了希望的林子，人们又恍惚回到了以前，回到了那个被专家判了死刑，定义为不适合人居的海雀。一个冬天，海雀人都在担忧：来年会是个怎样的境况啊？
长期依靠老天爷吃饭的海雀人，这时候只有抬头看天，他们担忧不担忧都没用，得看老天爷怎么对待他们。可老天爷并不因为这是一群顺服的人，就收了他的顽皮之心。来年，又一个春天都是雨，庄稼苗好不容易长出来，结果多数都给冲倒，给泡烂了根。有那么一些，坚持到了夏天，还抽了穗子，但紧跟着那个夏天又三个月不撒一滴雨，它们站在海雀那贫瘠的地皮上，结果只有一个：活活被太阳烤死。它们都还没来得及长出果实来，就成了柴禾。
那一年，海雀人没有收成。
张国英嫁王兴富，是因为看到海雀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可没想到一嫁过来海雀就回到了饿饭的日子。她不得不暗自埋怨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勉强撑到过完年，王富华就带着儿子上山采月亮苔，挖龙胆草，在深山里辛苦刨了一个月，只换来了十几块钱。没办法，只有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那一年，海雀人真的又回到了从前，到处借债，到处遭白眼，亲戚朋友见了他们就躲，像躲土匪一样。就这样，日子还得过，老天爷设了个坎儿，你无论如何得跳过去才行。王富华涎着一张老脸，临到头却发现那张老脸并不值钱，别人不买账。他只好说：“借一升包谷还两升麦子行不？”
海雀人不怕饿，没粮食靠野菜也能活人，但王富华家有个恒底人，况且这个恒底人还怀着孩子，就要生产了。为了这对母子，王富华只能豁出去了。
孙子看不见外面的情境，到时间就凑热闹来了。媳妇坐上了月子，却只能喝碗包谷糁子。亲家见了，鼻子眼睛焦灼成一堆。说：“亲家，看你这光景，别说养月母子，怕人都养不活。”说：“我看我还是把年轻的几个带回我家住上几个月，等你这里情况好些了再说吧。”
跟人借债还没有脸红得抬不起头哩，亲家这话一出，王富华羞得想把脸夹进裤裆里去了。可就这样也阻挡不了亲家把人接走，姑娘是人家的，女婿是人家的，外孙也是人家的。人家的人在你这里挨饿了，人家这是要救人哩，哪有商量余地？
他试图求助于儿子，儿子还是他的儿子，他还是儿子的爹，难道他忍心让他爹把脸夹到裤裆里活人吗？他直勾勾盯着儿子问：“不能想别的办法？”
可儿子看上去更关心他自己的儿子，更关心他自己那张嘴。儿子说：“正好舅子哥两口都出门打工去了，恒底那边的地也没人种……”儿子没把话说完。这样的话不用说完。打比方你牵了一头猪到你养了一辈子猪的父亲跟前，还用把猪尾巴也给他看吗？
王富华坚持着。他希望真能“坚持就是胜利”。他说：“你们这么一走，我这脸往哪里搁？”往哪里搁呢？他当时想到的就是裤裆，他希望儿子也能想到那里去。儿子固然能想到那里去，事实上做上门女婿的话，他也并不光彩。他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都瞧不起上门女婿，但他十分清楚海雀人是这样的。他甚至也能体会必须把脸放进裤裆里的那种难受，但关键在于他并不把这个看得很重要。他觉得活下去才最重要。如果饿死了刚出生的儿子，他将比把脸埋进裤裆里更难受。
就还是走了。
说是“接”，其实儿子更主动一些。
原本热热闹闹一家子，突然抽走了三口人，只剩下王富华一个老头子守着一世界惨淡。那凄惶，看上去像个无底的黑洞一样可怕。王富华想逃离这个处境，可逃出门又怕见人，总觉得别人在拿别样的眼神看着自己。要真能把脸放进裤裆夹起来就好了，可脸皮哪是想抹下就能抹下的呢，你还以为是个面具呀？王富华凄凄惶惶在村子里蹿，就给文朝荣找上了。
文朝荣不光是海雀人，还同样是位父亲。因此他一听说王家出了这种事儿，就知道王富华必然一时间接受不了。别人也知道，但别人没有义务去管王富华是不是接受得了。那会儿大家都很惨，这时候如果谁要去管，就会被看成是多管闲事，是“自己的稀饭都没吹冷，还要去吹别人的汤圆”。他们或许会问那么一句：“你还好吧？”但这么问的时候并没有真去关心你是不是还好，要是不好的话应该怎么办。他们不过是随口一问，不过是在尽一个邻居的最起码的责任。我们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得到一个总结：平时嘘寒问暖的人并不少，但临到你真受冻的时候，雪中送炭的人却少得可怜。文朝荣就属于少得可怜的那种人。他也没有义务，他已经退休了，不再是海雀的村支书了。但他热心，他喜欢替别人吹汤圆。
他要去看王富华，王富华又蹿外面透气去了，他就只能满村子碰。碰上后，两人就坐在土坎上说话。
“真走了？”文朝荣明知故问。我们习惯在一时找不到别的话说的时候，犯这种错误。
王富华没说是不是真走了，说的是“我这脸皮子往哪搁啊”。说的时候，他埋头左右晃着眼睛，像是真在找搁脸的地方。
文朝荣说：“往哪搁呢？还不往脸上搁？”
王富华抬头飞快地看他一眼，又把头埋下去，说：“你说得轻巧，狗屎没打在你脸上呢。”
文朝荣说：“怎么没打在我脸上呢？我是村支书，我的村民都饿得逃老丈人家讨饭过日子去了，我这脸往哪搁呢？”
王富华又抬了一下头，说：“你就别凑热闹了，你已经不是村支书了。”
文朝荣说：“可我当过村支书不是？你们当过我的村民不是？再说了，我还是党员不是？你们是人民不是？”
这就是说，他铁定了要跟王富华睡一个坟坑了。王富华猛然抬起了头。他甚至突然捡到一个惊喜。你冤死了倒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坟坑下还有个垫背的，那时候你就跟他一样惊喜。虽然自己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毕竟不是你一个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同病会相怜。因为人做什么都喜欢结伴，高兴的时候有别人一起高兴，就更高兴；沮丧的时候有别人一起沮丧，你就感觉别人分走了你的沮丧，即使你明白并没有分走，但事实上只要你不是这世界上惟一那个痛苦的人，你就可以宽慰很多了。
王富华复杂地盯着文朝荣看，他真想抱着这个人亲上一口。
文朝荣说：“看哪样看？你盯着我看，我也不能把脸揣进裤包里去。”
他说：“那会憋死的。没有活人自己把自己憋死的道理。”
王富华勤劳地动着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文朝荣说：“今年，要是再出现天干，我们就不会由着它干了。”
王富华呆滞的目光闪了两下。
文朝荣说：“儿子媳妇走了，不还有我们吗？开了年，大家帮你把庄稼种下去就是。只要地里有庄稼收了，儿子媳妇不就回来了吗？儿子媳妇回来了，脸面不就挣回来了吗？”
王富华的目光又闪了两下，这回，他终于出了声响。他说：“要是老天还作怪，你能怎么办呢？”
文朝荣说：“你是说天干吧？我们都有水了怕啥？天要再干，我们就拿水浇啊。那地膜包谷的好处是，不光让包谷冷不着，还让它们耐旱，只要有水浇它们就没多大问题。今年吃了亏，明年我们还会吃同样的亏吗？没那么傻吧？”
就他家的水的问题，王富华不会怀疑，因为他们海雀组十几户人家现在就吃的是自来水。自从海雀枯了海子，成为名不副实的海雀以后，海雀人就一直靠到沟底挑水喝。遇上下雨天，路面比泥鳅的背还滑，十有九人都摔破过水桶。那是1996年的某一天吧，文朝荣在巡山的路上突然发现了一股泉水。在海雀这地方，人见了水，就等于孩子见了娘奶呀，而且是饿孩子看到娘奶啊！饿了好久好久了，娘的乳房终于有奶水了！这不光意味着他们今后不再挨饿了，还意味着他们的母亲恢复健康了啊！那个时间，一贯自认为是硬汉子的文朝荣也忍不住潮湿了眼眶。那种久违的，想哭的冲动，促使他在那里蹲下来，足足蹲了十来分钟。最后他尝了泉水。它有着应有的甘甜。咂嘴的功夫，文朝荣滋生了要把它引回家去的念头。那之后，这个念头就像只兔子一样，一直在他心头乱蹦。回到家，文朝荣就找自己寨子上那十几户村邻商量：“我们凑钱买根管子把岩脚那股水引回来如何？”
村邻们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地问他：“岩脚有水？”
这样的表情他看着就得意，他说：“当然有水。我们有了万亩林场，还会没有水？”
村邻们就瞪大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的时候还用力眨巴眼睛。
文朝荣说：“那水好得很，等引回来了你们就晓得了。”
人家问：“怎么个引法啊？”
都对这件事情抱着极大的期待呢，可又怀疑这不太可能。
文朝荣说：“你们把沟挖好，把水池整好，我去赊管子。水跑不到你们各家各户，我不收你们的管子钱，还天天挑水给你们喝。”
他说到就做到了，真把那股山泉引进了他们家里。文朝荣似乎从来都能说到做到，即使他已经不再是村支书了以后。可是，难道今天文朝荣指的就是他王富华一家吗？老天爷要是再使坏，难道他就指望王富华一家，或者海雀组这十几户人拿自来水救活庄稼吗？不会吧？他想。文朝荣管事，可是出了名的管得宽啊。
果然。
文朝荣接下来告诉他：哪能只满足于海雀组的十几户人用自来水呢？那林子是全海雀村的人造的，怎么能只有海雀组的十几户人享受山泉水呢？接下来，得让全海雀村的人都享受上。这样一来，海雀人不就有水浇地了吗？
他还说到了电！
一说到电，王富华就禁不住提肩膀来精神，好像他给接上了电源似的。可是电对于海雀人来说，又似乎遥远得像远古传说，像天方夜谭。电在山下，在离他们不远的河镇乡场上，但它就是不到海雀来。就像神秘的故事在书本上，因为他们不识字，所以故事书永远也不会来到他们手上。
所以，王富华充满怀疑地问：“你说的是电啊，不是水啊？”海雀有了那万亩林场，水，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了。可没人听说过林子能发电吧？
文朝荣说：“我说的就是电，你不信？”
王富华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他显然不信。
文朝荣说：“那天地委书记到我们村来了。朱书记，你还记得不？”
王富华点头，但这并不代表他已经相信他们今年就可以点电灯了。
文朝荣说：“我跟他请求过了，他答应帮我们解决。你想想，地委书记能说话不算话吗？”
王富华说：“你请求有用？你都不是村支书了。”
文朝荣说：“怎么没用，就是你去请求也会有用。”说完这话，他又突然介意起王富华说他不是村支书的话来，人们老拿他已经不是村支书的事实来限制他，多了，他就烦了。所以他没好气地说：“我不是村支书我还是党员嘛。”文朝荣在说一种义务，党员的义务。但王富华想到的却是一种特权，一个党员永远都可以去管一些事儿的特权。既然是这样，王富华就说服自己“宁可信其有”。他支吾着说：“真要是……”
文朝荣打断他说：“真要是点上了电，你还怕叫不回儿子媳妇来？”
王富华终于有点儿激动了。他冲着文朝荣咧一脸的牙，看上去有百分之八十是在笑。
文朝荣说：“你把心放肚子里，我们一定把脸皮挣回来就是。”
王富华就当真把心放肚子里，等着电灯来照亮他心头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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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电却没有像它具备的速度那样快就来到海雀。按王学方的说法是：电跑得再快，也得有路给它跑。然而给电铺路，又得有个过程。
