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健行事细致，眼下他是县委办主任，直接负责迟可东的工作安排，尤其需要细致。秦健是在迟可东任县委书记后获提拔的，其上升不太容易。通常情况下，县委办主任都是县委常委兼，属于县领导层次，时下县领导多从基层主官也就是乡镇书记中提拔，机关科局长上的较少，县委办副主任如果不下去基层干上一两届，很难就地转正。迟可东却不拘一格用秦健，他先把秦健那个“副主任”的“副”字去掉，让他当主任，不兼常委，这个权限在县里。一段时间后迟可东再以秦健已经到位，比较胜任县委办主任岗位，应让他进入常委班子以利工作开展为理由，多方运作，终于得到市委认可。秦健被补为县委常委后，工作越发细致。
迟可东与秦健通话也就不到一分钟时间，期间周宏一直站在他身边等着。迟可东三言两语匆匆接完电话，收起手机看了周宏一眼。领导嘴上还是没有吭声，只是再次指了指休息间门，示意迟可东进去。
迟可东的感觉更其异样。看来要在这里边谈的事情不一般，让贵为市委书记的周宏如此谨慎，非得这样盯着，让他先进去才可以。
迟可东推开门走进休息间，周宏却没有跟进来。
已经有三个人坐在休息间的沙发上。迟可东一看这三个人就明白这里怎么回事：他们是在等他的。三个人中有一个迟可东认识，是省纪委一位管办案的室主任。
此刻没有认识不认识之谓，只有照章行事。
“是迟可东同志吗？”其中一人问。
“我是。”
他们向他宣布了一项相关决定。
从那时起，迟可东与外界失去联系，当天中午没有回家吃饭，当天下午没有赶回县城。从当天下午起，秦健就不停地给迟可东打电话，他给迟可东的邮箱传了张“图纸”，也就是当晚县里一个会议的议程表，想问问迟可东是否认可，迟可东手机开着，却始终不接电话。秦健联系了迟可东的司机，联系了迟可东的家人，而后才从当天去省里开会的其他人那里得知迟可东会后被市委书记周宏留在会场。秦健即直接给周宏的秘书打电话，请求帮助了解迟可东具体情况，以便确定晚上县委常委会事宜。几分钟后周宏的秘书回了电话：“周书记交代，你们那个会先停了吧。”
秦健大惊：“迟书记是什么情况？”
周的秘书回答：“现在还不清楚。”
两天后情况清楚了：省里负责部门正式通知本市，迟可东因涉及相关案件，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市里领导就此紧急碰头研究，决定在迟可东缺位之际，本县日常工作暂由县长主持，其他组织措施待情况进一步明朗后再定。
半个月后情况得以明朗。迟可东的舅舅，本省一大重要官员许琪从人们的视界里消失，一个消息迅速传遍全省：许琪出事了。
在很多人的感觉里，这一消息也属“瓜熟蒂落”。
许琪出事前数月，省内已经风声频传，说有一个专案组在省城悄悄开展工作，该组从北京派来，阵容强大，手中握有几封线索清楚的举报信，还有高层重要领导极具份量的批示。这些办案人员的目标显然锁定为省级官员，他会是谁？很快的就有新的线索提供人们猜想：本省北部一个设区市的市委秘书长被宣布涉案，在岗位上突然消失。许琪曾在那个市当过多年书记，该涉案秘书长是他当年的一个秘书。人们的猜测就此开始集中到许琪身上，而后许琪的现任秘书和司机相继“进去”，然后又有一批相关人物接受调查，这些人物都与许琪关联密切，包括他的外甥迟可东。于是“许家帮”悄然成了一个流行词，全省干部群众面前已经没有太多悬念，接下来只剩下许琪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从他端坐多年的主席台上消失的消息了。
这个消息终于如期从天上落下，有如深秋里的一片黄叶。
许琪出事的消息被证实后不久，有一组办案人员进驻本县，围绕迟可东的相关问题，深入开展调查取证。他们的调查范围集中在县城的土地使用和房地产开发方面，同时也了解迟可东任职期间的其他问题，包括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以及买官卖官等事项。迟可东涉案的主要情况至此渐渐清晰：本县县城近年最大的一个开发项目是旧城改造，该改造中的最大一个项目是新城商业区，这个项目由省城一家开发公司竞得，该公司的老板叫黄志华。黄志华是省城人，早年去香港经商，后移民加拿大，回到本省投资，重点在房地产开发，其旗下企业近年来在省城及全省各市攻城掠地，拿到许多重要地块，获取巨额开发利益。黄志华之所以能够强势扩张，因为背靠权力，其靠山就是常务副省长许琪，许琪多次为黄给下边一些掌握重权的官员打招呼，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助其牟取利益。本县新城商业区的开发项目是黄志华众多涉案项目之一，迟可东涉嫌在该项目竞标中利用职权违规干预，对黄志华实施利益输送。黄志华与迟可东的关系此前无人知晓，此刻才真相大白，原来黄志华是许琪的女婿，迟可东的表姐夫。
黄志华及其企业近年屡遭匿名举报，涉嫌利用权势进行不公平竞争，违规牟利。只因为许琪位高权重，以往没人去查，不料举报最终惊动北京高层，成了案件的一个突破口，导致许琪及其身边关联人物被彻底清算。黄志华本人身份特殊，动作很快，许琪案发之前即从省城消失，出境躲风头。这或许是许琪安排的对抗调查一着。黄的逃遁给查案带来困难，却不可能阻挡调查的深入。
办案人员在本县调查取证期间，有一个特殊人物主动前往办案人员驻地，请求汇报情况，这人却是秦健。秦健是迟可东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平日里跟随最紧，本县上下人所共知，办案人员前来调查迟可东，秦健绝对跑不掉，肯定会给叫去调查调查，这在人们意料之中。秦健不待人家通知，自己主动找去汇报，倒是让很多人大出意料。
他报告说：“当时我感觉迟可东与黄志华关系比较特殊，虽然他俩都没提起。”
秦健在新城商业开发项目中客串过一个角色：黄志华前来参加项目竞标时，直接找了迟可东，迟可东以接待外商为名，请黄吃了一顿饭，秦健作陪。席间迟可东提到自己在首钢工作期间，黄志华曾经跑到厂里看他，迟可东请他在附近一个饭馆吃了碗面条，吃面时黄志华开玩笑，说这面条硬得像钢板，面汤里有股铁水味。迟可东即要来一瓶醋，说咱们把酼酸倒进去，看面条还硬不。两人回忆那碗面条，说得哈哈笑。秦健在一旁听了即有感觉，知道该二位早有关系，很不一般，非同小可。只是他们不做深入介绍，自己不便细问。而后迟把黄这件事交代给秦，让秦健把黄志华介绍给本县负责旧城改造的副县长。
“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秦健报告。
“迟可东交代给予特别关照吗？”
秦健说：“他有没有另外交代我不知道，当着我的面什么都没说。”
“真是这样吗？”
秦健称情况确实如此，这一点他不敢乱讲，得实事求是。迟可东这个人行事缜密，平时话不多，点到为止，不需要秦健知道的事情，迟可东不会多说一句。
秦健除了主动报告，还主动上交了他本人的几本工作笔记，这几本笔记比较特别，他自己注明是“书记要本”，里边记录的全是迟可东的相关事项，包括迟的活动日程、工作安排、讲话要点、批示情况等等，以时间为序，一条一条排列清楚，事无巨细均有体现。秦健的这几本笔记为办案提供了方便与线索，办案人员从中理出了迟可东与黄志华相关接触的记录，查出了新城开发项目招标期间，迟可东与黄志华在本县共有三次会面，三次会面与项目招标的各个关键节点均能对应，从一个侧面表明迟可东与黄志华的特殊关系，以及同此事的直接关联。
三个月后迟可东被免职，新任县委书记来自市直机关，原任市政府办主任。时许琪一案还在滚雪球般发展，远未到结案处理阶段，迟可东所任县委书记一职责任重大，不可能一直虚位以待，时候到了该免得免，该换得换。事情至此，迟可东及其靠山许琪的下场已经不需要人们猜想，对他们而言一切已成过去。
这时出了件事情：省委书记到本市调研，由市委主要领导周宏陪同来到本县。这位省委书记到任不久，是位强势领导，许琪一案就是他到任后破题的。按照安排，首长一行将于结束本县日程后到邻县继续调研，位居本县西北山区的河源乡恰在途中，被安排为一个调研点，因该乡近年脱贫工作成绩比较突出。省委书记的调研安排很紧凑，在河源停留时间不长，计划于下午三点到达，下村看两个点，分别用二十分钟，而后到乡政府开个小座谈会，了解基层相关情况，座谈会仅安排一小时，会后动身离开，到邻县县城用晚餐。首长一行当天下午的调研活动基本顺利，按计划进行，只在座谈会这个项目中出了点岔子。
这种座谈会有常规套路，通常都由基层主官汇报情况，而后县委书记补充介绍，然后请首长做重要指示。问题出在最后这个环节：首长讲话之前，按照通常方式问了句：“还有哪位补充点什么？”通常情况下此刻与会者需保持沉默，表示没有补充了。这以后首长才好正式开讲。不巧那一天首长心情很好，表情很放松，有意要开开玩笑，他问“哪位需要补充”时多加了一句话，命在座的市、县级官员一律不要开口，让乡里同志来补充。“乡里同志们”按规矩都沉默不语，并无补充。首长笑笑，再次询问：“都不会说话了吗？”
座中忽然有一个人举手：“我说。”
这人却是李金明。该同志没有挪窝，还在这里大种蘑菇，当他的科技副乡长。该职位于他属意外获取，与某次“现场直播”相关。
首长的记性很好，他对李金明有印象，不因为该李模样多出众，只因为刚见过。河源乡脱贫各措施中，发展食用菌是一大举措，首长此行调研项目包括有参观一个蘑菇房。参观时首长颇有兴致，在蘑菇房问了一个技术性问题，李金明被从一旁守候人群中叫出来回答，当时即介绍过，李是本乡的科技副乡长，食用菌专家。
“不错嘛，还是有一个不怕生的。”首长认出李金明，即开了个玩笑，“你补充什么？蘑菇还没种完？”
李金明从种蘑菇讲到另一件事去。他说，本乡近年蘑菇发展快有多个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交通条件改善了，产品收购运输更为快捷。今天上级领导一行能够到河源调研，也是因为交通条件好了，从河源到邻县的公路通了。说到公路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当了两年书记，比前头其他人十年干的事还多，他修桥铺路搞建设，从上边拿到的钱也比以往十年加起来还多。这个人就是本县的前任书记迟可东。
这个话题在这个场合哪里可以说，李金明居然冲起来就讲。在座的市委书记周宏急了，抬手拍下桌子提醒：“这个问题不说！”李金明居然不当回事，拒不住嘴。
“迟书记很难得。”他抢了一句，“干的事情多，人还特别廉政，没听说他拿过谁钱。这样对待他太冤枉了！”
周宏喝止：“行了。”
李金明终于住嘴。
首长不动声色：“谁还有补充的？”
场上鸦雀无声。
“没有补充就算了。走人。”他说。
首长本该有个重要指示，对县里乡里的工作做一点重要肯定，而后发表一些重要意见。现在没有了，让李金明节外生枝一搅，不想说了。座谈会匆匆结束。
一个月后，李金明被免职，不再担任科技副乡长，工作关系转回河源农技站。李金明在省委书记召开的座谈会上胡言乱语，为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涉案官员鸣冤叫屈，表现出严重的素质缺陷，缺乏起码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确属政治上极不成熟，实不适合当一个副乡长。
这个处理不出人们意料。李金明之行为实在不靠谱，有谁听说首长调研中发生过这种事？哪一个官员敢在那种场合这般放肆？如此独一无二，活该李金明丢帽子回去种蘑菇。但是这件事本身还是让人们感觉意外，不知李金明这番出格之举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有人了解李金明当天中午是否又在哪个菇农家里喝饱了红壳酒？以至在会上酒胆十足醉话连篇？该猜想很快被若干见证人否决：李金明那天中午在乡食堂吃饭，而后到首长拟参观的蘑菇房外做迎接准备，整个等待期间，除了矿泉水，他没喝过别的。一直到首长开玩笑询问“都不会说话了？”之前，李金明始终端坐其位，面前摆着一本笔记本，手里拿着一支水笔，两个眼珠在眼镜片后边一动不动，嘴里不吭不声，做认真参加座谈状，表现得很成熟，符合副乡长任职标准。只是转眼间他把手中的笔一放，忽然变了个样子。
李金明为迟可东喊冤，是因为两人关系至深，非如此不可吗？显然不是。人们都知道李金明是在一次“现场直播”事件中被迟可东注意到的，而后也因此得到迟可东一句名言：“把酼酸倒进去”，从而当上一个小官。除了这一件旧事，迟可东并没有更多关照李金明，两人间几乎不存在私人关系。李金明初任副乡长时，曾经通过秦健求见迟可东，迟可东不予接见，只说日后找机会再谈，事情就此了结。那时迟可东还是副书记，已经百忙得无暇召见，到了当上书记，更没时间做此安排，始终没有通知李金明“再谈”，李金明本人也没再主动求见，由此可见关系确属一般。当然两人之间也不是没有打过任何交道干净得如同纯净水，毕竟李金明不再是旧日那位泡在蘑菇房的食用菌技术人员，作为一个乡级小官，与本县最高领导免不了也会偶尔接触。根据相关记录，他们确实曾在若干公开场合不期而遇，随意交谈过几句。
一次是迟可东率队督查公路建设时路过河源乡，抽空与乡班子成员见面，跟大家一一握手。轮到李金明时，迟可东笑笑，问了句：“还到处请喝酒吗？”李金明承认：“有时还喝点。”迟可东即交代：“蘑菇多种，酼酸少喝。”李金明说：“明白。”
后来又有一次，县里召开一个农业表彰会，李金明代表河源参会，上台领了一面奖牌，给他发牌的领导恰是迟可东。迟可东在授牌时随口问：“听说最近老跟人吵吵嚷嚷？”李金明回答：“书记，下边想做点事不容易。”迟可东说：“吵吵嚷嚷管什么用？大小是个官，得讲究点方法。”李金明还说：“明白。”
另有一次记录发生于李金明未在场状态：河源乡书记找迟可东汇报工作，谈到食用菌发展时，迟可东忽然问起李金明，问的却是工作之外的情况：“他老婆怎么样？”
