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础
@@@（1）标志
21世纪，人类世界将进入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牢靠的基础与保障，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消除贫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有史以来，竞争便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古代，人们通过发展农业和拓展种植范围来竞争发展；后来又转向通过工业和商业竞争来加快富强和拓展影响。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军事力量又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各列强以此来掠夺占领，迅速扩大财富与权力。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现代科学技术开始迅猛发展为标志，人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综合国力竞争时代。
综合国力竞争时代的出现是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结果。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大大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竞争的手段与途径。首先，科技发使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变化，武器装备的效能越来越取决于其高新科技含量，而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又对现代作战的胜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以往的军事竞争就自然地转向了科技竞争。也就是说，谁在现代科技上占有优势，谁便能够在当代军事上占有优势。其次，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对军事以外的许多人类生活的重大领域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推动促进。有了这些，也必将最终提高国家国际政治地位。说到底，当代国家实力的发展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把人类以军事竞争的时代带向了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在战后短短的50多年时间里，已有众多的实例越来越明确有力地证明着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如美苏的争霸，最终以美国发达的科技和雄厚的经济将苏联拖跨为结局；而前苏联尽管拥有一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力量，但没有以先进科技为基础的发达经济，最终不仅军画优势维持不下去，连人民生活都无法改善，落了个崩溃解体的下场。再如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由于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重登世界舞台，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亚洲“四小龙”用经济奇迹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些众多例子都在向人们昭示：发展科技与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是通向未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途径。
只有综合国力强盛，才能长远地兴旺发达。单靠一项或若干项领域的优势无法维持持久的安全与繁荣。深入研究综合国力问题，正视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消除贫困，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是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纪。21世纪的竞争将是综合国力的全面竞争。科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外交等方方面面的竞争都将全面展开，齐头并进。只靠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局部优势难以在21世纪，只有取得全局优势才能站稳脚根、不断壮大。
综合国力概念的产生、发展和应用于国家发展战略，标志衡量现代强国标准的逐渐形成。以军事力量强大而登上强国地位的时代正在远去，今天的所谓的“经济大国”、“外交大国”、“高福利富国”等也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美国称霸世界，根本点就是依靠综合国力的优势。前苏联的崩溃解体，也主要是因为综合国力存有严重缺陷，特别是高新科技的落伍和经济实力的不健康，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今天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等国都在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其实质也是在力求提高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实力以大幅度增强综合国力。而意大利虽然在经济实力大幅度超过英国，但影响力却远不如英国，主要原因也在于意大利综合国力中政治、军事、外交，甚至科技、文化、政治力量都远不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是资源极为丰富和经济相当发达的国家，但却由于人口规模过小而显得整体实力不足。可以设想，如果加、澳两国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其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将会飞跃。
综合国力中的各种力量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资源实力是基础因素，科技实力是推动因素，经济实力则是核心因素和起带动作用的因素，而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是保障因素。在今天以及未来的21世纪，只有综合国力强，才能做大事、成大事，才能发展得快、发展得好。以中国为例，虽然经济实力并不如一些发达国家，但却能够发展起自己独立的航天工业，搞成了“两弹一星”，这就是综合国力强的效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迅速，形势喜人，也是因为综合国力强的效果。在今天与未来的21世纪，只有综合国力强大，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才能有正真正的国际地位。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千方百计的努力，目标就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正在开始成为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和目标。
在今天与未来的世界上，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可靠的强国，首先要经济强大、生活富裕，这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其次要科学技术先进，是保障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再其次是要提高外交能力，促进科持、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并要适当发展军事力量，以提高用自身力量保障安全的能力；最后是要提高资源呼，从利用自身资源和国际资源两个方面入手，以保障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而能够使各方面力量协调发展，形成合力，产生最佳效果，还得靠国家的政治能力，靠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靠国民的热情，干劲和全部潜力的充分发挥。领导的智慧的勇气首先体现在运用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确的思维的方式，把握发展的方向、关键和契机，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并领导国民坚定地实施下去，使国家从一个成功走向又一个成功，时刻保持优势地位。而国民不仅要造就出杰出的领导，而且还要使领导不断地更加有智慧、更加有勇气。
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小国也可以成为世界强国、大国的可能性将空前增大。小国之所以小，无非是国小人少，经济规模有限，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下，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匀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只要科技先进、经济竞争力强，再加上高明的外交能力，甚至有影响的文化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出无尽的“隐形国土”，造就出无数的“隐形国民”，形成实质上的强大综合国力。反之，大国如果跟不上21世纪形势的发展，综合国力上不去，就可能成为其他大国、甚至小国的“隐形殖民地”，沦为“形大实小”的虚弱的“空壳国家”。
21世纪的激烈竞争将使世界各国的发展拉开档次，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可能进一步拉大。这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强，发展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弱，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而发展中国家要快速提高综合国力，谋求全面发展，必须要解决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要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稳定，建立起良好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避免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其次要大力推动教育事业，扫除文盲，视人才为第一资源和国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进而发展经济，特别是要通过开发高新科技、改变经济结构、提高人的素质来促进经济实力的增长；还要重视外交，不仅力求从发达国家获取技术、资金等，还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互补互促，走共同发展、共同富强的联合之路；特别要减少负担过重的军费开支，把国家发展的主要精力用在经济发展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在21世纪不能够登上一个新台阶，将会又一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当然，发达国家之间也将会有激烈的竞争与较量，综合国力发展落伍的也将会被时代所淘汰。
中国在21世纪将充满希望，前程似锦。这不仅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力，而且因为中国教科兴国战略正在全面、深入地实施，中国反贫困攻坚战更加富有成效。
@@@（2）竞争力
综合国力是动态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而决定综合国力变化与对比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竞争力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他国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它实质上反映了综合国力发展的速度。如果说，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则竞争力与总量、人均量关系并不很大，而与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速率关系重大。如果说，综合国力更强调现时的状态和水平，则竞争力更强调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水平。竞争与未来分不开，竞争力更加强调于未来的实力。
竞争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竞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众多列强争夺海上霸权、争夺殖民地，甚至不惜以残酷的战争手段来决以胜负。在今天，各个国家仍然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科技、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更为激烈的竞争，以图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对他国形成优势。但在当代，各国间的竞争主要是一种“和平的竞争”，即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竞争者“双赢”下形成的“相对差距”。实质上，国家在多个历史阶段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竞争过程，只是在国际化的不同程度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同。假如每个国家都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国家间没有信息传递，则就不存在国家竞争。而国家间开放后，随着国际化程度（即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家间的接触交流的增多，国家间的竞争也就越加激烈。
在国家内部也存在竞争。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内部的竞争主要是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相应地在国家间也会形成国际产业竞争和国际企业竞争。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可分别称之为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竞争。如果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大市场看，则竞争的主体就是代表主权、民族和地区利益的国家。国家间的竞争可称之为宏观层次的竞争。有竞争这一现象，就存在一个竞争力的问题，即主体参与竞争的实力。竞争力决定着竞争的结局。当然，竞争力也是发展变化的。比对手相对地更大提高竞争力，就会产生更利于自身的结局。相应于上述三个层次的竞争，自然产生了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概念。
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意识形态的争斗开始让位于经济竞争。发展经济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和平与发展显现为当今的时代主流。因而各国间的竞争更加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竞争正逐渐成为未来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形式。尤其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经济竞争及各方面的竞争愈加激烈，对各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也空前增大。在今天与未来增强经济竞争力，将涵盈更大的范围，特别是取决于经济体制与管理的水平与效率、资金的拥有量和金融环境、国际市场的占有、经济的开放程度（包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吸引外资的能力、投资环境的好坏、对外投资能力、国际市场上的资金调动能力等）、高新技术创新与市场应用能力等等。
科学技术的竞争也是当今和未来国际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竞争和其他领域的竞争。高新技术与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联，相互促进。高新技术产品拥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厚的利润，但高新技术的发展又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未来的21世纪将是产业大调整、经济大发展、科技大突破的时代，而调整和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都将主要取决于科技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科技立国”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主要思路。
在国内外的竞争力研究中，可以划分为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等层次。其中，国家竞争力主要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中的地位，强调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基础设施、所达到的科技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干预等因素为国际资本流动创造的条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分析、评价与比较来确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主要强调产业或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家和劳动者素质、劳动成本等因素。各个层次的竞争力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和影响。
竞争力的研究起始于80年代。1980年，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第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随后每年出版新的报告。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从1996年起每年也开始发表“世界竞争力年鉴”。目前，这两个研究单位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比较成熟，被国际上视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另外，学术界的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界的韩国大宇经济研究所和瑞士联合银行、政界的荷兰经济部和美国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等机构也都对竞争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单位也对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用途出发，均有自己的定义，但大同小异，无大差别。世界经济论坛对国际竞争力的定义是：一国能够实现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示的持续高速经济成长的能力。这一概念强调以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强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具有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各方面能力，从而使国家保持或提高竞争优势。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定义是：一国（或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较竞争对手获得财富的能力。这一概念强调以往世界市场上获取更多财富力目标，强调一国创造并提高附加价值、增加国家财富的能力。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的定义是：国家的竞争力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创造和维持的，在此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断提升，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竞争力。从上述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国家层次上的竞争力比较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比较，特别是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比较，而这种生产力是相对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主产力，这种经济基础是与其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紧密相关的经济基础。
中国学者通常将国际竞争力细化为五大方面，即国际化程度（外在性因素）、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内在性因素）、基础设施（基础性因素）、人才（活跃性因素）、科技与开发（促进性因素）。国际竞争力就是这五大要素有机结合的大系统。
国际化程度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最直接、最鲜明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而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只有开放的范围越大和程度越高，国际竞争才能在各个方面更充分地显现出来，国家也才能根据国际竞争的规律和现实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反过来又促进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家之间通过提高国际竞争方而相互促进，提高各自的整体发展水平。
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所达到的经济效益。在竞争力比较中，并不强调单纯的经济总量或人均量指标，而是强调容纳国内外新消费、新投资的市场潜力，强调经济能够长期正常运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调可反映经济活动质量的效率指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它既是促进国际竞争方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国际竞争力发展的结果。
基础设施包括国家的公共工程和设施以及电信业发展水平等，它具有服务和产业双重功能，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条件，而且本身就具有投资规模大、经营期限长、科技含量高、投贸回报率高等许多特点，被称之为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取得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吸引国际资本、加强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地位的物质保证，因此被当今各国广泛重视，并得到优先发展。
人才要素包括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和素质、具有高等文化水准人口的比重与素质以及居民普遍的受教育程度等。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国际竞争实质上是拥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人才的竞争。
科学技术水平与开发应用能力是一个国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和地位的内在推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如果说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那么科学科技就是国家间竞争的最主要领域。可以说，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就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世纪的最显著特点。
中国学者还建立了详细的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其中国际化程度由外资、投资、国际金融三个要素构成。外贸包括7项指标，即进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进口和出口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商品出口的地区数。投资由外国投资存量、对外投资存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4项指标综合而成。国际金融由储蓄银行的外汇债务和外汇资产、股票上市公司数和上市股票交易额4项指标构成。
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由经济效益、市场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要素构成。其中经济效益由通货膨胀率、国内储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千克能源的国内生产总值3项指标构成。市场潜力由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固定资本投资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均财富值4项指标构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由人力资本、资产资本、自然资本3项指标构成。
基础设施由公共设施（包括电气水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人均电消费量）、公共工程（包括公路网密度和人均能源使用量）、电信（每人拥有电话数）3项指标构成。
人才要素包括教育和人口结构两部分，由综合入学率、每10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项指标构成。科技与开发要素包括研究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每十万人专利申请数两项指标。
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是根据155项指标对各国经济竞争力进行评比排名的。这些指标包括：经济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开放程度、政府的预算和规章制度、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基础设施的质量、技术和企业的管理水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以及司法和政治制度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使用了230种指标，包括经济实力、技术、金融服务、国际贸易、政府政策、管理、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八个方面。