比较起来，水来得更快。因为水源就藏在海雀的万亩林场下面，文支书走路就能遇上水，他们如果细心去找，还能找不到水源吗？
文朝荣跟王富华说完自己关于水的想法，转身就盯着村委会那帮人，他希望他们也跟他想到一处了。既然海雀组这十几户都喝上了，他就不相信王学方不把另外那几个村民组的水放在心上。村里的事情确实很多，而且还是比喝水更大的事儿，但喝水的事儿不是更迫切吗？王学方可能属于那种反应要稍慢半拍的人，但作为一个村支书，反应再慢也不能看不见村民的迫切需要吧？文朝荣这么想，事情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王学方果然就反应过来了。开了年的第一个支部会，王学方就提出要为别的几个组解决自来水的问题了。
这样一来，文朝荣也就不用操这件事的心了，只需站一边儿晒着太阳看热闹就行了。
水也是有些古怪的，越是干涸，需要它的地方，它就是越是不去。当初海雀干得起皴皮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它的影。现在海雀有了万亩林场，地皮湿润了，它们也赶来了。海雀村各个组都在山上找到了足够的水源，村干部就分了工，村长文正全负责带领各组的人挖沟，村支书王学方负责带人铺管子。当年，海雀村就家家都喝上了自来水。
全海雀村都通了自来山泉的那一天，文朝荣站在太阳底下咧开嘴一个劲地笑。但他没看着水笑，而是看着王学方笑。这就很明白了，与其说他欣慰的是全海雀村都喝上了自来水，不如说他欣慰的是王学方这位村支书终于反应快了，也终于学会瞄靶子了。
以前，海雀村的猪牛羊只能喝人的洗衣水洗脚水，现在，它们也可以喝山泉水了。
水到家以后，女人们突然爱上了洗涮活。以往在海雀做女人，爱不了干净。洗衣水也得到沟下去挑，金贵，衣服就只能尽量少洗。大方用水，是天下过一场大雨，水窖里的天花水很满的时候。但水窖里的水是雨水积的，是死水，总免不了一股臭味儿，多洗也无非是把泥和汗洗得稍干净一点，衣服却染上水臭味了。然而，山泉水洗的衣服却有一种别样的香气。她们说不清楚那是什么香，或许是树叶的香？又或许是泥土的香？反正很香，反正香得亲切香得贴心。她们把一家人的衣服都泡了，彻彻底底地透洗。把以往没能洗干净的，也一起洗干净。那之后，海雀村的女人们就穿了一身真正干净衣服，带着同样穿了真正干净衣服的娃娃去赶集。就把一条路都走清爽了。邻村的女人们觉出了她们革命性的变化，就好奇地打听，怎么旧衣服变出这光景了？
她们说：“洗的。”
人家问：“听说海雀通自来水了，是吧？”
她们兴冲冲答：“是呢。”
人家又问：“听说海雀那林子下面好多水，是啊？”
她们说：“是哩。”
问：“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去那里引水啊？”
她们大笑，说：“这个要去问支书噢。”
“问哪个支书，文支书吧？那林子是他发展的嘛。”
她们说：“就是啊，得去问他干不干喽。”
果然，老街、花泥、四方、双河几个村都来人找文朝荣了，问他们可不可以也到海雀的林子里头找水源引自来水。文朝荣给他们问得直乐呵，说：“我又不是东海龙王，没管着水，你们要找水哪用得着来问我？”问的人也跟着乐呵，说：“你虽不是东海龙王，但你是水菩萨啊。”他们也不怕语气里赤裸裸的巴结味太浓遭人瘪嘴，肉麻地恭维着老支书。他们说：“要不是你，哪来那万亩林场？要不是那万亩林场，哪来的水源？”文朝荣虽然觉得他们的话说得很过火，但心里那种受用却又是无法忽略的。再说人家不过是到林场里找个水源引个水，有了这万亩林场，水源只会越来越丰沛，又为什么要吝啬呢？因此他当即就慷慨地应允他们：“去找吧，只要不把林子挖坏了就行。”
来人得了这话，欢天喜地地回去了。赶着第二天，他们就上山找水源去了。咋咋呼呼的，倒不像是去找水，更像是找野鸡。海雀村的人听得眼睛一愣一愣的，护林员就紧赶慢赶上山察看。见他们不过看上去有些疯癫，并不见得存在什么危险，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是吃菌儿闹的？”有些野生菌有毒，有人常常吃完野生菌就出现癫狂症状。他们不正好在林子里吗，这玩笑很具时效性。可人家不跟护林员们开玩笑，人家反而突然一本正经起来。人家说：“这林子好啊！”人家说：“我听老人些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地方其实就是有林子的，林子里还有老虎豹子，有蟒蛇猴子。”这边问：“你们老人说的是哪个时候啊？他见过老虎豹子？”人家说：“老人们也是听老人说的，但从前我们这里确实是风水地呢。”
就遇上文朝荣了。他手上拿把弯刀，来到跟前时先干咳。来找水源的并非是来找过文朝荣的，就怕怕的看着他手上的弯刀。文朝荣跟着他们的眼神儿看向自己的手，才明白了他们眼神儿里那几丝恐惧的出处。他扬扬弯刀，想解释一下它的用处，但转念又觉得没那必要。他说的是：“你们刚才说的是夜郎国时候吧？”这话题是他最喜欢听的，也是他时常都想跟人说起的。
但因为害怕，他那一脸的兴趣盎然还是给人忽略了。那边虽梗着脖子点头，舌头却是僵硬的，脸上的担心也没少下去。他们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也是。”他们勉强地维持着想跟他把话题继续下去的热情。
文朝荣意识到手上拿着把弯刀没法跟他们谈得亲密，就索性把刀扔地上，自己找了棵树靠着，抱了手跟他们谈了起来。
他说：“夜郎国那阵儿，可乐是王城啊！我家海雀，是被国王当后花园的啊！”他满脸的自豪，完全像是在说自己的母亲年轻时天姿国色。
他说：“那时候，这山上的林子那个厚啊！老虎豹子藏里头，安全得很。山下的海子那个深啊，你拿两根竹竿接起来，也插不到底。”
他说起了水，对面的几双眼睛就眨巴了几下。他们想起上山来的目的了，可对面这位老支书谈兴正浓，他们又不好扫兴。文朝荣就继续。他说：“有海子才叫海雀啊，要不是有那么好的海子，我们这地方哪能叫海雀呢？所以我当初就说，要在海雀造林，是没有问题的。海雀又不是没有过林子，又不是生来就是光秃秃的。既然它有过林子，有过海子，我们为啥没信心呢？”
他说：“我们要的就是个心，就是想还给它一片林子的心。只要有心，还给它一片林子就不难……”
他看上去刹不住车了，对面的人着了急，赶忙打断。问：“那老支书你说我们这地方能回到以前那样子吗？”
文朝荣说：“慢慢就回到那个样子了。”
文朝荣到底还是给扫了兴。他的谈兴一下子就退到了身后。他甚至有点儿不高兴地说：“你们不是都找水来了吗？”不能往下说了，他就弯腰去捡弯刀。他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那边就警惕上了。这方圆周边的人都知道他跟这万亩林场的关系。莫不是他想翻腕？
文朝荣捡起弯刀来，就问他们：“找到没呢？”
那边没说“找到没”，而是小心地说：“是经得你同意了的啊。”文朝荣给逗得笑出声来，说：“我这会儿也没说不同意啊。”他说：“你们找吧，好好的找，只要别坏了树就行。”
这时候，护林员跟几个找水的人开玩笑说：“像你们那样找，惊咋咋的，怕把水吓跑了。”
那边就嘿嘿笑，说：“一钻进林子，人就想喊。”气氛总算轻松起来了。这回大家一齐笑。笑完了，三家各奔东西，继续往他们该去的地方去。
据说那帮人在林场里整整找了一个周，才找到了水源。但又据说他们不过是贪图林子里的那份惬意和舒爽，故意磨蹭了一个周。但不管如何，他们都给自己村里找到了水源。当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就用上了自来水。那年过年的猪头和猪脚都洗得很干净。
电，却是在2001年才有了动静，似乎越世纪跨千年对于它们来说也是件很费劲的事情。听说终于可以去拉电线杆了，文正全正吃着早饭哩，文朝荣就跑来催命了，说：“叫去拉电线杆哩，你还在家磨蹭。”文正全说：“没看我正吃饭吗？吃了就去哩。”文朝荣手上拿着弯刀，文正全虽然说着气话，却不敢真动气。
文朝荣是要上林场去，这是他每天的事业，那把弯刀跟他形影不离好些年了，都成了他身上的一个部件了。现在文朝荣再不绷脸，而且永远都笑盈盈的。说气话，说厉害话的时候也都笑盈盈的。人们怕他，也就只怕他身上那把弯刀了。
“饭你天天都在吃哩，拉电线杆的机会却只有这一回，还不赶紧！”文朝荣呵斥他的大儿子说。说话的时候他大概想挥一下手，于是就挥成了弯刀了。让人害怕的地方正在这里，文正全都长成中年了，横看比他粗，竖看比他高，但他还是赶紧就放了碗，包着一嘴饭急急地出门去了。那样子，倒像是被他爹命令去抢电线杆。
说拉，听上去就很简单。但其实那会儿海雀还没通公路，电线杆只能拉到山下。上山的路，得人抬。那家伙可是水泥做的，得八个汉子才抬得动。好在它们在村民们心中显得很重要，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供电所的人把路线规划好，在哪里栽一根，多远距离栽一根，用生石灰打上记号，他们就把电线杆送到那里去。电线杆去的地方不一定有路，他们有时候得拿手抠着地皮拼命。即便有路的地方，电线杆直挺挺的也不肯走弯路，他们也还得手脚并用，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才行。那肚子里粮多菜少的，还能忍受。一些来之前肚子里装了太多菜的人，腰就直不起来了。肚子一软，那腰一压就弯。大家一起使劲才能扛得动的活，你使不出劲来，这活就没法干了。挨吼是必然的了，人家把脖子上的青筋全鼓起来冲你吼：“你搞哪样！”你不服那口气，把两辈子的劲都使出来，可腰还是软。你就必须拿出个态度了，不然别人不饶你呢。你用巴掌打自己的屁股，说：“妈的屄，明天叫婆娘饭里多放粮！”有这态度，人家立即就原谅你了。即使气还不能完全消干净，也都变成了半嗔半怨，说：“明明晓得是干这个活，你还舍不得吃粮食，安的啥心呢？”说：“这可是为了大家能点上电灯哩，想电灯想了多久了？竟然不积极。”
事实上他们能干的，也就是把电线杆抬到它应该落脚的地方。打坑，栽电线杆，就只能是工程队干了。
村干部分了工，一人负责两个组。说负责，但他们其实也只能站一边儿看着，需要有什么小事跑跑腿的时候便跑跑腿。不过，有件事情却很重要，就是工程队吃饭的问题。工程队自己主张在当地请个村民，就地挖个土灶帮他们煮，粮食他们自己出，菜他们自己买。这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海雀人却接受不了那份疏远。村干部都要求自己负责的那个工程队到自家去吃，饭由自家婆娘煮。工程队觉得，这样的区别也就在于煮饭的灶台是在屋子里还是在野地里，就把粮食往他们家里搬。他们见了就急忙推，把粮食包挡在门外，说：“你们为我们做这么大的好事哩，请你们吃几顿饭是应该的，还要你们的粮食的话，就不地道了。”门外的人觉得这话很好笑，就拔高了调笑，说：“我们干的是本职工作，又不是白干，吃饭怎能不出粮？”门里的说：“没你们我们就点不了电哩，你们为我们干活，我们管饭，理所当然哩。”门外的说：“我们是拿工资的。再说，今后你们用电也是要交电费的。”门里的还坚持，说：“一码归一码，两码事两码事。”
就这么说来说去，那包粮食一直被介于门里门外之间的尴尬境地，最后来了个中间人，说：“我看这样，粮食由你们出，菜由我们出，好吧？”说是中间人，其实立场还是站在海雀这一边的，因为他也是海雀人。就这样，粮食终于进了门，门里门外的人也释了怀。门里的人转过身去悄声对婆娘说：“菜里多放油，有肉最好。”婆娘悄声叫苦：“没肉。”结果挨了男人的瞪，悄悄话也变得咬牙切齿，“你不晓得想办法呀？借去呀！”