乡书记有点茫然，不知道迟可东为什么问起这个。迟可东不做任何解释，只问李金明家庭关系近期是否正常？乡书记称似乎并无异常。迟可东又问李妻看上去什么样？是否个高人丑？乡书记发窘，因为李妻他虽见过，却没太在意，不知其丑如何描述。迟可东就此打住，转口了解其他情况。
从为数不多的现存记录看，迟可东对李金明的相关情况还是关心留意的，他了解李金明都做了些什么，发生些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还给予适时提醒。应当说迟的提醒相对温和，显然他对李金明基本满意。那几年李金明本人确实也颇努力，河源乡蘑菇种得不错，有他一份功劳，至于喝酒使气跟人吵闹等等问题，多为个性使然，李金明那样的人不出点类似事情才怪，还好他已经比较收敛，知道得改变自己。以他的情况，当个小官实不容易，需要更加珍惜，他也需要做个样子给人看看，对迟可东才能交代得过去。河源乡班子内部环境不错，书记为人好，同事们都知道李金明是迟可东点的将，对他比较宽容，因此李金明身边的嗑嗑碰碰都没发展得不可收拾，不须迟可东严肃批评，只需略加提醒。
除了上述区区几回来往，该两位间没有更多情况，乏善可陈。相比其他人，李金明算什么呢？迟可东在县委书记任上提拔重用的人多了去，哪个不比李金明用得要重？到了迟可东忽然“进去”的时候，有谁出来放个屁？没像秦健那样主动切割已经很不错了。因此李金明可以暗中对迟可东心怀好感，实无须极不恰当地在重要场合公开表露，为已经倒台的迟可东喊叫，干这种事还真是轮不上他。李金明不掂掂自己的份量，因此搭上来之不易的一顶帽子，说来咎由自取。
当时没有谁料想到事情还会有戏剧性变化：几个月后迟可东忽然得到解脱，从他“进去”的那个地方“出来”，回到了省城家中。
这个世界确实诸事无不可能。
5、
迟可东被调查的事项中，主要的一条就是利用职权，在本县新城商业区开发项目中为黄志华输送巨额利益。迟可东与黄志华属姻亲关系，两人以开发项目为幌子，联手为家族牟取利益，性质严重。调查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细致查核了该项目开发的方方面面情况，却没有掌握黄志华在项目中违规操作的可靠证据。迟可东极力为自己辩白，称黄志华参与竞标过程中，他本人从未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干预，没帮过黄志华什么忙。相反，当时他还曾劝告黄志华不要到本县搞项目，免得外界议论。黄志华担保不会把两人的特殊关系拿出来用，一切都按规矩操作。黄在其他地方用岳父许琪的关系拿地搞开发赚大钱，本县新城这个项目不需要找别人，靠迟可东这个自己人就行，他却没打算用，也不准备拿这个项目赚钱，反而要不惜本钱，做得漂亮一点，算是给迟可东送一份厚礼。迟还要往上走，这时候需要一点政绩，彼此自己人，应当助一臂之力。黄也打算通过这个项目试试水，打出一个品牌，有利于日后在周边一带谋求更大空间，到时候再把钱赚回来。话说到这个程度，迟可东再表示反对实有碍情面，对黄志华说不过去，对舅舅许琪也说不过去，因此他点了头。
迟可东交代的情况是否属实？黄志华这个唯利是图，利用岳父权力到处插手项目，贪婪获取财富的不法商人是否真的在本县新城商业区做了一回慈善，罕见地学了一次雷锋？因为黄志华逃离，未曾到案，一时难以查实。只是根据现有掌握的情况，迟可东在该项目上违规干预的指控暂不能认定。
迟可东任县委书记手握大权，任职时间不长，建设却上了不少，项目遍地开花，除与黄志华外，还与其他几位项目开发商有交集，其间是否利用职权索贿受贿，也是调查中的一个重点。秦健提供的“书记要本”中详细记录了迟可东接触的所有相关人员，为调查提供了便利。调查人员在初查中掌握了若干线索，但是深入调查后却一一落空，有的明确排除，有的则因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迟可东始终咬定没有拿过任何不义之财，言之凿凿。他声称自己在廉政方面无懈可击，至少在目前，因为他见得多了，刚刚上路，有心走远一点，不会栽在头几步上。他对钱财没有欲望，那不是他从政的初衷和选项。
调查人员拿许琪反问他，其舅舅已经查实是个巨贪，难道外甥还是个巨廉？
迟可东问：“为什么不行？”
他称许琪也不是一开始就贪，小时候他在舅舅家时，亲眼见过不少送钱送礼的人被舅舅骂出门去。当时舅舅告诉他，当官不能贪，拿了钱就被钱套住，他至今记忆犹新。舅舅应当是大权在握久了，逐渐走到高位之后松懈下来，渐渐才给套住。如果换成他，干到舅舅那种程度，走到舅舅那个位子上，或许他也会松懈，也会是同样下场，目前离那个还远着呢，他很清醒，很自信。
在掌握可靠证据之前，迟可东索贿受贿问题暂不能认定。
迟可东还有一个重点问题被深入调查，那就是其提拔重用的过程。迟可东从首钢调回本省后，在不长的时间里一步步上升，直到当上县委书记，其舅舅许琪在此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存在违规任用情节？调查人员掌握了许琪在若干关键节点上给几个关键人物打电话，交办迟可东相关事项的具体情况，许琪置身幕后为外甥迟可东做推手，事实无可否认。但是许琪是老手，经验丰富，擅长处理类似问题，他为迟可东出面，方式非常直接，讲话比较含蓄，例如用了解迟可东近期工作表现如何？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醒等方式，表明自己的关注。许琪那种身份的人，通常点到为止就够了，不需要说得太白，下边官员自然心领神会，该办什么自会迅速去办。事后追查，许琪本人并没有提出具体要求与干预，事情尽是下边官员办的。加之无论在哪个节点上，迟可东均已具备任用的基本条件，且任用程序完整，符合相关规定。根据调查的这些情况，认定迟可东属违规任用理由似嫌不足。
由于情况种种，对迟可东的调查告一段落，他得以解脱回家，工作暂时挂起来，等候许琪一案结案后处理。
迟可东是“许家帮”涉案人员中与许琪最亲近的人之一，也是该案中少有的几个全身而出的人之一。他涉险生还，除了所调查的具体问题被排除或暂未认定外，也因为得到省委主要领导过问。据传该领导听了许案的相关汇报，特意问起迟可东，还说了句话：“看来外甥未必就像舅舅。”此后不久迟可东即被解脱。
作为“许家帮”众多被查人物中的一员，迟可东身份不算太高，涉案情节不算太起眼，为什么会让省委书记注意到？显然是李金明起了作用。如果不是李金明在河源座谈会上乱种蘑菇，大放厥词，首长未必会去注意某案中正在被调查的某一个人。
迟可东有幸从一个大案里脱身，却已经伤痕累累，元气大伤。解脱之后他的表现非常低调。人家让他回家待处理，命他遵守相关要求，不得谈论不该谈论的案情等事项。他回家后闭门谢客，不打电话，不发邮件，足不出户，每日读书，与家人相伴。有不少人听到消息打来电话，想去看看他，他一律拒绝。省城的旧友约他出来悄悄吃顿饭，小示慰问，他无一应允，总是推说自己胃有毛病，还是留在家里吃面条好。
迟可东拒不与外界发生关系，表面上是谨遵相关指令，避免不当谈论事项，其实更多的是个人原因。迟可东为人一向沉稳，以往大权在握坐在主席台上时少见喜形于色，突遭调查时也未惊惶失措，解脱回到家中后还是那么平静安然，让人感觉似乎一切如常。该同志的心情真是如此岁月静好吗？根本没有那种可能。借用他自己曾经的幽默，他所经历的这场波折有如“把酼酸倒进去”，谁能指望不给毁容？迟可东装得面容尚好，似无表情，人们却可以从他的胃部略窥一斑。那些日子里迟可东确实每天在家吃面条，其妻是河南省人，祖传擅为面食，尤其会做手擀面条，该手艺此时大派用场。迟妻是迟可东“大炼钢铁”时的同事，据说当初迟可东吃了人家一碗面条，感觉非常好，这才决定跟她谈恋爱。迟可东解脱“出来”后足不出户，妻子天天给他擀面条，每餐一大碗下去，吃出一点小汗，这就够了，不需要别的，也不能吃别的，因为胃不舒服。迟可东在县里任职期间，除了不喝酒，什么都吃，从未表现出胃部痛苦，此时不一样了。人的胃不只会消化食物，它还能传递情报：胃神经官能症的起因是精神因素，以神经失调为病理，以胃的功能紊乱为主要表现，是一种精神因素导致的疾病。显然迟可东不是胃部痛苦，实是精神痛苦了，疼痛扭成一团堵在他的心口处。
经历这一番波折，迟可东知道自己已经完了。所谓“完了”不是当下就事论事，而是相对于往昔的抱负而言。事情至此，回想早年那些大心思，感觉只是冷幽默。虽然已经从许琪案中解脱，迟可东却自知该案将与他相伴终生，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在他自己心里。昨日于他已经不再，今日与昨日已经天渊有别。他曾经自认为可以走得很远很高，结果没上几步，已经就此急转而下，再也不可能继续奋勇前进了。曾经非常明确的那条顺畅上升道路此刻荡然无存，这条路竟然如此虚幻，顷刻间说消失就消失了。而他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大炼钢铁”再也不属于他了。
人到了这个份上，难免意气消沉。迟可东得竭尽全力保持表面的平静，让自己免于在失落中崩溃。
许琪一案移送司法机关办理之际，迟可东重新安排工作事项被提上日程。迟可东在接受调查不久即遭免职，待到解脱之初，因不能排除案情可能有进一步发展，只能先挂起来，工作安排暂未考虑。许琪一案调查基本结束，没有发现迟可东新的问题，这时就需要给他一个安排。有关方面考虑了若干方案，包括把他调回省直机关，或者交给市里安排，都在选项中，唯有返回原岗位不在考虑范围。迟可东免职后，已经有新任县委书记去接手，迟可东回不去了，即便那个位子还空着，在经过这番起落之后，让他回去也不是最佳选择。
有关方面正在慎重考虑各种方案时，迟可东忽然从其解脱后一直蜗居的家中跑出来，制造出一点动静。迟可东找了省委组织部，找了以往认识的省领导，以及一些能说上话的人，多方表达自己的意愿。以一种从未有过的主动进取姿态，极力活动。其积极状态既是许案解脱出来后所未见，也是他在以往各工作岗位包括县委书记任上所未见。以往未见可以理解，当时背靠大树，有许琪立在那里，不需要他太费劲，尽管从容悠哉。在卷入许案并自知“完了”之后，安安静静呆在家里吃面条，对一切听之任之似乎才是他应该做的，自己跑出来积极活动倒显得异常。是什么让他一反常态？难道他的胃忽然不再痛苦了，他又心存幻想，以为自己还有戏？他不知道自己只有一个舅舅，在许琪给抓去判刑之际，他其实已经不再是什么“二代”了？
无论是何缘故，他极力活动，其顶峰之作是直接给省委主要领导写了封信，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其请求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他归位，回本县去。在给省委书记的这封信里，迟可东对自己接受调查表示理解与拥护，称对他的调查实事求是，及时解脱他体现了对干部的关心，他非常感激。在解脱之后，他盼望能早日恢复工作。他称自己当年到任后即规划做几件大事，希望任内能够较大改变该县面貌，为此开展了很多前期工作，下了不少功夫，在班子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取得进展，有一点成效，自己曾为之沾沾自喜。离任这么一段时间，心情冷却凝固下来，深入进行反思，就感觉到其实有很多不足，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更扎实，因此盼望能返回该县，继续努力，做好未竞事宜，弥补不足之处，以遂初衷。现在该县已经有县委书记了，他愿意还从副职做起，在新书记领导下工作。
这封信被批转给组织部门研究，省主要领导有一段批示，大意是一个干部有问题要查，没问题就用。迟可东任职中的表现究竟如何，可以认真了解一下，再考虑一个合理有利的安排意见。该批示初看没有明显倾向，内里似乎暗含看法，显然还有感于所谓“迟书记两年比前头其他人十年干的事还多”之说，李金明的异类蘑菇让该首长至此还没有消化完。省相关部门根据省委书记的指示，悄悄派员到县里了解迟可东工作情况，而后征求市委书记周宏的意见，经反复权衡，形成使用建议。该建议很快进入程序，终经研究确定，迟可东获准返回，重新担任县委书记，此前接任的那位则交流到省政府办公厅任职。
迟可东官复原职，这种情况时下不多见，有如他在调查中全身而出。
此时距迟可东突然离职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迟可东回到市里报到，市委书记周宏跟他谈话时表示，拟亲自带他到县里宣布任职，不巧这两天省长带人在本市调研，周宏脱不开身，要迟可东在市里稍息几日，等省长一行走了再安排带他下去。县主要领导初任，通常由一位市领导带下去即可，不必劳驾市委书记，周宏却打算亲自行动，以示重视。周宏一向颇看中迟可东，一年多前他把迟可东亲自押送会场休息室接受调查，那是奉命行事，不能不为。后来到了迟可东重新安排的时候，有关方面给他看了省委书记的批示，征求他的意见，他力主重新启用迟可东，起了重大作用。此刻周宏亲自带迟可东回县，更是一种支持姿态。迟可东对他表示感谢，同时提出建议，称自己不是新任，只是返回原岗位，不妨低调一些。他自己回去，请市委组织部派个副部长一起去，到县班子会上宣读一下任职文件就可。等周宏有空，再另行下去指导工作。周宏听了点头，说了句：“这样也好。”
迟可东就这样重返岗位。
那一天县各套班子的头头们早早汇集到小会场，迟可东到达时，大家围拢门边，按照任职排名顺序有前有后站立，一起“热烈欢迎”。迟可东跟大家一一握手，轮到秦健时，迟可东笑笑，把手别开，伸到另一个人面前。
秦健身子发软，几乎走不回他的座位。
6、
迟可东让人打电话到河源，通知李金明到县城见他。
那时候迟可东回到县里刚满一周，手头事情千头万绪。相比起来，召见李金明应当是小而又小的事情，在从前那位迟书记大事众多的“百忙”日程里肯定还排不上。现在这位迟书记不一样了，返任伊始，他即决定迅速安排，尽快召见。