在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序中，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多年名列前茅。世界经济论坛称“新加坡和香港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领域的竞争力都超过了其它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和香港的特点——开放的金融市场、廉政的公务员、超级的基础设施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大军——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秘决。”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称“新加坡这个亚洲小国现在已是同美国、德国、瑞典和法国并驾齐驱的工业化国家。”美国由于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健康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等原因也居世界竞争力前列。但由于多年不长工资，美国的劳动成本将可能明显增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由于在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政策方面的问题而排名并不居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近年来经济最不稳定的大国，排名相当靠后。中国由于近些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排名不断上升，已进入前30名，特别是在市场扩充、吸引外资等方面已居世界前列。其他排名居世界竞争力前列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加拿大、新西兰、瑞士、英国、马来西亚、挪威、芬兰、日本、荷兰、丹麦等国。
竞争力实质是综合国力比较竞争意义上的一个更鲜明的反映，也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和加速度，决定着综合国力的发展与未来。竞争力强，综合国力就会增长加快；反过来，综合国力强，竞争力就容易提高。综合国力是竞争力的发展基础，竞争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弱小国家增强综合国力并赶超大国的最有效手段。如果说，综合国力是动态变化的，那么影响其发展建设的主要因素就是竞争力。所以，提高综合国力，关键是提高竞争力。
随着未来全球新兴市场的不断出现，大大加剧了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今天与未来国际间的各种竞争，归根结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竞争力的较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资源力将被赋予新的概念，特别表现在一国对他国资源的运用能力，而不是单纯消耗自己的森林、矿产和土地。文化力也将被赋予新的概念，不但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成就、文化传统和表现能够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还能在国际上对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从而为自创造出更大的“隐形国土”和“隐形国民”。这些趋势的产生将为小国走向大国、弱国走向强国开辟崭新的途径，使任何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有可能走向世界第一的位置。另外，世界上不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区域一体化现象，也是国家间走联合之路，以相互促进互补，抗衡大国或对手的竞争压力，谋求生存与发展，走向强盛的一种选择。在世界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未来，只要一国有其产业产品优势，有足够高的人均收入，充分的消费和投资市场、良好的经济效益，它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居于不败，而国土大小、人口众寡等因素在未来反而显得不甚重要。
从各国综合国力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强国的分布及未来发展趋势。综合国力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与内因，但要成为客观上的强国，还与外在环境条件有很大关系。有些国家虽然国力较强，但由于周边存在国力更强的国家，因而也算不上强国。有些国家虽然国力并非很强，但周边国家弱小，因此也起到了强国的作用。强国也有层次之分，世界级的强国具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国力，而且没有国家能在各个重要领域向它形成大的和难以应付的挑战；地区级的强国则能在地区范围内国力领先，影响重大。
目前，世界级的强国只有美国，次一级的世界强国有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也接近于世界强国。地区强国有：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以色列、东南亚的越南，北非的埃及、西非的尼日利亚、南部非洲的南非，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南美洲的巴西，南欧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意大利等。
到21世纪初及中叶，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的差异，强国的排序及分布也会发生变化。美国仍将领先，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德国、日本的综合国力将有进一步提高，并超过俄、法、英三国；法国也将超过俄罗斯；巴西将超过英国和意大利，接近俄罗斯；意大利和英国不差上下，印度将接近巴西。
中国综合国力的薄弱部分是经济实力，而其主要原因是科技实力和文教力量的落后，长期实施的“教科兴国”战略已经开始使中国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并且还将带来更大的变化，加之港澳的回归，以及台湾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国的国力在21世纪将会出现质的腾飞。
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纳1997年在法国《青年非洲》周刊上对“世界强国”进行全面论述。他将现代强国的评判标准主要概括为领土、人民、资源、经济、金融、军队等因素，以及能对一些集团施加影响、使一些网络为自己服务和在事实或法律上行使否决权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地位，还有在信息、图像、通讯、语言、神话等方施加现代影响的手段。他还特别指出美国所拥有的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公司、微软公司等远胜于多少个百万吨级的爆炸当量。
韦德里纳还把世界强国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其中美国为世界唯一的“想要干什么就能单独干什么”的“有霸权倾向”的“超级大国”，拥有在信息技术、军事、语言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并且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除美国外，世界上还有20来个“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并能够影响别国”的“强国”。这些强国中有七八个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强国，它们均拥有一个或几个（但不是全部的）表明它属于强国的明显标志。如俄罗斯仍拥有辽阔的土地和一定的军事实力，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它已不再拥有经济实力和作为强国的决心。中国有人口、有地域、有核武器，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经济实力。日本有经济实力，也将会有军事手段，但它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在亚洲还有很多国家对它非常反感。德国是世界经济大国，印度为世界人口大国，均有较强的实力。法国和英国则是在某些方面仍保留世界性影响力的旧强国。另外还有一些实实在在影响力的国家，它们因为某种王牌而能够影响大国做出决定或拥有某种特殊地位以及是某一个重要组织成员等等。如巴西、墨西哥、加拿大、意大利、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以色列等。
@@@（3）强国兴衰
古代世界曾有过六大文明中心和十大帝国，近现代则出现10多个世界强国，而未来世界将会进一步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古代世界的六大文明中心为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西亚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公元前4500～4000年间就开始出现定居村落文明，从公元前3300到前538年的2700年间，相继有苏美尔-阿卡德-巴比化-新巴比伦文化。随后，该地区相继被波斯人统治约200年，被希腊文化征服者统治300余年，被罗马、波斯、安息等国相继统治共约700年，被阿拉伯人统治约600年，被蒙古伊尔汗国统治100年。1534～1917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近400年。191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32年独立为君主立宪国，1958年成为伊拉克共和国。
尼罗河流域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也开始形成一些从事灌溉农业的农村公社，公元前3100到前525年的2400年间为“法老”统治的统一国家。后相继被波斯人统治近200年，被希腊化征服者统治近300年，被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近700年，被阿拉伯人统治近800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300余年。1882年，英国开始统治埃及，1922年埃及成为独立的王国，1953年成为共和国。
地中海北岸在公元前3000～前1400年，由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非希腊人创造了克里特-爱琴海文明，延存了1600年后中断。公元前15世纪起，希腊人在迈锡尼地区建立了小城邦，延存了300年后中断。后来，另一支希腊人创造了荷马时代的希腊文化。此时，意大利的拉丁等部落进入定居村落文明。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希腊进入城邦时代，并在意大利等地建立了殖民地，罗马处于王政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338年，希腊城邦由盛转衰，最后被马其顿征服。罗马则由王政时代进入共和时代，逐渐征服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和整个地中海沿岸，后又由共和制变为帝制。到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在延存500年后，由极盛走到灭亡。不同支系的日耳曼人在这个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从此西欧历史进入了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割断千年之久的中世纪时期。
印度次大陆在公元前2500～前1750年，曾由古达罗毗萘人和古澳语人创造了哈拉帕文明，延存了800年后中断。公元1500年～公元1206年，中亚的雅利安人进入北印度，征服了土著居民，成为次大陆的主要居民。在2700年间，印度大部分时间处于小邦林立的纷争局面，又屡遭波欺人、希腊人、大月氏人、阿拉伯人的相继入侵和征服。只有400多年时间出现过统一北印度的三次王朝，即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戒日王朝。1206～1857年，来自中亚的伊斯兰征服者先后建立德里苏丹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统治北印度600余年。英国于1600年开始入侵印度，后灭莫卧儿王朝，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
南美秘鲁南部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曾出现过古城遗址文明，但未能延存下去。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16世纪，在今墨西哥地部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一带存在玛雅文明，3～10世纪曾达到极盛。公元11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叶，墨西哥盆地还存在过阿兹特克古国。13～16世纪，中美洲出现印加文明，印加国形成后，疆域北起今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南达智利。中南美洲的这些文明及古国均在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征灭。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就已存在比较发达的定居村落农业文明。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771年间的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已初步形成早期统一国家，人口达到130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文明国家。从秦汉开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此后直到明清、大部分时间保持着国家统一。
这六大文明中心之所以兴起，都是因为开创这些文明的族群率先从游牧或游耕生活转入定居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但由于各自所处的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进入文明时代的先后和形成的社会形式也不相同。相对来说，西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文明诞生最早，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也基本相当，而覆盖地域却要大得多。中华夏朝的立国则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的时间相当，都始于4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创建的文明，从迈锡尼城邦算起，比夏朝立国要晚500年，比西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域文明晚2～3千年。美洲古文明诞生的时间最晚。
中华文明与其它五大文明有着截然的不同。一是它的物质文明（特别是以农为本的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文明（如周易以来的宇宙观、西周特别是孔孟以来的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一直连续不断地发展下来，未曾有过中断。二是它不断扩展不是靠武力对外征服，而是外部的游牧或半牧半耕民族向内流徒，并与汉族互相融合的结果。
其它五大文明都没能象中华文明那样一直延续发展下来。其衰落的原因，从内因上讲，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能自身解决的绝境，如希腊罗马的对外征服和残酷的奴隶制造成的恶果；从外因上讲，是遇到了强大的外敌入侵而遭摧毁，如西亚、北非、印度和南美等地的古代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比，这些文明的覆盖地域都小得多，而且没有形成过象中华文明那样巩固的统一体，面临外敌，抵抗和消化能力很弱。
上古中古时期的世界曾先后兴起过一系列的古代大帝国。其中，有些帝国是从上古文明中心区兴起的，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它们由于继承了古文明中心的经济文化成果，延存时间都比较长久，但只有中华帝国是延存到近代才由本国爆发的民主革命废止的。有些帝国是兴起于上古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带，由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或解体后不久的游牧族群或刚脱离游牧不久的族群建立的，如马其顿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查理大帝帝国和蒙古大帝国，它们大都延存时间不长。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够及时利用社会矛盾，把游牧族特有的骠悍闯荡习性和潜力调凝聚起来，一致向外扩张；而征服对象往往正处于内部矛盾激化或分崩离析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之所以衰败，根本原因是缺乏支撑统一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根基；这些帝国往往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松散集合体，缺少内在的相互联系。还有一些帝国兴起于中古晚期，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俄帝国，它们比其它帝国兴起较晚，因而有更多的条件吸取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成果和统治经验，因此得以延存到近代才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告其终结。
波斯帝国兴起于伊朗高原，疆域最大时，东起印度河，西到小亚细亚和爱琴海海海岸，西南包括西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从公元前550年立国到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灭，共存在220年。500年后又兴起新波斯帝国，统治伊朗和两河流域，从226年到642年被阿拉伯人征灾，共存在400多年。
马其顿帝国由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病死征途而只存在了10多年便解体。其疆域最大时东起印度河和中亚，西至巴尔干半岛，南至尼罗河第一瀑布，北抵多瑙河下游以南。
中华帝国始于秦汉，止于满清，延存时间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共2100年。其疆域秦汉时约400万平方公里，明清时达到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秦汉时2000多万，清朝未年已达4亿左右。
罗马于公元前30年实行帝制后继续大规模侵略扩张，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疆域最大时包括了地中海周围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东起西亚幼发拉底河，西达不列颠，北抵多瑙河、莱茵河，南到整个北非。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征灭。
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属于中古时期的东方帝国，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与原来的罗马帝国有本制区别，其存在时间从公元395年起，到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灭，共约1050年。
查理曼是日耳曼人征灭西罗马帝国后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其版图最大时，西起大西洋，东至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北达北海，南抵埃布罗河和意大利中部。查理曼死扣，其三个孙子为争夺皇位和地盘相互开战，于843年签订和约将帝国一分为三，即德国的前身东法兰克王国，法国的前身西法兰克王国，意大利的前身中法兰克王国。
阿拉伯帝国始于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第一任首领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统一阿拉伯半岛后的对外扩张，历经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中亚、亚美尼亚、埃及、西北非和西班牙。存在时间从7到13世纪，共约600年。最终是在1258年被蒙古帝国征灭。
蒙古大帝国始于成吉思汗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后开始的对外征服扩张，经其子孙继续征讨，到13世纪末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帝国主要由五部分组成。由蒙古本土、中国大部和高丽组成的元帝国只存在了90年。察合台汗国位于今新疆和中亚一带，存在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末，近一百年。窝阔台汗国包括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今哈萨克斯坦），1310年并于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在征灭阿拉伯帝国后建立，控制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和中亚一带，但很快独立于蒙古帝国之外，奉伊斯兰为国教，存在时间为1258～1353年，近一百年。钦察汗又名金帐汗国，版图最大时，东起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达多瑙河下游，南迄高加索，北抵俄罗斯东北部，存在时间为1242～1520年，共260年，是四大汗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但它在13世纪中叶就脱离了蒙古帝国，改信伊斯兰教，而且在辖区内也没有实行过有效的直接统治，只是满足于被征服的王候们臣服纳贡。总地看，蒙古大帝国实际上刚一建立就开始分裂，四大汗国从13世纪后期就开始互相攻战。
莫斯科大帝国于1480年摆脱了蒙古贵族统治，到16世纪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不断向外扩张，到19世纪，领土东起鄂霍茨克海，西抵黑海和波罗的海，成为从中古晚期跨入近代的一个最大的帝国。1917年沙俄帝国结束。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先民原是中国北方游牧族突厥人，与唐朝交兵失败后游牧于中亚，13世纪初迫于蒙古西征，其中一支西进小亚细亚，与当地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逐渐融合，形成了土耳其人。1300年，首领奥斯曼宣布独立建国，此后不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版图最大时，包括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西南沿海和非洲北部。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相继被俄、法、意、英等国占领部分领土，有些领土又相继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只剩下土耳其本土。1919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只世纪遗存下来的最后一个帝国。
近现代的世界强国主发出现于欧洲，之外只有美国、日本两国。近代强国的出现主要得益于航海业的发展，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军事力量的革新。16世纪到17世纪初先是葡萄牙，后是西班牙，建立了空前的海上殖民地。萄葡牙于1143年成为独立的王国，15到16世纪为鼎盛时期，在非、亚、美洲建立了大片殖民地，1580年被西班牙侵占后衰败。西班牙于1492年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不久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此后逐渐成为海上强国，在欧、美、非、亚洲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到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溃后，开始衰落。荷兰在17世纪也曾为海上殖民强国，但18世纪后其殖民体系就开始瓦解。奥地利从1278年开始了哈布斯堡王朝长达640年的统治，在18世纪初时领土空前扩大，1815年成立了以奥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后在普奥战争中战败，邦联解散；1867年又同匈牙利成立了奥匈帝国，一战后也解体。丹麦在11世纪曾征服英格立和挪威等地，但不久逐渐衰落。瑞典1523年推翻丹麦统治后，16～17世纪达到鼎盛，领土包括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国、波兰和德国的大片领土，1718年与俄、丹、波作战失败后随之衰落。
英国、法国是近代最大的两个世界殖民强国。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前半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到1914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比本土大111倍，号称“日不落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开始衰落，其世界霸权地位逐渐为美国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实力，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法国在17～1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后不断扩张，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但与英国一样，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相对其他强国大大衰落。从18到19世纪，世界海上霸权和欧洲陆上霸权分别为英、法两国占据。德国于1871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后，实力快速上升，逐步与法国共争欧洲大陆霸权，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虽战败瓦解，但战后发展很快，实力已超过英、法两国。意大利于1861年建立了王国后，也在欧洲霸权角逐中进行了参与。另外，日本、美国近代都在周围地区开始建立起了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霸权主要是在美苏两国间角逐。总地看，美国控制了世界海洋霸权，苏联控制了欧及更大范围的的陆上霸权。美苏成为两个实力最强的世界超级大国。随着苏联的竞争失败与瓦解，美国成为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随着世界各种力量的发展和组合，世界未来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已成定局。未来的多极化格局最有可能形成的中心将有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中国。