海雀人没有吃午饭的习惯，历来都只有早饭和晚饭。所以，午饭那顿，工程队就吃得很寂寞，也吃得怪不是滋味。全村人都不吃，就他们吃，就避免不了那种多吃多占的感觉，怪愧的。那些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全都是自由的，无所事事的。这些天，栽电线杆这样的新鲜事物一直吸引着他们，工程队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在工程队看来枯燥得不能再枯燥的活，他们却百看不厌。他们看不厌烦，但人家看他们看厌烦了。他们自由散漫，在工地上很危险，但又怎么撵都撵不走。就只好在有危险的时候专门拿人把他们往一边赶，像赶一个没心没肺的羊群那样。
吃午饭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他们。但他们只参与看，不参与吃。你叫他们吃，他们也不吃，很客气的，往边儿上躲，怕你硬拉他们去吃。你不管他们了，他们又越站越近，越站越近，眼巴巴看着你的碗，眼珠子都掉进你碗里来了。你一抬头，他们就往后闪，很有点像你抬头间能刮起一股风，风把他们往后刮了半米远。他们一律都挂着鼻涕，像挂鼻涕比赛似的。他们从来不舍得把它擦掉，往往是挂得越长的那一个更开心。鼻涕挂过河，一张嘴笑，像两獠牙。
文朝荣巡山回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多，这会儿工程队正是午饭时间。见李明芝不在家，文朝荣动了翻碗柜的念头。翻碗柜不是因为他饿了，他的生物钟还没到吃饭的点呢。他是想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像样的菜，好拿到大儿子家跟工程队表示一下。把工程队请来栽电线杆，他还没机会表示过啥，这让他心里一直欠着哩。很意外的，他在碗柜角落里发现了半截腊肉。那是一块腊肉的尾巴。在一块腊肉身上，属于皮多肉少的那部分。刀口是新的，它的前半身不见踪影。文朝荣寻思，这肉尾巴可能是李明芝找人借的？他们家好些天没打过牙祭了，她借来打牙祭？或者，它其实是李明芝珍藏的，现在她把它的尾巴切下来打牙祭，又把另一半珍藏起来了？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有了惊喜的发现。他找了张旧报纸把腊肉包了，夹到腋下就去了大儿子家。
饭还没好，工程队的人还没到齐。他跟早回来的人打着招呼进了门，正碰上大儿媳往桌上摆菜。一钵酸菜豆米汤。这是海雀人一年四季都吃的经典菜。但谁都清楚，这菜太寡了。文朝荣叫住大儿媳，把腋下那块肉交给她，悄声说：“你给他们炒这个。少了点儿，炒洋芋吧，好歹有油水。”
大儿媳露出一个意思不太清晰的笑容，正想张嘴，文朝荣赶忙对她说：“不要跟你妈讲，我悄悄拿的。”说完还笑笑，表示现在他们是一伙的了。大儿媳非常感激公公能拉她做同伙，她满脸地荣幸，可她不得不告诉他，婆婆就在厨房。他们说话尽量轻，李明芝听不见，但李明芝端着菜出来了。她端的正好是一脸盆腊肉炒洋芋片，身体周围裹着一团馋人的香味。公公和儿媳都敏感到他们神秘兮兮有失妥当，急忙变脸色。儿媳机敏些，赶忙捡大点儿的嗓门说：“妈都拿来了。”又对婆婆说：“妈，爸又拿腊肉来了。”她把那半截报纸包着的腊肉伸到婆婆面前，很有那种物归原主的愿望。这是往她家拿，不能让婆婆觉得她太心贪，想多拿多占。况且这还能开脱自己，表明她并没有跟公公合谋起来隐瞒于她。李明芝看看那块腊肉，又看看文朝荣。文朝荣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他偷了东西。但他是她男人，他不想在她面前露怯，所以就尽量往大处咧嘴，尽量放大自己意外的一面。他说：“哪晓得你也拿来了呢，要不，你把这块拿回去？”李明芝挖他一眼，把那盆腊肉炒洋芋用力墩到桌上，就算已经生过气了。她说：“我那是留给你打牙祭的，你既然拿来了，就自己忍忍嘴吧。”文朝荣说：“这阵儿不用背不用扛的，几天不打牙祭也没啥。”
话说到这份儿上，他就不想管那块腊肉了。工程队的人全都回来了，准备开饭。他站一边看他们洗着脸，顺便打听一下进度，心里怪满足地走了。那时候他心里蹦出个古怪念头：等点上电，我先亮着电灯睡它一个晚上的觉。
20
王富华去了一趟亲家家。儿子倒插门去已经三年多了，他这还是第二次踏亲家的门槛。第一次是去年。他一个人在家连续丰收了两年的包谷了，觉得是时候叫儿子回来了。去的时候，他还提了一包嫩包谷棒子当礼物，也有要炫耀的意思。话是这样说的：“今年的包谷种甜，掰个嫩包谷来给亲家尝新。”但他想达到的目的，是让儿子看看他老子的能耐，他老子种出了大个大个的包谷棒子。效果果然不错，儿子看了以后大加称赞，因为那毕竟是海雀少有的大包谷。
但王富华想用这一点把儿子唤回家，却遭到了失败。
儿子称赞着包谷也称赞着爹的能耐的时候，王富华信心满满地问儿子：“回去？”
儿子却吞吞吐吐放不出个响屁，还拿眼睛去看婆娘。跟着儿子的视线，他也瞟了一眼儿媳。儿媳一脸坦然，表情里并没有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说：“爸哎，这下面有田，反正我哥嫂还在外面打工，我们还可以多栽两年谷子哩。”儿媳这么说的时候，儿子不看爹的脸，假装逗着孩子。很显然，这意见也是儿子的意见。他只是说不出口，让婆娘代表了。
海雀没水田，种不出稻子。这是一个王富华暂时还无法更改的现实，所以，最后他还是只好灰溜溜一个人回去。走的时候，亲家还硬塞了一包大米在他怀里，说寡包谷有啥吃法，大米吃着才软和。亲家的好意是不容怀疑的，但他也没法让自己不歪着想：这不等于羞人吗？你一年到头吃着寡包谷饭，还想把人从大米饭跟前拉走？
王富华回到家第一时间就去找文朝荣。文朝荣说过，条件好了，就能把儿叫回来了。可他叫不回来。他找他，就是为了质问他：“你不是说过能叫回来吗，我为什么叫不回来？”
但到了跟前，他又没问。他才给儿子亲家呛得鼻子流血，不想再跟文朝荣呛。他发现自己更希望和他亲近，想跟他说说知心话。一时找不到话头子，他脱了鞋使劲在地上拍。声音很响，还扇起来很多灰。
文朝荣说：“生啥气，慢慢来。”
他一惊，问：“你晓得我去恒底了？”
文朝荣没说他晓不晓得的事儿，他说：“雀往亮处飞，你要理解。”
王富华深吸一口气，看样子要出大意见了，可等把气吸进肚子，气就往下面漏了。末了，他虚弱地问：“我们这水……可以打田吗？”
文朝荣问：“你想种谷子？”
王富华突然中气很足地说：“妈的，亲家说大米吃着才软和。”
文朝荣说：“大米吃着当然比包谷饭软和，但海雀现在暂时还不能打水田，种不了谷子。”
这话听上去，似乎总有一天是有希望的。王富华就赶紧打听：“那要哪个时候才行呢？不能拿水泡出水田来？”
文朝荣说：“等林子厚了，水肯定就有了。那时候打个水田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海雀这地方高，种谷子可能出不了产量。”
王富华很失望地说：“那就是根本不能种谷子了。”
文朝荣说：“要吃大米饭，不一定硬要种谷子嘛。这世上，尽吃大米饭的，还真不是种谷子的人呢？城里人顿顿吃大米饭，他们是种谷子的人？”
王富华说：“可我们不是城里人。”
文朝荣说：“包谷种好了，可以拿包谷换大米嘛。”
王富华闷了一会儿，想想也是，气就稍通畅了一些。他说：“我回的时候亲家给了我一包米，我没要。”
文朝荣说：“为啥？”
王富华说：“要吃大米，我可以卖了包谷拿钱去买嘛。”
文朝荣笑起来，说：“志气归志气，你亲家一番好意，你不收，倒得罪他了。”
王富华说：“要是我那龟儿子跟我一起回来，他送再多我也不嫌。”
文朝荣把笑容收回去，说：“等等吧，等点上了电。”
现在，电线杆一根一根竖在海雀了，王富华等不及点上电，就迫不及待要去叫儿子回来了。这一回，他什么礼物也没带，他觉得跟那样的儿子那样的亲家没必要那么友好。到了门口，咳嗽一声，就算跟屋里人打过招呼了。那一头还是照样的热情，照样夸张地问“这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他鼻子里哼哼，说：“哪股风呢？海雀的风，山风。”他说：“我家海雀正在栽一种新品种，你们晓得不？”
亲家问：“啥新品种啊？”
他说：“电线杆。”
亲家拖长声音表示他的大悟：“噢——我们这里也栽的，都栽完了。”
王富华本能地打了个嗝。他应该想到这一点的，海雀都栽上了，难道恒底还不栽？他原本是想来显摆优势的，但现在扯平了。平棋是不该伤和气的，但他感觉屁股下突然长了很多芒刺，扎得他坐不住。或许亲家是看出他的痛痒来了，故意解救他，也或许是由衷的感慨。他说：“这恒底，栽哪样都比海雀强，就是栽树不如海雀。”这话听得王富华肠子里通亮，就笑起来了：“嘿嘿，是喽，你家恒底还是有比不过我家海雀的地方的。”
亲家看他终于又找到了自在，释然地笑道：“单说你家海雀那片林子的话，这周边没哪个村能跟它比。”
王富华得意地说：“那是当然。”
亲家长长呻唤一声说：“栽树大家都栽，可别人栽半天，山顶还是个光秃秃，海雀却长成林场了。”感叹：“恒底没文朝荣啊！”接着感叹：“别的村也是因为没文朝荣啊！”最后感叹：“哪个有文朝荣那心那劲儿呢？”
王富华说：“听你的意思，要是你当村支书，也能当成文朝荣那样？”他乜着眼神儿，一点儿也不打算掩饰他的嘲讽。
亲家说：“我当不了村支书，当得了村支书也当不了文朝荣。文朝荣那样的人，少，十万个人中，才会生出那么一个。”
王富华说：“海雀还是有好的地方哈？”
亲家说：“我哪时候说过海雀不好了？”
王富华说：“你倒是忘性大，我大半家人都给你搬下来了，还说没说过那话？”
亲家很大人大量地笑起来，说：“亲家记仇心太强了。”
王富华说：“我今天是来问他们，回不回去？”
亲家说：“回去，哪能不回去呢？人是你家的人，我也不敢扣留啊。”
王富华心底里直冒泡，说：“这还差不多。”他把目光投向儿子，问：“啥时候回呢？”儿子很没骨气地看向岳父，做岳父的只好替他回答，说：“等收了庄稼吧。种了那么多，我一个人收不了，就收了庄稼回吧。”
王富华满心得意地逼问亲家：“你说话算数？”
亲家说：“当然算数当然算数。”亲家处处都体现出让他一步的作派，他也就得寸进尺，越来越得意。他问：“你清楚今后我家海雀肯定比恒底过得好？”亲家说：“清楚清楚，要好才好，大家都好过才好。”王富华说：“我跟你说，就凭那万亩林场，我就能保证，我家海雀往后比你家恒底好。”亲家说：“你家海雀出名得很啦，原来是穷出了名，现在是万亩林场出了名。地方跟人一样，出了名，好处自己就撵上门来了。”
王富华终于忍不住“嚯嚯哈哈”大笑起来。万万想不到亲家能让他这么开心，他真想跟他来点儿亲热的肢体语言。但又碍于羞涩，最终只是笑笑算了。
因为高兴，吃饭的时候王富华喝了两杯酒。要回了，也不见亲家有啥动静，就主动问：“今天你不送米给我了？”
亲家说：“送你你也不要，就不送了。”
王富华说：“哪个说我不要了？今天你给我多少我都要。”
亲家便对自家姑娘说：“去，给你爸装包米。”儿媳妇转身装米去了，王富华便眼巴巴等。亲家说：“坐着等吧。”
他不坐，他说话。他说：“你说话算话，收了庄稼他们就回啊！”他说：“那时候我估计电也点上了。”
亲家说：“点上电就是点钱哩，你以为那是白给你点的？”
王富华说：“包谷种好了，点电那点钱才多少？”他突然想起去年他跟亲家那番“包谷”和“米”的计较，脑子里一嘎嘣就嘣出了能打败亲家的说辞。他说：“包谷种好了也可以换大米的。”继而又想到了自尊心，又说：“这米可不是拿回家我吃的，我是拿去贡献工程队的。我家没年轻劳力，没人参加抬电线杆，一点儿力都没出。我这是替儿子媳妇出力去哩，要不然，以后他们点着电脸红。”
