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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戏 笔下处处有人——谈《四进士》

《四进士》的来源无可考。传奇、小说、笔记里都找不到它的影子。这大概原是一出地方戏。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都有这出戏。河南梆子就叫做《宋士杰告状》,故事出在河南,从作者对河南地理的熟悉来看,这出戏跟河南可能有些关系。但从唱词的用韵来看,“顾年兄”的“兄”与“不贤人”的“人”押在一起,“中东”“人辰”相混,又有点像是山西梆子。也许它还在湖北打了一转,然后再混入京剧的。周信芳的演出本,宋士杰口中有一句念白:“这信阳州一班无头光棍,追赶一个女子……”“无头”是“无徒”之误。“无徒”是古语,意思就是无赖,元曲中屡见,白朴的《梧桐雨》和关汉卿的《望江亭》中都有。这个古语大概在剧作者写剧本时还活着,到了周先生的嘴里却用口耳相传传讹了。把“徒”读为“头”,是湖北人的口音。“姑苏”“尤求”相混,谭鑫培早期的唱词里常有这种现象。马连良演出时念成“油头光棍”,更是以讹传讹了。刘二混是“专靠蒙、坑、诈、骗为生”的混混,却不是调戏妇女的浪子。又,顾读和毛朋的念白中都引用了一句民间俗话:“卖屋又卖基,一树能剥几层皮?”这也像是湖北话。

以上这些,都只是一些设想,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这是一个民间的无名的剧作者的手笔,却是可以肯定的。从它所表达的思想,所刻画的人物,以及唱词、念白的语言的通俗而生动,都可以证明,这不是文人的作品,与升平署打本子的太监也无关。

这原是一出很芜杂的戏。最初姚家兄弟、妯娌争夺家产大概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争夺的主要东西是一对传家的宝物紫金镯。有一个鼓词《紫金镯》,说的就是这回事。大概鼓词比剧本更早一些。现在的剧本里还保留着紫金镯的一点痕迹。《柳林》一场,有这样的对话:

杨春:你这贱人,方才言道,丈夫去世,三七未满;如今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

杨素贞:客官有所不知,我公公在世之时,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日见了此镯,怎不叫我痛哭啊……

现在这对紫金镯成了可有可无,与戏的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了。原来围绕这对镯子是有许多纠纷的。到了形成为京剧,比现在通常的演出本也要大得多。查升平署档案,汪桂芬在宫里演出时要分两天演,头二本一天,三、四本一天。升平署所藏剧本目录,在《四进士》下注明“十六刻”,比现在的演出本要大出三倍。

这原是一出“群戏”。生、旦、净、末,谁都可以来一段。正旦杨素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查清代梨园史料,不少旦角都以演杨素贞而擅名。她可以在《灵堂》唱大段反二黄,在《柳林》唱大段西皮慢板。这是“本戏”,照例有许多哪一出戏里都可用的套子,有许多任意穿插、荒诞不经的情节。

原本,田氏有个儿子叫添财。田氏在毒死姚廷梅之后,持刀去杀杨素贞的儿子保童。保童读书困倦,伏案睡着了。出来一个土地爷,把他救了。土地还把田氏踢倒在地,唱了一句“我一脚踢你个倒栽葱”。田氏又叫添财去杀保童。添财高叫“看刀”,但想起自小和保童一块儿长大,不忍下手。于是叫醒保童,说:“我妈叫我杀你,我想,咱们从小一块儿长大,怪不错的。你死了,谁跟我玩儿呢?我不杀你,咱俩逃走了吧!”这两个孩子一同逃到信阳州,还见到杨素贞。杨素贞此时已经下了狱。她婆婆也到了信阳州。婆婆探监,见到杨素贞,大唱了一气,与《六月雪》相似。最妙的是杨素贞的婆婆夜宿神庙,梦中得了一个“温凉玉盏”。“温凉玉盏”本是秦代的宝物,原名“四季温凉玉盏”,见于孤本元明杂剧《临潼斗宝》,不知怎么叫这位老太太得着了,而且是在梦中!老太太把这件宝物献给毛朋。毛朋转献给皇帝,同时将有关案情申奏。皇恩浩荡,尽准毛朋所奏,并且赐了一块匾:“节义廉明。”所以这出戏又叫《节义廉明》。

真正是打胡乱说,莫名其妙!