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的结束，标志世界强国竞争的手段从军事手段转向比军事手段更广泛的综合国力竞争。古代史上靠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可征服广大的地域，带来无尽财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就已经悄然开始。胜败双方表面上是军事实力较量的胜败，实质是综合国力在起着决定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加明显，盟国的综合实力远大于轴心国的实力。美苏战后争霸，军备竞争不差上下，但最终苏联却不攻自破，并非军事力量较弱，而是综合国力弱而支撑不下去。在未来的多极化世界里，综合国力竞争将正式从幕后走向前台，谁在综合国力上占有优势，谁才能在21世纪占据生存与发展的制高点，谁才能赢得更富裕、更强大的未来。
@@@（4）综合国力排行榜
从各国综合国力排行榜可以看出，美国位居榜首，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上都居世界首位，政治、外交能力及文化影响力均强，而且具有较大的国土面积，自然条件优越，也拥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俄罗斯位居第二，主要是因为辐员辽阔，为世界第一面积大国，军事实力强大，是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军事抗衡的国家，也拥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但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政治、外交能力也大不如以前。中国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近些年经济增长为世界瞩目，已具一定实力，拥有独立的战略核力量和富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趋增长，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综合国力排行榜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8个国家的1990年数据进行测算后排行的综合国力名次为：1.美国（4572）2.前苏联（3916）3.加拿大（3137）4.日本（2870）5.西德（2775）6.法国（2680）7.澳大利亚（2566）8.英国（2545）9.意大利（2406）10.中国（2157）。
对1990年综合国力经过赋权修正后的排序为：1.美国2.前苏联3.日本4.德国5.法国6.英国7.意大利8.加拿大9.中国10.澳大利亚
对2000年综合国力的排序预测为：1.美国2.日本3.德国4.法国5.俄罗斯6.意大利7.英国8.中国9.加拿大10.韩国
对2010年综合国力的排序预测为：1.美国2.日本3.德国4.法国5.意大利6.俄罗斯7.英国8.中国9.韩国10.加拿大
国力排行榜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克莱因使用1978年的数据对7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家实力测算，其排行依次为：1.苏联（458）2.美国（304）3.巴西（137）4.西德（116）5.日本（108）6.澳大利亚（88）7.中国（83）8.法国（74）9.英国（68）10加拿大（61）
各国国土面积排行榜
（单位：万平方公里）
1.俄罗斯（1710）2.加拿大（997.6）3.中国（960）4.美国（937.3）5.巴西（851.2）6.澳大利亚（768.2）7.印度（297.5）8.阿根廷（277.7）9.哈萨克斯坦（271.7）10.苏丹（250.6）
世界人口大国排行榜
（1995年，单位：亿人）
1.中国（12.1121）2.印度（9.38）3.美国（2.63）4.印度尼西亚（1.9729）5.俄罗斯（1.4892）6.巴西（1.6198）7.巴基斯坦（1.37）8.日本（1.2527）9.孟加拉国（1.222）10.尼日得亚（1.187）
世界大城市人口排行榜
（1995年，单位：亿人）
1.东京（2680）2.圣保罗（1640）3.纽约（1630）4.墨西哥（1560）5.孟买（1510）6.上海（1410）7.北京（1250）8.洛杉机（1240）9.加尔各答（1170）10.汉城（1160）
国内生产总值排行榜
（1995年，单位：亿美元）
1.美国（72972）2.日本（50831）3.德国（24189）4.法国（15330）5.英国（11040）6.意大利（10866）7.巴西（6770）8.加拿大（5710）9.西班牙（5645）10.韩国（4517）11.荷兰（3973）12.俄罗斯（3469）13.澳大利亚（3167）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约1万亿美元。数据采用《世界知识年鉴》中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当年美元平均汇率的换算结果。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5年各国国内秤总值（单位：亿美元）统计中，排序前列的国家有：1.美国（72469）2.日本（47000）3.德国（19080）4.法国（15380）5.英国（11040）6.意大利（10690）7.加拿大（5710）8.西班牙（5590）9.巴西（4500）10.韩国（4220）11.荷兰（3520）12.澳大利亚（3470）13.俄罗斯（3318）
中国内地为5600，中国台湾省为2620，加上香港、澳门地区，中国总计约1万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的统计推算，按购买平价估算国内生产总值排序前列的国家有：1.美国（67443）2.日本（26425）3.德国（15876）4.印度（11694）5.法国（11389）6.意大利（10541）7.英国（10389）8.巴西（8591）9.印尼（6855）10.俄罗斯（6837）11.墨西哥（6230）12.加拿大（5828）13.西班牙（5372）14.韩国（4597）15.泰国（4043）16.澳大利亚（3225）17.阿根廷（2982）18.荷兰（2888）19.土耳其（2864）20.巴基斯坦（2690）21.埃及（2113）22.波兰（2110）23.南非（2078）24.比利时（2047）25.哥伦比亚（1935）26.菲律宾（1836）27.瑞士（1761）28.沙特阿拉伯（1687）29.委内瑞拉（1647）30.奥地利（1565）
中国内地为29892，仅次于美国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行榜
世界银行自1987年起每年对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排序，1995年对13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美元）排序的前10位依次为：
1.瑞士（35760）2.日本（3149.）3.丹麦（26730）4.挪威（25970）5.美国（24740）6.瑞典（24740）7.德国（23560）8.奥地利（23510）9.法国（22490）10.比利时（21650）。
中国为99位（490）
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美元）排序前列的有：1.美国（25880）2.瑞士（25150）3.科威（24730）4.新加坡（21900）5.日本（21140）6.比利时（20270）7.挪威（20210）8.加拿大（19960）9.丹麦（19880）10.法国（19670）11.奥地利（19560）12.德国（19480）
中国为2510。
经济实力指数排行榜
中国社会科学院使用购买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项指标综合评价了11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指数，其中前10名为：1.美国（100）2.日本（54.01）3.西德（41.31）4.法国（30.69）5.意大利（28.49）6.英国（26.88）7.中国（23.43）8.加拿大（19.26）9.俄罗斯（18.79）10.西班牙（17.03）。
国家财富排行榜
世界银行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生产资本、社会资本四个方面综合评比各国或地区的实际财富，并判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变化。1995年首次对192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财富（未包括社会资本）进行了评比排序，依次为（单位：万美元）：1.澳大利亚（83.5）2.加拿大（70.4）3.卢森堡（65.5）4.瑞士（64.7）5.日本（56.5）6.（）7.冰岛（48.6）8.卡塔尔（47.3）9.阿联（47.4）10.丹麦（46.3）。中国居第162位（0.66）。世界平均数为8.6
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
世界经济论坛（1997年）：
1.新加坡2.中国香港3.美国4.加拿大5.新西兰6.瑞士7.英国8.中国台湾9.马来西亚10.挪威（12.荷兰13.智利14.印尼23.法国25.德国29.中国39.意大利52.乌克兰53.俄罗斯）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研究院（1997年）：
1.美国2.新加坡3.中国香港4.芬兰5.挪威6.荷兰7.瑞士8.丹麦9.日本10.加拿大
（11.英国12.卢森堡13.新西兰14.德国15.冰岛16.瑞典，中国1996年居第26位，中国台湾1996年居第18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
1.美国2.日本3.瑞士4.瑞典5.加拿大6.芬兰7.德国8.英国9.挪威10.丹麦
（中国台湾和香港分别居第20、21位，中国居第35位）
世界出口国（地区）排行榜
美国《独立报》1995年按出口额排行的世界十大出口国（地区）为：（单位：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百分比）1.美国（5480，11.2）2.德国（5060，10.3）3.日本（4430，4.7）4.法国（2850，4.1）5.英国（2400，4.9）6.意大利（2330，4.7）7.荷兰（1980，4.1）8.加拿大（1920，3.9）9.中国香港（1740，3.5）10.比利时/卢森堡（1660，3.4）。
外汇储备排行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世界外汇储备排名为（单位：亿美元）：1.日本（2220）2.中国（1150）3.中国台湾（890）4.德国（850）5.新加坡（790）6.美国（680）7.中国香港（666）8.西班牙（630）9.巴西（570）10.意大利（450）。
全球大公司排行榜
美国《幸福》杂志每年对全球500家最大的公司按市场收入（单位：亿美元）进行排行，1994年的排行为：1.日本三菱（日本）（1758）2.日本三井（1714）3.日本伊藤忠商事（1678）4.日本住友（1624）5.美国通用汽车（1549）6.日本丸红（1501）7.美国福特汽车（1284）8.美国埃克森（1014）9.日本日商岩井（10008）10.英/荷皇家壳牌石油（948）。在前100家中，日本占41家，美国占23家，德国占12家，法国占11家，英国占2家，荷兰占3家，意大利占3家，瑞士占2家，奥地利，韩国、墨西哥各有1家。
美国《商业周刊》1995年对全球最大1000家股市上市公司按股票市场价值（单位：亿美元）进行了排行，其中前10名为：1.日本电信电话（1290）2.英·荷壳牌石油（1076）3.美国通用电气（982）4.美国埃克森（886）5.美国电话电报（830）6.美国可口可乐（786）7.日本丰田汽车（724）8.日本三菱银行（687）9.日本兴业银行（683）10.日本富士银行（664）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7年9月根据道一琼斯全球股票价格批发数确定的市场价值（单位：亿美元）排出了世界1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其中前10名为：1.美国通用电话公司（2144.54）2.荷/英皇家壳牌石油集团（1772.37）3.美国可口可乐公司（1673.34）4.日本电信电话公司（1527.84）5.美国埃克森化工公司（1527.06）6.美国微软公司（1514.38）7.美国默克公司（1249.36）8.美国英特尔公司（1161.44）9.日本丰田汽车工业司（1119.24）10.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1077.78）。
世界大银行排行榜
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发布世界100家银行排行。按1993年银行资产额（单位：亿美元）的排行依次为：1.日本富士银行（5072.18）2.日本第一劝业银行（5065.63）3.日本住友银行（4977.81）4.日本樱花银行（4959.75）5.日本三和银行（4935.68）6.日本三菱银行（4589.06）7.日本农林中央金库（4292.58）8.日本兴业银行（3869.16）9.法国里昂信贷银行（3388.48）10.中国工商银行（3377.69）。
世界投资环境排行榜
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比公司每年对世界各国投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其中以投资利润机会评比最受投资者瞩目，它包括营运风险、政治风险、外汇支会能力3类指标。1966年对49个国家进行了评比排序，其中前10名依次为：1.瑞士2.新加坡3.日本4.中国台湾5.荷兰6.挪威7.德国8.奥地利9.美国10.比利时。中国居21位。
政府部门竞争力排行榜
韩国产业研究院1994年对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竞争力评估，包括竞争力的创出因素竞争比较、出口结构竞争比较、企业竞争力和政府竞争力等。其中政府竞争力包括政府财政、体制安全性、国际化、公共建设、政策效率、金融6大类，综合排序为：1.瑞士2.中国香港3.新加坡4.瑞典5.法国6.德国7.英国8.美国9.口本10.加拿大。中国台湾居第11位。
人文发展指数排行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起每年对和国（地区）人文发展指数进行评估排行，其指标包括居民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实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的排行为：1.加拿大2.美国3.日本4.荷兰5.芬兰6.冰岛7.挪威8.法国9.西班牙10.瑞典。中国居第111位。
劳动力素质排行榜
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比公司对劳动力素质的评定标准包括劳动法规、相对生产力、劳动者的工作态度、技术水平4类指数。1996年对4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评比排序。前10名依次为：1.新加坡2.瑞士3.比利时4.日本5.中国台湾、美国7.荷兰8.德国9.法国、挪威。中国为40位。
※※2、扩大开放
@@@（1）出口扩张
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整个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展开。因此分析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首先分析中国经济在今后15年内的发展战略。
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经济目前的具有的二元结构，以及目前到今后15年内正处在主要由传统工业发展带动的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基本实现工业化，使农业就业人口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一、二、三产业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按照这样一个阶段性目标，需要完成以下一些战略性任务。
中国目前农业就业人口约3.4亿，到2010年，还会增加2亿人口。每年新增劳动力达1300～1400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实现更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任务。这个任务解决得好，可以使潜在的生产要素得到发挥，而解决得不好，则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从这个任务出发，要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要有大规模发展。
这段时期的发展，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中国的积累率1999年达45%，在世界上都属于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从国内生产要素来看，劳力有余而资金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能否有充分的资金投入，成为今后经济发展态势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个矛盾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中都存在。
由于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农产品的供求平衡非常脆弱。由于大量劳动力将从农业流出，农业生产的资金密集程度将进一步增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它导致需要以大量的投入来维持农业的增长。
中国二元经济的特点，导致制造业的发展在两个方向上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是农村的工业化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实现农业就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另一方面，在已工业化地区，也进入随消费结构转变而导致产业结构转变的时期。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已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国家产业政策所提出支柱型产业——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都是这样一些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所需资金量较少，但中国过去的产业政策向工业倾斜，忽视了服务业，造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因此今后的发展也需要资金的投入。
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设滞后，交通、通讯以及能源和城市的市政建设都是发展的瓶颈。同时，教育等文化事业也需要加快发展。这些硬件和软件的建设，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农村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一个技术扩散和技术升级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实现了，经济增长才有保障。同时，作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产业体系，形成自己的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同时，面对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日本、欧洲作为最发达经济的代表，将集中在微电子、新材料、生物科学技术。民用航空、通讯、机器人加机床，电脑加软件这七大高科技产业里进行角逐，而且新制造技术成为竞争的焦点。◆◆◆[1]中国如果不准备在下个世纪被完全排除在这世界经济的最高竞技场之外，也要在有条件的领域，不失时机地予以开发，以在下个世纪的经济角逐中，中国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模仿，以及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这个时期内需要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
中国走上对外开放道路之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而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出现了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中国要继续走对外开放道路，必须要适应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参加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94年在印尼举行的茂物会议上，已经提出了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经济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面对这个浪潮，对外开放的中国不能隔观火。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完成上述几个方面的战略性任务来说，具有很大作用。
从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对外贸易的功能，首先可以看到出口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中国生产成本较低，而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又具有完整性和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制造业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某些特定的优势，有条件利用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即采用偏向出口扩张型的发展战略。◆◆◆[2]通过出口扩张，可以解决相当数量的就业、积累资金、加快工业化的实现，也可以提高产业的层次。
从出口扩张对就业的贡献大体上可以算一笔帐：1999年中国乡镇企业的人均产值约4万元，其中新创造的价值约占1/3，为13000元，折合成美金为1600元。以此计算，大约6万名乡镇企业职工可生产出1亿美元的国民收入。也就是说，每增加1亿美元因出口所获得的国民收入，可直接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1999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分别为81%和83%，即每1单位的收入中，约有0.8个单位用于消费。假定这1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全部转化为个人收入，它通过乘数效应，最终将产生4个单位的需求，带动社会各部门的生产，也就是说，由1亿美元出口所带动的国内需求相当于4亿美元。因此，通过乘数效应，1亿美元的出口，最终将带动30万人就业。按此劳动生产率计算，中国每增加100亿美元的出口，将直接和间接带动3000万人就业。发展出口对消化剩余劳动力具有巨大作用。
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在1987年底提出的沿海发展战略（即趁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生产成本变化转移之际，中国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国际转移的生产能力和原材料，加工生产后再出口国际市场）仍未过时。尽管沿海地区逐步提升产业结构，把劳动密集产业逐步向内地延伸，是今后的一种发展趋势，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上述战略仍可以进一步实行。广东省1999年出口额达520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0%左右，正是成功地实现这个发展战略的例子。从中国的资源条件来看，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农村进入工业化过程的要求又极为迫切，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由发展出口来带动农村工业化将是一条非常宽广的道路。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将使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保持一个较长的时期，以至于能在“四小龙”之后，比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维持更长时间的竞争力。由此可见，出口扩张型的发展战略对完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具有积极的作用。◆◆◆[3]
就已工业化地区而言，由于中国的制造业门类齐全，已具有基础，但在技术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通过引进技术，不仅能实现进口替代，而且也可能在某些领域因生产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出口国际市场。虽然在高速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国内市场也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进入国际市场更能使生产达到规模效益，获取比较利益，同时在国际竞争中，也能促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促使产业升级。
在这种发展战略下，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将高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将进一步提高。1999年该比例已达到25%，预计到2010年，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或接近30%。
除产品出口外，劳务出口也是发挥劳动力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将致力发展的重要方面。
对外贸易的另一方面是进口，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口先进技术和技术装备，以帮助产业升级；二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或中间产品需要进口，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而土地资源的减少和成本的提高，会使国内对初级产品提供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或供应能力受资源约束而减少，转而依赖国际市场的供应。