回到家，王富华真把那包米直接扛给了工程队。
然后，他去告诉文朝荣：“儿子一家收完庄稼就回。”
儿子一家回来那天，王富华站在院坝里大骂了儿子一通，故意骂得方圆十里都能听到。但谁都一眼就看明白他那是因为高兴，他不过是想宣告一声：他儿子回来了。
“还找得到路回来哈？你妈的还没把回家的路忘记哈？妈的屄还是晓得回自己的窝哈……”他大着嗓门儿把看热闹的人吸引过来，拿眼斜斜地看着他们，脸上明明在笑，明明在炫耀着什么。
21
通上电以后，海雀一时间就似乎再没有什么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了。但又总有那么一点不对劲，让知足的海雀人不能完全自在起来。王兴秀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没有要回去的迹象。她只怕是恋上海雀不打算回她的可乐去了？倒不是说海雀人有多容不得人，她回的是她娘家，待多久都跟别人没有关系。可是这不正常啊，哪有回娘家一回就是一个月的呢？更何况这一个月里也不见她男人过来找她们娘儿仨。
我们一旦满足了自己的日子，就习惯于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去关注别人，尤其当别人总是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王兴秀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她总是背一个拉一个在村子里出现。虽说她尽量让自己走得像猫一样悄无声息，也尽量让孩子们跟她一样沉默，但她到底无法隐身，就总还是被人看见。遇上别人看见的时候，她多半都尽量避开目光对视，假装没看见对方。她尽量选择可能不会遇上别人的路，如果出乎预料，遇上了人，她宁可选择折回。可这就更不正常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尽其所能地猜测来猜测去。有那还不满足于猜测的，见了王兴秀家母亲，就直接打听：“你们家兴秀咋回事儿啦？都回来一个月了吧？”那做母亲的原本也是警惕着被人问的，这一下躲不开，就把脸使劲拧，像拧湿衣服一样拧。打的主意是就这样应付过去，但人家越发关心了，追着问：“出啥问题了？”出啥问题了呢？兴秀的母亲说不出口哩，嚼了一嘴花椒似的，满嘴的麻，只好连声呻唤：“哎呦喂……哎呦喂。”
很明显，问题很严重。
人们的猜测和议论进而走向深入，从地头走上了饭桌。
吃晚饭的时候，李明芝也提起了这个话题。她问文朝荣：“你晓得兴秀咋回事不？”
文朝荣说：“咋回事？”
李明芝说：“你不是啥事都关心的吗？这事儿你倒不晓得？”
文朝荣说：“到底咋了？”
李明芝说：“哪个晓得，兴秀和她妈都不说。”
文朝荣半张着嘴回闪自己的记忆，记起自己在山上碰上过兴秀两次，但都没等说上话，她就逃也似的走开了。当时他并没有多寻思，这会儿想起来，也觉得不对头了。他说：“兴秀变了。”
李明芝说：“变倒没变，只是带着娃儿回来都一个月了，也没见闹回去哩。”
他说：“变了。以前兴秀爱喊人，嘴甜，现在见了我也躲。”说这话的时候，他想起了兴秀小时候的样子，她来给他幺女儿送饭团子时的样子。
李明芝说：“肯定遇上啥事儿了。”
吃完晚饭，文朝荣就去了王兴秀娘家。无论如何，现在王兴秀也没法躲了。正像别人猜测的那样，她遇上的问题可大了。她男人出门打工，在一个她够不着的地方，跟另一个女人过到了一起。至于她们娘儿仨，她男人完全就当不存在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哀莫大于此吧？而她的公公婆婆，也都倒向了他们儿子的那一边，对她们母子三人也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王兴秀不光要有内心的承受力，还得有养活自己母子三人的能力。可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既没有强大的臂膀，也没有铁石的内心。她回娘家来，就是想找找内心的依靠。她年纪还不大。十七岁嫁出门，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多岁。在别的地方，这还是一个姑娘撒娇的年龄，而她已经扛起了生活的沉重。母亲同样不够强大，但她是从母亲身上掉下的肉，血肉相连的两个人靠在一起，就能获得温暖和力量。她选择沉默，正是母亲给了她咬牙的力量。母亲用那种可怜又可悲的眼神儿，用那种潮红的眼神儿看她，她就明白她们遇上了一件丢人的事情。母亲说：“那就跟我上坡。”这就是母亲的接纳方式，她让你跟她下地头了。靠在母亲身边，她才可以咬牙不哭。沉默是她绷劲的方式，她必须把自己密封起来，不让自己漏气，即使憋坏了自己也必须如此。
可是现在，这位长辈，这位被海雀人公认为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长辈来到了她跟前。他进门时正遇上大的那个孩子蹲在门槛边玩蚂蚁，便自然而然地抚摸着孩子的头，跟王兴秀搭上了话。搭上话，文朝荣就把跟前的孩子抱了起来。他们一起进了门，一起把目光投向了王兴秀。王兴秀背上背着小儿子，一见了文朝荣就本能地躲。可她看见了他的笑容。那是他后来这些年经久不衰的笑容。它证明的是一种内心的满足，也是一种打不垮的平静。这种笑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你镇定。王兴秀站了下来。
“你妈呢？”文朝荣很随意地问。
王兴秀说：“上坡弄猪草去了。”
文朝荣看看怀里的孩子，说：“娃儿瘦。”
王兴秀眼根儿一阵酸痛，她感觉自己咬牙筑起的壁垒受到了冲击。
文朝荣说：“秀秀你们都回来快一个月了吧，那边家里出啥问题了？”
王兴秀躲闪着眼神，但最后还是在他那份平静中崩了线。哭声在崩线的那一刹那冲出了喉咙，又被她紧紧掐住。泪水却是她没法阻挡得住的。她像个天穿地漏的口袋，再也没法缝上了。她索性一吐为快，把自己的丢人遭遇全部倾倒了出来。情绪在出发的时候是企盼同情和公平的，但到最后又更像仅仅是为了发泄，更像带着一种挑衅：是的，我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怎么了？你们不都想知道我摊上了什么事儿吗？不都想知道我到底有多倒霉吗？现在，你们知道了，又能怎样？能帮我把男人叫回来还是能帮我养活孩子？
文朝荣在她巨大的痛苦和愤懑跟前迷失了，无措中他弄丢了后来这些年似乎已经在他脸上生了根的笑容。他失败地站在王兴秀那无声的质问面前，利索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别人思想工作的嘴，突然间给锈住了。
这当口，王兴秀的母亲回来了，背了一背篓猪草。凭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的直觉，一进门她就明白屋里的气氛代表什么了。她没跟文朝荣打招呼，径直进门放下猪草背篓，才认真杵在那里，有一眼没一眼地看文朝荣。她明白文朝荣已经一切都知晓了，而且还明白，兴秀那里，台词已经告一段落，剩下的时间该文朝荣出场了。她在等文朝荣张嘴说话。
文朝荣再不能闭着嘴了。
他说：“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做母亲的接嘴说：“能怎么打算呢？”
文朝荣确实也不知道能怎么打算。他小心翼翼问王兴秀：“还有回转的余地没得？”
王兴秀用力摇头，把泪珠子摇得横飞。她说：“要是能回转，早都回转了，我等这一天都等了一年多了。”
文朝荣嘴巴又给锈住了。
他很惭愧这会儿自己想不出一句什么有力的话来安慰一下这对伤痛的母女。他离开了她们。他想或许走出那间屋子，走出那种黏糊糊让人窒息的氛围，透个气兴许脑子会灵活一点。
从王兴秀娘家出来，文朝荣去了文正全家。儿子一家正吃饭，文正全的嘴给饭菜塞得很鼓。他吃得很卖力。文正全问父亲吃了没，文朝荣胡乱点下头，就问文正全：“你说秀秀的问题咋办？”
文正全把饭咽下一半，留一半儿在嘴里说话，话听起来就很不清晰。他说：“啥问题？”
文朝荣说：“她在可乐活不下去呢，没出路呢。”
文正全使劲挤眉。看上去他是吞咽遇上了困难，他吞得很艰难。他说：“这个怎么办？”
文朝荣说：“你是村长。”
文正全说：“只怕村长还得去跟人找婆家？”
文朝荣说：“哪个叫你去替她找婆家了？”
文正全说：“那你叫我怎么办？”
文朝荣说：“你家就一个娃儿，人口少，不如余两三亩地给她，就让她先在娘家安顿下来。到时候要是她新找到了去处，让她再还你。你看如何？”
形式上他是在征求大儿子的意见，但实际上文正全十分清楚，话到这里，“你看如何”不过是个摆设，是狗的尾巴，为了好看。他刚刚塞了一嘴饭，这会儿鼓着腮忘记嚼了。那么傻傻的去看婆娘，就看到婆娘也鼓着腮，脸上像刚泼过猪血。
文朝荣假装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他把目光投向一面墙壁，那里正爬着一只灰色大蜘蛛，但他其实根本就没看见它。他说：“你不光是村长，还是党员。”
文正全把那嘴饭吐回到碗里，准备大放一回厥词，可文朝荣因为没看见他所做的准备，抢了先。文朝荣说：“不光要给她地种，还要向上面反映她的情况。她拖着两个娃儿，再嫁没那么容易。我看海雀不如接纳下她，给她盖上房子，让她母子三个安心住下来。”这回，他把目光很安稳地放在文正全脸上了。他在期待文正全把嘴闭上，最好把嘴角上的饭粒擦掉，再郑重地跟他点个头。文正全迟迟不那么做，他就得在思想工作上加码。他说：“不能真把嫁出去的女当成泼出门的水。”他说：“不能让外边人说海雀人容不下人，他们三娘母走投无路哩。”文正全还木着，他就有些急了，说：“人家兴秀小时候还给你家幺妹送过饭团儿哩！”说：“地够种，种来够吃就行了，多出的能接济人有啥不好？”说：“你是党员哩！”他还想说，文正全突然“嘎嘣”咬了一下嘴，他最怕父亲跟他说“你是党员”了。“党员”本来是个荣耀，但一到他父亲这里，就变成了只能为别人着想，只能带头吃亏的代名词了。
文正全急忙求饶似的说：“行了行了，我听你的不就行了？”
文朝荣就打住了，饭是吃不下去了，父亲离开后，文正全干脆抹了嘴跟在父亲后面出了门。
他去的是王兴秀娘家。现在他也学会了干咳。进门前先干咳两声，既可以提气，也可以算做打招呼。王兴秀看见发出干咳声的人是他，就再不抬眼皮，只看着自己的手。她能意识到这跟老支书来过她家有关，还能感觉到他是带着办法来的。但她不能因此就不惭愧。
文正全进门看看老的，又看看小的，说：“可乐那边靠不住，就干脆留下来吧。”这本来是父亲的意思，他现在当成自己的话说，主要是不想承认自己是被迫来做这件事情的。被迫虽是事实，但既然要做的是一件好事情，那自己为什么不顺水行舟也做个好人呢？摊上文朝荣这么个父亲，文正全被迫去做的事情多了，就有了经验。这种经验告诉他，把事情变被动为主动，自己就真能豁达很多，宽阔很多。有时候，甚至真就能从中得到快慰。“助人为乐”这个词汇不是随便得来的，的确是因为助人能获得快乐。
他说完这话之后，王兴秀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这一眼对视，文正全看见了一个好人前面的旷达，也感觉到了自己那平庸的心胸对那种旷达的渴望。他的内心完全变得平和了。如果刚才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倘带着一星半点儿被迫的意思，那么现在他已经把被迫的成分扔到了很远，扔得很干净了。