现在南周(信芳)北马(连良)所演的《四进士》,大体相同,基本上是一个本子,许多芜杂的、荒诞的、陈旧的情节去掉了,情节集中了,主题明确了,人物突出了。这项工作是谁来完成的呢?这个人真是《四进士》的一个功臣。也许有这么一个人,也许没有这么一个人。也许,这是一个具有睿智、天才的伟大的剧作家——观众。

有人相信《四进士》是真人真事。

有一个传说,说宋士杰确有其人,信阳州现在还有他开的店,他的店的门槛是铁门槛,这当然是好事者附会出来的。说门槛是铁的,无非说是物如其人,老头儿脾气硬,门槛也是硬邦邦的。宋士杰并无其人,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名字是谐音。“宋士”即讼师,“宋士杰”者,讼师里的杰出的人也。这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剧作者把许多讼师的特征都集中到他身上了。

戏曲剧本写一个讼师,以一个讼师为主要人物的,好像还只有这一出。

讼师这种人,现在没有了。过去是哪个城市里都有的,凡有衙门处,即有讼师。讼师就是包打官司——包揽词讼的人。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职业。他们是有师傅、有传授(多是家传),而且是有专书的。有一本书叫《邓思贤》,就是专门讲怎样打官司的。这邓思贤就是一个有名的讼师。这种人每天坐在家里,就是等着人来找他打官司。他们可以替你写状子,教你怎样回话——怎样为自己狡辩,怎样诬赖对方,可以给你打通关节,给你出各种主意,一直到把对方搞得倾家荡产,一败涂地,只要你给他钱。他们的业务是远远超过正常的法律辩护的范围的。这是依附在封建政体上的蝇蚋,是和官僚共生的蛆虫。这种人大都很坏,刁钻促狭,手辣心狠。这是他们的职业训练出来的。好人、老实人是当不了讼师的。讼师的名声比师爷还要更坏一些。人们有事找他,没事躲着他。讼师所住的地方,做小买卖的都不愿意停留。街坊邻居的孩子都不敢和他们家的孩子打架。

然而《四进士》写了一个好讼师,给讼师翻了案。有人推测,此剧的作者大概就是一个讼师,这倒有几分可能。不过也不一定。作者对讼师这种人,对衙门口的生活是非常熟悉的,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宋士杰是一个好人。他好在,一是办事傲上。在旧社会,傲上是一种难得的品德。一是好管闲事。

宋士杰的性格是逐步展开,很有层次的。剧作者要写他爱打抱不平、爱管闲事,却从他不愿管闲事、怕管闲事写起。

宋士杰的出场是很平淡的。没有什么“远铺垫”“近铺垫”。几记小锣,他就走出来了。四句诗后,自报家门:

老汉,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刑房革退。在西门以外,开了一所小小店房,不过是避嫌而已。今日有几个朋友,约我去吃酒,街市上走走。

“避嫌”即表示引退闲居,不再过问衙门中事。当然,他是不甘寂寞的。他见多识广,名声在外,总是时常有人来向他求教的。班头丁旦为了“今有一桩事儿,不得明白,不免到宋家伯伯那里领教领教”。为田伦向顾读下书行贿的二公差,在他店里住了一宿,临走时还打听“有个宋士杰,你可认识”?也是慕名而想向他请教。但是他近年来毕竟是韬晦深藏,不大活动了。现任道台久久未闻此人踪迹,以为他已经死了。及至听到宋士杰这个名字,不免吃了一惊:“这老儿还在!”

他没有到处去揽事。他卷进一场复杂的纠纷完全是无心的。他不知姚、杨二家的官司,更不知道以后的麻烦,他遇见杨素贞是偶然的。他要去吃酒,看见刘二混同四光棍追赶杨素贞,他的老毛病犯了:

啊!这信阳州一班无徒光棍,追赶一个女子;若是追在无人之处,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我不免赶上前去,打他一个抱不平!

但是转念一想:

咳,只因我多管人家的闲事,才将我的刑房革退,我又管的什么闲事啊。不管也罢,街市上走走。

他和万氏打跑了刘二混,以为事情就完了。万氏把杨素贞引进店里,他和杨素贞的交谈,也是没有目的的。他问人家姓什么,什么地方的人,到信阳州来干什么,都是见面后应有的闲话。听到杨素贞是越衙告状来了,他顺口说了一句:“哎哟,越衙告状,这个冤枉一定是大了。”也还是局外人的平常的感叹,无动于衷。他想看看杨素贞的状子,只是一种职业的习惯。“状纸若有不到之处,我与她更改更改。”他看了状子,指出什么是“由头”,点破哪里是“赖词”,称赞状子写得好,“作状子这位老先生,有八台之位”,“笔力上带着”,但是,“好是好,废物了”,因为“道台大人前呼后拥,女流之辈挨挤不上,也是枉然”,“交还与她”,他不管了!