在亚太地区，与中国人均资源条件相仿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省，初级产品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占到进口的50%～70%。中国目前初级产品的供给仍主要依靠国内，1998年和1999年在进口中分别只占13.7%和14.2%。而由于高档次的工业制成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国内需要，进口比例分别高达86.3%和85.8%，今后，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将不断增加，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将下降。从而使进口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资金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有效利用外部资金，是保障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从以上数据可见，通过利用外资，使中国增加了资金的投入量，加快了经济均衡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外资，进行一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我国的交通、通讯等状况，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加快国内供需之间差距较大的产业的发展，如汽车和家电、通讯、微电子等行业，使这类在经济增长中起支柱作用而国内相对较落后的产业在短期内有较大发展，以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了进口替代。同时，促进了我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也加快了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加速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扩大了出口。利用直接外来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出口产业，是外商为利用廉价生产要素来中国投资的。这类外来直接投资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的工业化过程，也扩大了出口，1999年三资企业出口额达347.1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8.7%。外来直接投资对实行出口导向的农村工业化过程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在技术水平上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巨大差距，与目前经济均衡发展的任务相比，技术上也显得不足，它表现在作为支柱产业的机械电子、汽车制造、化工等产业的技术较国外落后，一般制造业在适应市场需求上技术开发能力也较落后，现有技术因投资能力不足，扩散能力也受到限制。在农业和第三产业中同样存在技术落后的状况。
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通过贸易和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得以引进，适用技术得以扩散，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学习先进技术的需要。并且，随着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设立技术研究和开发部门，也有助于促进中国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能力的增强。
当然，利用外来直接投资在实行产业政策方面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这是由于外商的投资及技术的转移与开发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基于中国市场的广大和中国生产要素的低廉，而向中国转移技术，但不可能向中国转移最先进的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竞争者。并且在一般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还企图对市场实行控制或垄断，使民族工业没有进一步与之竞争的余地，而达到占领市场的战略目标。因此，发展自主的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使外商投资符合自身的产业政策，也是通过国际经济关系引进技术的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通过贸易和引进外来直接投资是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后发展国家在较短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缩短与先进国家之间距离的重要因素。
@@@（2）亚太经济主战场
无论从贸易还是从利用外资的角度，都可以看到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外部环境，因此就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而言，亚太地区成为主要对象。
亚太地区地域广阔，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的地区。除中国外，有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又有完成工业化过程，目前正在努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四小龙”，也有正在实行工业化的东南亚诸国，还包括一些尚不具备起飞条件的不发达经济。在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实现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和目标在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在亚太地区各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之间悬殊很大，这正好提供了经济的互补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并把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或吸引外来投资作为发展自己经济的重要政策，形成了区域内十分密切的经贸联系；美国、日本，80年代以后的“四小龙”，与其他一些国家之间由投资带动，在区域内实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形成了亚太地区的产业分工格局，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世界经济中因竞争力变化而引起的均势改变，加上亚太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以及日元相对于美元的不断升值，在最近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亚太地区的经济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使亚太地区内产业的梯度转移加快了。可以观察得到的是，在70年代由美、日向“四小龙”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从80年代中期起，由“四小龙”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转移。“四小龙”则腾出手来发展更高层次的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所接受转移产业的层次也开始提高，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成为接受转移的重要内容。而日元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加快了日本向外转移产业的速度。
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该地区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区域内的贸易量不断增加，目前已达到该地区贸易量的50%左右，改变了过去主要依赖美国一国市场的局面，为市场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亚太地区经贸发展的态势，为中国在这个地区展开自己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3）中国新兴市场
中国在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的高速增长，为发展与亚太地区的贸易，接受亚太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广泛基础，而对外开放方针则使利用亚太地区这个外部环境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主要环境。
围绕亚太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在利用外来直接投资上，可采用灵活战略。
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及低生产成本为主要优势，吸收劳动密集型，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以加快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在已工业化地区，吸引资金和技术相对密集的外来投资，用市场换取技术和资金，加快国内这类产业的发展，实现进口替代和产业升级。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加快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
就吸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而言，香港（包括澳门）、台湾地区的资本和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资本都是我们重要的投资伙伴，其中，港、澳、台资本又占了绝大比重，是主要的投资伙伴。这些投资者从比较成本的角度，利用中国大陆的廉价生产要素投资，逐步地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基地从本国本地区移到中国沿海地区。由于这类产业主要是外销或返销，从而也带动了中国大陆的出口。1999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8.7%，这是中国通过利用外来资本、技术、经营渠道，劳动力要素优势得以发挥，进入国际市场的表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的扩大，占领中国市场也成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目标。中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需求上技术开发能力不强，经营不够灵活，效率欠高。供给方面的这些问题，给外商企业拓展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这个趋势的出现，使中国吸引劳动密集型外来投资的能力扩大了，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适度进入国内市场，通过竞争可以提高国内民族工业同类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虽我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已基本外移，但这些资本在中国内地仍有进一步扩张的条件，因而仍在推动中图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
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日本的基础技术产业（金属加工、锻造、铸造、电镀等生产基础件或零部件的产业）也是劳动较为密集的产业。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不得不向外转移。而在东亚地区，中国是唯一具有较完整的基础技术产业部门，并仍在发展的经济，也是日本的基础产业外移的一个理想地点。日本的基础技术产业的特点是为大企业配套，因而这些投资项目所生产的产品不是直接进入市场，而是进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吸引日本基础技术产业的转移，不仅有利于加快农村的工业化过程，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工艺和技术水平。
由于中国劳动力供应潜力极大，大力吸引劳动密集型的外来投资，逐步由沿海向内地转移，仍是中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实行战略的内容之一。
除实现农村工业化之外，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于以传统工业为主的发展。在制造业方面，中国的产业层次和技术档次都落后于世界水平，也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存在距离。对于在经济增长中领先的支柱型产业，独立开发与发展的能力显得不足。因而，在每年的进口结构中，制成品占了绝大比重（1998年占86.3%，1999年占85.8%）。这些产业能否加快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关键之一。当然，它也是吸引外来投资中的一个着重点。
发达经济在这类产业中具有优势，它们技术成熟、资金充裕，通过跨国公司方式，在世界各地投资，占领市场。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日本是主要投资者。同时，韩国和台湾在某些领域中也具有投资能力。从而传统工业中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以及一些属于高科技的产业，都具有向外转移的可能。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这些产业中与以上各类经济相比仍有较大距离，要在短期内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难度很大，不仅受到资金的制约，而且也受到技术上的制约。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则是一个以市场换取资金与技术，能使这些产业较快发展的捷径。从目前来看，汽车制造、家用电器、精细化工、微电子、计算机以及软件、新材料、精密机械制造、通讯、民用航空等，都属这样一些行业。它们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中，有的属支柱型产业，有的是领先增长的产业。在这些领域中引进外资，与外商的合资与合作，能迅速提高产业的技术层次，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实现进口替代，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亚太地区有不少投资伙伴，这些投资伙伴也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市场。例如，美国在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商务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美国在10个新兴大市场中的商业活动，把这些市场看作是地区经济的驱动器，它们今后的发展将惠及邻国市场。而其中的首位新兴市场就是中国◆◆◆[4]。
日本在制造业中有很强的优势，但在这些领域中对中国的投资一度进展不快。除了对中国的前景仍有疑虑之外，日本企业一般倾向用垂直分工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自己掌握层次较高的技术部门，特别是关键技术，因而在投资中所转移的技术也十分有限。但是，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经济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转换的关头，从自我完备型产业结构向减少成本的产品进口型产业结构转变。除了在国内把产业进一步高级化之外，要把相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国外，其中也包括部分一般性的技术产业。由于中国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提高了对日本产业转移的承受能力，也增强了结构转移的梯度要求，而中国又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从而正成为日本企业向外转移产业的重要方面。因此，日元升值为中国接受日本的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韩国及台湾地区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也具有投资能力，它们有的行业的技术水平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也是中国大陆经济在发展传统产业和技术较为密集型的产业时的重要合作伙伴。发展与它们的合作，还可以增加在对美、日合作中的议价能力，避免受制于人。
除了制造业外，利用外来直接投资在发展农业、采矿业和有选择地发展第三产业中，也具有广阔的空间。农业对中国来说仍具有重要地位。第三产业也正处于发展过程中，许多现代型的服务产业还相对滞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可以加快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消除瓶颈、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吸收外来投资能力的增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或利用国际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在这一方面，港、台资金以及美、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的资金都可以为我所用。
在亚太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为中国接受和利用外来技术提供了机遇。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同时，中国同时也在接受技术的扩散。这些产业的技术层次虽然不高，但中国本身还不具备这样大的能力，能及时地把这些技术扩散到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加以利用。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外来投资，在进入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产品的品牌，运用于市场需要的产品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方式，从而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
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接受亚大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则可以直接引入先进技术。中国目前处于亟须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以满足国内生产与消费需求的时期，而技术力量不足已成为瓶颈。在这方面，中国无力在短期内靠自己的开发力量来予以解决。因此，引进技术，加以消化和利用，成了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征。◆◆◆[5]接受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引进先进技术的一个途径。
总之，无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扩散，还是从先进技术的引进来看，亚太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利用国际技术资源的机遇。为抓住这个机遇，利用好国际技术资源，中国还需要形成自己的战略，按自己的产业政策来规范和调节利用外资的方向和规模；以避免造成某些产业的盲目发展而对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在技术上，也需要从引进先进技术，逐步到引进外商企业的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功能，促进本国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的发展，防止在技术和市场上都被跨国公司控制，使中国成为一个被它们用成熟技术所掌握的庞大市场。这样，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并有机会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争一长短。
从这种战略考虑出发，在接受亚太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发展战略可考虑为：
以市场换取技术，吸引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大企业投资，促使其加快技术转移，特别是利用当前日元升值的机遇，促使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提高技术转移的层次；
在跨国公司已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吸引其建立技术研究与开发部门，提高在中国投资中的技术层次；
在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避免被对方垄断市场，给民族工业的发展留有足够的市场空间；
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加强同韩国、台湾在这方面的合作。韩国是在技术上努力建立独立体系的国家，并已具有在一些领域与日本进行竞争的能力。台湾在个人电脑、微电子、通讯、精密机械等产业方面，在技术开发上也具有自己的长处。在技术开发上，中国与韩国和台湾地区互有长短；对方有资金、按市场需求开发技术的经验，而中国大陆则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和庞大的市场，可以互补长短，以保持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经济上的独立性。
积极地从韩国及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通过东南亚华人资本引进适用技术，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层次，加快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抓住日元升值机遇，大力吸引日本基础技术产业的转移，通过加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提高我制造业的工艺和技术水平。
亚太地区的发展及产业分工的变动，使市场进一步扩大，这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带来了机遇。
随着亚太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中国在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随之接受了一些原先由其他国家与地区所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随着本身生产成本的提高，一些国家和地区把生产外移，自己的市场供应依赖进口，这也为中国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亚太经济的发展也扩大了自身的市场容量，增加了亚太地区之间的贸易量。在该地区的贸易量中，区域内贸易要占到50%左右，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亚太市场的扩大，有助于中国按出口导向的方向，加快农村工业化过程和经济的发展。
在进口方面，亚太地区也是中国进口的重要来源。一方面中国从这个地区获得产业的梯度转移，也因此进口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另一方面，亚太地区也是提供初级产品的重要地区，农产品、木材、橡胶以及许多矿产资源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供应来源。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市场战略可考虑为，利用该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机会，巩固和扩大北美地区的市场份额，在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努力提高技术档次，创立品牌，提高出口效益。同时，把北美地区作为农产品、先进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地，以减少贸易差额。利用日元不断升值，日本不得不增加进口的机遇，扩大在日本的市场份额，由出口初级产品向出口制成品、半制成品、零部件转换，积极使基础技术部门参与日本的产业国际分工，用提高生产国际化程度的方式，来带动出口的发展。对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出口的主要产业，填补其产华外移造成的空缺，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层次。对东南亚国家，因它们的发展程度与中国差异较小，互补性较弱而竞争性较强，但它们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发展与东南亚的贸易至关重要。对东南亚国家进口以购买初级产品为主。利用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特点，一些资金密集而技术层次又不太高的产品，如农机、机电、某些化工产品等价格低于发达国家，可成为出口中的优势。通过贸易，发展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
@@@（4）跳板
在对外开放初期，香港是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联系的主要渠道。香港本身的资本向中国内地转移，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和台湾地区资本对祖国大陆的投资，也主要利用香港作为跳板，进入中国大陆。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现也以华南地区为重点而展开。在这个阶段中，香港对祖国内地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华南地区则走在对外开放的前列。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以沿海地区为主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态势已经形成。以不同的产业层次，不同的区域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出现。不同的经济伙伴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能起的作用也逐步明朗。以此为基础，中国与亚太地区中各伙伴间的战略关系可考虑为：
利用港、台、新、韩及海外华人资本加速农村工业化的完成。这方面的合作重点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内地的就业和出口，加快农村工业化过程和经济发展。合作以沿海地区为重点，逐步向内地推进。
香港和台湾是祖国（内地）最大的投资伙伴。投资规模略小，但投资层次相同的是韩国、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人资本。它们主要被中国低成本和市场所吸引，而中国也以此换取资金和技术、出口渠道。这类资本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用于出口，也供应国内市场。由于这些投资伙伴的资金充裕，也有可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文化上香港、台湾与祖国一脉相承，连新加坡也与中国相通，经济上国际化程度较高，又可能与国际资本结合，共同进入中国市场，因而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中介。与这些伙伴的合作，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过程，扩大出口，加快建设，更多地吸引国际资本。
在已工业化地区，则利用美、日以及韩、台资本。加快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发展，提高现有的工业层次，加快发展速度。在这方面，主要用国内市场换取资金与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同时，抓住日元升值的机遇，趁日本重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之际，吸引日本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在更大程度上进入其生产的分工体系。