他说：“王支书也会支持的，我跟他说说。”又说：“再说了，留不留下来，无非就是地的问题。突然添了几口人，地就不够种了，我家余个三两亩地给你们种，人不就留下来了吗？”他说到地的时候，心痛了一下。海雀的地瘦，所以才广，送人了，就意味着他家要减收啊。但话都说出口了，心痛也没用了。他只能在肚子里对自己说狠话：“谁叫你是村长，谁让你是党员呢？”
听了这话，王兴秀和她母亲的身体都硬挺了些。抬眼间，一老一少两双眼睛，都挤满了泪珠。她们很响地吸溜着鼻子，泪珠子滚豆子似的。那做老母亲的叫了一声“哎哟喂”。这是她喊叹的特殊方式，这个时候她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兴秀同样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更勤快地淌泪。
文正全也感觉到了内心的涌动。很显然，他正在从这母女俩的感动中获得感动。他感动的是自己竟然也能感动别人，感动的是这件事情竟然能感动别人。原来一件好事情就像一锅鸡汤，不管是做汤的还是喝汤的，都能尝到它的香味啊。
那之后文正全才去了村委会办公室，才去跟他们的王支书商量是不是可以把王兴秀收留下来的事情。程序显然颠倒了，都是心乱惹的。他这才意识到刚才那一通不过是赌气行为，潜意识是做给父亲看的。虽说他做得很不错，但促使他匆匆忙忙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因并不好看。就像一个人脚底踩着一泡狗屎，跟人说风景。
王学方听他问起是不是该把王兴秀母子三人留下来的事情，便知道他这其实已经是提议了。王学方虽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一旦有人提议了，他也觉得应该。“要不然，你让她们去哪里呢？”他说。
多一个人认为应该，文正全心头就热乎起来了。他再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正确。同时自己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心头一热，他张口就说：“我送了两三亩地给她们。”这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不妥。王支书是不是会想：你都把事情做在前头了，还来跟我商量，啥意思啊？可王学方的心眼没他想像的那么小。王学方甚至笑了起来。他说：“你连地的问题都给她们解决了，还来跟我商量啥啊？”话是这么说，但他口吻里一点儿埋怨和醋劲没有。问题得到了解决，他这个做村支书的就释怀就高兴了。他甚至称赞文正全说：“你有你爸的风格。”文正全惭愧地说：“实际上就是我爸的意思。”
两人哈哈笑上一回，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文正全肚子里头那点儿不情愿也扫荡干净了。第二天，他就带着王兴秀去认了地。
但房子却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她们娘儿仨还只能跟母亲挤一起住。王兴秀还有个叔，这个叔是个哑巴。但这里特别要说到他，却不是因为他哑，而因为他是1958年要带海雀人北上京城的那位巫师的后代。那位巫师是他的奶奶，是王兴秀的祖奶奶。巫师当然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这位哑巴孙子现在挨着王兴秀的母亲住着。王兴秀的母亲是他的大嫂，长嫂当母。人多不怕，怕的是房子小。两间土墙房，住五个人确实很挤。
第二年，王兴秀从可乐迁回了户口，正式回海雀落了户。2007年，海雀争取到了上头的建房款，热心的文朝荣趁机抓住村委会那帮人，第一个给王兴秀娘儿仨修了新房子。王兴秀住进新房子的那天，文朝荣很明显地替她松了口气。他对她说：“这回终于可以安心了。嫁出门的女不是泼出门的水，海雀就是你们几娘母的家。”
22
是的，文朝荣在说一种观念。一个人能活成什么样子，观念很重要。在一个除了贫穷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做村支书，做党员，文朝荣不得不一辈子都在跟人说观念。有什么办法呢？每一个人“扑通”一声掉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都是茫然无措的，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这是到了哪里，接下来该怎么办。除了母亲能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引以外，朝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实验性的。这种时候，观念就成了指引，每个人都会选择离自己最近的那个观念依靠上去，以求安稳。在自己看不到更远，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选择了。不同的，只是一些人安心于第一步的安稳，而从此裹足不前，另一些人则热衷于不断地尝试，不断地试验。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后者才属于有希望的人。所以，文朝荣一辈子都在跟海雀人说：要转变观念要转变观念要转变观念……对于安于野菜可以果腹便可度饥的海雀人，对于安于茅草棚挡风，安于破布遮羞，安于姜子树般活在石漠地区的海雀人，他只能把这句话当咒语念。当然，这并不等于都有咒语的效果。在文朝荣的经验里，差不多每一次，他都得扳着头强迫他们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得抠掉他们死抱着旧观念不放的手指，拖他们朝前迈步。
“扶贫先扶智”，这句话到了文朝荣这里，他把“智”理解为观念，理解为心，理解为扶智就是扶观念，理解为帮扶关键在扶心。这些年来，他的准心一直对着这个。
王光德把1992年看成他的耻辱年，因为那一年他被开除了党籍。是文朝荣一步一步把他引向那个信仰，也是文朝荣拿鞭子把他从党内抽了出来。王光德属于海雀少数几个“文化人”之一，又加上他为人正直，公正，在海雀被公认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村里便让他做了会计。文朝荣觉得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应该有信仰和追求，便把他引领进党内，成了一名党员。但很显然，由于太年轻，认知又不够，在1992年以前，他仅仅感受到了一个党员的荣耀，仅仅陶醉于那份光耀了。利用会计之便，他贪污了村里的农业税480元。这个数目放在现在来看，那是相当的小。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太大。但他撬动了原则，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文朝荣在一个大雨天把他狠批了一顿，又在另一个大雨天组织召开全村党员会，开除了他的党籍。“这是不是太狠了点儿？”当你挨过父亲的鞭子，咬着牙承受皮肉的刺痛的时候，总是这么想。在那个大雨天，王光德也这么想。不就是480块钱吗？我花了我赔上。我错了我改正不就行了吗？犯得着上报乡里，让乡纪委书记来调查核实，再让我背上一个挪用公款的名声，还把我踢出党外吗？
正如我们总是要在皮肉之痛过去之后，才能明白父亲的狠心其实跟“狠心”毫无关系一样，王光德也是在那个大雨天之后才明白，这位长辈的狠，不是为了把他赶走，而恰恰是为了把他拉近。区别于这一点的，是看你挨打以后，打你的那个人的进一步行为。父亲只有在恨铁不成钢的时候，才会打自己的孩子。打完以后，该承担的责任他替你承担。他是父亲，替你承担责任天经地义，但这个行为的背后体现的却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爱，是一种无声的呼唤。他在告诉你，你违背了一种规则，同时也在告诉你，照着他那样去做，就可以回来，回到他的身边。
那个大雨天，党员大会讨论后决定：开除王光德党籍，免去村里的会计职务，并限期交还挪用的公款。但替他赔偿公款的，却是文朝荣。文朝荣是支书，他的队伍里有人犯了错误，他理应承担这份责任。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一简单的想法和行为，让王光德看到了那顿“暴力”背后的柔软，它意味着他没有被当成“敌人”，意味着他还是“自己人”，他只不过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出了队列，但他们并没有放开手上的那根绳，他们还盼着他抓着那根绳爬起来，拍掉身上的泥，回到他们身边去。
这份柔软让王光德心头的恨在第二天的太阳光下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不见底的愧疚。他到文朝荣跟前哭了鼻子。他说：“我错了。”他说：“可是你不该替我赔钱。”文朝荣说：“赔钱是小事，关键是你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说：“你是一名党员，你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
誓言，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严肃的承诺。为了让自己得到信任，才宣誓，为了让自己坚定信念，才发誓。对于一个党员来说，当他在党旗下举起拳头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党的要求，接过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也意味着他从此将坚定信念，坚守诺言，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可是，王光德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放下拳头，他就把誓词忘到脑后了。过惯了穷日子并不代表不会花钱。职务之便，让他手上有了税款，他便迷上了喝酒抽烟。偶尔割点儿肉回来给一家老小打打牙祭也是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情。钱就这么花出去了。花的时候想的是“不过一点儿小钱”，时间久了，小钱就长成大钱了，就酿成大错了。他的错误关键不在于他挪用了480元税款，关键在于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就是在那之后，他才明白，走进党内并不仅仅是走进一种荣耀，走进一个光环。更重要的，是走进一种信仰，走进一个信念，走进一个庄严使命。你要维护这份荣耀，就必须严格遵守誓言，遵守你的承诺。
文朝荣对他说：“你要不是党员，犯这样的错还情有可原。但你是党员，这样做就是违反党章党纪。刚宣完誓就犯错误，你这个党员就不合格。只有开除了你的党籍，你才晓得自己错了，错在哪里。你要是能反省能吸取教训，就能进步。”