他不想管闲事。他不想管闲事吗?

万氏认了杨素贞为干女儿,杨素贞也叫了宋士杰一声干父,宋士杰答应给干女儿去递状子。

到道台衙门递一张状子,这在宋士杰真是小事一桩。本来,宋士杰可以不误堂,顺顺溜溜地把状子递上,那就万事皆休,与他宋士杰再无干系。不想偏偏遇着班头丁旦,有事求教,拉去酒楼,错过道台的午堂,状子不曾递上,出了个岔子,使他不得不击动堂鼓,面见顾读。犹如一溪静水,碰见了横亘的岩石,撞起了浪花,使矛盾骤然激化了,使宋士杰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矛盾的一个方面。

要写宋士杰打抱不平,管闲事,先一再写他不想管闲事,欲扬先抑。作者并没有写他路见不平,义形于色,揎拳攘袖,拔刀向前。不,不能这样写。他不是拼命三郎石秀,他是宋士杰。

宋士杰是一个讼师,他的主要行动正是打官司。宋士杰的戏主要是这几场:《一公堂》《二公堂》《盗书》《三公堂》。《三公堂》是毛朋的戏,宋士杰没有太大作为。《盗书》主要看表演。真正表现宋士杰的讼师本色的是《一公堂》《二公堂》。宋士杰的直接对立面是顾读。《一公堂》《二公堂》,可以说是宋士杰斗顾读。

剧作者没有在姚、杨二家的案件上做什么文章,这件案子的是非曲直是自明的事。

《一公堂》争辩的是宋士杰是不是包揽词讼。

宋士杰是不是包揽词讼?当然是的。包揽词讼是犯法的。所有的讼师在插手一桩官司之前,都必须先替自己把这个罪名择清。宋士杰当然知道这一层。他知道上堂之后,顾读首先要挑剔这一点。他要考虑怎样回答。顾读一声“传宋士杰”!丁旦下堂:“宋家伯伯,大人传你。”宋士杰“呀”了一声。丁旦又说:“大人传你。”宋士杰好像没听明白:“哦,大人传我?”丁旦又重复一次:“传你!小心去见。”宋士杰好像才醒悟过来:“呵呵!传我?”这么一句话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呢?宋士杰为什么这样心不在焉、反应迟钝呢?不是的,他是在想主意。他脱下鸭尾巾,露出雪白的发纂,报门:“报,宋士杰告进。”不卑不亢,似卑实亢。他这时已经成竹在胸,所以能这样从容沉着。顾读果然劈头就问:

你为何包揽词讼?

怎见得小人包揽词讼?

杨素贞越衙告状,住在你的家中,分明是你挑唆而来,岂不是包揽词讼?

顾读问得是在理的。

小人有下情回禀。

讲!

宋士杰的回答实在是出人意料:

咋!小人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的刑房革掉。在西门以外,开了一所小小店房,不过是避嫌而已。曾记得那年,去往河南上蔡县办差,住在杨素贞他父家中,杨素贞那时间才这长,这大,拜在我的名下,以为义女。数载以来,书不来,信不去。杨素贞他父已死。她长大成人,许配姚庭梅为妻。她的亲夫被人害死,她来到信阳州,越衙告状。常言道是亲者不能不顾,不是亲者不能相顾。她是我的干女儿,我是她的干父,干女儿不住在干父家中,难道说,叫她住在庵堂——寺院!

这真是老虎闻鼻烟!明明是一件没影子的事,他却把它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点水不漏,无懈可击!这些话是临时旋编出来的,可编得那样的周全!宋士杰自己对这样的答话也是得意的。杨素贞对他说:“干父,你这两句言语,回答得好哇!”宋士杰一笑:“嘿,这两句言语回答不上,怎么称得起……(两望,低声)包揽词讼的老先生。”顾读光会咋呼,不是对手!宋士杰充满了胜利的快乐:

回得家去,叫你那干妈妈,做些个面食馍馍,你我父女吃得饱饱的,打这场热闹官司。走哇。走哇!嗳,走哇!

什么叫讼师?这就叫讼师——数白道黑,将无作有。

《二公堂》是宋士杰替杨素贞喊冤。顾读受贿之后,对杨素贞拶指逼供,上刑收监。宋士杰在堂口高喊“冤枉”!

顾读:宋士杰,你为何堂口喊冤?

宋士杰:大人办事不公!

顾读:本道哪些儿不公?

