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三国
听书，是一种中国式的读书方式。
起初，这是为老百姓准备的。因为，一、他们文化不高；二、在印刷术未普及前，书籍很贵。所以，就由一个识字的人，念给大家听，像后来的读报一样。慢慢地，说书成为一门艺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也愿意用耳朵享受听书之乐了。
《三国演义》这部书能够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且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主要的原因，就是贯穿全书的平民精神。因为说书人要使听众耐心坐下来，不抽签，不退场，不起哄，不叫倒好，就必须了解听众"喜闻乐见"些什么。所以从演义一开始的绝对市井气息的桃园结义，到猛张飞用树条痛打小官僚，到那小哥儿俩皇帝落荒而走的狼狈万状，确实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欣赏欲望，他们是以老百姓的心理来描写这段历史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代创作人员，特别是历代说话人的平民意识。
虽然这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老百姓在这部书里，基本上是被凌辱、被驱赶、被屠杀、被当作像俎上肉一样地摧残的一群。但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当朝天子，也有"相抱痛哭，吞声于草莽之中"的时候，那位督邮大人，也有裸着肥硕的屁股，让人鞭打的时候，这正是蚁民们极愿看到的称心场面。因为相抱而哭和撅起屁股挨打，本是群众的家常便饭，现在也轮着皇帝老子和父母官尝一尝了。
《三国演义》的作者，能如此适应读者的消费心理，倒是值得后来人好好学习的。所以，开宗明义，张翼德怒鞭督邮，便成了《三国演义》的第一出好戏。当台下的老百姓，看到那吆五喝六、不可一世的小官僚，被睁圆环眼的张飞抽得魂灵出窍时，无不会赞一声："打得好！"而感到痛快的。读书至此，也有浮一大白的畅快。
为什么千百年来的老百姓，津津乐道这次怒鞭督邮呢？看戏看到这里，都会为张飞鼓掌叫好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张飞揍的这个小官僚，也是老百姓最想揍的；是张飞替老百姓出了这口气。但实际上，元凶首恶绝不是他这个小小督邮，而是官做得比他大的当朝一品，是十常侍，当然更是那位昏君。
但中国老百姓，常常不怎么恨皇帝，因为皇帝离得太远，俗谓"天高皇帝远"是也。在戏曲里，在民间故事里，皇帝老子，甚至天上的玉皇大帝，总是被描写成一个可以愚弄、欺骗的傻子，一个坐在龙椅上的智商较低的角色。而最切齿痛恨的，倒是直接坐在老百姓脖梗上拉屎的官吏。俗话"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督邮，今天来看，也不过一个科级或是处级干部罢了。然而他却打着皇帝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来到安喜县为所欲为。正是这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残酷暴虐、巧取豪夺、吮吸民脂民膏的官吏，是直接迫害老百姓的统治机器，也是老百姓最为深恶痛绝的。张飞动手揍，老百姓最解恨了。
《三国演义》是从民间口头文学，所谓"说三分"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体创作的，反映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心愿，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也是这部小说生命力的所在。所以，这个督邮，就成了老百姓的出气孔了。
历史小说之难，在于这种真与似真的天衣无缝。《三国演义》中很多重要人物，由于既是历史，必受历史的约束；又是文学，无法不作文学的铺陈。因此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存有这两者扭结组合中的相互悖谬，不够统一的遗憾。所以，无论刘备、关羽，或是曹操，都有那种性格上矛盾背离得令人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独有张飞，自始至终是完整的。因此，他的这种天然自成的可爱之处，最能被读者欣快地接受。
而对于后世写作的人来讲，若能像《三国演义》这样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而不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确确实实眼睛向下，写一些抒发老百姓心声的作品不也是一种启发吗？
永远的三国
现在，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学颇有点不景气了。一位个体书商向我诉苦，他搞的几本书砸了。
于是，他感慨，不知道读者现在的胃口，到底想吃什么？武侠的书潮过去了，港台的书潮过去了，隐私内幕、社会热点、侃爷文学、情爱性恋的书潮过去了。他做过挂历生意，原来那些美女，只要穿得越少，就越好卖。现在，哪怕一丝不挂，哪怕买一送一、送二，也很滞销了。据此，他判断，不会很久，再把镜头瞄准裤裆的书潮大概也要过去了。
无论什么东西，多了，就倒胃口，这大概也是个规律。