迟可东为自己的复出给省委书记写信时称，希望能返县做好“未竞事宜”，满纸写的都是发展大事。待到他一脚踩回来，人们才意识到他的“未竞事宜”里或许不可或缺的还有这个人：李金明。或许秦健也算一个。说不定不仅是他写在信中的那些大事，更是这两个人促使他宁愿降职，也要回到这里？
李金明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来到县城，当晚两人在迟可东的办公室见了面。这实上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交谈，从那次“现场直播”相逢时算起。
“知道我回来了吗？”迟可东问李金明。
“知道，当然知道。”李金明说。
“我等了你一星期。”迟可东再问，“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那边蘑菇房出了些事情，不敢走开。”李金明解释。
“你应该说是怕领导这边此刻太忙。”迟可东笑。
李金明也笑：“那是，我也那么想。”
两人哈哈，交谈气氛有了。
迟可东告诉李金明，当晚就是闲聊，很长时间了，早就想找李金明聊聊。李金明表示明白，还说：“占用领导时间了。”
“你学得很会说话。”迟可东笑笑：“情况都好吧？”
李金明说：“挺好。”
迟可东不急着了解该同志情况有多好，转问其他事情，一如他所称的，只是“闲聊”。迟可东问起李金明名字里那个“金”是怎么来的？辈份排到的？算命得来的？或者代表什么意思？李金明告诉他并无特别的来历，李是邻县山区人，父亲是个种地的，没多少文化。李出生时，父亲请村小学校一个老师给孩子取名，该老师给了这个名字。或许因为他家家境比较贫困，缺钱，用一个“金”字表达发家致富美好期望。
“现在家境怎么样？”迟可东问。
“还一般。”
“没有完成任务嘛，你还得加倍努力。”迟可东笑。
他告诉李金明，他本人是学工的，他的本行也有个“金”字，叫做“冶金”，这里的“金”即“金属”，“黑色金属”，铁就归为黑色金属。到本县任职后，他曾在一次会上开玩笑，讲了含铁的石头叫做铁矿石，检测含铁量的办法就是“把酼酸倒进去”。虽是调侃，也含几分道理。炼铁炼钢需要先有铁矿石，对人的认识有如从石头里找铁。
“迟书记这些话我听说过。”李金明说。
迟可东说，外界所传的那些情况，包括秦健给李金明说的未必都准确。当年那一次常委会研究河源乡班子配备调整，迟可东在会上提起李金明，其实是有自己的考虑，与李金明本人的关系并不大。当时迟可东已经到任一段时间，心里也知道不久将接任书记，他考虑应当开始点火，给烧杯里的试样加热，也就是开始要发表一些意见，表现出自己的风格，观察身边其他人的反应，分析辨别他们的特点，以便日后掌握安排。那天碰巧研究到河源乡班子问题，他感觉组织部挑选的人不合适，这时忽然想起李金明，也没多做考虑，临时决定拿出来说说，看看自己提出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他在会上还拿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的事举例，那个事例是他从一份资料里看到的，虽然有点意思，提供的前提未必全面。事实上当初李金明给他的印象不怎么样，他也不认为李金明一定适合那个位子，只想以李金明为例，表明可以眼界开阔一点，不拘一格一些。不想却歪打正着。
“现在你清楚了吧？”迟可东问。
李金明回答：“清楚了。”
“跟我说说你是为什么。”
迟可东问的是李金明在河源座谈会上的出格举动。该举动让很多人出乎意料，迟可东本人是在解脱之后才得知的，他尤其感觉出乎意料。
李金明说：“那一天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就可以随便说吗？”
李金明承认，他也知道那种场合说那些话挺犯忌，肯定没他好处，但是不抓住机会说一说，感觉对不起迟可东。无论如何，没有迟可东倒酼酸，他哪有可能当什么科技副乡长。副乡长只能算个小官，对他这样背景的人已经太大了，可望而不可及，能够得到真是太意外太不容易了。
“既然得来不易，你应该对它更珍惜才对。”迟可东说。
李金明称自己也有苦衷，刚当上副乡长那时感觉比较好，因为忽然成了领导，不再受以往常受的鸟气，不需要让一些狗屁不通的家伙收拾欺负，轮到自己来发号施令，确实大不一样。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感觉这个帽子其实不好戴。任何场合说话都得留意，见到比自己大的官得像个孙子，面对比自己小的干部得端个样子，碰上跟自己一样大的得讲究排名先后。李金明这种性格的人，原本喜欢自由自在，想怎么就怎么，惹着了就闹，管他什么领导不领导，最多拿个处分，到下边种蘑菇去。当副乡长以后不行了，时刻得注意影响，特别是心里有了一个结，总想着不能出毛病，自己搭上不要紧，给迟可东难看就不好了。因而感觉很受限制。蘑菇得种，红壳酒却不敢多喝。意气一上来，自己得先忍住。这种小官做起来也折磨人。迟可东当县委书记坐在主席台上时，大家对李金明还客气，因为都知道他这个帽子是从那边掉下来的。迟可东一出事，李金明身旁就议论纷纷，有说李金明可以归入“许家帮”，也有人说他只怕连许琪的脚后跟都没见过，最多算是“迟家帮”。当时传说迟可东卖官，有人便公开问李金明副乡长要价几万？事前收还是事后收？气得他几乎动拳头。他感到工作不再有多大劲头，因为无端遇上这些鸟事，也因为已经不需要做给迟可东看了。后来他听到传说：县里正在考虑调整乡镇班子，这一次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能上不能下，要搞能上能下，淘汰几个人，杀鸡教猴，让下边干部为之振作。有人传消息，称“可下”名单已经有了，人不多，全县加起来只有三、五人，李金明很荣幸给列到里边，因为他曾经受过处分，又搞腐败又纪律不好，还有男女关系问题，本来就不该提拔。迟可东把他搞上去，现在迟可东自己倒了，该把李金明跟着弄下来。据说这个意见基本已定，只剩弄下来后安排在哪里还没确定。李金明听到这些话，非常憋气，感到不公平，这几年辛辛苦苦种蘑菇真是白干了。这时候恰好省委书记下来调研，他忍不住就跳出来喊叫，完全不计后果，表面上是替迟可东叫屈，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心里窝着一团火，借机发散出来。当时他心想还能怎么着？反正已经要给人“下”了，那就不管不顾。
迟可东说：“我了解过这个事，你听到的传说并不完全准确。”
李金明点头。事后他也听说了，当初确实有领导提出应该让他“下”，但是就此做出决定却是在他捅了大篓子之后。
“你那份辞职报告是自己写的吗？”迟可东了解。
迟可东问的是李金明免职过程的细节。李金明在不恰当的场合发表不恰当的议论，表现很出格，不能不予处置，处置方式却也需要慎重考虑。如果仅因为说那些话免他的职，显然有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精神，闹出去有不利影响，对上级领导不好交代。如果以李金明工作中的不足为由处理他，人们也会认为是因言获罚。事涉敏感，得特别注意方法。这个难题最终由李金明自己破解：他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以自己不胜任工作为由，请辞科技副乡长一职。
“这份报告确实是我自己写的。”李金明承认。
写这份报告有些具体情况。李金明闹出那件事之后不久，县里通知他到组织部谈话，那边一位领导告诉他，因为工作需要，准备把他从河源乡调出来，安排到天马山林场工作，保留副科级待遇。李金明当场申诉，不愿离开河源，以家庭困难为理由。李金明说，他已经把家安在河源，河源在县西北，天马山林场在县东北，两地间隔着大山，来去得绕行县城，交通很不方便，他很难接受。领导劝告他，说所考虑的安排已经很不容易，对李金明算是仁至义尽了，李金明必须服从，他已经不可能再呆在河源当副乡长了。李金明当即表示，他宁愿不当那个官也不想离开。该领导说，如果这是李金明的真实想法，如果困难确实大得不能接受新安排，李金明可以据实写一份辞职报告，他们可以根据情况再做研究。李金明没再多说，在那里当场写下辞职报告。
“跟我可有一比。”迟可东笑笑，“说说河源为什么难以割舍。”
迟可东本人东山再起时，坚持要回到本县，继续“未竞事宜”。李金明坚持留在河源，同样也有些“未竞事宜”，该事宜比较现实，是因为他把家安在河源。河源位居本县偏远山区，是贫困乡，调到河源工作的外地干部多不安心，干几年就想走，李金明却是一个例外。李金明老家在邻县，大学毕业分配到本县工作。李金明的老婆是他同乡人，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进城打过工，与李金明结婚后就跟着他到处走。李金明在县农技站时，一家人在县城近郊租房住，李妻在县城打零工。李金明到河源，一家人也搬到河源。李金明当上副乡长后，河源农技站帮他忙，安排其妻进站当临时工，把李金明原先的那摊事委托给她，让她去管种蘑菇发展食用菌。李妻虽然没读过大学，号称个高人丑，却还聪明，这么些年紧跟李金明，也学了若干技术，加上身边有个李大师傅，事情居然也能对付下来。李金明一家人在河源比在县城过得好，他担心一旦离开，一切都得推倒重来，因此宁愿不当副乡长，也不希望离开。
“你妻子支持吗？”迟可东问。
李妻很高兴。她怕丈夫真给调去天马山林场，把家搬到那么远的地方不容易，不跟着丈夫走可不成。如果李金明有副乡长做，还能呆在她身边，那最好。要离开不如不要。她最怕丈夫跑到她看不到的地方，天底下到处都有女人。
“你还让她那么担心？”迟可东问。
“她就那样，没办法。”李金明说。
“都是捕风捉影？”
李金明承认并不都是捕风捉影，早先确实有些情况，他跟别的女子好过，他老婆其实都知道，所以跟他大闹，挨过他拳头。
“你怎么会那么干？嫌人家丑？”迟可东问。
李金明强调其妻并不丑，只是醋劲大。农技站站长整他“村村丈母娘”时，动员他老婆揭发，他老婆死活不讲，一直护着丈夫。事后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从此改弦易辙。当副乡长后，自然更有些女子对他示好，有菇农家的小妹，也有女干部什么的，他从未动过心。
“说说你们现在的情况。”迟可东道。
李金明还是那句话：“挺好。”他被免职后回到乡农技站，重拾本行，夫妻俩搭档，丈夫当食用菌技术员，老婆当助理，一起在村头村尾蘑菇房跑，不用费脑筋去管那些难管的事情，无须去看谁的脸色，不必在乎哪个说他什么“许家帮”、“迟家帮”，收入不多却也稳定，还经常有菇农的炒米粉和红壳酒享用，感觉比较惬意。他认为自己辞掉副乡长辞对了，并不为此感觉后悔。今年他们的儿子上了小学，夫妻俩合计需要多存点钱，日后弄个房子，安居乐业，为此时常商量谋划，打算自行创业。他是学食用菌的，掌握技术，以往可以在农技站当技术员，指导菇农种菇，日后为什么不能自己干？农技站技术员拿的是死工资，自己创业种蘑菇，一旦发展起来，收入要高得多，比当技术员强，也比当副乡长强。他和妻子已经在四处打听，准备盘下几个旧蘑菇房，或者先租下来，以此开始，逐步发展。一旦打下基础，他就准备辞掉农技站的工作，全心全意开拓自己的事业，发家致富，实现嵌在其名字中的那个理想。
迟可东点头：“很好，我赞成。”
他问李金明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例如资金方面？如果需要一笔贷款，他可以叫相关部门支持。李金明表示目前还不需要，他自己先想办法，日后一旦碰到困难，实在解决不了，他再来求助。
迟可东表态：“你随时可以找我。”
“我算什么呢，不能多打扰。”
迟可东笑笑：“我也随时可能找你。”
李金明提起旧事，说当年自己突然被提名为科技副乡长人选，他非常意外，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才从秦健电话里知道一些内情。当时他从秦健那里要了迟可东办公室的号码，有一个晚间曾十几次拿起电话机，想直接给迟可东打电话，说几句感谢的话，也表示道歉，因为在河源乡那一回，他吐酒，第二天早晨见面还很没礼貌，实在没想到迟可东大人有大量，不计小人过，居然记着他并且为他说话。他感觉自己从未被人这么看重关心过，不做点表示实在说不过去。但是最终这个电话没挂出去，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把握不定，特别紧张，发悚。他没有接触过县委书记这么大的领导，迟可东跟他见过听过的那些官似乎都不一样，让他不敢面对。直到秦健转告了迟可东让他要有自知之明的交代，他才松了口气。那以后下定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认真做好事情，别让人家笑话，让迟可东没面子。
“你这个人是不是从小特别拽？”迟可东问。
李金明承认自己打小不是善茬，可能出自遗传。李姓在他们村是小姓，李金明的父亲在村里却能说上话，因为人很硬气。早年间他们村与邻村土地纠纷，发生过一次械斗，李金明的父亲拿一根扁担冲在前头，跟对方三把砍刀对打，没有丝毫畏惧，至今还被村里人作为谈资。李金明是家中长子，下有一弟一妹，父亲总跟他说当大哥要有大哥的样子，所谓“大哥样子”就是会照料弟妹和家人，不能让外人欺负了，得让自己和家人“不输人”。李金明小时候特别爱跟人打架，为自己和家人的事情，敢跟比自己大得多的孩子头相争，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从不悔改。上学以后则在学习上“不输人”，这才从农村走出来，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农家小子这才戴上了眼镜。”迟可东打趣。
李金明说明，他在初中时就近视了，原因是家里老屋光线本来就不好，加上家境差电灯也暗，晚间读书用功，眼睛特别吃力。当时舍不得换个瓦数高一点的电灯泡，久而久之就得去买眼镜了。
迟可东点头笑：“你果然有点素质。”