宋士杰:原告收监,被告讨保,哪些儿公道?

顾读:杨素贞告的是谎状。

宋士杰:怎见得是谎状?

顾读:她私通奸夫,谋害亲夫,岂不是谎状?

宋士杰:奸夫是谁?

顾读:杨春。

宋士杰:哪里人氏?

顾读:南京水西门。

宋士杰:杨素贞?

顾读:河南上蔡县。

宋士杰:千里路程,怎样通奸?

顾读:呃……他是先奸后娶!

宋士杰:既然如此,她不去逃命,到你这里送死来了?

这个地方宋士杰是有理的。但是他得理不让,步步进逼,语快如刀,不容喘息,一鞭一条血,一掴一掌痕,一直到把对方打翻在地,再也起不来,真是老辣厉害。什么叫讼师?这就是讼师。

宋士杰的性格是多方面的。作者除了写他精通吏道、熟谙官府,还写了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宋士杰吃酒误事,误过午堂,状子不曾递上,他很懊丧,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自己叨叨:

咳!酒楼之上,多吃了一杯,升过堂了,状子没有递上,只好回去。吃酒的误事!咳!回得家去,干女儿迎上前来,言道:“干父你回来了?”我言道:“我回来了。”干女儿必定问道:“状子可曾递上?”我言道:“遇见一个朋友,在酒楼之上,多吃了一杯,升过堂了,没有递上。”她必然言道:“干父啊,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若是你的亲生女儿,酒也不吃了,状子也递上了。”这两句言语,总是有的……这两句言语,总是……

到了家,杨素贞果然对万氏说:

嗳,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宋士杰用极低的声音:

来了!

杨素贞接着说:

若是他的亲生女儿,酒也不吃了,状子也递上了!

宋士杰:

我早晓得有这两句话……

真是如见其肺肝然。这老头儿对人情世故吃得太透了!

《盗书》一场,誊写书信的动作很重要,但是没有前面的念白,就引不起后面的动作。他一见那两个公差,就感觉到“来得尴尬”,要听他们讲些什么。果然听出一些名堂:

听他们言道:“田顾刘……”这“田顾刘”是什么人?哦,上蔡县刘题,信阳道顾读,这田……田……哦是了!未曾上任的江西巡按田伦,莫非是他不成?他们又言道:“酒,酒,酒,终日有;有钱的在天堂,无钱的下地狱。”口角带字,其中必有缘故。哎呀,他们过店的时节,见他手中,有一包裹,十分沉重,其中必有要紧之物,我不免等他们睡着,将门——咳!为我干女儿之事,我也不得不如此——将门拨开,取将出来,看上一看。若有我干女儿之事,我也好做一准备呀。

他的嗅觉很灵。是啊,他是六扇门里的,又是开店的,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事没见过?这两个公差带着三百两银子——三百两有好大一堆,能逃过他的眼睛吗?

他听说按院大人在此下马,写了一张状子。途遇杨春,认为干亲,合计告状。听到鸣锣开道,差杨春前去打探。他突然想起:

哎呀!按院大人有告条在外,有人拦轿喊冤,打四十大板。我实实挨不起了!有了。我看杨春这个娃娃,倒也精壮得很,我把这四十板子,照顾了这个娃娃吧!

杨春递状回来,他不好好地问人家递上了没有,他叫人家“走过去”,“走回来”!

宋士杰:啊,这娃娃怎么还不回来,待我迎上前去。

杨春:义父!

宋士杰:娃娃,你回来了?

杨春:我回来了。

宋士杰:状子可曾递上?

杨春:递上了。

宋士杰:哦,递上了!——递上了?

杨春:递上了。

宋士杰:递上了啊?

杨春:递上了啊!

宋士杰:走过去!

杨春:哦,走过去。

宋士杰:走回来。

杨春:好,走回来。

宋士杰:唉!娃娃,你没有递上。

杨春:怎见得没有递上?

宋士杰:哈哈!娃娃,我实对你讲了吧,按院大人有告示在外,有人拦轿喊冤,打四十大板。你这两腿好好的,状子没有递上吧?

有一个孩子读《四进士》剧本,读到这里,说:“这个宋士杰,真坏!”

宋士杰是真坏。

他击动道署的堂鼓,害得看堂人挨了四十板。看堂人下来叫他,他还要问人家:

娃娃,你挨打了吧?

唔,挨啦!

四十个板子?