美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能向外投资的主要国家，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具有一定的能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则是以市场换取资金和市场，推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种合作，对推动中国已工业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好处。这方面的投资，在今后15年内都会具有良好的前景。在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高度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抓住日本基础技术产业转移，加宽基础产业技术宽度的机遇。由于日本将在东亚地区重组产业分工，而大量减少日本本国基础技术产业的生产，中国有可能成为整个东亚基础技术产业的供应基地。能做到这一点，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发展。
对于除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它们都处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它们之间的发展程皮有差异，但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利用外来投资、接受亚大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来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与中国之间具有竞争性。但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资源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资金的相对稀缺程度也不同，又同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市场都在不断扩大，因而双方之间仍有因比较利益和资源互补所引起的投资与贸易机会。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资本，在选择其投资机会时，与中国之间的各种联系成为其成本——效益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其倾向于来中国投资。因此无论从投资还是贸易关系来看、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国的重要伙伴。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不仅是建立稳定的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有助于中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资本投资，是中国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虽然对外投资的能力还很小，但某些有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仍具有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像越南那样经济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投资的可能，以起到设立据点、占领市场的作用，并利用那里的廉价生产要素。
就地域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展开将由初期以华南为重点的格局，转变为以华南地区。由上海浦东开发带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渤海湾地区为对外开放的重点，逐步向内地推进的局面。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高潮过去之后，华南地区将依托港、澳、台，提高产业结构层次，发展重点逐步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动中国南部实现工业化。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将成为长江流域及内地与国际市场联结的桥梁。这是一个以第三产业和传统工业带动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扩散的区域。它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重要的贡献。渤海湾地区面对日本和韩国，具有地缘之便及各种联系，无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技术产业上，都有吸引日、韩投资，进行合作的条件。此外，东北地区的图们江开发，对与俄罗斯、朝鲜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机遇。而西南地区的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又有可能开启与泰、老、缅之间的合作大门。
今后15年内，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逐渐形成全方位加入、多层次发展的格局。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在亚太地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所发表的《茂物宣言》，也宣布了亚太经合组织将在下个世纪分阶段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决心。发达国家将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将于2020年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正在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中国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因而必然产生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何以自处的问题。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必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国际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因而无法置身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浪潮之外。就这一方面来说，中国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持积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又正处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体制、观念、法制建设、人才培养诸方面都有不适应之处。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必须谨慎行事。但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又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极大压力，它们要求中国尽快开放市场，完善地行使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要求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实际的承受能力，甚至于还要求中国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这样一种压力，中国又不得不为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进行斗争，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持谨慎态度。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在亚太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如何适应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成为一个复杂的、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要适应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要逐步解除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保护措施，使整个经济面对国际竞争，以此来扩大开放，促进发展。
在以往经济发展中，中国采取的是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这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经济体制下所采取的发展政策。它对于中国经济造成了深刻影响，即使到了90年代，中国在进口管理上仍有53种许可证，包括700多种商品。而在关税上，1991年的算术平均关税为42.5%，加权平均关税率为22.5%，远远高于西方工业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对电子、化工、医药工业的部分产品征收高达130～200%的关税。近年来，为适应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中国已从1992年起把平均关税率降到3***%，今后将逐步降到30%，减少进口许可证，在市场投入方面也将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开放更多的领域供外商投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按照该组织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减少保护，逐步达到发展中国家一般的开放标准。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国内的生产部门能否在较短时间内，由面对国内市场，转向同时面对国际市场，做到不被对国际市场的开放所冲垮，而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养出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其次，服务性行业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开放，将会使国外的服务业进入中国市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很成熟，而且在资金、管理、人才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中国的服务业尚属幼稚产业，在与国外服务业的竞争中，能否生存、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再则，在经济秩序方面，要使与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有效、便捷、规范地展开，必须建立起系统的法制体系，用符合国际规范的方式确定涉外经济活动准则。这方面中国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与国际规范相比，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
最后，中国还亟需一大批国际化的人才。
当中国正在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提出自己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时，亚太经合组织所发表的《茂物宣言》又提出了该组织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目标。虽然《茂物宣言》只是一个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它所反映的潮流和该组织其他成员的积极态度，都使中国不能不严肃地对待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个目标，同时也提出中国应怎样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作用的问题。
从对于亚太经合组织的战略来看，中国固然应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来推动和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该组织内，大国的意志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不能作为一个被动的适应者，来完成由发达国家所规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任务。由于亚太经合组织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该组织的宗旨也包含发展合作，而发达国家往往只要求经济的自由化，而对发展合作兴趣较小。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按照2020年的进程，衡量自己可行的程度，并形成分步实施的计划。从目前来看，到2020年还有20多年时间，但对于要彻底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来说，时间已非常紧迫，需要作出各项工作的规划。
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在发展合作上的功能，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协调立场，一方面形成较强的影响，另一方面争取利用该组织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农业问题、人力资源培训、中小企业的发展，技术转移等问题都可以成为重要议题，中国可利用该组织功能而受益。
为避免美国把亚太经合组织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可对马来西亚倡议的《东亚经济核心会议》持积极支持态度，形成一个论坛，以加强东亚对自己经济发展方向的把握。同时，支持新加坡所提倡的召开欧亚首脑会议的建议，以平衡与美国的关系。
在实施亚太经合组织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中国还可以采用同东亚其他成员磋商，协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总之，一方面是适应，另一方面是利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潮流为我所用，这是中国必须采取的战略。
★★★[1]瑟罗：《21世纪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p15
★★★[2]钱纳里把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分为三种：出口扩张、进口替代、平衡战略。出口扩张是指减少进口保护，刺激资源向可交易的部门转移，降低反出口偏好，参见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p431
★★★[3]这里的出口扩张是指减少进口保护，向出口部，转移，降低反出口偏好，而不是指只以出口为唯一市场，它不排斥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也进入国内市场
★★★[4]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斯特里姆劳在《外交季刊》1994～1995年冬季号文章：《***的美元外交》
★★★[5]“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产业技术层次仍旧处于在吸收——消化阶段”。聂华桐：《关于发展高新技术的一点认识》，《科技导报》1994年第10期
※※3、合理化
@@@（1）效应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15年，国家要集中必要的力量，在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工业方面，建设一批大型工程，包括：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山西、陕西、内蒙古省区煤炭基地，南昆铁路、南疆铁路和神黄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通信光缆干线网络，以及一批大型港口、机场等。同时，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国家实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对于项目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如湖北省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中就指出：“三峡巨型工程建设将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影响作用，……将为湖北省经济振兴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是对于项目所在地区来说，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有效地增强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则是一个值得认真深入研究的问题。大型建设项目对所在地区区域经济的影响，首先可以区分为设施效果和乘数效果两大类。设施效果是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由于设施本身的功能和用途而给设施的利用者以及有关主体带来的效益。乘数效果则是由建设投资本身造成的，首先是扩大了建筑业的生产活动规模以及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大通过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波及到各个部门，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受到刺激和推动。由于设施效果是投资的结果即所建造的设施所带来的效果，因而又可被称之为存量效果；而乘数效果是投资本身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效果，因而又可被称之为流量效果。
以三峡工程为例◆◆◆[1]，工程建成后将主要在防洪、发电、航运三个方面发挥巨大的设施效果。工程完建后，将可以有效地控制长江上游洪水，防御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水患威胁。电厂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相当于1999年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0%，可向以宜昌为中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输送电力，大大缓解华中、华东、重庆地区的能源紧张的“瓶颈”制约；可以使长江的通航条件大为改善，下水单向年通过能力由目前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航运成本降低35%～37%，航运安全系数也将空前提高。而其巨大的投资额（总投资为1185亿元）无疑将通过建筑工业和机电设备制造业等对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发挥巨大的乘数效果。日本对于同类工程的经济效果的实证研究表明◆◆◆[2]，大坝建设的投资区域乘数约在1.66左右。若以此为参照，那么三峡工程的投资将可以使所在地区的社会总产值增加将近2000亿元。同时，也使所在地区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就上述设施效果而言，从效果的波及过程来看又可有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之分。直接效是指设施给其利者直接带来的效益，效益的产生过程之中没有其他经济主体介于其间。如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为其使用者带来的节省旅行时间的效益，以及给高速公路的管理运营主体带来的通行费收入便是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指的是设施投入使用后所产生的效果中除直接效果外的所有效果。间接效果的产生过程之中，一般都有区别于设施的直接使用者之外的经济主体的参与。比如某个具有高品位旅游资源但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未能得到开发的地区，由于机场的建成通航而使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从而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和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就是机场建设的间接效果。然而间接效果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依靠机场建成通航这一基本条件，也是当地政府和旅游业界等有关方面的努力和投入的结果。
若仍以三峡工程为例，那么电站建成之后电力公司的电力销售收益就是典型的直接效果，而沿江地区由于航运条件的改善而提高了开发开放水平、经济规模得到扩大则属于间接效果。
从经济效果的测度的角度来说，设施效果并非等于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之后。这是因为，间接效果中有一部分只不过是从设施的直接利用者转移到了其他主体，也就是说是直接效果在形态上的转移。例如，某蔬菜产地由于交通条件的大幅度改善销量大大增加，从而提高了生产者的销售收入。这里，销量增加的原因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交通的利用者降低了运输费用，缩短了运输时间，从而与其他产地相比提高了价格的鲜度上的竞争务。因此，生产者的销售收入提高这一效果应被视做交通利用者的费用和时间的节约等直接效果向生产者的转移。
在独立于直接效果而存在的间接效果中，比较常见和重要的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形成而造成的外部经济效果。例如，通过建设大型港口可以在港口周围设置大规模临海型工业基地，从而便得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飞跃性的提高。一般来说，基础设施中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效果主要是间接效果，生活性基础设施的效果主要是直接效果。
如前所述，大规模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将以建筑业为起点，通过产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大，这一效果称为乘数效果。根据乘数理论，就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来说，投资的乘数等于1/（1-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3]），即投资可以创造出1/（1-边际消费倾向）倍于投资额的国民收入。但就一个区域而言，由于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相比具有大的多的开放性，投资的乘数效果不会全部发生在区域之内，有一部分将以各种形式“漏出”到区域以外。如建设项目所使用的设备、原材料中可能有一部分需要从区域外调入，一部分工程由于承包给区域外的企业从而使这部分工程收入流到区域外等。因此，考虑大规模基本建设项目对项目所在地区的乘数效果时，不能套用对于国民经济的投资乘数，而必须使用考虑了各种“漏出”以后的区域乘数。
一般而言，区域乘数的大小与建设项目的性质、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达程度以及区域范围的大小都有密切的关系。项目所需要投入的原材料、机械设备、劳动力等等能够越多地在当地得到满足，项目投资的区域乘数就越大，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也就越大。
上述是就大规模建设项目的正面的、积极的效果而言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大规模建设项目在对国民经济建设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和正效果的同时，一般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消极的、负面的效果。而且大规模建设项目正面效果作用于比较广阔的地域范围，而负面效果一般局限于项目所在的局部地区，正效果与负效果的波及程度在空间上不统一。以大型电站为例，电站所产生的电力通过电网传送为广大地区所利用，但水电站大坝修建所引起的淹没损失、火电站投产后所产生的烟尘和大气污染等负效果都集中于电站所在的局部地区。对于这种受益与受损的不一致，需要通过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解决。
仍以三峡工程为例。三峡大坝的建成将形成一个自宜昌三斗坪三峡坝区至重庆全长660公里的巨大水库，将淹没耕地和柑橘地38.86万亩，全淹或基本全淹县城6座，部分淹没城市和县城4座，全淹和部分淹没农村集镇128个，规划最终动迁人口约113万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库区的损失进行补偿，包括：设置专款实行开发性移民；组织对库区移民工作的对口支援；先后批准重庆、宜昌、万县、涪陵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批准宜昌、秭归、兴山、巴东、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武隆、长寿、江北、巴县、江津等沿江17县市为国家级长江三峡经济开发区；设立重庆直辖市，以统筹组织三峡工程开发性移民和城镇工矿搬迁，加快库区经济发展。
应明确大型建设项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充分利用重要基本建设项目带来的机遇推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首先，在项目建设过程之中，为了使项目投资的乘数效果尽可能多地为项目在地区所吸收，也就是说是投资的区域乘数尽可能大，需要有意识地在项目开工之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比如说，一般大规模建设项目都将对水泥等建材有大量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就应该对当地的建材工业有针对性地进行培植和扶持，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使当地的建材工业产品能够适应和基本满足大规模建设项目的需要。还应该对本地建筑施工队伍进行技术培训，提高技术人员的水平和工人的熟练程度，使施工队伍的整体水平提高档次，以便能够在工程的承包竞争中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份额。合理组织和引导针对大规模施工队伍需求的蔬菜、食品以及其他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使这部分需求基本上能在当地得到满足，也应当列入考虑之列，这里是对基本思路的举例说明，对于具体项目来说应根据其不同特点来考虑最佳的战略对策。