他告诉李金明，他离开岗位有一年多时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李金明肯定听到过一些。人碰到事情就会有反应，就像把酼酸倒进去，石头就会分化溶解。他虽没让酼酸溶解掉，但是反应很不好，情况不如李金明。李金明辞了官还可以回去种蘑菇，他想再回去大炼钢铁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难道去跟老婆学擀面条，日后在省城开个饮食店吗？那时他没想到，也根本没打算返回本县，因为一切都成过去，对他而言再没什么意思了。他为什么最终又从家里走出来，历经努力回到本县？因为有些感触，认识提高了。世界上总会有些事物让人产生感触。人身处于现实世界中，现实状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无法逃避，只能面对。有时候这种面对相当困难，特别需要勇气和信心，格外需要动力，他对此深有感触。
李金明很坦率：“迟书记讲的我不太懂。”
迟可东也很坦率：“随口说说。你只管去种蘑菇，不需要懂这个。”
这场“闲聊”聊得很放松，虽然是第一次正式交谈，彼此间身份差别很大，却都放得很开，讲得很坦诚，很真实。迟可东本来话不多，那天却谈了不少，既深入询问李金明个人情况，也谈自己，让李金明觉得很贴近，没有阻隔感。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到晚间十一点才打住。迟可东第二天上午要开会，有一个材料得连夜准备，不能再多聊了。迟可东让管理科安排李金明到县宾馆休息，要求他们第二天派个车送李金明回河源去种蘑菇，自己则留在办公室继续忙碌。时迟可东刚返岗位，身边千头万绪，这个时间点上把李金明找来“闲聊”，似乎暂无必要，但是迟可东就是“于百忙”中拨冗安排，以发生过的那些事而论，李金明值得他这么做。
一个月后，迟可东到市里开会，会后去了周宏办公室，汇报返县后的工作情况。周宏听完汇报，问了件事。
“你那个搞食用菌的，李什么？现在怎么样了？”周宏了解。
周宏一直记着李金明。李金明在河源座谈会上捅篓子时，周宏当场发话制止。事后县里向他汇报过，他知道李金明写了辞职报告，副乡长已经被免掉了。
迟可东告诉周宏，他正在着手处理李金明这个事。李金明跟他本人以往没有任何私交，在座谈会上说那些话虽是意气用事，却没有个人目的。李金明写辞职报告并不是完全出自自愿，属不得已而为，是受了那件事的影响。
“这个人看来确实有些特点。”周宏说。
“比较真实，有质感。”迟可东说，“这种人已经不多见了。”
“你准备怎么办？”
迟可东表示自己正在考虑。这种人未必只应该去种蘑菇。
周宏对李金明印象很深，李在河源座谈会上说那些话，确实比较出格，很不恰当。当时县里处理他，也是可以理解。现在情况变化，时过境迁，迟可东可以再做考虑，当然还得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注意稳妥。
“我明白。”迟可东说。
周宏对迟可东谈了另一个人。
“秦健给我写了封信，请求调到市直部门工作。”他说。
周宏把秦健的信给迟可东看。这封信言辞恳切，以自己家在市区，本人多年在下边县里工作，家里困难很多为理由，请求书记关心照顾。秦健还找到省里去了。省****一位熟人专门给周宏挂电话谈秦健这个事，周宏不能不考虑一个办法。
“秦健会这个，不奇怪。”迟可东说。
迟可东讲了一件旧事：当年他刚刚从省里下来，在县里当副书记，到任后下乡调研，秦健随同他下去，当时秦是县委办副主任。调研之前，迟可东让秦健交代下边接待从简，吃饭不要上酒。不料那天到河源，秦健不吭不声，自作主张，让乡里去弄来两瓶茅台。迟可东追问秦健为什么这么干？秦健称那个日子很重要。那天是什么日子呢？其实对别人未必重要，只对迟可东本人有意义：那是迟可东的生日。
周宏一听便笑：“很用心啊。”
“当然也是素质。”迟可东评价。
迟可东说，他在被调查期间听到秦健主动提供线索一事，起初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头一想没什么奇怪。眼下情况就是这样，大家求提拔谋上升的念头很强烈，能不能成关键在上级主要领导，工作如何倒在其次。所以该紧靠时要抓住机会紧靠，那才能得到机会，该切割时要赶紧切割，以免伤及自身，丧失机会。秦健不过如此，现实环境就是这样，有这种土壤就有这种人存在。
周宏略有保留：“据我了解，秦健基本也还实事求是，不敢无中生有。看起来应当还不是人品，是心态有问题。人虽聪明，心理素质不是太好，当时事态看来挺严重，可能他特别紧张，感到压力特别大，害怕自己给牵连到。却没料想到事情可能会有另一种发展，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迟可东说：“他现在心态肯定也很紧张，但是我不主张让他如愿。”
迟可东分析，此刻秦健打算一走了之，心里一定是七上八下，很懊丧，很后悔，很紧张，度日如年，说来也是自作自受。这时候让他走人，会让他松一口气，却不利于他深刻接受教训。迟可东刚回到岗位，紧接着就让秦健离开，像是迟可东不容人，外界会有议论，不是最佳选择。
“你意见是让他留着？”周宏问。
“让他多留几天没有坏处，至少可以锻炼心态。”迟可东说。
“继续当办公室主任吗？”
“应当调整，那个位子太直接了。”
“调过来当县纪委书记怎么样？”周宏突然问。
迟可东一怔，脱口道：“他不合适。”
“为什么？”
迟可东认为县纪委书记是个特别重要的岗位，放到那个位子上的干部应当比别的人要强，尤其是要正派可靠。以这个标准论，秦健够不上。
“看来你是不能接受？”
“周书记认为他合适吗？”
“这件事需要好好斟酌。”周宏说。
当时市里正准备对各县班子做点微调，为来年的换届提前做准备，调整中除考虑工作，也要考虑干部的一些个人情况。近年干部交流力度较大，班子成员中本地籍的少，外地人多，许多干部人在县里工作，家在市区，时间长了，有必要考虑照顾回市直安排。本县领导班子中这种情况有两人，已经下县七年，这一次可考虑调整。两人中一位是副县长，一位是县纪委书记。该两位如果离开，其中之一可以让秦健去顶。市委组织部初排了一下，建议把秦健调整到县纪委书记的位子上。
迟可东说：“应当还有其他选择。”
“其他选择必然动到其他人，目前似乎没有必要。”
周宏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秦健本人提出请求，省里也有人出面相托，周宏却不主张现在让秦健离开。一来眼下不是换届，只是微调，班子里的人不宜哗啦啦一走一批，现有的那两位比秦任职资格长，要照顾也只能先照顾他们俩。二来确如迟可东所讲，现在让秦健离开，外界对迟可东会有议论，影响并不好。因此还是以县班子内部调整为宜。时下干部序列中，常委排名在前，副县长在后，权力和重要性有所区别。如果让秦健改任副县长，会被认为是降了，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他上交的那几本“书记要本”。因为这个降他职可以吗？迟可东一回来就这么做是不是还乡团反攻倒算？这就成为问题了。如果不让秦健离开，又要调整岗位，现有情况下，应该让他去接纪委书记。这个位子同样在常委班子里，权力和重要程度显然比县委办主任要大，外边就此不会说东道西，周宏对省里那位熟人也好交代。问题是秦健摆到那个位子合适吗？迟可东对秦健有看法可以理解，毕竟有过那么一件事情。但是换个角度看，秦健主动配合上级调查组调查，难道有错吗？除了那个事，秦健似乎也没有其他不合适的。这个人做事细致，特别是廉洁方面没有发现问题，因此组织部门认为条件基本具备，可以调过来任职。本次调整是届中微调，明年是换届年，如果发现确实不行，到时候还可以再把秦健调走。这个问题关键只在迟可东能不能接受。
迟可东摇头：“不如我自己兼这个纪委书记。”
周宏笑：“行吗？”
“我知道不行，那个位子我踮着脚跟也够不着。”迟可东自嘲：“这件事市委是不是很快就要确定？”
“可以给你几天考虑。”
本次班子微调涉及各县，市委组织部正在做方案，秦健这件事得列进去统一研究，因此时间不能拖久。周宏让迟可东仔细权衡利弊，有一个基本意见。周宏说，他谈的看法都还是初步考虑，不是很成熟，需要听听迟可东的意见才最后确定。迟可东是县委书记，要为班子工作情况负责，经历过这一段波折，免不了会有自己的感受情绪。如果迟可东对这种安排确实难以接受，尽管提出来，他会以支持迟可东工作为基本考虑，让组织部另外研究替代方案。
迟可东表示感谢。
“最近好像瘦了点。”周宏对迟可东表示关心，“身体不舒服吗？”
迟可东称一切正常。刚返回岗位，事情确实比较多，工作得抓紧，休息少了些。
“胃怎么样？还是只吃面条？”
迟可东感叹：“县里大厨不少，没有谁会擀我老婆那种面条。只能将就。”
“身体多注意，工作悠着点，来日方长。”周宏劝告。
迟可东感叹，说他的感觉其实是到此为止。因为到此为止，所以尤其难得，不再指望日后，就在现在做点事情，做不了什么大事，做点小事也成。
“没那么悲观。”
“周书记理解的，今非昔比了。”
迟可东告辞。
周宏把他送到办公室门边，随口问了一句：“他的情况怎么样？”
迟可东一愣，看一眼周宏，明白了。
“还行。前些时候去看过一次，瘦了不少，心态还可以。”迟可东说。
“下次去带个好吧。”
“谢谢。”
“前几天老板还提起他，感觉很可惜。”周宏说。
“谢谢了。”
他们说得比较含糊，只有彼此明白。所谓“他”就是许琪，许移送司法后允许家人探视，迟可东刚去探望过。而所谓“老板”则是周宏跟随多年的一位省领导，“老板”之称只能私下里说，不宜公开讲。周宏是大秘出身，到市里任职之前，是省****副秘书长，他跟随的“老板”是省委副书记。那一年“老板”年龄到点了，按规定必须退到二线，周宏向他提出自己想到下边市里去干，他很支持。由于周宏是自己身边工作人员，有些事不宜太直接提出，他便请许琪出面。许琪与“老板”的关系好，两人工作中一向配合默契，当年对周宏这件事，许琪很用心，分别找了省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推荐，促成周宏下来任职。由于这层关系，轮到迟可东下来时，许琪做了工作，没让外甥到其他地方，就到周宏这里。周宏对迟可东也一直颇关照，无论在许琪出事前，或者现在。周宏对迟可东问起许琪，提到“老板”，话没有说白，十分含蓄，以此表示近乎，没有见外和排斥，迟可东自当感谢。
事实上他很痛苦。每提起这些，他的胃就会出现阵发性痉挛，疼痛扭成一团堵在心口上。
7、
那天晚间，迟可东在办公室看材料，有人敲门求见。
却是秦健。
迟可东问：“你有什么事？”
秦健双手捧着，把一份报告送到迟可东面前。
“是我个人的事情，请求迟书记关心支持。”他说。
这份报告内容与迟可东在周宏那里看到的信基本相当，不同之处只在文字起头，那封信是送给“尊敬的周宏书记”，这份报告则送给“尊敬的迟可东书记”。
“这件事我知道，周书记跟我谈过了。”迟可东说。
“盼望迟书记关心支持，我会终身感激的。”
“迟书记应当支持你吗？”迟可东问。
秦健立刻表示感谢，说迟可东一直都是支持他的，没有迟可东支持，他哪里能给提拔到今天这个位子。因此他非常惭愧，感觉自己对不起迟可东。最近他一直在反思，对那件事非常后悔。当时确实他也是非常不得已。
迟可东伸手用力一摆，不让他说下去：“这件事不谈。”
秦健知趣，当即闭嘴。
迟可东说，秦健是县委常委，市管干部，秦健如何安排是市里的事情，县委书记的意见只供市领导参考，不起决定作用。但是就秦健提出的这件事，他要明确告诉秦健，他本人的态度很确定：不予支持，特别在目前。原因是什么？秦健心里应当清楚。秦健不需要反思什么，只须把自己现在的事情做好，要记住这里有许多眼睛，时刻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一双迟眼睛。
“还是要请求迟书记高抬贵手，迟书记的意见是最重要的。”秦健锲而不舍。
迟可东让秦健不要抱太大幻想，可以多方努力，最终还要立足现实，以其试图逃避，不如选择面对，在哪里遇到问题，就在哪里解决。他迟可东本人经历一场波折，对此深有体会，很有感触，对事物的认识得以提高。有一种东西叫做权力崇拜，它让人要去依附、获取权力，一旦被权力抛弃就会失落甚至崩溃，因此它很现实，很实际，也很虚幻，很摇摆，易破灭。人们不应当只知道那个，应当知道还有些东西更有价值。把酼酸倒进去，石头再坚硬也扛不住，铁都会给溶解掉，却也有一些金属没给酼酸化掉，能留下来没给化掉的才是比较稀罕的，例如银子和金子。
迟可东有意把话往虚里说，以秦健的聪明，他听得懂。这个人记性不错，没看他拿笔记录，应当都记在脑子里，回头可以补记在本子上。从现在起，这个人需要另一份“书记要本”了，日后可能还用得着。
秦健依旧不放弃：“迟书记重要指示我一定深入领会。我这个事能不能……”
迟可东制止：“这个问题不再谈了。你先走吧，我还有事。”
秦健无奈起身。
当晚，迟可东给周宏打了电话，报称自己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关于秦健的工作调整，他赞成市里的考虑，没有其他意见。
“确定吗？”周宏追问。
“就这样安排吧。想必他会时刻小心。我身边有这个人看着，一天到晚被他记录在案，从大里说，对我也不是坏事。”
周宏笑笑，即表扬迟可东不错。本来就很成熟，经过这么一番波折更显大气。
几天后，周宏所说的“微调”正式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而后消息即传下来。
秦健对自己的安排大出意外，看得出有些失落，又有些惊喜。
他在第一时间找到迟可东，没再提起“很后悔”之类，也没有表示努力工作之决心，只是郑重其事谈了一个特殊问题，事关李金明。
“我觉得应该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他说。
“重要什么？”
秦健一脸认真：“不能那样对待他。”