丁旦到上蔡县去提差,他送人家一笔空头人情。“我这里有一茶之敬,带在身旁,买杯茶吃吧。”丁旦不敢拿,他说人家嫌轻了。丁旦愧领,刚走不远,他在那里念秧:“好,好!好丁旦!好丁旦!这个娃娃吃红了眼了,连我宋士杰的银子他也敢要!好,姚、杨二家,不少一名还则罢了;短少一名,管叫这个娃娃挨四十个板子,不能挨三十九。”丁旦听见,连忙回来:“原银未动。”宋士杰收了银子,还笑呵呵地说:“娃娃,你的胆子小啊。”——“我本来胆子小。”——“好,吃衙门饭,原要胆小。”他一毛不拔,最后还要奉送一句金玉良言,真正叫人哭笑不得。

作者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用的细节。他写这些细节并不吃力。信手拈来,皆成妙趣。闲中着色,精细至此。正如风行水面,随处成文。其原因,在于作者对生活熟透了。其可贵处在于,笔下处处有人。

宋士杰是好人,可是他很坏。宋士杰很坏,可是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不是一个干瘪的概念。他的性格不是简单的。简单的性格不是性格。作者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一般化的讼师,他写的是宋士杰。这样的性格在中国戏曲里少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他是“这一个”。

《四进士》在中国戏曲里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宋士杰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典型。

学习《四进士》对于借鉴传统,推动我们今天的创作,是有益的;对于克服“***”造成的公式主义的影响,是有益的。

《四进士》很好了。现在的演出本是一个相当干净、相当精练、相当完整的本子。但是是不是没有加工余地了?能不能再改改?

双塔寺盟誓,毛朋原有这样的念白:

可恨严嵩在朝,与我等作对;多蒙海老恩师保奏,我等方能帘外为官。那严嵩心中怀恨,差遣心腹人等暗中查访,为寻拿你我的错处,以图伤害。

早年演出时,还有严嵩的心腹带领校尉过场,后来大都删掉了。

这只是一个背景,一个伏线。他把整个故事放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上来写,有好处。这样就能说明毛朋秉公执法的直接原因,不致把毛朋拔得太高,成了单纯化的为民请命。

姚、杨二家的纠纷简化了,是对的,不过现在写法有点近乎儿戏。田氏因为听说婆婆说她“走东家、串西家,不像个官宦人家的规矩”,怀疑是杨素贞挑唆,因此便起意要毒死姚廷梅,殊不可信,应该还是为了争夺家产,这和毛朋所写状子上的“由头”“害夫谋产、典卖鲸吞”也才对得上号。田氏与田伦的关系要早点提起。她谋产害人,还不是因为有这么个当大官的阔弟弟么?

顾读是“直接受贿”还是“间接受贿”,是师爷把银子拿走了,还是他自己收下了,都可以商量,但不论用哪一种写法,都不能对顾读原谅。

田伦一点性格没有。他向顾读行贿,是不是只是因为母亲一跪,可以考虑。他的思想应该稍稍复杂一些,不能把他的行为写成是全不得已。

有一些不恰当词句要改改。毛朋的定场诗“逢龙除角,遇虎拔毛”,这种天真的、童话式的夸张词句出于一个八府巡按之口,不怎么合适。黄大顺的上场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显然是演员随便抓来的。一个幕僚,登的什么天子堂呢?不合身份。杨素贞《柳林》的唱词:“你家也有姊和妹,你姊姊嫁过多少人?”有点像个泼妇。有些听不懂的词句可改。周信芳本,按院大人有告条在外,有人提起“贩梢”二字,责打四十大板,一面长枷。“贩梢”费解。马连良演出时念成“贩售”,还有念成“贩售人口者”,也都令人生疑。按院查访民情,为什么对贩卖人口问题这样注意,特别出了告示?这一节去掉,于戏似无大碍。“无徒”现在既然很少人懂,不如径改为“流氓光棍”。诸如此类。

《三公堂》宋士杰没有什么戏,毛朋很有戏,宋士杰相形见绌,他在八府巡按面前好像变得老实了。要把这场戏往上挺一下,要想点办法。这办法不太好想。

周信芳和马连良的演出,基本上用的是一个底本,但是取舍之间,颇有不同。现在周先生、马先生都已作古,是不是能把南北两个本子参合起来,斟酌长短,定成一个更完善的本子,供青年演员演出?

我们的前人曾把《四进士》大改了一下,取得很大的成绩。我们今日把它再改改,让它再提高一点,再好一点,可不可以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可以的,也必要的。工程不大,但也要费一点事,而且会有困难。困难之一,是有门户之见。我们今天提倡流派,流派不等于门户,然而门户之见是有的。如之何?如之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写成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