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经秘告
窃意居今之世，要认言逊妙。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
——引自曾国藩《悟经》之三
一 曾国藩的明悟忠言：“碰境，有恒之志需之，无恒之志迁之”人的一生，往往逆境居多而顺境较少，对待逆境，曾国藩认为，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认为卵击石的无谓牺牲。
对身守逆境时应守的道理，曾国藩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丰被烹死，必须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事物之规律，方能求和生存。
悟经一：始终有前冲的欲望
——不让脚步盲目徘徊于迷芒之地，是因心中有种动力。曾国藩主张保持这种潜然的态势连续的攻击。
曾国藩十分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进取的热情。他的这种观点是从长期的处世居官中总结出来的。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进器。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很多人的条件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引进积极的人，即那引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只有犯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犯者能够成功。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中，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但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比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交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赢。
这首诗写于他京师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之后，足以证明他的远大抱负并未因落榜而受挫。“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放激昂气概，百哲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更使人记起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名句，给人一种巨大的向上进取的力量。
并非每个人在功名仕途的追求上都能象曾国藩那样，具有十分坚强的进取精神。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曾国藩始终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秘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目卒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有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他尤其对少年的锐意进取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
他的奋发图强诗写道：
滥觞禄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太渊。
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
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
这首诗也全面体现了他的精神上的自信与人格方面的豪迈。居于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发也似乎觉得有情可缘了。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虑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的纲领。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邮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如果说姚鼎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有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上理论纲领。
死读课本，死讲章法，必然无有，应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学认到用，而这就要求把书本上的知识同当今讲解之间问题全面结合。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但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从长期的具体实践中深深地领悟到，用点与读书，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两码事情。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氵是、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能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收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的教育。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说太宗攻下耽搁东、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巨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关于战争的指挥书籍之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他说：“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多，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
《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其破龙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这样分析，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婴能渡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除非动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从事实上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是与他对自身所潜在的期许和定位高下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欲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面对目趋势腐朽的清王朝，曾国藩痛心疾首。他的欲雪国仇诗曰：
壮岁耽经训，艰难始一隅。
力耕无近获，陟古有通衢。
茅塞由来久，蓬生且待扶。
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迂儒？
练军伊始，他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
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决不应该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于此，曾国藩怀积极心态欲跻然于世之意便纵然虽于纸上。
带着这种强烈的人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加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说他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林则徐总这样讲“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则人世间倒未必真的惟有“隐”者留其名。因此后来曾国藩正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业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人臣的最高理想。
一个人有了积极的参与人世的人生观念，成就一番大业的机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