处罚原是建立在这么一片苦心之上的，那之后，文朝荣就天天关注着这个年轻人。他虽说把王光德撵出门了，但他们之间那条无形的绳索还在，一头被他抓在手里，另一头拴在王光德的腰上。他的视线从来都没离开过王光德，他的每一次回眸，都会给王光德带来心跳。但他又必须像一个严格的父亲那样，不动声色。
这一不动声色，竟达十五年之久。对于考查一个是否具备再次入党资格的人来说，十五年不算太长。但这个时间对于王光德来说却太久了，久得他已经不可能再抱回去的希望。
然而，2007年的一次村支部会上，文朝荣突然提到了他。说突然，是因为他已经十五年没在支部会上提起过王光德了。事实上，在这种不动声色之中，别的党员已经自然而然地把王光德排除在外，不再把他当“家里人”了。因此当文朝荣问他们“你们觉得王光德这些年表现怎样”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很突然。他们在他面前愣了半天眼，又充满怀疑地互相交换过眼神，才问他：“老支书是哪样打算？”
文朝荣说：“他曾经是党员哩。”这等于是在说，他曾经是这个家里的人哩。
“可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呀！”
文朝荣没说什么，他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村支书，而且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专横”了。但别人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他心思：王光德是他撵出门去的，他是真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他回来。毕竟，撵他出门并不是他的目的，真正的目的还是让他最后能跟“家”走得更近。
老支书有这份心思，支部里就专门讨论了一下王光德这些年来的表现，后来他们认为，有三件事情足以证明王光德可以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第一件，他救下了企图上吊自杀的妻子；第二件，他从塌方的小煤窑里赤手刨出了他叔王富章；第三件，王福昌赶场途中醉倒不能行走，他背着他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把他背回了家。
这些事都很平常，而且专门提出来作为王光德可以回到党内的条件也显得有些牵强，但这体现了党组织的诚意。文朝荣就说：“那我抽时间找他谈谈吧。”
就这样，文朝荣选了一个吃夜饭的时间，去了王光德家。王光德一家正好在吃饭，一见他就邀他入座，女主人忙着拿碗盛饭。男主人嘴上也热情，眼睛却不看他。自从被撵出“家门”以后，他就再没在老支书面前抬起过头。
文朝荣来之前已经吃过夜饭了，所以他叫女主人不要忙，专心吃自己的饭。他说：“你们好好吃饭，我找光德谈点儿事儿。”可这样一来，王光德两口子反而不能好好吃饭了，是什么事儿这么正经八百的呢？毕竟自从被开除党籍以后，老支书就再没跟他谈过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儿了。王光德眼睛盯着自己的碗，害怕寻思也害怕问。那婆娘自然也是一脸的惧怕，饭就忘了吃了。
文朝荣见了，对她说：“你好好吃你的。”她才应景似的刨了一口，接下来又盯着她对面的男人。她小心问老支书：“王光德又犯啥错误了？”
文朝荣“呵呵”笑了两声，反问她：“王光德又犯啥错误了？”
她说：“自那次犯了个大错误以后，就再没犯过吧？”
王光德飞快地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埋下去。但文朝荣已经稳稳地接住了那个目光，他问：“想啥呢这些年？”
王光德应声虫似的说：“想啥呢？”但他其实知道老支书问的是啥，他只是摸不准老支书怎么突然又想起问这个。十几年都不动声色，这一天却突然要揭他的遮羞布，想奚落他一顿了？
文朝荣说：“你就说这些年你在想啥吧。”
王光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说，这些年他天天想的就是好好走路。人总是要在摔了一跤之后，才知道好好走路有多重要。做党员做会计的那两年，王光德并不那么在意的东西，在他被开除党籍以后，却反而被看得重要起来。他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了，但他曾经是党员，他是从村支部里出来的，而且是背着耻辱出来的。是不是能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是一回事，最起码不能再丢村支部的人了。
文朝荣循循善诱，问：“这些年你想没想过要回到党内去？”
他确实没有想过。是不敢想。可今天，老支书为什么要这样问呢？这一回，他抬起头来就忘了再埋下去。他傻傻地看着老支书，目光试图透过老支书的脸，看到他那句话背后的暗示。
文朝荣说：“我观察了你整整十五年了，就看你想不想要求进步呢。”
文朝荣说：“支部总结了一下你这十五年来的表现，认为你这些年做过三件事情。这第一件，就是你从阎王手上救下了你媳妇。”
王光德眼珠子转了两下，后又僵着脖子看了一眼他媳妇。而后他扯了两下嘴角，像面部神经出了问题，抽风那样。老支书今天看来是安了心洗涮他来了。他的心都要从嗓子眼儿里爬出来了，他感觉它长了两百条腿，像只巨大的蜈蚣。
于是，他小心地告诉老支书：“我并不想回去。”
既然老支书一直是盼着他进步的，那他显然令老支书失望了。他期待了十五年，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是一定会冒火的。那么，在将挨一顿狠批之前，王光德自然就想到了退避。我都说自己不想回到党内了，你的批评对我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你的耳光抽过来，我已经躲开了，有用吗？他这么想。
文朝荣在他的意料之中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老支书显然没想到这位后生会是这样的不求上进。他意外地“嗯”了一声，又不相信地问：“真不想回去？”
王光德小心翼翼地说：“哪敢想回去啊，我犯了那么大错误。”
文朝荣问：“到底是不想，还是不敢想？”
王光德蚊子似的说：“我都没做过好表现啊。”
文朝荣说：“你前几年不要救济粮，口口声声说‘让给更困难的人’，不是在争取好表现，不是在寻思哪一天回到党内去？”
王光德这回把眼睛瞪上了。他当时确实没往那方面想，他不要救济粮，只是因为自己不好意思要。他都贪污过公款了，还有脸要救济粮？可是现在，这一点竟然成了他想争取回去的表现。好，这一点便无意间帮了他；不好，这一点便将被当成笑柄，他将一辈子被人笑话。
一边的婆娘怕被人当哑巴似的急忙开口替他解释，说：“他那是不好意思要哩，他想到他犯了错误……”
王光德把瞪着的眼转向她，她才赶紧闭了嘴。
文朝荣清了清嗓门儿，这是准备拉开话匣子好好给这位后生上一课了。
他说：“人其实不怕犯错误，错误能给我们教训。我们要是能吸取教训，就能进步嘛。”他说：“有些人入党，并不是为了接受党的纲领和章程，也不会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工作。他们想要的，是在党的那份方便。进入党内之后，就随时寻找机会，利用那份方便谋取个人利益。以党的名义，去做违背党纪的事情。这样的人，只是在形式上人了党，思想上却并没有入党。这样的党员是不可靠的。”他说：“虽说你当初入党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但你入党后利用在党之便，做下了违背党纪的事情是事实。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就要要求进步。难道你这些年就没有想过要重新入党，重新做一名合格的党员？”他说：“你年纪轻轻的，就不再要求进步了？”
王光德只觉得鼻子眼睛一酸，眼眶里涌起一阵酸痛。
文朝荣说：“你以为，我们把你撵出门，就是永远不要你了？”
王光德吸了一下鼻涕，吸得很响，眼泪在那个时间滚出眼眶，落进了他的饭碗。
文朝荣说：“出来这些年没有好好表现，不要紧。只要回到党内后，遵守党章党纪，照着党的要求做人。早点儿迟点儿而已，不耽误你进步。也有那种人，为了入党，好好表现给组织上看，一旦入成了党，就啥也不作为。这样的话，倒不如入党前平常一点，入党后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更好。你只要想进步，我们就欢迎你回去。关键就在于你想不想回去，想不想重新做人了。”
他说：“重新做人有啥不好？从此就抬起头活人了。这些年我看你一直都低着头万分小心地过着日子，那滋味肯定不好受吧？”
他说：“当初是我撵你出门的，我有生之年，想看到你回去呢。撵你出门对于我来说不是件高兴事情，看到你回去，我才高兴呢。”
最后他说：“你想想吧。”
说完他就走了，他得给王光德“想想”的时间。
文朝荣走后，王光德却“想”不动。他的大脑和他一样傻傻的呆呆的，成木头了。他一直看着他的碗，这会儿两眼更是直得没法从碗里拔出来了。婆娘盯着他一眼一眼地眨巴眼睛，似乎想把他扇醒。不成，她就把头倾下去，再倾下去，斜斜地看他的脸，看他的眼睛，他才醒过神来了。
他问婆娘：“你说我要不要回去？”
婆娘说：“让你想哩。”
他说：“我这不是在想吗？”
婆娘问：“你想吗？”
他没说想，也没说不想，又把目光搁碗里去了。这回，他看上去是真在想了。
婆娘说：“能回去当然好，那能说明你改好了。”
他依然看着碗，说：“可就怕我不够格。”
婆娘说：“老支书都说得很清楚了，就看你愿不愿了。”她的意思是，他已经不用考虑够不够格的问题了。
他抬起头认真地盯着她的脸问：“老支书说，他们认为我这些年做过三件好事？是哪三件？”
婆娘说：“我听他说的是‘三件事情’，没说是‘三件好事’。”
王光德问：“第一件是我从阎王手上救下了你？”
婆娘点点头。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王光德刚被开除党籍不久，正处于最消沉的时期。人一消沉，生活能力就会降低，那一年他们家庄稼歉收。他犯了错误，婆娘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情绪也一样消沉。各种消极因素叠加在一起，婆娘就生下了一场大病，整日咳嗽不停，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到了年底，口粮也没有了，病又总不见好（没钱治疗病怎么能好呢），而这时候，王光德那里又依然垂头丧气，见不到起色，婆娘就想到了轻生。婆娘选择的是上吊。幸好王光德发现得及时，硬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有惊无险，失而复得，两口子抱头痛哭了一场。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
婆娘闪着泪花花说：“那回我要死成了，这会儿你肯定打着光棍。”
王光德说：“你要是死成了，我这辈子也没脸再娶媳妇了。”
这就说到了伤情处，两人都再不想往下说了。
那顿饭是再没法继续吃下去了，王光德失魂落魄地出了门。婆娘在身后问：“你去哪？”他说：“转转。”