其实，在文学生活中，要把这种不景气看作是正常，而把过去那种太景气看作是不正常，才是正常心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确实空前繁荣过的，但那是十年文革浩劫，造成一片文化沙漠，人们如饥似渴地反弹。如今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大家一心投入市场经济以后，文学不是歌星，不是影星，回到它比较寂寞的位置上，似属理所当然。虽然，有"识"之士采取了种种强刺激，诸如文稿拍卖，竞相兜售，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诸如加上方框□□□□□，和下删若干字之类，刺激读者的性冲动，希望从处于困境的文学中再榨出一点油水。其实，这都是饮鸩止渴，反而更使文学掉价。
文学总是要生存下去，大概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活着，文学就会找到自己的读者，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因此，除了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的作家外，怎样使作品不是靠性器官，也不是靠吹牛皮，而是靠读者真正的喜闻乐见，促进文学的发展，便是作家努力以赴的事了。
我想，研究读者的消费心理，也许是作家和出版家的重要课题。除非他写东西不想给别人看，否则的话，作家写了书没人看，书店出了书没人买，恐怕是很糟糕的。
我问他："那你总得做点生意，弄点书卖呀！"
"还不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售得慢些，但总能卖得出去！"
我不禁感叹，幸亏我们有老祖宗留下兵马俑，留下金缕玉衣，留下马王堆，也给我们留下了饭辙，还得靠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赏饭。
这些名著，我们的上代人读过，我们长大了又接着读，而我们的下代人，上学识字以后，还要读下去的。他们的文学生命力，是永恒的。所以，这些书是读者的常青树，也是出版社的摇钱树。我就听说过，有些出版社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把这些古典文学翻出来重新加印，以解燃眉之急。
虽然有人统计，书价已经涨得不像话了，在物价指数中，是涨幅最高的。但仍有读者，都是些普通的百姓，舍得十几元、数十元，去买一部《红楼梦》，或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明这些书，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买了书，也不是去作学术研究，所以能够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主要是看热闹。前面提到的似水书潮，一浪一浪地流过，不是不热闹，但那种热闹，过了也就过了，升温快，降温也快。而这些名著的热闹，不论读书的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翻开书来，总是看不厌，而且每次读，都能找到新感觉。
这实在值得写作的人深思的。
对大多数看热闹的读者来说，并不怎么关心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只是被贯穿在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所吸引，才看下去的。《三国演义》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红楼梦》是一部写世家贵族的书，书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读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但为什么能够让人手不释卷呢？
应该说，读书是个奇怪的投入过程，在捧着《三国演义》、《红楼梦》的时候，读者就仿佛成了汉朝和清朝的臣民；一旦放下了书，他就退出角色，回到现实中来，但怪就怪在书中人物的影像，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会使读者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所经所见去寻求对应，不断印证的。于是有愤怒，有激动，有感慨，有快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了。至此，无所谓历史，也无所谓现实，所有那些显赫威风的、冠冕堂皇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令人诚惶诚恐的人物，平素里，老百姓都得仰起头来看，现在完全在读者的审视之下，变成了与老百姓相同的血肉之躯。而且他们的五脏六腑，还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到哪里去。这就是读书的满足，或者叫作美学享受了。
所以像《三国演义》，像《红楼梦》，能够达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艺术高度，很大程度上是从老百姓的审视角度，是以老百姓的平民心理，反映老百姓的善恶仇爱观点，按老百姓的意愿来写那些帝王将相世家贵族的。
一个作家，按老百姓的欲望，写老百姓愿意读的作品，这就是古典文学给我们的启示了。看起来，曹雪芹也好，罗贯中也好，要比后人更懂得适应读者的消费心理。所以，他们的书，只有潮涨潮落，永远也不会过去的。
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三国第一计