当时迟可东正在改一份文件，看着秦健脸上的表情，迟可东突然反胃。他把手中的笔用力拍在桌上，即刻发作。
“你又在干什么！”迟可东厉声斥责。
秦健大惊，张开嘴说不出话来。
“出去！”
秦健发愣，没有动弹。
“出去！”
秦健反应过来，赶紧起身，从迟可东的办公室匆匆退出。
迟可东坐在靠背椅上喘气，好一阵才平静下来。他问自己这是怎么啦？至于吗？秦健不就是以此示好，表明接近吗？下级琢磨上级心思，投其所好有什么奇怪？需要反感成这样？说来就来突然发作怎么可以？当年那个心里有数，自信沉稳的迟可东哪里去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发作一番就能缓解堵在心口的那团疼痛吗？
十分钟后，迟可东让人通知秦健，请他马上到书记办公室来。
秦健立刻赶到。
迟可东什么都不解释，当着秦健的面，他吃了几片胃药，然后平静开言。
“来，说说你的意见。”
“说，说什么呢？”
“李金明。”
“啊，可能不太成熟，请迟书记参考。”
秦健认为应当恢复李金明的职务，李金明所受处理并不公平。记得当时是由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两家一起提出李金明处理意见的。既然当时处理有纪委一家，现在由纪委来提出恢复也合适，他到纪委工作后即可着手办理。这个问题需要先请示迟可东，不知书记有什么指示？
迟可东说：“我跟李金明谈过，他另有想法，打算自己去种蘑菇，正在申请贷款。”
“那怎么行！他是个人才，素质难得，应当用起来。”
“怎么办呢？你去跟他谈谈？动员动员怎么样？”迟可东问。
“书记信得过，我一定办好。”秦健没有二话。
迟可东说，李金明有个性，不那么崇拜权力，确实难得。对他不宜强求，只宜商量。以这个人的素质看，应当还有余地，可以商量。酼酸倒了可以再倒，不如让李金明下一次再去种蘑菇，这一次请他先放弃，能回来就回来做点事。商量商量吧。
秦健亲自去跟李金明“商量”。当年秦健未经允许，自作聪明给李金明打电话告知内情，遭到迟可东一番训斥。这一次事情类似，前提有别，已经师出有名。
他在河源李金明的家里给迟可东打了个电话。
“李金明同志想跟您说说。”他报告迟可东。
电话里传来李金明的声音：“迟书记，是我。”
“我派秦健去找你，你可以相信他。”迟可东告诉李金明，“他说的是我的意思。”
“挺意外的。”
“舍不得你那个蘑菇发家计划吗？”
“刚开始呢。”
“可以先停一停吗？”
“我能干什么呢？”
“你自己不知道吗？”
李金明承认确实不知道。在当副乡长之前，他认为自己只能去种蘑菇。
“副乡长你不是干得不错吗？”
“不行啊，后来还是给弄掉了。”
“那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可不敢这么说。”
迟可东笑笑，说确实也不能这么说。如果李金明同别人一样不吭不声，像石头一样保持沉默，也许未必真给弄掉。所以李金明本人也有错。李金明犯过的错误相当多，滥用职权腐败男女关系那些不计，喝酒斗气打老婆肯定有过，最奇葩的错误就是乱讲话。因为奇葩，所以难得，能犯李金明这种奇葩错误的人眼下真不是太多，有如一块石头含铁量比别的石头高，还有金银伴生，敲起来锵锵响，那就值得重视，物以稀为贵，可以好好使用。李金明只需记住一条：知错要能改。下一回如果再遇到波折，迟书记又有麻烦了，注意不要乱说话，静悄悄一声不吭，像身边那些人一样，而后自然逢凶化吉，未必真的再回去种蘑菇。
李金明听不懂迟可东话里的冷幽默，在电话那边只是“是啊是啊”回应不止。
“怎么样？关掉你的蘑菇房，回来支持我一下？”迟可东问。
这一句李金明听明白了：“哪里敢这么讲！”
“不行吗？”
李金明答得非常干脆：“如果是迟书记的意思，我听，没问题。”
迟可东大笑。
一个月后，李金明官复原职，重新成为河源乡副乡长。这个老位子只让他坐了三个月，他就给调出河源，派到城关镇任副镇长，主持镇政府工作。城关镇是县城所在地，位置特别重要，该镇原镇长工作调整，由李金明接手。隔年初，李金明在镇人代会例会中被选为镇长。
迟可东处理这件事果断而坚决。
有一个情况迟可东没有告诉其他人，包括李金明本人。迟可东在跟李金明“闲聊”时曾经开了一点头，称自己原本没打算返回本县，只因为有些感触才改变主意。他的感触其实来自李金明。迟可东是在被解脱后才得知河源座谈会的情况，他非常吃惊，没想到李金明居然会做出那样的事情。返回本县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既然那个地方还有人如此记得他，何不在那里重新开始呢？迟可东忽然发觉自己还欠着李金明一次正式谈话，他曾经于“百忙”中答应，却一直没有兑现。即便只为了兑现这一次谈话，他也应当谋求归来。此生再无望有什么大心思，命该如此，只能接受现实。与其一味疼痛崩溃，不如设法再做努力。失去背靠，凭借自己，或许他还可以做些事情，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让若干李金明者记挂，聊为弥补吧。
一个人意外滑倒之后重新站起，他需要一个支点。在许琪轰然倒塌之后，微不足道的李金明成了迟可东心里的那个支点。
短篇小说 杨少衡
微服私访
直到黄昏将临，下班时间己过，分局办公大楼人去楼空，陆地却未现真容，连咳嗽一声都没有。
我静悄悄坚守于办公室。此刻只能这样，别无选择。起初我曾想给陆地挂个电话，询问领导是不是贵人多忘了？转眼一想不妥，或许人家自有安排，如此胡乱催促，不算以下犯上，至少显得本人耐心不足，涵养不够。
陆地的官不小，常务副市长，本市电视新闻重要演员。我作为本市辖下郊区公安分局的小领导，跟他相距遥远，得翻过若干座顶头大山才可以够着他。但是当年我们之间曾经距离为零，那是小时候，我们为街坊，他家在我家斜对面。我跟陆地同龄，上的不是同一所学校，放学后却常在一起玩，还曾互相打得鼻青脸肿，以此可称发小。长大后彼此各奔前程，距离渐渐拉开，到眼下除了春节发发拜年短信，几乎没有来往。今天下午上班时，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他一个电话，询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拨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吧？我非常确定电话里的声音是他本人，即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可以马上动身去市政府晋见领导，听从吩咐。
“备好你的车，在那儿等着。”他交代，“我这里还有点事，完了就过去。”
“到我这里？”
他把电话放了。虽没有正式确认，答案勿庸置疑。
陆地这个罕见电话让我感觉诧异，我断定肯定有些特殊事项。相距如此遥远，让我很难推测该事项有多大特殊性，以多年从警的职业敏感，我觉得其间或许有些棘手，否则领导不会突然想起我来。对我而言，无论该事项暗藏多少麻烦，哪怕如涉枪要案般带有重大险情，我似乎别无选择，只能认账。这就好比有罪犯杀人碎尸，尸块丢在我的地界上，这就是我的事了，不想接这死人也不成。把领导的光临与杀人碎尸扯上，说来似有不敬，其实并无他意，只是职业性毛病。
当天下午我寸步不离办公室。我是区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事，所幸本时段本辖区平静祥和，未发生任何恶性案件，亦无可疑尸块异常丢弃，可容我坐在办公桌后边耐心等待。陆地也显得很有耐心，直到下班时间己过，他人没有到，声音也没有到，像是打完电话之后转眼又把事情忘在脑后。
晚六点半，分局办公楼一片寂静。这时电话终于到了。是他。
“陈水利，”他叫我名字，“在哪里呢？”
“我在办公室。”
“出来吧。”
原来他已经到了，在外边。从他驻守的市政府大楼到本区我这里，正常情况下开车得走二十分钟，考虑到下班高峰期堵车因素，他一定是办完下午的事情之后，下班关了门便直奔我这里而来。
我即离开办公室，出门下楼。楼下门厅除了值班室人员，未见他人。我走到楼后停车处，上车，把车开出车位，缓缓驶出大门。我开的是一部白色警车，为本人的工作配车。我把车开到门外，停在马路边，下车看看，这里人来车往，却也未见领导。
我听到一个关车门的声响：“砰！”转头一看，左侧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后座出来一个人。头一眼我没认出那是个谁，只觉得动作似乎眼熟，待细看一眼，可不就是他吗？陆地，本市重要领导，手里还抓着他的重要公文包。
我得说自己有点愧为刑警，作为一位发小、属下兼办案老手，本应一眼认出该同志，可我还是多用了一眼。说来这也不能全怪本人，主要是黄昏光线显弱，加之陆地的装束有些出位。他穿一件灰色夹克，该夹克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中规中矩不显异常，但是他的脸部包装与寻常有别：他在鼻子上架了一副墨镜，鼻子下配以一副口罩，二者皆为黑色，刺眼却有效遮挡住其脸部特征，让我这个警察也一眼发懵。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干扰了我的判断：他是从一辆来历不明的轿车上下来的，从车牌看，当是一辆私家车。作为一位够级别的领导，他有自己的公务配车，该车的车型、颜色和车号都是我所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坐那辆总是行驶于众目睽睽中的重要车辆光临本分局。
显然他此番前来需要避人耳目，有如预备作奸犯科。他唯一不回避的似乎只是本警官陈水利的耳目。以此而言，他对本发小信任有加，足以让我受宠若惊。
他走到我的车边，伸出右手跟我握了一下，这当是习惯性动作。握手时我感觉有点意外，他的手掌显凉，很软，似乎气力不支。他没有摘下鼻子上下的遮挡物，看不出他是不是表达出若干笑意。以他出人意料，有如准备去抢银行的装束论，其形象颇具幽默感，如此相见足供彼此一笑。握完手后他看着我，忽然问：“害怕了？”
我连说：“没有没有。”
这是实话，我只是感觉惊奇而已。当警察有时不免要与歹徒狭路相逢，别说戴个墨镜加块口罩，他就是拿条丝袜从头顶套到脖子化装成蒙面大盗，也未必吓得着我。
他没再吭声，自己动手，拉开警车后车门坐进车里。我转身刚想绕过车头去驾驶座，就听“哎呀！”一声，回头一看，领导已经从后车门跳了出来。
“陈水利！那是啥！”他叫。
我一时发懵，立刻冲上前把他推开，打开车门去看。黄昏暗光下，只见一个长条状白色物体弯弯绕绕丢在车后座上。
“不好意思！打惊领导了。”我即道歉。
“打惊”为本地土话，意即害人受惊吓了。丢在车后座上的其实不是什么危险物品，我弯下身子把它从座位上拾起来，拿给陆地过目。
“哈达。就是一条哈达。”我解释。
“怎么有这个?”他追问。
我告诉他，今年本市派出的援藏干部中，本分局也安排了一位，该同志几天前从西藏回来，今天上午到分局联系援藏事务，给在家领导各献了一条哈达。见完面后我即外出办案，哈达暂放在车后座上。
“妈的，”陆地脱口骂了句，“让你陈水利恐惧了一下。”
我知道那是调侃，让他“恐惧”了一下就是吓了他一跳。哈达这种吉祥物件在本地很稀罕，大家通常只在相关电视节目里见过，实际接触不多。我车上这条哈达质地很好，绸类，摸上去细软凉滑，刚才领导一屁股坐进车里，不经意间摸到它，猛一触碰感觉异样，一时好比让什么东西“电”着了，“哎呀”一声就从车门跳了出来。其反应相当敏锐，当然也有些过度。不就是一点异常触觉吗？别说是条哈达，哪怕摸到的是条蛇，似乎也无须“惊”成这样。我记得该领导小时候胆子大得很，爬墙上树没有他不敢的，搞到今天官当大了怎么反倒神经脆弱，连条哈达都能把他“恐惧”一下？
我把哈达抓起来，准备拿开放到后备箱，领导当即制止。
“放着吧。”他说。
现在他不恐惧了，哈达又回到车后排，放在他的座位旁。
我上车，在驾驶位上扣好安全带，发动车子。他在后边忽然开腔发问。
“你的帽子呢？”
他问我的警帽，我管它叫“大头”。我身上穿着警服，这是上班需要。刚才下楼开车时，随手摘下警帽搁在副驾驶位上，因此此刻着装不完整，尚缺“大头”。没想到他注意得如此细致入微。
我说：“在呢。”
他看着我把大头帽戴上。又问：“你的枪呢？带着吗？”
“有的。”
“手铐？”
“车上有。”
“嗯。”
我暗暗吃惊。眼下警察用枪管理很严格，我是因为分管刑事，常需组织并亲自办理涉黑涉毒涉枪要案，因此比较经常带着我那支配枪，我管它叫“火鸡”。我不知道此刻领导要我跟他去干什么？除了一身完整“虎皮”，还要“火鸡”手铐全副抓捕行头。难道是去抓个什么人？弄不好还得使枪弄棒？如果那样可就有问题了。即便该重要领导有令，警察也不可以随便掏枪指住个谁，不可以动不动把人铐起来，使枪弄棒无不有其明确规定，违规滥用肯定吃不了兜着走。领导遮头盖脸前来，似乎并非公务，为此调用警车警力己嫌不妥，如果还要让我为之使枪弄棒，那就不是一般的不合适了。作为一个不小的领导，他自己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一声不吭。此刻情况不明，还需沉住气。或许我只是多虑，人家并不要我掏枪指谁，只是需要一点威慑，有如运钞车武装护卫？今天该领导状况似显脆弱，他要真被什么“恐惧”了一下，身边有人有枪，或能提高安全感。
我把车驶上大路，询问：“领导去哪里？”
“往前，一直走。”他吩咐。
陆地曾在本区任过区长，本区的方位交通于他不是问题，他知道哪个东西在哪个位子，需要时该怎么去，无须如流窜人员行窃般预先踩点。此刻他不明确说出去向，我就不便多嘴，只能听凭指挥。
我们顺着大道往西走，快到路头时，陆地忽然指着右侧一个岔路口说：“右拐。”
我忽有所感，脱口问：“是去那个……”
我并没有说出哪个崎角旮旯，他却知道，一口肯定：“是。”
我觉得还应确认：“青竹岩？”
他没回答，但是答案不言而喻。我驾车右转，不再发问。领导坚持不吭声，彼此心照不宣。