说转转，他其实并没有在村子里信步转悠的自由。不是别人不给他这个自由，是他自己限制了自己。被开除党籍后，他就没脸到人前去转了。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限制在从家到地头的有限范围内。要是必须得去赶集，他也都是错峰而行，要么走别人前头，要么走别人后头。后来这些年，他在海雀多了两个去处，一个是他幺叔家，一个是他亲三爷家。而他重新获得这两户人家的另眼相看，却并不因为他们是亲戚。那做幺叔的已经走了，但在走之前是王光德把他从煤洞里刨出来的。
那一阵儿，山区里到处都是小煤窑。山民们买不起煤，就爱自己往地上打个洞，拱到地底下去掏。那实在不能叫窑，没有任何安全设施，洞道也很小，只够一个人拖着一只煤船爬行。不敢挖大，怕垮。但小也不是就能保证洞不垮塌，王富章的小煤洞就在他拖着煤船进洞的时候垮塌了。我们习惯把到地下挖煤的状况叫“埋了没有死”，王富章那天还真是没死就给埋在里头了。他在里头乱喊乱叫，就给过路的王光德听见了。王光德那会儿到那里去做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正好路过，又听见地底下那闷声闷气的呼救声了。王光德是了解这种小煤窑的，一看情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情急中他原地打了几个转，想找个称手的东西刨泥，却没找到。末了，他只能徒手刨了。
山上这样的小煤窑多得像蜂窝，他当时并不知道里头埋的是谁。事后这一点被他当成了幺叔没能坚持到最后的一个理由。他说当时他要知道里头埋的是幺叔，他就会喊，幺叔要听到他喊，就会在里头放心一些，等起来就坚强一些有耐心一些。因为王光德不知道里头是谁，他就只说了两声：“你别慌，别慌啊。”被埋着的人怎能不慌呢？外面是谁他也不清楚，外面那个人是不是能快一点把他刨出去他也没把握。要是他刨几下就泄气了，那不就完了吗？王光德那会儿一门心思刨泥，怕喊话耽误活，就喊得很少。等他终于认出是他幺叔王富章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不是没有努力，他刨烂了一双手，指甲全刨掉了。
但他还是很自责。他说：“我早晓得里头是他，我该喊的。”他说：“幺叔要知道是我在外面，他就能放心等着了。”无论如何，他相信叔侄间那份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信任还是坚不可摧的。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死者已经去了，他那些还活着的亲人看到王光德为刨他刨烂了双手，心里除了感激没有别的。那之后，幺叔这家人便收回了白眼，重新把他当成一个靠得住的，也是有恩于自家的亲戚看待。疏远了的关系重新拉近，而且拉得比以前更近。家里失去了一个男劳动力，也时常需要一些帮衬，王光德也时常往他家走动。有时候是为了去帮个忙，有时候是为了去说说话。
那亲三爷跟他的故事却是因为酒。亲三爷每逢赶集便要喝二两酒，喝得醉醺醺的，再慢悠悠蹿着回家，很惬意。说蹿，并不是说他喝醉了酒能像老鼠或者兔子那般灵活，是说他走路不稳，东一脚西一脚。路要是平，他就像踩棉花，路要是不平，他就老踩空。这样的走法很慢，还容易摔跤。而喝醉酒的人，从地上爬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每每赶集回家，他都因此而落在最后。王光德不是总错峰吗？那天他正好往后错了一步，赶上来就遇上亲三爷了。那天亲三爷喝得有点多，后来他自己说的，往回都只喝的二两，那天他喝了半斤。亲三爷那天高兴，就喝了半斤。喝二两能自己蹿回去，喝半斤，腿就给喝成了煮熟的面条，半路上他就想睡一会儿再走。正睡，王光德就赶上来了。王光德喊他：“三爷，你怎么睡下了？”
他一看是王光德，不屑地回答说：“管我呢。”他的意思是他瞧不起王光德，王光德是个败类，海雀谁都瞧不起他。可王光德认为睡在路上不妥。那天他们赶的是云南的寸田，往回走还有二十多里路才到家呢。他不相信亲三爷打算在这路上过夜，如果不打算在这里过夜的话，那他就得赶在天黑前回家。亲三爷自己也告诉他，他没打算在这里过夜，他不过是腿骨头化了，站不起来了，想歇歇腿。至于能歇到哪个时候，他也不清楚，因为他还从来没喝过半斤酒，这是第一次。
那王光德就只有背着亲三爷回家了，因为他没有把亲三爷扔在路上不管的道理。即使这个人不是自己的亲三爷，是别人的亲三爷，他既然遇上了就没有不管的道理。他背起亲三爷的时候，亲三爷还在说：“你别管我，哪个要你管了？”他知道亲三爷是瞧不起他，也没跟他理论。这时候理论有什么用呢？把人背回去才是正经。
他就把亲三爷背回家来了。
酒醒后，亲三爷没有在“背”的问题上做计较，倒计较上了“二十多里路”。要不是自己迷迷糊糊记得一路上都颠在一个后背上，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王光德背着他走了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路哦，我一步都没下来走过？全是你背着走的？”醒来后得知是王光德背他回来的，他这么大声武气地冲王光德喊。
王光德只管笑。他说：“你站都站不起，哪能走。”
“二十多里路啊！”亲三爷这么感叹。他没有怀疑背的可能性，毕竟王光德几年前才光手刨过他幺叔。在他看来，背是没问题的，别说看见倒在路边的是自家亲三爷，就是别人，也应该背一下的。但要二十多路一直背，就不是谁都能做到了。
不过，既然王光德为刨他的幺叔刨烂过手，他也就只好相信他的确背过他二十多里了。他冲王光德说：“也只有你小子才那么傻。”这种傻当然是受人赞誉的，是人人都喜欢的，所以亲三爷这么说的时候，自然是一脸遮掩不住的喜欢。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傻，人们才不得不承认，他这个人的本质还在。那么他犯过的那次错误，就不是不可原谅的了，人们再说到王光德的时候，就开始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挂在嘴边了。
虽说王光德已经习惯了躲着人走路，但偶尔不小心碰上了，王光德也不用把头埋得那么低了，因为，对面的脸已经不再那么难看了。不过，今天出门，他又得把头低着了。跟对面的脸无关，完全因为他的心思突然重了。人其实不怕没有希望，就怕已经习惯了没有希望的时候，你突然又让他看见希望。这就跟你在一个已经习惯了黑暗的人眼前突然打开一束亮光，是一个结果——他会受到惊吓，他会不知所措。重新入党，这是他从来就没敢想过的问题。现在老支书要他想，老支书为他打开一条窗户缝，要他朝那有光线的地方看，要他走近窗边，把视线从那条明亮的缝透出去，去看外面那个明亮的世界。可他忐忑了。当初他因为犯了错误，才落入黑暗之中。虽说我们总把错误比喻成污点，但它其实并不像污点那样可以清洗得掉。人生是一条永远朝前的路，你走过了，就不能倒回去重走。功是碑，过也是碑，不论你往前头走了多远，你回头的时候，就没法不看见它。现在的情形，是别人要他不要朝后看，要他视线一直保持向前，但他真能做到吗？他即使不回头，他的后背也能看见那块石头，它是黑色的，代表了“过”。
他到了亲三爷家。亲三爷正叼着个大烟斗抽烟，见了他，一笑，口水就流出来，在嘴上挂成一条晶亮的线。亲三爷忙“吱溜”一声吸回去。
“吃没？”亲三爷问他。
“吃了。”他说。
“天黑了。”亲三爷说。
“黑了。”他说。
人们在闲的时候，总喜欢说些废话，这有助于后面的交谈能变得更亲切起来。
“明天又赶场去不？”亲三爷问。自从王光德背过他一回，再赶集，他就总约王光德。虽说从那之后，他再没敢喝过半斤，但他还是觉得叫上王光德更有安全感。
王光德说：“你要去我就陪你去一趟吧。”
亲三爷笑笑，说：“你看上去心里有事儿？”
王光德自嘲地笑笑，说：“老支书来动员我重新入党。”
亲三爷说：“那你还不高兴？”
王光德说：“不是不高兴……”
亲三爷问：“那你想啥？”
王光德说：“我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后面的话，他艰难得吐不出来。
亲三爷替他说：“你是怕别人认为你不够格。”
王光德说：“本来也不够格。”
亲三爷又笑，而且他今天的笑，还带着一份神秘。但他到底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才到这会儿，就忍不住告诉王光德：文朝荣来过了。他告诉他，文朝荣来了解他背他回家那件事情了。“他说村支部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王光德进步的表现，要我说说我的看法。”亲三爷说。
王光德把发烧的脸往下埋着，翻着眼盯着亲三爷小心地问：“你怎么说的？”
亲三爷说：“我怎么说的，我当然说赞成啦。你把我背了二十多里路，我只怕还能昧着良心说那不算进步，算你退步？”
王光德说：“我可不是为了要重新入党故意做表现，我是看你走不动了才背你的。”
亲三爷说：“我就是那样跟文朝荣说的嘛。但他说，就是这样，才更说明你根子好嘛，你要是为了表现才表现，那就是假的嘛。老支书是傻子啊？你做假能骗得了他啊？”
王光德试着一点一点把头往上抬。他问亲三爷：“你觉得，我可以重新入党？”
亲三爷说：“当然可以。”他吧哒抽两口烟，把口水吐掉，说：“老支书还说，村支部把你刨你幺叔那件事也算上了。”
王光德有点儿自嘲地说：“还有我没让媳妇死成那件事也算上了。”
亲三爷说：“那件不算。”
王光德说：“他们是找不到第三件事了。”
亲三爷说：“有两件就够了，你才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你好好看看，你才犯一个错误，但你犯错误之前是个好青年。你老实厚道，不虚滑，不骗人，还爱帮个人，靠得住，才让你入了党不是？你不过是犯了一回糊涂，才一回嘛。”他看上去像在说一条绳子，绳子上有很多结，黑的结代表过，王光德那条绳子上，只有一个黑结。
王光德渐渐地轻松起来，他正在大胆地将内心的窗户往大处打开。他问亲三爷：“那你认为我可以回去？”
亲三爷果断地说：“怎么不可以？完全可以。”
可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他说：“你是我亲三爷，哪个晓得别人怎么想？”
亲三爷说：“别人？我保证没哪个会反对。”末了又紧张地问：“你得罪过哪个？”
王光德摇摇头。
亲三爷如释重负地说：“那我就更敢保证了。”
王光德问：“真的？”
亲三爷说：“别人没你想的那么傻。”说着他又带着几分狡黠笑起来，把嘴往这边凑凑，说：“党员得带头栽树不是？得让救济粮不是？得为村里做事不是？村里多一个党员，就多一个这样的人不是？所以说，多一个党员哪个会反对呢？”他这是故意玩幽默哩，怕逗不笑面前这惟一的听众，自己还没等说完就先笑起来。
王光德也笑，但一看就知道是附和。他说：“现在海雀人已经不吃救济粮了，树也栽上了……”
亲三爷突然就正经了神色，说：“事儿多着哩，文朝荣是怎么说的？‘海雀人才刚吃饱，往后就该想吃好的事儿了。’你得跟老支书学。”
心头突起的鼓舞，让王光德下意识地挺了一下后背。他嘴上没说什么，但内心已经答应了亲三爷。
第二天，他没跟亲三爷去赶集，因为亲三爷也不去了。亲三爷叫他抓紧，他比王光德还心急，怕赶场耽误了大事儿。这一天，王光德啥也没干，只在村子里走。他必须认真地看一看别人看他时的眼神，必要时还得证实一下别人是不是真的重新认可了他。