《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用文学手段，讲授计谋的唯一的一部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书。同时，用不着谦虚，这部书，在世界文学之林里，也是这方面的独一无二的计谋教科书。
据说我们的东邻日本，政界、商界视此书为《圣经》一样，把玩研读，手不释卷，一些商社名流、公司经理，就朝夕攻读这部小说，并将各种计谋，运用到商业竞争、经济实践中去。
至于《三国演义》里，到底有多少计谋，还未有专家统计出来。因为书中有的计谋是标明的，有的则未加标明；有的标明为计的，不见得都能成功，有的未标明是计者，倒也未必会失败；有的计谋虽然得到成功的效果，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失败，如孔明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的计谋使对手坠其陷阱，但命运倒帮其死里逃生，如司马父子的上方谷侥幸脱难，未被烧死。《三国演义》这部书，所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的青睐，就因为它大量地提供了实施计谋成败全过程的经验教训。
在《三国演义》这部书中，正式称之为计的第一计，就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的这个计。把这个计放在首位，也许是无意巧合，也许是别有用心，后人是无法妄加猜测的了。但是，应该承认，此计是人类所有计谋中，最老牌的，最泛用的，最行之有效的，而且绝对能够获胜的计。当然也有失败的，如周瑜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就是一个比较个别的例证了。
一般来讲，十之八九，被谋者要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甚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美人的那张笑脸，便是无往而不利的通行证。
在这部讲计谋的教科书里，把这个以女色取胜的计谋，最早托在盘子里端上来，恐怕有一点提供给决策者、用计者在运筹帷幄时首选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以最少的投资，能够获取最大成果的计。
因为连环计或者美人计，虽属于一种很古典的也很原始的伎俩，但又极富生命力而能随时代变化，常新不已，永无止境之日。君不见欧美那些国家里的部长、议员，为绯闻而栽倒者，简直不可胜数。我们看过许多间谍影片，美人计常常是最奏效的制敌求胜之法。好莱坞在二战结束时拍的一部由希区柯克导演、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污名》，中国人翻译过来，索性就用美人计作为影片名。这一切说明了这个借助于女人魅力而取胜的计谋，是不用太多本钱的最佳陷阱。不可一世的董卓，不是最终死于貂蝉的软刀子底下么？
所以，一提到美人计，就想到这个董卓。其实，美人计早就有之，中计者也不知多少。不过，位居相国的董卓，是最出名的被貂蝉耍了的冤大头，所以在后世人的印象里，他的好色成性，倒遮住了他独夫民贼的本质。看他在凤仪亭和他的干儿子吕布为貂蝉差一点像西方人那样决斗的样子，还真有点爱情至上的味道咧！其实，他是一个嗜血的食人生番，一个不杀人便活不下去的屠夫。当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董卓，豺狼也！"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第一，他野蛮；第二，他残忍；第三，他贪婪无耻；第四，他疯狂报复。所以他一进军洛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应该说，当此昏天黑地之时，曹操是一位最有头脑的政治家。他为了除掉董卓，甚至当过刺客，借献刀之名，想宰了这个家伙；不成，逃出洛阳，便邀集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卓。结果这一帮人马，各怀鬼胎，离心离德，还未上阵，就劣根性地你整我我整你地内讧起来。这种互斗内乱的恶习，好像是某些中国人的特殊嗜好，不搞名堂，不动手脚，不闹地震，觉都睡不香的。
就在这种谁也奈何不了董卓的情势下，王允声泪俱下，只好求助于一位女士，请美丽的貂蝉出场了。
王允的连环计，其实就是美人计而已。所谓连环，无非用貂蝉作诱饵，同时引诱吕布和董卓上钩。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用一枚糖衣炮弹，去击中两个目标，一石二鸟，少投入，多产出，是一种经济实惠的做法。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过的，被揭发出来的某地一位领导干部，怎样教唆自己的女儿，去勾引港商，然后把自己也搭进去的笨伯，就不难看出这位当代的王司徒，其计谋水平，较汉代的那一位差远了，这恐怕使九泉下的王允很失望的。
王允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游刃有余，沉着冷静，不愧为大师级的。他把握住这两个武夫太过剩的男性荷尔蒙，一定会催发他们像发情动物那样冲动起来和不顾一切。果然，貂蝉一介入其中，这两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便表现出强烈的性冲动，争风吃醋，反目成仇。美人计，虽然属于一种很古典的，也很原始的伎俩，但也是极富时代的生命力，而永远常新的计谋。
一笑倾城，二笑倾国，武力不能解决，文明不能征服的西凉鄙夫董卓，被一个小女子处理了。一个貂蝉，把十八路诸侯没做到的事做成了，使这个穷凶极恶的军阀，身首异处，陈尸街衢，被点了天灯。