到青竹岩的路长近十公里，都在山间盘旋，路面只有村道标准。我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完，一路上我身后的重要乘客什么动静都没有，一言不发。我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脸形的轮廓，我总觉得有一团模糊不清的气息罩在其上，难以捉摸，似显不安。
到达目的地时，天己经全暗下来了。我把车停在山坡一个开阔地上，这里没有其他车，四周空无一人。我回头看看陆地。他明白我的意思，即发令：“一起吧。”
我们下了车。我帮他关上后车门时，他突然说：“等等。”
他从后车座抓出那条哈达，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感觉意外。
从这里到山顶没有车行道路，只有一条陡峭弯曲的石阶路。当晚无月，山间更无路灯，黑暗中那条石阶路显得险峻莫测。我在前头领路，靠手机的手电筒照明。陆地紧随我走，乡野黑暗冷清，他坚持遮头盖脸，防护到底。加之脖上那条哈达，手里那个公文包，领导形象显得格外怪异。还好偏僻山野晚间寂静四下无人，想要引发注意都难。下车时我曾伸出手去，准备帮他拎那个包。据我所见领导干到一定份上，公开露面时通常都空着手，自有人替他拎包。陆地也不例外，电视新闻里总见他走来走去四处比划，没见他拎过包，那东西肯定是在秘书或称“身边工作人员”手里。此刻领导身边没有其他人员，只有警官陈水利，所谓“碰上了躲不过”，看来拎包重任只能落在本人身上。因此我主动伸出手去。不料他摆摆手拒绝，坚持自己担当，于是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一前一后沿石阶向山头攀登，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屋檐的边影在夜空中若隐若现。
这就是青竹岩。青竹岩不是一片竹林，不是一块石头，它是一座寺庙。本地方言多把山间寺庙称为“岩”，这种寺庙通常规模较小，青竹岩亦不例外。以我观察，这座寺庙差不多仅相当于一个乡间中等人家的宅子，只建一座大殿，供着一尊观音，庙侧几间厢房，住着一个和尚。青竹岩香火一般，初一十五有若干香客到此烧香，其他日子比较冷清，出了本区地界，几乎没人知道它，更没有谁知道居然有一位重要人物对它情有独钟，就是此刻趁夜前来的副市长陆地同志。
除了陆地本人，我应当是本内情的极少知情者之一。半个小时前，警车在大路路头右拐时，我之所以忽然脱口说出陆地此行目的，彼此心照不宣，就因为若干年前我们曾经同行，一起到过这里。
我得交代一下我跟这位领导的私人交往。除了发小时一起捉迷藏，时而小拳相向互相打得鼻青眼肿，我俩当年没有更多交情，成人后更是几乎没有来往。几年前情况忽然发生变化：他从市里一个重要部门下来，到我们区担任区长，那以后就开始在本区新闻里崭露头角，让我得以不断亲切回想起小时候追逐打斗的情景。有一天我不惴冒昧，往区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听到他久违而亲切的声音。
“是谁？”他问。
“陆区长，我是陈水利。”
电话里的声音停了会儿：“我在开会。回头联系吧。”
“不好意思。”
我把电话挂了，也决定从此再不联系。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说不定早把当年那小子忘得一干二净。话说回来，少年时那些故事除了提供一点趣味回味外，实没有更多意义，不足以让人想入非非。我不再跟他打电话，也没跟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提起。
当时我在下边一个派出所任职，当副所长。有一天分局长带着陆地忽然来到本所检查工作，时我恰在外头办案，不在所里。领导莅临后即打听：“你们这里有一个陈水利？”于是分局长下令立刻把我召回来，让我们得以重逢。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当着众人的面，也没说些什么，我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个细节：见面时我向他敬了个礼，他笑，脱口骂一句：“你小子。”而后半开玩笑地抬起手给我还了个礼。毕竟非专业人员，其敬礼姿式非标准，纯属调侃。
几个月后，我给调到另一派出所，提任为所长。作为一个资深副所长，按本人感觉，这个职务早该是我的，但是以往总是与我失之交臂。忽然之间那顶帽子从天上掉了下来，我本人未费吹灰之力。局领导找我谈话时讲了许多场面上合适的话，也十分含蓄地提到一句：“陆区长对你的事非常关心。”
我感觉自己欠了陆地一个大大的人情。我得承认，陆地光临我那派出所之后，我确实曾动过心，想抓住机会，去跟领导反映一下个人职务问题，但是最终打消了该念头。我清楚我与领导间说不上什么交情，好不容易领导一时高兴跑来举手给我行个礼，我要是拿个事找上门，没准又是“我在开会”，自讨没趣，从此不好见面了。我清楚时下求人求事并非只要一张嘴，按照端不上台面却畅行无阻的流俗风气，如果我打算拿当年的鼻青脸肿作为拉关系的敲门砖，通常我需要在敲开门之后立马抛砖引玉，奉上若干干货，例如一份厚礼，或者干脆就是足够的现金，这才有可能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这种事恰好是我干不来的，如果我想干，那无须等到陆地出现。出于这些考虑，我犹豫再三，裏足不前。没想到人家大人有大量，不计较我如此小气一毛不拔，主动给予“非常关心”，让我在吃惊之余十分感激，也自觉很不好意思。
我决定去拜访一下该领导以表感谢。去之前却又很纠结，拿不准要不要带点什么见面礼去上门。时下礼轻未必情义重，送一份厚礼不说成本巨大，万一人家不收，坚决退回，脸就丢大了。纠结半天，结果我什么都没带，两手空空去敲了人家的门。
他见了我就笑：“这也敢来？”
我给他行礼：“给领导敬个礼！”
他大笑：“你小子从小就是铁公鸡。”
那一回相谈甚欢。他告诉我，我给他打电话那回，他确实有事，没法跟我聊。后来我没再打电话，他倒奇怪了，决定侧面了解一下我的情况，结果发现我有点特别，能力与工作业绩都属上乘，缺点就是不会做人，该甜嘴时不张嘴，该出手时不出手，还有些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时下我这样的人难免要吃亏，需要给点帮助，所以他找个机会到我那里检查工作，而后再跟几个关键人物点一点，这就把我的事解决了。
“这些情况你知道就好，外边不说。”
“明白。”
“我知道你可以放心。”他表扬。
原来他已经暗中考察过了。他注意到他来本区后，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我跟他的旧关系。因此他觉得我这个人包括我这张嘴足可信任。
作为一个警察我挺敏感，我感觉他似乎弦外有音。或许他是在暗示什么？或许他不只是认为我这样的人需要给点帮助，同时也认为我这样的人亦有其用处？他不会有些不仅是儿童不宜的事情需要我办，并且要我守口如瓶吧？
后来我很惭愧，因为自己似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其后数年，陆地当他的区长，我当我的警察，工作上时有接触，彼此间一如既往，没有更多的私人交往。数年时间里，陆地曾悄悄交办过几件与警察业务相关的事情，还曾临时抓差让我为他开过几次车。有一次是送他一位朋友去机场，该人物似乎是个大款，面目比较模糊，隐秘客一般，陆地送他不用区政府的车，动到我这里。另有一次他跟人喝酒，完事了让我送他回家。诸如此类，都不算太困难。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他忽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知道青竹岩怎么走吗？我告诉他青竹岩在我以前任职的派出所辖区，几年前那一带发生过一起命案，我曾带队去处理过，因此路还熟。
“是个什么案子？”他了解。
那个案子后来查实是一起询情自杀案。死者一男一女，因感情上的纠缠与失意，在寺庙后边的林子里上吊自杀。
“庙里那个和尚怎么样？”他问。
该和尚我办案时接触过，大约五十来岁，话不多，表面看挺木纳，却又似有城府。听口音是外乡人，像是有点来历。
“是不是会看点病？”
“这个我不清楚。要不要我去了解一下？”
“不需要。”他非常明确。
他要我开车送他到青竹岩去一趟。我遵命立即出动，到区政府大楼接他，直接送到青竹岩山头下。那一次是白天行动，他装束比较寻常，未曾遮头盖脸，但是手中也拎了一个公文包。当时我只跟随他到达山坡上的停车处，下车后他吩咐我呆在车里等他，他要自己进庙去一下。离开时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放在车里，只穿里边一件t衅上山。或许他发现我眼中的疑惑，为此略作解释，自称是“微服私访”。我不知道他是在调侃，或者掩饰。不就是那么一座小庙吗？“微服私访”个啥呀。我当然不好把该想法公然说出，只能一声不响，坐在驾驶室里一动不动，看着领导拎着公文包从那条陡峭的石阶路爬上去，直到消失在那个庙门里。记得那一回他在里边“私访”了很长时间，长得令我压力巨大，产生了若干恐惧。该小庙近侧曾发生过命案，该庙和尚似乎有些来历，万一其中有些隐情，忽然酿出一起意外，把一位在任区长搞出事，我可就说不清了。既然是我开车送他上山，我就在责难逃。出于这一担心，我曾几次打开车门，想爬上台阶进庙看看，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人家领导交代得很明确，只让我呆在一旁等候，没让我去探头探脑。或许人家与本庙和尚有旧，有如与我，他的“微服私访”实为深入基层小庙叙旧，有如当初他光临我那个基层派出所。或许该庙和尚确会看病，专攻某疑难杂症，而他恰苦于该症，需仰仗和尚施以援手。这种事属难言之隐，不容他人窥探。即便不是这样，即便他有一笔欠债要与庙里和尚清算，无论是他把和尚的头按在地板上痛扁，或者相反，他都不愿让别人知晓，我不应当自做多情，没事找事。
还好我终于沉住气了，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终于再次出现在那条石阶路上，手里拎着他的公文包。他回到车上，脸上没有特殊表情，亦未见鼻青脸肿。
上车时他问我：“有水吗？”
我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他咕噜咕噜一口气喝掉了半瓶。
我把他送回区政府大楼。他没做深入解释，下车时只发出一点重要指示：“这件事外边不说。”
我说：“明白。”
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知道该领导有很多渠道了解信息，有如他曾经打听过我是否暴露与之“发小”关系。但是我也不是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哑巴，我不露行迹地悄悄了解了一点背景情况。我发现青竹岩的历史相当长，始建于明代，曾经香火旺盛，后来于兵荒马乱中衰弱。青竹岩现任和尚的来历挺复杂，似属半路出家，在青竹岩己经呆了十几年，没听说他会治病。按民间说法，青竹岩供的是送子观音，去那里烧香的多为求子，据说还灵。民间亦流传一个偏方，称该小庙的香炉灰能治小儿受惊。这些情况均属皮毛，为了不露形迹我很难深度探访。我断定这座小庙肯定另有内涵，一定有哪个懂行的高人知道，并且点拨给陆地，所以领导才会大驾光临，到此私访。可惜我能耐有限，未得其详。
那次青竹岩之行数月之后，陆地调离本区，提拔到本市另一个区当书记，三年后当了副市长，而后又成为常务副市长。我本人也在渐渐变成资深所长之后，于去年因破获一起要案立功，终于给重用到分局任职。这一重用未曾叨扰领导。这么些年里，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与陆地有关的任何故事，包括那次青竹岩之行。显然陆地知道我像条鱼似的始终一声不吭，所以今天他忽然给我挂来电话，而后遮头盖脸披挂上场，由我护送再次光临小庙。
本次前来情况与上回大有不同，夜间山野，荒僻小庙，林子里没藏着歹徒，也会有野兽，说不定还有若干灵异品种，例如吊死鬼飘摇出没。因此领导难免心有不安，或称恐惧，他需要护卫，全副武装。据说警察制服和手枪阴阳通吃，鬼都退避三舍，其效力与旧时寻常人家贴在门板上的钟馗画像可有一比。
此刻我终于有所放心。我不知道自己的“虎皮”、“火鸡”是否真能驱鬼，看起来至少不需要为违规滥用担心。我身后的领导却未能如我一样放松，我感觉他的脚步很轻，似有抖索，不知道是因为上坡累人气力不支，或是让周边暗夜动静不时“恐惧”一下？总之我们走得很慢，黑暗中的台阶路显得格外漫长。
终于走到了庙前。此刻庙门紧闭，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边的灯光。我上前用力打门，里边有人发问：“谁呀？”
“警察。”我说，“请开门，有事情。”
“这，这，怎么会呢？”
“别慌，先开门。”
和尚把门打开。他居然还记得并认出我，张嘴称呼：“是陈所长啊。”他看着我身后的陆地，却未显出认识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陆地的装扮。
“两位领导什么事情？”他问。
陆地即发出指令：“陈水利，你陪师傅说说话。”不待我回应，他就抬脚走向大殿。
我说：“师傅，咱们喝茶。”
小庙大门一侧有一张茶桌，四边各有一条长凳。此刻茶桌上摆着茶具，几只茶杯里都倒了茶水。以此可知在我们两个不速之客到来之前，这位和尚恰关起庙门独自饮茶。陆地把我丢给和尚，独自前去大殿，让我暗暗吃惊，原来他到青竹岩与和尚无关，却与那尊送子观音有涉。我不知道他怎么还会有此类事务需要料理，能够断定的只是护卫进门即可，接下来他要自己行动，不需要我跟到殿前大睁双眼碍手碍脚。