其次，重要的是使项目建成后能够发挥最大的设施效果，特别是努力扩大其中独立于直接效果而存在的间接效果。这就需要根据项目的性质合理规划和安排各种配套的开发措施和活动，使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为所在地区带来某些领域的规模经济效益。如以大规模的交通设施项目为例，在工业领域，可以考虑在交通线的沿线地区设置工业园区，把一些原来分散布局的工厂企业纳入园区，同时吸引外地的企业入区，以形成新的工业集聚；在商业领域，可以对商业网点重新布局，建设一些新的大型商业网点，促进地区的商业繁荣；在农业领域，可以考虑在沿交通线地区规划面向城市市场的蔬菜等新鲜副食品以及花卉、高档水果等对鲜度要求较高的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附加价值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最后，那些对全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所在地区存在明显负效果的大型项目，需要由国家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对项目所在地区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如对于发电站项目，发达国家的做法一般是以向地方政府交纳固定资产税的方式进行补偿。由于大型电站资产总值巨大，电站所在地方的政府可以因此而得到稳定而大量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运用这笔财政收入可以开展经济开发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当地群众的生活福利水平切实得到提高。随着我国财政税制改革的进展，类似于这样的规范的利益补偿机制也必将得到健全和完善。但具体到三峡工程而言，由于其所形成的水库是狭长的河道型，库区主要不是在大坝所在的湖北宜昌而是在上游的重庆市，因此我们在借鉴采用固定资产税的补偿方式时，应通过特别的立法将固定资产税分配给库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另外，由于库区的开发性移民的主要工作必须在大坝和电站固定资产形成之前完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资金需求和补偿资金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缺口。对于这个问题，应考虑采取引导国内外资金以融资方式投向库区，将来补偿资金到位后再逐渐偿还的方式予以合理解决。
@@@（2）横向联合
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推动了中国生产力布局合理化，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开发和资金、技术、人才的合理流动，改善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为中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发展迅速、成果显著。目前，中国的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已形成了资金、技术、物资、人才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格局，正向强化内在经济联系、培育统一市场、实现产业结构重组、利用规模经济、发挥各自优势的方向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九五”计划前4年全国共执行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30万项，完成协作资金总额3000亿元，实现产值4000亿元，新增利税600亿元；其中1999年执行经济技术协作项目6.6万项，协作资金总额1097亿元，实现产值1063亿元，创汇15亿美元。在此期间，地区对口支援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99年共签订对口支援项目1284个，已执行968个，投入资金7.4亿元，实现产值6.7亿元，新增利税5842万元，创汇908万美元。
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的发展。据统计，全国各种形式不同、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共有107个，主要分为四种形式：
省（区、市）际间的经济协作区。相邻的若干个省（区、市）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如西南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环渤海经济区、东北、中南经济协作区等。
省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相邻几个省（区、市）间的部分接壤地区按照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往来关系和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如南京（苏、皖、赣）、淮海（苏、鲁、豫、皖）、中原（晋、冀、鲁、豫）、闽赣粤三边经济协作区等。
省内经济协作区。根据本省（区、市）的经济布局和各市县经济发展的要求自愿建立起来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如辽宁省中部经济区、江苏省苏锡常通经济协作区、湖南省长株潭经济协作区等。
城市间经济协作网络。若干地域相邻，或以沿海、沿江、沿路若干相关城市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如长江沿岸城市经济协调会（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25个沿江中心城市）、丝路重镇经联会（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等。
上述多种形式的经济协作区通常制定有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规划，围绕能源、原材料、交通及其他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围绕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开放开发，围绕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围绕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开展了大跨度的联合。
目前中国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呈良性发展趋势。一是坚持高层次领导的对话，建立了省（区、市）长或市长、专员联席会，重大问题的决策由联席会议决定。二是有一个指导协作区整体发展的规划，用规划指导联合，以联合实施规划。三是建立协作区常设机构，负责经济协作区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四是制定经济协作区有关政策法规及实施办法，以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为适应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工作的需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各地、市、县相继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经过国家和地方机构改革，各地的经济联合与协作机构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经济联合与协作机构作为各地主管横向经济联合的职能部门，其隶属关系多数由各地人民政府主管，有的进入政府序列，有的由计委代管，个别由经委代管。这些经济联合与协作机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不足，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联合与协作系统自身也存在畏难情绪，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认识，树立信心。全国各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发展还不平衡，一般的情况是市场经济意识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联合与协作工作搞得越好。
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搞得好的大约占1/3，多数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个别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流于形式。应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调整和组织。
部分地区的经协机构还不稳定，职能不明确、不规范，缺乏行使职能的有效手段，而且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不够顺畅，难以适应组织和推动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需要。
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建立起必要的法律、规章和有关规定，切实保障投资方的合法权益。
发展区域问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继续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为目标，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向大跨度、深层次和全方位发展。
@@@（3）方向与重点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发展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促进生产力布局合理化。
各个地区要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指导，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条件确定在国家地域分工格局中所承担的任务和主要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依据，部署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主要任务。做到既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又能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建立合理的空间经济格局，优化生产力宏观布局。
围绕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发展联合与协作，促进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地区经济运行的基本主体。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要落实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上。要同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结合起来。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实行相应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引导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和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出发，通过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进行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东部与中西部的联合，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问题，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地区经济工作中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东部地区要在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的同时承担起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任务。东部地区要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广泛开展同中西部地区的联合。国家要制定有关政策，鼓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发中西部的优势资源，向中西部地区传授生产技术、经营经验，加强信息交流，促进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共同繁荣和发展。
围绕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开展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额大、影响面广的特点，通常是单个地区所难以承担的，需要各地区统一部署、联合行动、协调组织。因此，要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联合，把东部地区高耗能、高耗料的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面临较大调整。东部地区要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东部地区通过与中西部的联合与协作，主动将已失去或正在失去优势的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转移，一方面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留出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壮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同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
围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及提高乡镇企业素质方面发展联合与协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以及在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林牧副渔业尤为重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关键。发展乡镇企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农村经济实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要围绕这些工作展开。通过联合与协作，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实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推动东部与中西部联合发展乡镇企业，另外，鼓励中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同当地联办乡镇企业。
大力推进以内联为基础、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的“中中外”式的联合。在我国全方位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市场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地区等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加强这些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联合与协作，形成整体优势，增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实力，“中中外”式的联合是通过联合与协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效形式，可以通过发展外向型企业集团等形式联合协作扩大产品的出口创汇、联合起来吸引外资、联合协作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等。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联合。要通过联合发展金融市场、发行投资债券、设立投资基金等方式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促进资金的横向融通。要通过建立以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招商联合协作体，组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具有集散和辐射功能的商商联合体等形式加快商业的发展。各地要共同培育劳务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和人才市场。不发达地区要有组织地向发达地区输出其丰富的劳动力。发达地区要通过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发布经济信息等形式加快科技和信息向不发达地区的传播。此外，发达地区还应采取联合办学、定向培养、委托代培等方式，开展人才的联合开发，提倡和鼓励人才合理的横向流动。
中国在国民经济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发展。
坚持以规划指导联合、以联合促进规划的原则，推动区域规划的实施。区域规划是政府调控地区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区问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重要依据。各地要在全国总体规划、国家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和本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将开展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主要内容和工作重点确定下来，切实把有关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认真落实，把这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台阶。发展区域间的联合与协作，要充分发挥协作机构的作用。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联合与协作，将区域规划的任务落到实处，推动规划的顺利实施。
继续发展、巩固、健全各类形式不同的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目前中国已相继建立起形式不同、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组织百余个。要全面总结并大力推广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积极寻找解决途径。要将各方自觉、自愿的行动同上级部门的引导、组织和协调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巩固现有组织和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争取能有更大的发展。
搞好对口支援工作。发达省市要帮助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开放，推动三峡工程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发达地区要树立大局观，把当地的对口支援工作同国家的总体部署及要求结合起来，做到既支援不发达地区，帮助其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能力和“造血功能”，又实现自我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时，要坚持在项目安排上优先，利益分配上优惠的做法。另一方面，受援地区也要考虑支援方的利益，在支援项目上给予对方应有的补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发达地区要帮助沿边地区制定对外开放规划，为其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咨询服务。东部沿海地区要欢迎并吸引内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继续利用自己的对外开放窗口，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要把对口支援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一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充分发挥联合与协作对国家大型骨干工程建设的促进作用。
加强经济信息的交流和经济技术协作统计工作，逐步实现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信息联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及时掌握准确的经济信息对于参与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协作的各个经济主体都非常重要。经济协作机构要高度重视信息工作，加强经济技术协作的统计，了解和掌握联合与协作现状特点，并且建立完善的信息库、项目库，创造条件，逐步做到联合协作信息的联网；还要通过密切同各经济部门的联系，掌握供需动态趋势，并及时向有关单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充分发挥各级经济协作机构的政府职能作用，加强经济协作队伍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各级经济协作机构要明确其职责，完善行使职能的各种手段，理顺同有关部门的关系，作好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要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各种专业知识，加强廉政勤政教育，提倡敬业和奉献精神，提高经济协作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以适应地区间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发展的需要。
★★★[1]冀学金、金茂林、刘纯志：《三峡工程建设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孙尚清主编：《长江开发开放》，第十四章，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2]日本土木工业协会：《公共工程的经济波及效果》，1993
★★★[3]指当收入增加时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若以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以△y表示收入增量，以△c表示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则c=△c/△y。
※※4、积极因素
@@@（1）技术与产业政策
由于贫困地区有效就业机会缺乏，存在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解决农户贫困的关键，需要为这部分剩余的贫困劳动力创造有效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利用率和生产率。但是任何新的就业机会形成，都与必要的资金投入联系在一起。和劳动力数量的相对充裕相比，贫困地区的有效资金供给却严重短缺。如何利用好非常有限的资金，以增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妥善解决的一个难题。从纯粹组合来看，解决资金和劳动力的结合问题只存在三种基本方案：第一种是将资金和其他要素作为可供资源和约束条件，以最大化劳动力的短期就业比率为目标函数，这一方案对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短期贫困可能是最佳选择；第二种是以最大化地区的dnp增长或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作为目标函数，这一方案在地方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较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是不少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追求的发展战略；第三种方案是前两种方案的折中，它选择的是增加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两个或多个目标。在过去近10年的扶贫战略中，中央政府和不少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一直选用第三方案。希望利用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一方面尽快缓解贫困地区的贫困，另一方面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快速成长，缩小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最低限度也希望通过扶贫开发，为贫困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一个产业和设施基础。实际结果似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
1992～1999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全国贫困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1%，其中工业增长41.6%，农业增长21.2%；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0.9%，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9%，人均纯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人口减少9.5%。似乎可以得出增长与扶贫并重的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结论。如果考虑价格的变化（1999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13.2），1992～1999年全国贫困县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15.36%，其中工业增长25.11%，农业增长7.03%，财政收入增长15.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41%。而人均纯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人口，大体没发生变化。地区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而农民收入增长较慢，贫困的缓解进展更小。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央试图实现增长与脱贫两个目标的发展设想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选择地区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策略，会引导地方政府上一些投资规模大、预期的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贡献多的工业项目。在实际中这类项目成功的比较少。在7个样本县中，有3个县建设了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有1个总投资超过1亿元），最后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另据国家扶贫办调查资料，从1986～1989年，有9673万元扶贫资金被不久关闭或停产的企业使用。扶贫办对贵州省的水城、毕节、大方3县1986～1989年项目资金的调查表明，工业项目中有65.3%效益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失败或效益差的项目多数是投资较多、资金劳动力比较高，因而就业人数增加相对较少。