王允不是第一个使用美人计的人，自从人类懂得可以靠权力获取情欲的满足、美色的占有以后，此计便出现了。当原始社会的互相劫掠的战争中，被虏获的一个美丽女俘，懂得向征服者面露冁然一笑，能够改善一下自己囚徒命运时，这大概是最早使用美人计的大师。
千百年来，权力、金钱、女色构成互易的局面。权力可以得到金钱和女色，金钱能够买到女色和权力，同样，女色也能换来权力和金钱。于是这三者，是人类运作的三大杠杆。
***曾用"糖衣炮弹"来警惕干部，那么，美人计恐怕是包装得最漂亮的炮弹了。尽管如此提醒，但因此中弹阵亡者，也还是屡见不鲜。看来，这个古老的计谋，继续有用武之地，走董卓道路者，也还大有人在。所以，这类生活中的连环计，大概断不了能看到的。
分合之道
《三国演义》这部书，一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分一合，学问实在是深奥，不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暂分有合，暂合有分，而且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或明合暗分，各怀鬼胎；或暗合明分，秋波频传；或边合边分，打打拉拉；或合合分分，狗扯羊皮。合时勾肩搭背，分时不共戴天，亲时如胶似漆，仇时食肉寝皮。友时同穿裤子，敌时挖祖刨坟，昨天拥抱，今朝翻脸，席上干杯，桌下踢脚。历史之所以好看，全在分合二字做尽了文章。
其实分合之道，国与国如此，人与人又何尝不如此。文学这圈子，也是不能例外的，我们读过的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那些派别，团契，不也忽而观点一致，忽而分道扬镳，忽而情同连理，忽而反目成仇嘛！我们见过的一些曾经密切过的文友，原来如何像穿一条裤子的亲近，后来龃龉了，见面时竟形同陌路之人，头都不点一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的、军事的，乃至工商界、文化界的具有集团性质的联合体，不管打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神圣招牌，无论多么冠冕堂皇，振振有词，通常是为了应付一种对抗局面才形成的，实质无非合纵连横四字。当强敌压境，形势严峻，存亡危机，朝不保夕时，内部倒也能各自收敛，相安无事，共同御侮，精诚团结。一旦外部压力减弱，双方保持平衡，形成相安局面，或许略占优势，有一个小可的局面，中国人当中那些爱"闹"的人，便不消停了。这种"闹"，当然也不仅中国有，外国也难例外，不过咱们中国的"闹"，干这种内讧的勾当，要更为来劲一点。只要稍稍太平一点，便习惯性地要不安于位，要自我膨胀，要染指权力，要争夺利益，于是蠢蠢欲动，飞短流长，伸手攘拳，制造分裂。尤其那些无大作为，无大志向，入伙本为分红而来者，更善于在内部制造地震，煽起动乱。更有一些小卒子、小喽啰，添油加醋，起哄架秧，蛊惑煽动，更是不遗余力。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这些惯于进行内部狗咬狗游戏者的形象描写。
东汉末年，董卓被何进一纸公文，从西凉调来关中，这个杀人如麻的大军阀先行废立，把大权独揽在手里，实行恐怖统治，一下子改变了诸侯间相对平衡的局面，于是在曹操的策划下，各路兵马实现了暂时的联合，歃血为盟，会师讨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还未跟董卓正式交锋，为一块玉玺，会盟内部先钩心斗角起来，未合就先分了。因为内部有了袁绍、袁术这对难兄难弟，再加之逞匹夫之勇的孙坚，和其他野心家们，不窝里斗才怪呢！所谓联盟里，只要有了这些"闹"，互相攻讦，自相残杀的事情，便免不了要发生的。
结果，只有曹操单枪匹马与董卓战斗，荥阳一战，差点把曹操的小命送掉。所以，他也撂挑子回山东去了，这次联盟也就垮台了。他的"竖子不足与谋"的名言，表明了他内心的一种觉醒，是对这些"闹"们的绝望，与其勉强的合，还不如彻底的分。合是暂时的，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说，还是靠不住的；而分是长远的，绝对的。所以，这个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枭雄，一生不跟谁结盟。有时也许喊几声精诚团结的口号，其实那也是策略上的需要罢了。他还把他的女儿，嫁给汉献帝呢。这该说是合成了一家人似的亲密了吧？其实，他防这个傀儡皇帝，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警惕。
董卓面对虎视眈眈的山东诸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迁都长安，丢下一块骨头，放弃烧成焦土的洛阳，让他们去争夺厮杀。此时各路诸侯中，以袁绍雄踞冀、青、并三州，实力最强；曹操次之，占兖、豫二州，有急起直追之势；其余韩遂、马腾占凉州，袁术、孙策占扬州，刘表在荆州，刘璋在益州，公孙瓒在幽州，陶谦在徐州，则更次之；刘关张三兄弟这时候只是个小角色，连立足之地也没有，寄人篱下，势单力薄。但这些诸侯，哪一个也非安分之辈。这些大"闹"小"闹"们，由于政治野心的膨胀，军事力量的增强，没地盘的要找地盘，有地盘的要扩展地盘，必然要膨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于是，袁绍、韩馥、公孙瓒、孙坚、刘表，就打了个不亦乐乎。