我与和尚在茶桌边坐下。和尚一言不发，烧水沏茶。我也不吭声，一边等茶，一边留意大殿那头的动静，既出于好奇，也存担心。小庙四处有电灯，由附近的山区小水电站供电，电压不稳，灯光较暗。小庙顺山势修建，大殿与我们间隔着几层台阶，中间有一只大香炉遮挡视线，难以把殿上动静一一看准，但是大体也能掌握。
我注意到领导把脖子上的哈达取下来，双手高高捧着，敬献于观音菩萨雕像前的供桌上。哈达献在这种地方当然合适得体，问题是该哈达并不属于他，如果他要用，似应先跟我说一声。或许领导当大了，早已习惯了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已有？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东西了，那包里装的应该都属于他自己，一路紧随始终在他手上。他从里边拿出的却是一支香，不是通常进香用的那种细细香条，是粗大一把有如木棍的特制棒香，属进香奢侈品。估计青竹岩小庙没有此物，领导特地预先做好功课，打点备妥，亲自带上山来。点燃这支棒香似乎比较费劲，感觉他忙活了半天才完成任务，而后他忽然整个儿在供桌前边消失不见，那当是他虔心跪伏下去。
原来他的“微服私访”是来干这个的。考虑到其领导身份，此类私下行动确不宜明目张胆，所以须“微服”，遮头盖脸漏夜潜行以防被人认出造成不利影响。但是问题不仅在他来干什么，还在其为什么，此刻后者才是要害。据我观察，驱动相关人物异常造访寺庙的因素通常是强烈的欲求，或者却是恐惧。我感觉今晚似属后者。
我与本庙和尚喝茶，彼此一声不吭，保持安静，十分默契。殿上了无声息，我感觉那段时间非常之长，长得令人生疑，让我几乎忍不住要起身过去看看，幸而身边和尚见多不怪，始终出神入化，我也就随遇而安。
大殿那边终于有了动静，表明领导并未意外牺牲，只是做一罕见长跪。估计他把膝盖都跪麻了，起身后只能手扶供桌，踉跄移步。我注意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中掏出一迭物品，塞进了供桌侧边的功德箱里。
这当是现钞。看上去数量巨大。
而后他再次消失于供桌前，继续行其功课。
我向和尚低声发问：“你这里送子观音很灵？”
他停了很久才低声回答：“信则灵。”
“除了管生儿子，这尊观音是不是也管一点其他业务？”
他又想了好久，还是那句话：“信则灵。”
“你这里的香炉灰能治小儿惊吓？”
估计万变不离其宗，他还会回答“信则灵。”只是没待他开口，大殿那头即发生异常动静：一阵猛烈咳嗽骤然响起，其声急促而强劲，有如机枪扫射般惊心动魄，剧烈冲击空荡荡静悄悄的小庙。那时顾不得许多，我从茶桌旁站起，大步跨上台阶，冲到殿前。我看见陆地跪伏在地上，手掌扼在喉咙口，浑身抽搐，止不住一阵阵猛咳。
“领导！怎么啦！”
他巨咳，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回答。
我把他从地上扶起，就着殿前灯光看他的脸，只见满脸青紫，表情痛苦万分。我用力拍他的背，帮助他缓过气，而后也不多问，即扶着他离开大殿，走下台阶。和尚己经守候在大门边，他推开大门，向我们合十以示告别。我向他点点头，扶着陆地迈出庙门。陆地听凭摆布，似乎己无力反对。
本次“微服私访”因巨咳和我的介入草草结束。下山那段路走得很艰难。陆地一路咳嗽，说来就来，时紧时松。他浑身无力，腿脚发颤，始终需要我相扶。走到后来他竟无法抬步，我把他背起来，借着初起的一点月光，一步一晃慢慢走完最后一段路。
终于上了警车，我立刻从后备箱翻出一瓶矿泉水，他接过去，咕噜咕噜一口气喝掉半瓶。这时我己发动马达，开车离去。
得益于凉水的作用，领导在车行途中止住咳嗽。我一路快车，一直把他送到我们分局门口。那辆来历不明的私家车还停在老地方，经过漫长得令人生疑的长时间等待，终于等到了把他接走的时候。
陆地一路无话，未曾对本次“微服私访”多加一句注解，最后告别时才有了一点重要指示，还是老话：“今天的事外边不说。”
我说：“明白。”
他己经恢复正常，又回到电视新闻里常见的那种状态。但是临别一握，我感觉那手掌还像上山之前一样无力，甚至微抖。
看来恐惧未解，香炉灰似未显效。
我怀疑陆地在小庙爆发的巨咳与香炉灰有关，尽管我在殿前察看他的脸时，因光线太暗未曾发现那些粉末。虽无直接证据，仅从相关迹象判断，我感觉他是因气管以至肺部呛入香炉灰粉末而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甚至怀疑他不是不慎吸入那些粉末，很可能是抓了一把香炉灰塞进嘴里，不小心让那东西钻进气管，因之巨咳难止。这一推测是否失之荒唐，堂堂领导怎么可能吃那东西？我感觉不能排除。所谓“病极乱投医”，其时哪有什么陆副市长，他就是一个求菩萨相助的香客。如本庙和尚所言，信则灵，或许该领导深信该香炉灰可治小儿惊吓，于成人同样有效。或许上一次他己经试过了，感觉确实有用。
我记得上一次送陆地上青竹岩时，外界正有许多关于他的传闻。陆地当区长时很强势，任内搞大开发，土地和大项目审批权限牢牢掌握在他手中。到了面临提拔之际，市里忽有一个案子发案，牵涉省城一位大开发商，该开发商在本区也开发了几个大项目，有传闻称他与陆地关系非同一般。我怀疑该开发商就是陆地曾命我送过的那个隐秘客。我记得那一阵子传闻汹汹，说得像真的一样，似乎陆地眼看着就要进去了。结果他什么事都没有，终于还给重用，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陆副市长。之所以逢凶化吉，或许人家本来就没事，或许其实有点事，但是最终化解了。谁为他化解呢？难道是青竹岩这尊菩萨，以及本庙的特效香炉灰？或许因为上一次烧香送钱吃灰见效，因此才有了这一次。
无论因为什么，总之他再次光临。较之当年，这一回他显得更其“微服”且更深“私访”。我更清晰地感觉到他心中的恐惧，只是其中缘故更为不详。
那会是什么呢？
两天后，我在本地电视新闻里再次见到陆地，他出席一个会议，正襟危坐于领导人队列里，面无表情，神色专注。我注意到画面下方的新闻标题，神情为之一震：热烈欢迎中央巡视组莅临我市。
领导或许恐惧于此！看来他有点事，可能不小！
恍然大悟之际，我很担忧。假设我的推断成立，陆地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坎。时下腐败官员倒于巡视己经成为一景，如果领导果真不幸中枪，本次“虎皮”、“火鸡”护卫下的“微服私访”或将成为问题，到时候我可能会给叫去说清楚。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青竹岩之拜果然有效，领导又是有惊无险，有幸过关，那是祸是福？他可能越发胆大妄为，把更为巨大的国家资财与民脂民膏据为己有，让自己更深地滑入万劫不复。那么我和那尊送子观音都在责难逃，相当于协同犯罪。
我感觉恐惧。
短篇小说
杨少衡
你没事吧
市政府办主任给吴丛打电话，请他赶回市区，当晚六点到市宾馆参加接待客人。
吴丛问：“哪里的客人？”
是水利部专家组。这一组客人到本市工作已经数日，明日返回。
“我在下边县里调研呢。”吴丛说。
“是朱市长定的，请您参加。”
吴丛没再吭声，回头就给市长朱以强打电话，核实当晚接待是怎么回事。朱以强听了哈哈，问吴丛疑心啥呢？是正常接待，不是鸿门宴。
“水利我不管啊，怎么叫上我了？”吴丛问。
“这个好办，我说了算，今天归你管。”朱以强笑答。
本市政府里，分管水利的是另一位副市长，不是吴丛。只不过那天该同志去北京办事，不能出场，因此朱以强点名要吴丛参加。问题是市长亲自出面接待专家组，规格已经够高了，并不需要非得再找个谁来陪同，特别是眼下接待规定有陪客人数限制，少了更好。因此难怪吴丛有疑问。
“今晚是不是另外有些什么事？”他向朱以强打听。
“有啊。”朱以强回答，“省里有人来，专案组的，听说没有？”
“听到一些传闻了。”
“不是传闻，是真的，他们来了。”
“干嘛呢？”
“有可能接待完了就把人带走。他们要带的是你吗？”朱以强打趣。
吴丛嘿嘿：“市长开玩笑。”
“也许人家爱你没商量，像女朋友一样？”
“市长，我还真没那个资格。”
朱以强大笑：“那还怕什么？快回来，吃一顿赚一顿，又不收你钱。”
通毕电话，吴丛草草结束在下边县里的调研项目，匆匆往回。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六点零四分才走进包厢门，超过四分钟。他到达时，朱以强和贵宾们均已落座，一张大餐桌只留下一个位子，就是主位朱以强正对面，背朝包厢门的副主位空着，虚位以待，等候吴丛驾到。吴丛进门后自然先得道歉，表示迟到了不好意思，因为下边县里还有个会，会后赶回来，进市区的路口遇到了一点状况等等。
当时朱以强就出来说话，表面是替吴丛解释，实则调侃。他说近日吴副确实有一点状况，跟女朋友闹别扭，心情不太好。建议大家给予同情，不要计较。
于是众人皆笑，即有人跟着调侃，打听吴丛的女朋友是婚内还是婚外，漂亮如何？吴丛也开玩笑，称该女朋友的婚姻状况和长相他本人不知道，朱市长才清楚。朱以强便把吴丛的名字拿来开玩笑：“现在不能为难吴副，因为他‘有鬼暗藏，无从说起’。”
吴丛举手回应：“请求朱市长帮助捉鬼。”
朱以强称没有问题，今晚他可以充当钟馗替吴丛抓鬼。这是有偿服务，吴丛得准备付一笔巨额捉鬼费。
朱以强喜欢开玩笑，除了性格原因，也由于地位。他是市长，在政府班子里排第一，这才有资格把常务副市长吴丛拿来调侃。如果倒过来是吴丛当市长，朱以强屈居之后，那么哪怕朱以强有天大的幽默感，他也不会去扯什么“女朋友爱你没商量”，该是倒过来由吴丛自号钟馗替他捉鬼了。
当晚客人除了水利部专家组人员，还有陪同的省水利厅总工程师等若干人，他们来本市考察桂溪引水项目，工作日程已基本完成。吴丛跟其中多数客人是初次见面，他绕桌子跟客人握手，寒暄两句，而后落座，随手脱下外衣搭在靠背椅上。
朱以强从对面主位对他挤了下眼睛。
“有点热。”吴丛干咳一声，“这鬼天气。”
“果然有鬼。”朱以强笑：“诸位动手吧。”
当晚接待是自助式。根据有关规定，时下本市各相关接待不再像早先那般隆重宴请，基本都在宾馆吃自助，具体吃法略有区别。今天市长接待的客人比较重要，自助餐用围桌吃法，就是安排在包厢里，主客围着桌子坐如正式宴请，但是不上菜，诸位到外头取食区自己拿，想吃什么拿什么，然后回到这里一起用餐，边吃边谈。朱以强让大家动手，意即诸位去拿吃的吧。这种场合当然还得讲究先后，不宜一轰而去。大家坐在位子上，等主人和主客先离桌。朱以强拉着专家组长往包厢门外走，经过吴丛身边时，忽然俯下身子问了一句：“你没事吧？”
吴丛说：“没事。”
“真没事吗？”
“没事。”
“别紧张。”朱以强笑笑，压低声音变为耳语：“鸟门关好。”
说毕他即直起身走开。吴丛坐着没吭声，一动不动。待朱以强和几位客人离开后才悄悄伸手，在桌面下摸了摸裤裆处，然后骂了句：“妈的。”
声音很低，只有他自己知道。按照他刚刚做过的紧急摸查，此间一切正常，外裤开裆口拉练拉到皮带边，鸟门并未敞开。
朱以强是忽然心血来潮搞恶作剧吗？似乎不像。市长大人的调侃和恶作剧通常不会无厘头。曾经有一次，朱以强在市长办公会上向吴丛挤眼睛，给吴丛传了张纸条，纸条上写了四个字“探头探鸟”。吴丛纳闷半天，最后才发现刚才自己去洗手间，急着回会议室，没把裤裆口的拉链拉好。难得朱市长在忙于主持议题讨论之际依然目光如炬，而且还能抓住机会适时调侃，该调侃尚能掌握分寸，以不对外为原则，免得当事人尴尬，只要“你知我知”，互相自娱自乐。
此刻朱以强拿鸟门说事，其中必有缘故。
吴丛很快找到了答案。他做起身取食状，快步走出门，却没去拿东西，拐个弯直接上了洗手间，在那里迅速换了换身上的衣服：那天他穿件薄毛衣，该毛衣穿反了，把里面翻到了外头。毛衣反穿，衣服上的缝路图案有异，穿着外衣时别人看不见，脱下外衣就暴露无遗。
而后在餐厅取食区，吴丛与朱以强又碰了面。两人交谈了几句。
吴丛说：“市长，谢谢提醒。”
朱以强看看吴丛身上的毛衣，又看看他手中的盘子：“你在减肥？”
还是调侃。吴丛是瘦子，无须减肥。吴丛告诉他自己近日胃有不适，没胃口，医嘱少吃为好。朱以强即摇头，说胃的毛病多半与精神紧张有关，这么紧张可不是好事。刚才他注意到了，吴丛进包厢时脸色不对。反穿毛衣是小事，额头发黑可不好，像是马上要给带走似的。难道吴丛有事，而且事情很大？
吴丛还说自己没事。
“未必吧？”
吴丛笑笑：“市长有什么新消息可以分享吗？”
“还是那个。他们来了。”
“谁？”
“女朋友。”
“市长又开玩笑。”
朱以强也笑，转口问吴丛这两天都干些什么？难道没赶紧去了解些情况？吴丛摇头，称自己一时也没辙。省里这是怎么搞的？没事找事？这还让人怎么办？
朱以强说：“有事没事别人不知道，你自己明白，看起来上边也有点数。你得想清楚，省里不会无缘无故来这个。能办什么你赶紧去办，争取时间。”
吴丛依然不松口：“这个真是无从说起。不过还要感谢市长关心。”
朱以强用取食勺在吴丛的盘子上轻轻敲了一下，笑笑道：“我要收费。”
旁边有人过来，两人停嘴。话题挺敏感，不供旁听。