基于前期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在选择贫困地区程度（外在性因素）、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内在性因素）、基础设经济增长的技术战略和扶贫资金投放的技术标准时，应确定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的方向。
确定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的技术政策，就是需要在贫困地区的产业选择和资金投向选择时，重点和优先考虑所建立的项目和企业的资金-劳力比，在实现项目的效益目标和地区发展目标的同时，将最大化资金投入的就业人数作为项目投资的一个主要目标考虑。与此相应的，也需要在贫困地区的产业政策、组织政策和公共工程政策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确定以农业等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优先的产业政策、以能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就业的私人和个体企业发展优先的组织政策、以包括“以工代赈”形式在内的既能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又可以增加当地劳动力就业的公共工程发展政策，并通过加强对贫困户劳动力的培训和开发，增强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农业持续发展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缓解贫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对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都适用。但是农业作用常常被忽视，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从区域政策而言，其注意的焦点集中于效益更高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从宏观政策而言，其注意的焦点又集中于提供商品农产品较多的非贫困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提供商品农产品不多的贫困地区和农户来说，农业的发展由于改善食品供给带来的缓解贫困的意义是不能忽视的。同样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贫困地区在全国商品农产品的供给中地位在加强。因此，实施一项刺激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对缓解贫困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改善农产品供给也有重要意义。
这里的资源主要指农用工业品（化肥、农机）、水利投资和能源（电力）等。这些资源的分配损害了贫困地区农业的发展。反映了贫困县几项农业生产指标在全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指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产品产量指标，除粮食产品外，贫困县在其他产品生产上的比重都上升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列的仅是少数几种主要产品，在为数很多的农、林、牧、水产品生产中，有些产品贫困县过去就占有优势或绝对优势，近年进一步加强了；有些产品生产量虽然不多，但其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在提高；还有些产品的生产，贫困县的地位削弱了，但这类产品不多，大量属于前两种情况。下表列的另一类指标是生产条件指标无一例外都变坏了。可以说，贫困地区以不断恶化的生产条件，却实现了生产的较快增长（比全国平均值），这说明，贫困地区发展农业还是有潜力的。同时，它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贫困地区可能成为某些大宗农产品、畜产品、林特产品等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基地。这是发达的农业区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生产区域转移带来的结果。
资源主要是以现时提供商品农产品数量为基础进行分配，使原有发达农业区，投入相对较多。由于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已相当高，投入的边际效益很低，有时甚至近于零。在一些粮食亩产超过1000公斤的地区，投入1公斤化肥一般只能增产1公斤多粮食，而在西部低产地区，其增产效果是这里的四五倍。其他投入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在保证原有农业区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和逐步增加对贫困地区农业投入可使农业生产效益提高。
全国592个贫困县农业生产指标在全国同类
@@@（2）开发农业资源
世界各地令人确信无疑的自然迹象表明，当今很多地区的耕作实践都不能长久持续。这是因为农业部门以往使用的常规经济指标都不包括环境破坏的程度，因而在经济决策时很少考虑这些事实。的确，虽然普遍认为农业的可持续性重要，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却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表现在没有共同衡量可持续性的指标，没有公认的办法来评估这种指标，也没有大家公认解释这一指标的定义，即使考虑了农业的可持续性，也是事后的想法。
如果制定经济政策不考虑农业可持续性，威胁可持续性的曲解看起来就是合理的。因为它鼓励了无效率地使用投入资金和资源的补贴，使资源退化的生产实践，以及限制了农作物轮种的收入补助规划，似乎对社会有益。实际上，所有这些都使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降低代价，必须改变经济分析的导向，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性，考虑自燃资源利用，反映出农业生产和政策的真正价值。
为减少资源耗损的竞争在不断加剧。随着全球人口和收入的不断增加，对食物、燃料、纤维质和水的需求增加。但同时，地球的自然资源却在不断减少。为了维持供需平衡，农业必须采取持续的立场。土壤侵蚀、碱化、板结和有机物质的耗竭导致土壤退化，估计已使20亿公顷可耕土地成为不毛之地。仅土壤侵蚀就永久破坏了4.3亿公顷可耕地，约占可耕地的30%。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可能有5亿公顷雨灌耕地会变成不毛之地。
农耕带来的其他环境损失甚至比其给土地生产能力带来的损失大得多。如在美国，农业营养物和沉积物是河流和湖泊污染的最大的主要来源。每年农业用地排放出11亿吨悬浮物（水中颗粒物），5亿吨溶解的土壤，120万吨磷，470万吨总氮。农作物至多能吸收50%～60%的氮肥，其余大部分肥料污染了地下水和地表水。随着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降低，非农业部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加剧，农业造成环境破坏的经济价值相应地上升。
对伴随传统农业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认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很多研究人员和机构正努力给“可持续农业”下定义。几乎每个定义都是以保持生产力和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把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但，这些定义都不是定量的，并且农业生产率的定义没有考虑可持续性的基础——自然资源生产率，因此，农业可持续性概念就仅限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使用。
广义的定义，可持续性意味着经济活动不仅应满足当前的需求、还不能侵犯未来的选择。换句话说，不能因满足今天的消费需要而耗竭了未来对资源的需求。收益的定义应考虑“可持续性”这一观点。收益的定义为：在不降低未来年代中可能消耗量的情况下，当前可以消费的最大量（即不消耗基本资产）。
在计算每年的收入时，应从净税收中减去每年资本的贬值费。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自然资源基础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了丰富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历史上，其生产率的变化没有引起会计师们的关注，人类所创造的资本的变化，在会计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这意味着在当前的生产体制中，自然资源生产率的价值可忽略不计。国家、商业和农民计算资产的贬值时，例如，建筑物和拖拉机，就要考虑它们的损耗或彻底废弃，但却忽视自然资源生产能力的变化。除土地之外，有形的资产逐步地损耗，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丧失它们的可用性。
另外，大量具体证据表明，农业资源的生产率决不是静止不变的。水土流失和盐碱化已经对农业土壤的生产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耗竭及污染会破坏地下水资源，农业径流中的污染物会严重降低生态系统的生产率，并会显著地缩短水库的寿命。
目前会计体制中完全没有考虑生产率的损失。土壤被侵蚀、地下水的耗竭或污染、野生生物被毒害、水库充满着沉积物，但生产率的损失对于农业的私人和公共价值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尽管资产生产率的损失将会危及到将来的收入，然而由于资源退化而引起的资产贬值的损失，却没有计人现有的收入之中。因此，标准的会计核算实例中，并没有正确反映出收入增加的同时资源在减少。
这里有二个忽略自然资本的原因，一个是人类经济学的规模同自然资本的数量比较相对地小，另一个是人类创造的资本几乎可以替代自然资本，但在当今世界上，这些假定都站不住脚。就第一个原因而言，世界经济学的规模是巨大的，且资源退化和耗竭的实例是很多的；就第二个原因而言，更贴切的观点为自然资源是人类资本的补充而不是直接替代物。例如，农业技术在健全的土壤上比在退化的土壤上能得到更好地实施。
衡量收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人们一种数量上的指示，人们可以在不使资源耗竭的情况下消耗。收入的实际目的是为深谋远虑行动提供指南。如果指南在某种程度上错误导向，随之而来的行动将是轻率的。
conway给持续性的定义为：“在受到外界影响或干扰时，一个系统保持其生产力的能力”（外界影响是一个相对小但是有规律出现的失调，例如，水土流失或盐碱化，而干扰是一个相对大但很少发生的失调，例如，干旱）。根据基本的会计学原理和conway的定义，那些危害土壤结构或耗竭土壤养分、有机物质或生物群的生产体制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土壤能像其它资产一样贬值，农业的持续性就能够定量地决定。生产实践说明退化土壤的生产率会导致产量的减少，因而就是土壤的减少。相反地，那些可以提高土壤生产率的生产体制就会增加生产。
可以用同样的标准衡量地下水、流域，甚至人类的健康，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消耗的资源超过了这种资源本身的自补能力，这样的资源使用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地，地下水的开采和生态系统的污染，超过了自身吸收能力以及使用杀虫剂损害人类健康都是不可持续的。所有的这些都是资本的消耗的各种方式，在会计体制中应加以处理。实际上，如果忽视自然资源资产的变化，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将会加剧资源的退化。
农业资源的低度和低效率开发是导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三西”地区（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河西）已利用的资源只及潜力的10%～30%；中国贫困山区人口大部分赖以生存的收入是通过极少量的经济资源获得。严瑞珍提供的河北邢台吕家庄的例子既形象又典型。5%的土地提供了60%的经济收入，而95%的宜农用地只提供了40%的经济收入。这种自然资源结构与经济收入结构严重不协调在贫困地区普遍存在。
一些成功实例表明，贫困地区通过开发某种农业资源能够改变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形成商品农产品的生产优势，进而改变贫困面貌。这是贫困地区走出贫困的必由之路。例如大别山某些地区形成的利用荒山种桑养蚕-丝绸加工系列产品开发，陕北形成的种草-养羊-羊毛加工和种果树一水果运销和加工等无一例外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贫困农户受益很大。
这些成功实例还表明，开发贫困地区农业资源应遵循科学方式进行。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制度不要轻易改变。贫困地区非农产业落后，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农户仍主要依赖农业为生，因此农业资源的利用必须照顾大多数农户的实际状况，不应借口资源的规模开发而把一部分农户排斥在外，这样受损的首先是贫困农户。资源的规模开发和利用固然可以带来效率，但要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户逐渐脱离土地而逐步实现。一般说，目前农业资源开发的基础环节需要的只是一般的实用技术，简单的技术培训或传授就能使各家各户所掌握。例如在种桑-养蚕-丝绸产品系列开发中，种桑养蚕这一生产环节完全可以由农户完成。
向区域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即在一个地区逐渐形成一两个最有优势的产业部门，即所谓支柱产业。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是同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密切相联的。实现了区域的生产专业化才能使生产具有规模效益，就可以推动农民技术水平的提高，形成有组织的产品运销以及为产品的深加工增值创造条件。
在形成区域的生产专业化过程中，政府引导起很大作用，它可以通过信贷支持、技术传授、改善流通渠道和生产补贴等形式促进某些优势部门的较快发展。农户之间的示范效应也可以起很大作用，一些农户生产有了效益以后，能带动其他农户。农户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形成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也能起积极作用。
建立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生产形成了规模以后，发展该类产品的加工工业，既可以带动生产的发展，又可以增值，对加速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将发挥重要作用。加工企业可以由政府部门兴办，也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兴办，也应允许和鼓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私人兴办。这些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与农户或农民组织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农业资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障碍如下。
缺乏投资来源。贫困地区进行大规模农业资源开发显然不是收入水平很低的农户单独承担得了的，也不是经常处于财政严重赤字的当地政府所能承担得了的。必须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要的财政支持，还要从多方面筹措和吸收资金，其中包括通过联合开发、补偿贸易等形式从国内发达地区，甚至从国外引入资金。与多渠道筹资相适应，资源开发的模式也应是多种多样的。湖南怀化地区近年利用荒山大规模扩大水果种植采用的模式有：党政机关示范性开发，大户开发，国营、集体林场承包荒山进行开发，专业公司组织开发，合作和股份制开发等。
缺乏服务支持系统。首先是适合于贫困地区资源开发的技术准备不足。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与常规的农业资源开发不同，需要开发特殊资源的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另外贫困地区自然气候条件与其他农业区有很大差异，内部也有很大差异，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在这些方面都显得严重不足。其集中表现在新开发的产品品种旧，产品质量低，构成开拓市场的严重障碍。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也缺乏适应各地复杂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开发模式和组织系统。此外，管理体制对生产发展的障碍在贫困地区比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急需改革。更为灵活和开放的政策的实施往往贫困地区不如发达地区。
灾害与贫困紧密相连。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比较，自然灾害的特点是发生频率高，灾害后的恢复慢以及在同一灾区易受损失的是贫困地区，而其贫困人口又首当其冲。
贫困地区不断强化的自然灾害的破坏首先同地理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贫困地区多处于生态脆弱带。从主观上讲，资源利用方式不当所带来的人为破坏也相当严重。由于人口过速增长，资源超载相当普遍，贫困人口为了基本生存需要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种粮或乱砍乱伐林木以解决生活热能需要，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开发利用非农业资源时，也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有效减轻灾害的破坏首先应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在人口数量已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地区，应向外移民；其次加强以修建水平梯田和改善水利役施为中心内容的基本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把不适宜耕作的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一方面可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缓解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各方面的参与，其中政府的投资和全面规划至关重要，像江河治理、防护林营造以及其他关系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应依靠政府的规划和投资才能完成。
灾害和生态环境被破坏联系密切。灾害可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环境变坏又会使灾害增加，两者常陷于恶性循环中。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救济救灾组织和制度，发挥积极作用，无疑可以减轻灾害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目前，各级政府都已建立了相应的救济救灾组织，今后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使因灾害陷入生活无着落的灾民及时得到生活的基本保证，而且使灾害破坏的生态工程和生产条件能得到及时恢复。
就整体而言，中国农业资源不十分丰富，生产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更不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今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只有更多依靠技术的投入才能有出路。就贫困地区而言，这一特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与发达地区比较，贫困地区在资源占有方面有某些优势，如宜农土地较多，但也有不少劣势，如土地质量差，自然条件和气候恶劣，多灾，无霜期短，降水量少，甚至有一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作物栽培。这类地区今后要发展农业，并随着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提高，使农业的某些部门逐渐转移到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成为某些农产品更为重要的生产基地，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体系、科研力量的分布以及技术结构都以面向发达地区为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长时期内，这里是，而且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主要农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但这种情况使大多数处于山区的贫困地区的农技研究和推广长期处于落后状况。新品种和新的栽培方法由于多在平原研制，对自然条件有差别的山区的适应性就差，其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由于科研和推广力量多集中于粮食、棉花、油料这些关系重要的农产品，对山区有优势的农、林产品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有些甚至是技术研究和推广的空白，有不少历史上的名特产品的栽培方法和产品品种长期没有提高，导致品种退化，质量下降，产量不高，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优势。80年代伴随农村体制变革，农村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一方面原有的科研和推广体系削弱以及适应新体制的科研和推广系统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组织瘫痪，科技力量流失严重。贫困地区由于财政更困难，物质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差，比发达地区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难恢复。
贫困地区应在如下方面加速农业科技进步。
结合本地区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于制约发展和提高的技术难题攻关和突破。这不仅要作为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统筹部署，统一安排技术力量和资金。
增拨资金，逐渐恢复和完善从县到村的农业技术推广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农业科技体制要进行改革，使其更适应目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经营体制，也更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和农民推广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含量的积极性。当前，还要注意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体制的建立。
增加科技研究和推广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要以国家投入为主体，把科技工作主要作为政府职能，同时吸收和开辟其他资金渠道。
提高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工作水平，除了健全农村科技研究和推广组织和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以外，提高农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也是关键之一。当前在贫困地区做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农村技术培训体系，使学校培训和成年人的业余培训结合起来。目前农村的学校教育体制也要进行改革，除了增加和办好专门的农业技术学校以外，在普通中学的课程结构中开设农业基础、实用技术课程，使大量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学生都有一技之长。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年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技术知识很少，常成为技术推广的死角，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即使对于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民而言，由于新技术不断出现，他们也需要有经常接受技术培训的机会。成年农民的培训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农民组织可做很多工作。
@@@（3）基础和公用设施优先
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在工业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经济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素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贫困地区在这些发展条件方面的落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还与所在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资源条件相关。这些方面的落后，不仅严重约束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限制了缓解贫困的进展和效果，也会阻碍国家宏观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从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许多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和缩小贫困地区与较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不过，在中央财政的财力尚较困难、国家经济体制已市场经济转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将为贫困地区创造与发达地区大体相同的竞争条件作为其对贫困地区扶持的主要目标。在贫困地区，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非常落后，严重限制贫困地区的产品和企业的竞争能力，使贫困地区，在与外地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导致不少贫困地区在资源和某些产品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难以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商品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贫困地区在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落后现状，与国家以前实施的区域发展政策也有一定关系。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对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形成贫困地区在这些条件方面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在计划投资体制下产生的这些差别，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国家不再直接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供财政拨款，就主要需要依靠贫困地区自身筹集资金加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将发达地区提交的部分财政收入转投到贫困地区，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既可以为贫困地区创造相对均等的竞争条件，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时也可以作为国家在以前对贫困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欠帐的偿还。