《三国演义》这部书，一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分一合，学问实在是深奥，不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暂分有合，暂合有分，而且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或明合暗分，各怀鬼胎；或暗合明分，秋波频传；或边合边分，打打拉拉；或合合分分，狗扯羊皮。合时勾肩搭背，分时不共戴天，亲时如胶似漆，仇时食肉寝皮。友时同穿裤子，敌时挖祖刨坟，昨天拥抱，今朝翻脸，席上干杯，桌下踢脚。历史之所以好看，全在分合二字做尽了文章。
《三国演义》这部书，一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分一合，学问实在是深奥，不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暂分有合，暂合有分，而且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或明合暗分，各怀鬼胎；或暗合明分，秋波频传；或边合边分，打打拉拉；或合合分分，狗扯羊皮。合时勾肩搭背，分时不共戴天，亲时如胶似漆，仇时食肉寝皮。友时同穿裤子，敌时挖祖刨坟，昨天拥抱，今朝翻脸，席上干杯，桌下踢脚。历史之所以好看，全在分合二字做尽了文章。
综观东汉末年的动乱，是很能说明这个分合之道的，一个统一政权的瓦解以后，必然是一个分封割据的，同时也是互斗厮杀的局面。原先本一体，现萁豆相燃，往往更残忍，更剧烈，更迁延时日。流血的创口，久久也不能愈合。前共产党苏联的分崩离析，前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战乱频仍，就是最能说明这种合不易合，分更难分的一个持久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明白分合之道，那么文坛时下的热"闹"何来，也就略略知其端倪了。
董卓的龙床梦
董卓一到洛阳，用格杀勿论的恐怖手段，把满朝文武镇压住，人人噤声，命若悬丝，再没有人敢说个不字。于是，这个翻身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最热衷的事情，莫过于每天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了。
西凉鄙夫本是追逐最高权力而来，当他在边陲当镇守使时，眺望大漠，远离繁华，人烟稀少，极目萧条之中，不知做过多少次的这种龙床之梦，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
这也曾是中国的痞子、无赖、流氓无产者，无可讳言，还包括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和失败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一个朝思夕想的梦。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这个梦曾经是鼓舞他们冲锋陷阵的原动力。"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物质利益的口号，对老百姓来讲，也就足够了。但领袖们所以积极造反，拼命厮杀，那可是为了锦衣饫食，金银财宝，美女如云，玉体横陈的远景。所以，他们一旦夺得政权，最急于付诸实施的事情，就是马上搂住大把美女，和抱住大罐金钱。否则，他们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图个什么呢？
李自成进北京后，那位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刘宗敏，跨进城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顶尖美女陈圆圆，并把她占有。这样，他可以对自己说，老子总算没有白干革命。由此可知，他过去的枕戈待旦的积极性之中，那位色艺双佳的美人，肯定是他魂牵梦萦过的。可是，他却不愿想到把陈圆圆弄到手后，那位驻扎在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会是怎么一个态度？
这就是农民革命家之只管眼前，罔顾将来的短见了。
一个靠天吃饭的庄稼人，最远从春天看到秋天，或者冬天。至于来年是个什么样的远景，则未必能够预卜的了。因为未来的不可知成分太大，有可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老天爷要不开脸的话，颗粒无收，赤地千里，也说不定的。因此，这种经济状况势必养成他的短期行为。所以，得捞就捞一票，得抓就抓一把，谁能保证以后还有没有抓捞的机会。
所以，阿q在土谷祠里做革命成功的梦时，要和吴妈睡觉，要摸小尼姑的脸，发展到要取赵司晨的妹子。这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到的，乡民们有了权后，一定要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心态，多少有些相通。一方面因为在等级社会里，森严的尊卑制度所形成的逆反心理作怪；另一方面，小农经济本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认为能够像帝王一样，拥有性特权，便是他们向往的人生最高享受了。
时至今日，有些陡然富起来的农民，第一件事，盖一座刘文彩式的地主庄院；第二件事，养几个女人，寻欢作乐；第三件事，每个手指头都套上金戒指；第四件事，则是修坟买棺，刻石立碑。这种姑且名之曰"龙床情结"的心态，可能是很多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一旦参加革命，一旦获得政权，只追求循环的轮流坐庄的满足，更无再多发展前进的向往，这也许是中国数千年不得进步的根源之一吧？