“老支书说，我应该要求进步，重新入党哩，你们觉得我可以吗？”那天，他这样问过好些人。每问一遍，他的信心就往上增加一层，因为被问的人回答都是肯定的。“入嘛，要求进步有啥不好呢？”“好事哩，那里头严格，你这有过教训的人再进去，以后就不好再犯错误了。”
最后他跑去对老支书说：“我想好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喉结拼命滑拉了几下，他当然还很羞怯。
老支书清了一下嗓子，说：“想好了就好，你回去写申请书去吧。”老支书说得很平静，但听这话的人却没法平静。回家的路上，王光德的心老想蹦出胸膛来，他不得不下意识地用手护在胸前，生怕它蹦出来了。他需要一张非常干净整洁的纸，字要写得漂亮工整。这两件事儿让他心里着了火似的，因为他总不满意他手上的纸，总不满意自己的字。他的手有点发抖，写字时它总捣乱。而且他还突然发现，自己的字原来那么难看。我怎么就不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呢？他遗憾而且沮丧地想。
忧心忡忡地交上入党申请，更加忧心忡忡的等待就开始了。他这种情况，就等于一个复读生交上他的第二次考试卷。成，他便能雪耻；败，他便跌进无地自容的深渊。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吃饭时头上像压着块石头似的，头都沉进碗里了，眼睛直直地看着碗底，一口一口机械地刨着饭。看似很正常，却老呛。睡觉的时候，老翻身老踢被子，不像睡在床上，倒像睡在烧烫了的铁板上。坐也不能好好坐，腿老抖，左脚抖完了右脚抖，不抖的时候就左右摇晃，反正消停不了。
好在这种煎熬不算太长，海雀村党支部大会很快就召开了，他的申请在这个会上得到了通过，随后村支部又上报了乡党委。很快，乡党委的批复意见就下来了：同意王光德重新被吸纳为中共党员。
至此，王光德才真正开心地咧开了嘴。第二次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发紧，胸腔也发紧，骨头里直冒气泡，背心有一种强烈的烧灼感。他感觉到自己的拳头很重，像什么一样重呢？他想，应该像使命一样重，像责任一样重，像誓言一样重。这一次，他每吐一句誓词，都能感觉到心会紧缩一下，似乎，那些誓词是要靠心脏挤压，才能到达他的喉咙。
拳头落下以后，他眼里充满泪光，一种新生感取代了前面那一切复杂的感觉。他看向老支书。就在那会儿，他确信自己在老支书的脸上看到了一个棕红色的笑容。是的，老支书的人生岁月正在走向深处，他的内心同样也走向了深厚。他这辈子在海雀造了一片林子，他让家园恢复了生机和健康。对于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来说，他做出了一份回报，而且是一份很大的回报。对于党，这也是他很好的一份答卷。对于脚下的土地，他是一个孝子。对于党，他是一个优秀党员。不管作为一个孝子还是一个优秀党员，当他心里装着那片林子，装着他这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他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神情中的那份温厚和慈祥便也自然而然了。
23
农历2014年的正月初七，重病不起的文朝荣哑声了。“哑声”，被我们用来描述一个临死之人失去声音时的状态，它实际上相当于病人自己下的病危通知书。消息是别人传出去的。重病期间，村邻们都跑来探望。站在他床前的，就有那么一两个忍不住泪水，捏着鼻子赶紧出来了。到门外吐口气，把泪水抹干了，就遇上正来的另一个。看他红着眼，悄声问：“不行了？”这边悄声答：“不行了，哑声了。”听的人赶紧往里走，说的人埋着头离去。一路上遇上人，他就悄声告之：“老支书哑声了。”这个人或许正干着个什么活，听了这消息，再紧的活也放下了。往身上擦擦手，或直接往老支书家去，或回去对家里人说：“老支书哑声了。”
“老支书不行了。”
“老支书哑声了。”
大家在这样传说的时候都悄着声。即使那刚刚还大着嗓门儿在呵斥孩子的妇人，转身跟人去说这事儿的时候，嗓门儿也会自然而然地沉下去。
但消息还是传得很快。
罗绍明是听邻居说的。邻居听别人说老支书哑声以后要奔老支书家，但他当时正掏粪，一脚板粪，他得回去换双鞋。回去的时候就顺便告诉了罗绍明：“老支书哑声了。”罗绍明这阵在浙江打工，昨天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去看望老支书。这会儿一听说老支书哑声了，探望老支书的事儿就变得迫不及待了。
罗绍明和邻居相跟着来到文朝荣家的时候，屋里已经挤了好多人。大家都沉默着，生怕吵着了老支书似的。他从别人的眼睛里也看到的是这样的意思。罗绍明他们是后来的，先来的就把他们让到前面去，让到老支书的床跟前去。老支书闭着眼，睡得很香的样子。罗绍明看看身边的人，再一次确认了“不要吵醒他”的意思，便静静地站那里。看着老支书那张给病魔夺走了生气的脸，罗绍明感觉一股酸楚顶着脑门，鼻子眼睛给那股酸胀感顶得生疼。
他们就这么等着，等着他们的老支书醒过来。
文朝荣当然是能感觉到这一点的，只是，他的力气全部都给病魔夺走了，它们没给他留下哪怕睁一下眼睛的力气。他还得反复去说服它们，说服它们还给他一点点儿力气，好让他给这帮乡亲们再说上两句话。然而病魔的顽固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他好不容易在第二天才索回了一点儿力气，睁开了眼睛。一睁眼，他就问：“绍明是不是回来了？”
李明芝和一堆儿孙急忙说“是哩是哩”。可昨天守到晚上，大家也都回去了，现在还是早晨，大家又都还没来。
文朝荣问了那一句话后，已经很累，又把眼睛闭上了。
李明芝就急忙吩咐，“快，你们哪个去把罗绍明叫来。”这里就飞出去两个孙辈，一路喊叫着叫罗绍明去了。
罗绍明很快就来了，一屁股泥。刚下了雪，路滑，他跑来的途中摔过一跤。他喷着一团一团的白气，但他尽量让它们喷得静悄悄的。他看老支书依然闭着眼，又拿眼一眼一眼地看李明芝和文正全他们，他想确认一下是不是老支书真叫过他。接他眼神儿的，都跟他点了头，他才俯下身轻轻唤：“老支书……老支书，我是罗绍明。”他是怕吓着了老支书。可声音太轻，文朝荣听起来觉得这声音来自好远好远的地方啊，他好不容易才听清了。他第一次感觉到，眼睛皮竟像两扇门一样隔音，他努力把它们打开，声音才清晰了。
罗绍明的样子在他眼前渐渐清晰起来，文朝荣就说：“我晓得你回来了。”
但别人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们都尽量往他跟前凑，支着耳朵。他真想清一下嗓子，可他没那力气。他试着用手势，但手臂抬不起来。好在他刚有了这个念头，旁边的目光就赶紧集中到了他的手上。他动了一个手指，右手的食指。它勉强地勾了两下，罗绍明就把耳朵凑到他嘴巴上来了。
他说：“回来了就好。”
这一句，罗绍明听清楚了。他赶忙点头，说：“回来了回来了。”
文朝荣还是清了一回嗓，不过这回别人听不到他的干咳声而已。
他说：“该回来过年的，别人都回来过年了。”
这回，声音清晰了很多，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他说：“我家海雀现在待得住人了……不是前些年了……外头再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哩。”
他说一句，就得歇上一会儿。他歇下的时候，罗绍明就把脖子折着，把哭的冲动拼命压回去。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没能挡住所有的泪水，有那么几颗还是冲出闸门，掉到了老支书的手上。
老支书的手感觉不到他的泪水了，他现在所有的力气都用来说话了。
老支书说：“洋芋种和包谷种都没有吧？”
罗绍明点头哽咽。
老支书说：“就在我家拿吧……我家的洋芋是去年才换的河坝洋芋，好得很。”
罗绍明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了。“吃吃吃”，眼泪和口水一起淌。他说：“老支书啊，你都到这地步了，还操心我啊！”即使是习惯了穷困的海雀人，这位中年汉子也承受不了这一刻的愧疚，它们从心头朝着他身体的四面八方奔涌，很快就将他灌满，并且大有撑破身体的危险。他惟一的释放渠道就是眼泪。
罗绍明不傻也不懒惰，可就因为生在海雀这种地方，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摆脱不了贫困。1994年那会儿，他好不容易说上了媳妇，却娶不回来。那一年，他还倒霉在买来的肥料是假的，眼巴巴盼着收了庄稼娶媳妇哩，可盼到秋天，才发现被假化肥欺骗了。没有收成不说，偏偏病魔又总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穷人的，瞅准缝隙就钻。眼看着娶媳妇的日子就要到跟前了，老人又被疾病拖住了。罗绍明眉毛胡子拧成了一把，也想不出堵那个巨大漏洞的办法来。婚期越来越近，可他这里却没有一点儿动静。别人没闲心去管他的事儿，但文朝荣不行。文朝荣属于那种多事的村支书，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更何况，在海雀这种地方，娶媳妇从来都是大事。在家长那里是大事，在村支书这里，他也把它当大事。抽了个时间，他竟专门跑到他家去打听他娶媳妇的事情。
“你到底怎么打算啊，日子快到了吧？”文朝荣问罗绍明。
罗绍明泄气地说：“怕结不成了，钱也没有，粮也没有。”
文朝荣说：“结不成也要结，海雀这地方能说上个媳妇不容易，说上了就得娶进来，不能放脱了。”
罗绍明灰心地说：“没钱没粮拿哪样结？”
文朝荣说：“想办法嘛。”
罗绍明说：“我脑壳都想麻了，想不起办法。”
文朝荣说：“我借你一点。不够的我再帮你去借一点。以后你有了再还我。媳妇一定要结，这村里要是说成个媳妇都娶不回来，你让我这个村支书脸往哪里搁啊？”
这后一句，他是用半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的。玩笑那一半，是想让罗绍明心头放松一下；认真那一半，是表明他不喜欢海雀人随便就言放弃。穷不怕，怕的是一穷就消极就没了劲儿。文朝荣一辈子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也一辈子都在帮助乡亲们度大小难关。他东拼西凑，为罗绍明凑了600块钱、300斤包谷。罗绍明买了12丈布，按照彝族的风俗娶媳妇了。娶媳妇的当天，还是文朝荣当的主管，他帮他张罗酒席，铺排仪式。虽说酒席寒碜，但经他那么卖劲地渲染，婚礼该有的热闹和排场一点也没减少。
事后他对罗绍明说：“这不就把媳妇结了？多大的事儿不能解决呢？动不动就说结不成了。”
每当帮人度过一个难关，文朝荣就能从别人的振奋中得到新的鼓舞，一辈子，他都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快慰和力量，他也因此一辈子都充实都坚定。也因此，才走得安详。
2014年正月的那个大雪天，他亲眼看着李明芝将一百斤洋芋种和一升包谷种交到罗绍明的手里，又亲口叮嘱罗绍明一定要把种子播到地里而不是吃进肚子里以后，便带着这份安详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