他们说的这个事情眼下正在遭受热议，此刻本市上下流言四起。事情起于省里的一个通知：吴丛原拟于下周带一个团组到香港，代表本市参加当地同乡会的一个大会并招商推介项目，全部日程大约一星期。这个项目早先已经获得省上批准，团长吴丛的出境手续也已办完。不料前天省主管部门突然通知，“因工作需要”，决定吴丛不去香港，由市里另定一位副市长前往。该通知未行文，只是口头告知本市市委书记，由书记亲自通知吴丛并安排更换。这种事当然得悄悄进行，不事声张，但是哪有可能保密，特别是临阵换将，外界立刻就有动静，而后便沸沸扬扬。把负责官员从出境团组中撤下来，这种事时下并不少见，限制出境的理由通常不具体说出，事后却都清楚，十有八九是涉嫌某案。吴丛这个情况一传出，难免人们做相关联想：一个月前，本省省委常委周文生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成为中纪委在打的一“虎”，据传案情主要涉及受贿和用人腐败。周文生升任省级高官前，在本市任过多年书记，他落马前后，相关办案人员频繁于本市活动，显然其案主要发生于本市。周文生在本市任职时很欣赏吴丛，一再提拔重用，直到推为常务副市长。周文生出事后，外界即风传本市有若干重要官员受到牵连，可能很快将随之出事。吴丛被撤下出境团组的消息几乎是在一夜间传遍全市，这时候已经不需要更多情况，谁都认为是周文生案的进一步发展，接下来该是“请君入瓮”，让吴丛“进去”了。吴丛被甩上风头浪尖，焦虑可想而知，这两天他跑到县里，明说是“调研”，实因流言四起，没心思在办公室呆着，跑到下边找地方暂时栖身，同时设法了解情况。刚才朱以强说吴丛“有鬼暗藏”，一再问他“你没事吧？”指的就是这件事。虽然吴丛还嘴硬，抱怨上头“怎么搞的？”“没事找事”，心境其实很困难，在只等一声“请进”的这个当口上，胃口没有了，额头发黑了，毛衣穿反了，都不算奇怪，说来也属靠谱。
当晚吴丛如其所言，确实没什么胃口，吃得很少，事情却不少，席间不时起身出去接电话。专家组客人们不知底细，有人打趣，问吴丛是不是碰上女朋友查岗？要不要大家一起提供在场证明？吴丛表示感谢，称自己暂时还能对付，不行了再搬救兵。朱以强又开玩笑进行表扬，说吴副市长的女朋友非常强势，很较真，抓住把柄会穷追不舍，很难应付。还好吴这个人总是以事业为重，今晚不惜把女朋友“放鸽子”，亲自拨冗赶来接待诸位贵宾，因为桂溪引水项目牵动全局，事关未来，于本市非常重要。
吴丛也调侃，保证把市长的重要指示原原本本传达给半空中那只鸽子。
“我不是开玩笑。”朱以强强调，“这个项目接下来要吴副多用心，所以才请吴副今晚来跟专家们见见面。”
吴丛说：“我明白。”
吴丛觉得朱以强这些话是说给客人听的，以示对该事项的重视。桂溪引水项目是本省水利一大重点项目，已经报送国家水利部。项目一旦建成，本市南境水量充沛的桂溪水引到市区，近数十年来发展造成的城区规模成倍扩展、人口迅速膨胀以及工业开发区建设后出现的市区及周边供水紧张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该项目朱以强亲自抓，在市长办公会上多次讨论过，吴丛知道其份量。至于所谓让吴丛“多用心”，那应当是朱临场发挥，因为项目自有人管，吴丛以往够不着，日后更不好说。即便吴副市长没像外界传言那样涉案出事，市长们的分工也不会因为参加一次接待说变就变，因此无从“多用心”。朱市长有时喜欢把正经事玩笑说，把玩笑事正经说，此刻当是后者。
当晚自助接待气氛不错，虽然按规定很遗憾未敢上酒，宾主们端着果汁碰来碰去，跟这个干杯跟那个干杯，场面也还热闹。席间，吴丛发现朱以强消失了，他赶紧端起杯子，做打果汁状离开包厢，跑到一旁休息室，推开门看看：朱以强果然独自呆在里边，坐在一张沙发上吞云吐雾。
吴丛说：“找市长要支烟抽。”
朱以强取笑：“毛衣穿反了，粮草也忘了带。”
吴丛自嘲：“真像快完蛋了。”
本届政府班子里，烟民只有他们俩，其他几位副市长通常只是配合抽二手烟。抽烟让他俩有不少共同话题，例如自命为虽然“吸毒”，却是“最佳纳税人”，对国家财政贡献最大等等。抽烟或许还让他俩有更多的默契与合作。早几年对烟民容忍度相对大些，尽管市政府会议室桌上也摆着“请勿抽烟”标牌，开会时两人还是公然互相丢“粮草”，让其他人敢怒不敢言，因为朱以强是市长，本会议室他说了算。当时吴丛积极配合行动，用一支水笔开玩笑地在禁烟标牌上画了两道，将那个“勿”字改为“多”字，这就成了“请多抽烟”，于是心安理得。后来上边有文件，禁烟规定越来越严，“吸毒”活动不好再那么公然，市政府会议室正式实行禁烟，只在一旁另僻“吸烟室”以满足特殊需求，该室基本上是他俩专用，被他们自嘲为“朱吴大烟馆”。这项同好让两人多出了一条沟通与交流渠道，彼此间打趣调侃，工作合作也有所得益。
当晚吴丛身上其实带着烟，并未如朱以强取笑那样忘带粮草，但是他没拿出来，反而找朱以强讨要，叫做“五指山上种烟”，这有助于拉近彼此，调节气氛，因为吴丛有事要问，有话要说。
“我老琢磨刚才市长提到的桂溪引水这件事，不是开我玩笑吧？”他问朱以强。
朱以强回答：“不是。我考虑这个项目重要，让你参与好。”
“看来市长对我有把握？”吴丛打探。
朱以强笑：“你不是没事吗？你自己没把握？”
“我想请求市长帮助一下。”
吴丛求助事项就是带团赴港这件事。朱以强能不能通过哪条合适渠道，帮助了解一下省里突然通知不让他带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最好能向上级建议再做考虑，不要这样临时更换。不是吴丛喜欢到香港，是节骨眼上忽然变动让外界议论纷纷，影响太大了，对工作很不利，对他而言很严重。
“这个事你应当直接跟书记要求。”朱以强道。
吴丛已经当面向市委书记提了这个要求，书记没有明确表态。书记到本市时间不长，彼此不熟悉，很难为他出这个面。市长不一样，共事多年，互相了解。
“这个事我比较为难。”朱以强明确道。
吴丛说：“市长可以相信我，情况不像外边传的那样。”
他提到外界把他与周文生案紧扯一块，实为捕风捉影。周文生重用他，他在周手下干得非常卖力，这都是事实。一个人主政一方，哪怕再贪，都得用几个能踏实做事的。周文生用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自认为还有底线，钱的事我很注意，不会乱拿，也不乱送。”他说。
朱以强笑笑：“东西呢？”
“市长什么意思？”
“比如你抽的烟，都是自己买的吗？有发票吗？”
吴丛说：“这个事市长最清楚。”
朱以强点头，说他自己喜欢抽软包中华，这些年倒真是基本没有买烟，全是人家送的。如果以一天一包计，乘上若干年，也有几万十几万。妈的，这就足够了。因此吴丛不要一味咬定没事，此时此刻，还是应当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有些什么状况。
吴丛说：“干了这么多年，确实不是每件事都做好做对，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准。如果重新再来，确实有一些事不会再那么做，有些人不会再那么跟。不过外边传的情况跟几瓶酒几条烟不一回事，是巨额腐败受贿，那确实是没有。”
朱以强问：“省里不让你去香港，难道会是无缘无故？”
吴丛苦笑：“妈的，我也问自己呢。”
“你一个接一个打电话，问出什么没有？”
吴丛摇头：“到现在没有确切消息。”
“什么都没打听到？”
“只听到你讲的那个。省里已经派人下来，可能有组织措施要采取。”
“这个消息确切。”朱以强再次确认，“我看你得有足够思想准备。”
“难道准备‘进去’？”
“不可能吗？”
“市长也许还准备给我点建议？”
朱以强的建议是：事到如今，以其徒劳无益瞎忙，不如赶紧多备几条烟。到时候想必很费脑子，经常需要抽一支。
“市长，不开玩笑。”
“别那么紧张。”
朱以强坚持开玩笑。他告诉吴丛一个“三多三少”：一旦非得说说什么，首先是自己的事多说，别人的事少说。如果别人的事不能不说，那么就下属的事多说，上级的事少说。如果少说还不行，那么就上面的事多说，下面的事少说。
吴丛不解：“自相矛盾嘛。”
朱以强解释，最后那一句的“上面”与“下面”不是以职务，而是以腰带为准，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下面的事少说，就是不要总是下半身裤裆里那些事，也就是以前所谓的“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现在叫做“与他人通奸”。无论怎么叫，都涉及到对方。对方不只是一个人，人家也有一个家庭，老公啊孩子啊什么的，说出一个就毁了一家，所以还宜慎重。
不由得吴丛哈哈：“市长我服你了。”
朱以强这才笑出声来：“好不容易偷偷抽支烟，不要搞得太沉重。”
此刻朱以强反对沉重，所以他半真半假，像说真的，又似玩笑。类似话题很敏感，虽然彼此共事相熟，却也没有太深私交，涉及这种事最多点到为止，不宜深谈。此时郑重其事不如略加调侃，能够扯开些，多交流一些情况与看法，可以当那回事，也可以不当真。借那支烟的功夫，朱以强除了拿“三多三少”开玩笑，还建议吴丛既来之则安之，听其自然。他比吴丛年长几岁，任职时间长一点，职位高一点，听的看的也会多一些。以他经验，世界上的事无不有其道理，没有无缘无故。一个人遇到些什么，一定是他以前做过些什么。哪怕他是被弄错了，冤枉了，一定也有其内在原因。官员腐败有不同情况，有的胆大妄为，有的偷偷摸摸，有的积极主动，有的身不由己。不管什么情况，到了出事的时候，权力利益被剥夺，声名毁于一旦，个个都会悔不当初。人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怎么办？认了呗。有错认错，有罪悔罪，该忏悔就忏悔，不要死活咬定“没事”，那没有用。
吴丛并不认同：“市长重要讲话很深刻。只是没事也不该变成有事。”
朱以强说：“事情开始时都会嘴硬，我理解。干了几十年，威风凛凛，感觉飘飘，说没就没了，哪里会甘心呢。不甘心还怎么样？难道都去跳楼？碰上了确实得想开点。掌握了那些个权力，腐败了多少东西？‘与他人通奸’了几个？没有腐败通奸也占了多少便宜得了多少好处？怎么说都是活该。”
吴丛反对：“也不是都这样。”
朱以强打趣：“天底下仅吴副例外。”
他把烟头摁灭，指了指隔壁，示意客人还在那边，他俩不能在外头呆太久。吴丛有所不甘道：“跟市长说几句话不容易啊。”
“你的事我想想，如果还有机会，我会帮助。”朱以强终于表态，“我觉得不可能改变了，不敢开空头支票，你绝对不要抱什么希望。”
吴丛表示感谢：“无论如何，聊胜于无。”
朱以强说：“今天这件事确实也要请吴副多用心，本届政府得留下一点东西让后边人表扬，桂溪引水最排得上。”
吴丛问：“市长真不是开玩笑？”
朱以强笑：“还不信？你走着瞧。”
朱以强称自己很重视这个项目，所以要吴丛进来加强。吴丛可以抓住机会多努力，万一真有什么不测，也好让人表扬这个吴副虽然有点腐败，还是做过些好事。
吴丛嘿嘿：“给我盖棺论定了？”
朱以强也嘿嘿：“不急，时候未到。你不是还在这里吸毒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没有进去之前，你还得上班，还得接待，还得做重要讲话，躲都没处躲。碰上状况必须不停地打电话，上下跑动求救，同时还得坚守工作岗位，该干嘛干嘛，该说嘛说嘛。这是你的角色你的命，直到拉倒算数。”
吴丛感叹：“说得真丧气。不能加点勉励吗？”
朱以强笑：“事已至此，你还想要那个？”
“我感觉市长确实知道点情况。”吴丛点头，“稍微透露一点？”
“我知道他们来了。”
“他们目标是谁？提前跟市长通过气吧？”
朱以强摇摇头。显然他不能说这个事。
吴丛表示失望：“朱市长今天金口不开啊。”
朱以强把烟屁股往烟灰缸一丢，哈哈大笑。
“放松。这里说的都是玩笑。”他表明。
吴丛也哈哈，跟着把烟屁股丢进烟灰缸，随朱以强起身离开。
回到包厢继续接待客人，随着杯中果汁渐渐见底，本次接待已近尾声。
吴丛没再打电话，也没再离开包厢，一直坐在背朝大门的副主位那张靠背椅上，分别与两旁客人攀谈，了解介绍情况，偶尔吃点东西，如朱以强所笑：“坚守工作岗位”，只是情绪比较沉闷。朱以强还拿他打趣，说他是因为“女朋友的事搞不明白”。当晚朱以强谈兴很足，玩笑格外多，刻意经营，搞得一桌气氛浓厚，让贵宾们非常尽兴。
晚餐结束后，吴丛尾随朱以强送客，客人住在本大楼六楼，离开餐厅上电梯就可到房间。两位主人送客人到电梯间外，把客人让进电梯，电梯门关上之前，主宾双方互相微笑、招手，本次重要接待任务圆满完成。
两人穿过大堂，到了大楼门外。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开上来，停在大门边。这是朱以强的专车，守在外头等候。朱以强上车前与吴丛握手，忽然发了句感慨：“市长办公会开一半，一起溜进咱俩的大烟馆抽烟，回想起来真他妈好。”
吴丛拍拍上衣口袋：“要不要再来一支？”
“算了，后备厢备着几条呢。”
“有事急着走？”吴丛问。
朱以强没回答，手掌忽然用力：“吴副，拜托了。”
他松开手，拉开轿车车门，又回身向吴丛咧嘴笑笑。
那一瞬间吴丛感觉诧异：朱以强此时的表情显得古怪，有些僵，与其像笑，不如像哭，却似乎比此前不停地开玩笑要真实。不由得吴丛心有所动，意识到分手前朱以强说的几句话也显奇怪。他不禁抬头仔细再看，这才注意到朱以强的轿车上还有其他人：前排副驾驶位、后排靠左位置各坐着一个人。这两个人都只是侧影，看不清是什么人，却可以断定不是朱以强的随员。如果是，他们不会那么安静地坐在车上，必定要下车为市长拎包开门。朱以强上车后没像平常那样按下车窗招手告辞，他在车里转头看看身边的人，似乎是有些意外，随即身子一仰靠到座位上。
吴丛看着朱以强的车驶开，心里还在纳闷：怎么会有人提前进入市长专车，不吭不声在里边等候？这时又有一辆轿车迅速从吴丛面前驶过，跟上前边的市长专车，紧随着开往宾馆大门。吴丛注意到这辆车挂的是省直机关的车牌，非本市机动车辆。
他情不自禁“啊！”了一声，脑子里有若干碎片凑成了图形。
是“他们”，专案人员。“他们”真的来了，目标却不是吴丛，是朱以强。朱以强出事了！显然朱以强心里有数，当晚他所说所为貌似调侃吴丛，实则在说自己。他把吴丛叫来陪客，实因自知有事，只能“拜托了”，请吴丛“多用心”。相应的，吴丛自己的事情似乎也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市长要“进去”了，工作暂时要由常务副市长顶起来，所以不让他带团出境。在朱以强被带走之前，这一原因只能秘而不宣。
也许真是这样！
那两辆轿车在他眼中迅速远去，驶入夜色。其时宾馆大楼外华灯璀璨，树影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