在实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优先的扶持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已经积累了不少有效的经验。其中比较成功的做法是从1984年以来在贫困地区开展的“以工代赈”。从1984～1999年，国家直接用于贫困地区的“以工代赈”资金达200亿元，主要用于改善公路、饮水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99年以后，国家用于“以工代赈”的商品和范围都有扩大，除了公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外，植树造林、改造乡村邮电所、供销社、卫生院和学校的危旧房也纳入了“以工代赈”的项目范围。据统计，“以工代赈”项目在1999年为受益贫困地区新修等级标准公路和机耕道近9万公里，修建饮水工程14.5万处，使1500多个乡镇和1万多个行政村通了公路，解决了贫困人口饮水困难。有关研究表明：“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以工代赈’项目发挥了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有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同时增加贫困者的就业和收入”
实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优先的扶持政策，在项目和区域安排方面，应效率和公平兼顾，优先考虑效率。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短缺，无法在短期内全部得到缓解。在财力不足的条件下，应该优先发展那些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户脱贫约束较大的项目。在现阶段尤其要重点发展联接重要商品产地与市场的公路、便利农民销售产品的市场、严重制约资源开发的电力设施，改造中小学的危房，改善学校的基本教学条件。在实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优先的政策时，要尽量发挥国家投资的种子货币（seedmoney）作用，引导和吸收贫困地区和外部资金的投入，以加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
@@@（4）调动一切人力资本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观察，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比较而言，始终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但呈现出波浪式的特点，有时发展很炔，有时则较慢。在经历了1995年前后增长较慢阶段之后，1999年又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形成波浪式发展态势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比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1999年以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了高速增长。在这个阶段出现许多有利条件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第一，不少经营不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已被允许向个人或个人合伙出售、拍卖、租赁。通过这种形式，一部分国有和集体小型工商企业将转变为个体或私营企业。第二，对个体、私营经济歧视性的政策，如限制贷款、高税率等已开始有所改变。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些亏损严重或因破产而失业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职工正在得到社会机构的鼓励和帮助，以使他们从事个体经营或到私营企业工作。总之，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个体、私营经济有望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
但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障碍，需要政府做出很大努力。
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采取的不是一视同仁的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政策不少带有歧视性，有些甚至带有限制发展的意向，而对公有制经济却带有种种偏爱。如个体、私营企业的税负较重，贷款难。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歧视性政策首先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因而担心它的过快和过大发展会威胁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地方政府还规定其发展的限度，提高税负以限制其发展的规模和领域。特别当社会出现某种不稳定时，意识形态上的不利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常被说成是社会不稳定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打击、重罚等。80年代个体、私营经济大量减少的现象多与不利的政治气候有关。
在国家宪法和一些主要法律中都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性质、作用、政策做了明确规定，确立它们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地位和政府的基本方针。问题在于缺乏与这些基本法律条文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以致在执行中难于把握尺度，忽左忽右的措施带来个体、私营经济忽快忽慢的波浪式发展。
个体、私营企业一向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一方面国家银行长期实行限制向个体、私营企业贷款的政策；另一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资金市场，使得个体、私营企业无法从正常的资金渠道获得资金，以满足经营性需要。这种情况导致个体、私营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地下（非法的）融资活动，例如各地（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都有一些名称各异的民间金融组织，他们公开或半公开，地下或半地下作为中介人活跃于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活动分散，但却很有效率。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初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这种非法的民间金融机构的支撑才得以迅速发展。政府虽然多次明令取缔，但始终未能完全杜绝。个体、私营企业取得资金的另一个渠道是以非正当的形式从国家银行（包括信用合作社）套取资金，例如个体、私营企业向某些国家或集体组织交纳一定数额的所谓管理费而取得国家或集体企业的名义，从而获得向国家银行取得贷款的机会。这些企业一般被称为假国有企业或假集体企业。目前，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一些地区，戴上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帽子的个体、私营企业占有很高的比重。所谓假国有企业和假集体企业产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重要诱因之一就是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的机会。
上述非正常融资渠道对于个体、私营企业初期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当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对资金需求也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种融资形式已远不能适应和满足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完善包括国家银行、农民合作银行以及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参与的资金市场已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国家银行目前正在加紧进行改革，不久前，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已实行分设，这有助于打破国家银行过去在贷款中执行的“阶级成分”极浓的方针，个体、私营企业凭其较好的经营效益而获得贷款的机会无疑比过去增加了；对个体、私营企业贷款数额、使用方向所规定的不适当的限制也正在改变。今后，国家银行除按目前的方向继续进行改革外，在信贷方针上要逐步对不同经济成分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把经营效益和贷款回收率作为贷款主要或唯一经济指标，在贷款数量和范围上不再对非公有制企业实行歧视性措施。这样国家银行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上就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单靠国家银行已不能满足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建立一些专门服务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专业银行已提到日程上来。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中可分解出来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数额会越来越大。目前这类资金的相当大的部分未进入国家银行系统进行运转，而是在国家银行系统以外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渠道运转。在一些地区，这部分在国家银行系统以外运作的资金可能占很高比重。据浙江苍南500户农民家庭调查，农民手中的现金只有1/10左右存入银行，其余部分或存放于农民家中，或通过民间金融组织运转。这些资金处于十分分散状态，难以集中起来，发挥更大作用。大量资金已在国家银行系统之外运作，不利于形成有效的资金市场，与其让这些资金在地下的、非合法渠道流通，不如使其公开化，承认其合法地位，这样更有利于资金市场的宏观管理。
个体、私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小商贩和小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少至今仍然是极小规模经营，不需要特殊技术，单凭经验就足够了，对经营者本人也不要求很高的文化水平。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对知识、技术和管理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特别是私营企业，现在有些企业的规模已经不小，且在迅速扩大，随之提出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迫切要求，首先表现在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也表现在经营者本人对技术和文化的需求上。
但是，目前各类有用人才向非公有制企业流动的大门几乎都关闭着。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和缺陷，使专业人员很难进入非公有制企业。中国的社会保障只限于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实行，而且是通过企业实施的。离开相关企业意味着失去了社会保障。所以绝大部分受过专门训练的中、高等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都集中到国有企业，而这里由于体制上的缺陷使企业经营效益很低，以致造成专业人员的大量浪费。相反，在个体、私营企业由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而很难吸引专业人员。对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使其面向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并把实施者由企业改为一定的社会机构，将有助于专业技术人员合理的流动和分布，从而使个体、私营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得到满足。
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地同大学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从那里购买新技术的专利或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技术指导。这对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都能发挥很好作用。还有些私营企业把自己的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派到大学或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类技术培训班，或从国有企业、大学等聘请专家到厂进行培训，以期提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今后，在各类技术的或管理的专家向私营企业流动仍会遇到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实施一项辅助性计划，帮助这类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如建立企业会计业务服务网、技术培训网等。个体企业主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技术和经营水平也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上述服务网络也应把个体企业主作为服务对象。
个体企业主和私营企业主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对非公有制企业政策歧视同经济利益侵害往往联系在一起的。名目繁多的征收往往很重，企业所在社区要求的集资或捐赠也很多。这些征收或捐赠都是政府各部门或社区组织自行设立或实施的，其数额随意性又很大，有时达到企业难以承受的程度。过重的负担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伏不稳的原因之一。个体、私营企业主可以通过组织起来依法维护自己利益，在这方面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组织还可以代表自己成员同政府对话，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个体、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的成员，只有通过通畅的渠道和有效的手段表达和维护自己的要求和利益时，个体、私营经济才能获得正常发展的条件，这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个体、私营企业主组织还可以在成员之间交流信息、交流经验，举办一些为组织成员服务的活动，这也是提高经营水平的有用方式之一。
个体经济已建立“个体经济协会”，私营企业主尚没有成立组织，目前政府宣布，50年代建立的工商业者联合会将作为专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私营企业组织。但这些组织都带有官办色彩，其领导职务都由政府官员担任，其工作人员也都由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个体工商业者或私营企业主。实际上，这些组织与其说是个体、私营企业主自己的组织，不如说是政府管理个体、私营企业的机构。这种情况难免带来某些矛盾，这些组织能否真正代表个体、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开展活动。今后政府的方针应是在加强政府相应管理部门职能的同时，应当放宽限制，允许个体、私营企业主建立真正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充分独立自主权，政府不要干预，更不要代替；在财务预算上逐渐同政府脱离，减少以至取消政府的拨款。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应由个体、私营企业主担任，其工作人员应面向社会招聘。改变这类社会团体或组织的官办性质，使其真正具有社会代表性和充分独立自主权，也应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
从8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对贫困地区的管理干部、项目管理人员和农户的培训，并在改善穷人的身体素质和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方面采取许多富有成效的措施。国务院扶贫办自建立之日起，就与北京和东部的一些大学联合在北京、苏州等地开展对贫困县的领导干部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随后建立的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又于1991年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开展了为期9年的培训，旨在加强和改善对管理者培训的能力，重点是对县和县以上领导干部和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先后建立了200多个县级培训中心。所有这些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地区包括管理者和农民在内的劳动者素质，改善了扶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然而，迄今为止，对贫困地区管理者和农民的培训，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以前的培训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县和县以上领导干部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对乡村干部的培训没有置于重要的位置。事实上乡村干部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扶贫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以及直接减轻贫困，都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其中乡村干部的素质又起着关键作用。第二，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只处于次要位置，而且主要由地方政府自发组织。一方面规模较小，相当多数的农民没有接受过培训；另一方面培训方式选择也不够恰当，虽然已注意到示范和现场培训的作用，但因没把培训和扶贫项目直接联系起来，培训效果不很理想。第三，培训的经费得不到保证，以前对乡村干部和农民的培训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自筹，中央政府虽然规定中央财政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的5%应用于培训，但因地方财政紧张，百废待兴，多被挪作他用。
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低效和闲置与高素质劳动力的极端缺乏，是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贫困地区大量的劳动力主要依靠为数很少的土地（其中主要又是耕地）谋求生存和发展，虽因所处区域自然条件的恶劣，劳动力在时间上似乎充分利用，但经济活动空间窄小且单一，劳动生产率很低，不少劳动力利用是低效甚至无效；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低，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因贫困和所处地区自然条件差引起的营养不足、饮水不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缺乏，导致贫困地区农民身体素质差。在样本贫困地区大约7%的农户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成员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包括残疾），另据有关部门年对全国最贫困的109个贫困县的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等主要地方病的县94个，占8***%。身体素质差，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也严重影响了劳动效率，还限制了劳动力的利用空间。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低更主要的表现为劳动者（包括农民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低和专业技术严重缺乏。在样本贫困地区，成年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平均为35%左右，另一项对贫困人口较集中的11个省和自治区的统计也表明其文盲率比经济较发达的10个省、市高24.6%。与受教育水平较低对应的是，贫困地区劳动力普遍缺乏。同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也极端缺乏。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低、专业技能缺乏，既阻碍了剩余劳动力向区外和非农产业转移，同时也影响了区域内新的产业和企业的成长，限制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些扶贫项目实施不成功，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低有密切关系。
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的身体素质方面，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扶持穷人参加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收入，以增强穷人自身承担治病费用的能力；另一方面，重点通过改善饮水条件和安全性，减轻和消除因饮用水源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疾病。从整体上看，通过10多年的扶贫开发，贫困地区农民的身体素质有了一定改善。但应该看到，农村改革以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消失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贫困地区尚没有新的替代制度，加上农民收入水平很低、交通条件比较落后，贫困地区农民尤其是穷人治病仍是一个难题。
扩大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开发劳动力资源，一直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农民长期为之努力的目标。农村改革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后，通过发展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和加工业以及向外地输出劳动力，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开发。尤其是劳务输出，通过转换和扩大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不仅增加了穷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且本身也改善了输出穷人的素质，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劳务输出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开发人力资源的一条有效途径。据统计，1999年四川省劳务输出入数达1000万人次，其中有一半输出到外省区，仅从省外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就有50多亿元。不过劳务输出既有助于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其规模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素质的限制。此外，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都对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构成了很大的约束。
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有效开发人力资源，是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的一条根本途径。基于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下面几点建议：第一，在继续改善贫困地区的饮水安全性的同时，逐步探索适应农村新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社会关系特点的医疗保障体制，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医疗设施，提高全体贫困人口和劳动者的身体素质；第二，扩大和改善贫困地区的培训规模和质量。在继续和改善对贫困地区县及县以上干部和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的同时，一方面开展对乡村干部的经济发展和扶贫知识、政策和方法的培训，加强和改善贫困地区乡村干部的决策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围绕扶贫项目的实施，采取适合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生产特点的方式，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第三，拓展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效率。根据以前的经验和教训，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利用要向内和外两个方向拓展：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以当地优势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和加工业；另一方面在对劳动力进行针对性培训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劳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