曹操的出身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一曲唱不完的老调子。
持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的人，在中国，从古至今，总是络绎不绝的。这大概和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那种不变的世袭制度有关。皇帝的儿子当皇帝，贵族的儿子做贵族，奴隶的儿子，也就永远是奴隶了。古往今来，凡皇帝、贵族和他们的儿子，都喜爱唱这老调子，说穿了，也是维护那个既得利益的等级制度。
唯一的例外，三国期间的大政治家曹操，倒是历史上比较不大买这种老调子账的帝王，着实让人钦佩了。
当时，魏蜀吴三国首领，要论出身，吴为江东贵族，魏是中原豪强，只有刘备，是个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要以今天观点，刘备应该为自己可划入红五类而庆幸的。但在汉代，他自己颇有点自惭形秽，穷酸窘迫，深感上不了台盘的。于是，总抱住皇叔这块招牌不放，到处显示他形迹可疑的贵族出身，又可笑，又可怜。所以，他一听太史慈说，孔融求他出兵，马上得意起来，"孔北海尚知世间有刘备乎"，一脸悻悻然的样子，很觉得被这位大世族看重而自豪。后来，被东吴招为驸马，也是以皇叔的身份，再去攀附江东贵族的高枝，说明他是服膺于这种老调子，而想拼命挤进贵族队伍中去的。
曹操则不然，他并不期求这种高贵身份，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他只要求死后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行了。虽然作为谋略，把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当上了皇帝的岳父大人，但他从来没有为此而自炫过。孔融在北海混不下去，跑到许都来，他也没有像刘备那样觉得荣幸，后来，因为孔融老是捣乱，便不客气地将他杀了，根本未把孔子世家当回事。其实，正因为孔融是士族的代表人物，才要了他的命的。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把袁绍、袁术、刘表之类出身名门望族的州牧，统统予以否定，倒把平民出身的刘备抬得很高。曹操的话里，多少也是含有一种对门第观念的否定情绪。
因为自秦汉以来，这种老调子使得选拔人才的圈子，越来越狭隘，进取的机遇，越来越不公平。单向选择的结果，官员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曹操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他一再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门不拘一格地擢用人才，哪怕像陈平盗嫂受金、不干不净、信誉不佳的人，像白起杀妻求信、母死不归、贪酷可疑的人，只要有本事，就要予以使用。
曹操从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起，就反豪强，蔑权贵，表明了他对这种老调子的厌恶。"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后来，董卓窃权当国期间，曹操作为总策划，会盟十八路诸侯，组成讨伐联军，理所当然，他应该统帅这支队伍。因为他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还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但是在誓师大会上，袁绍却被公推为盟主，又一次使他对于龙生龙，凤生凤论调的质疑。他是说过，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的言不由衷的话，实际上他是不相信像这类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的子弟，既非武艺高强，更非韬略出众，能够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可曹操不过试探的话一出口，那些诸侯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皆曰："非本初不可！"于是，曹操不得不把领袖的位置，拱手让给袁绍，这一方面是他的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是十八路诸侯所持的门第等级观念，使他觉得自己的家世无法予以相敌。正是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逆反心理，促使他一生在反抗这种等级观。
这场讨卓行动，由于袁绍无能，袁术作乱，遂以四分五裂告终。曹操气得直骂："竖子不足为谋！"也是对这些没有真本事的名门子弟的彻底唾弃。他在《取士毋废偏短令》里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唯才是用，不讲德，不讲资，也不讲出身和成分，是有他的针对性的。
按他的意思，如果是老鼠的儿子，有打洞之长，也要起用。他的一生中，招降纳叛，不咎既往，大胆使用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不可胜数。譬如他对捉住的关羽，那样地隆重礼遇，恐怕此前此后的领导人，都很少有他这样的气魄。但另一方面，他在对付皇帝、贵族、豪强和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在《诛袁谭令》里声言："敢哭之者，戮及妻子。"将袁绍、袁术这个名门望族，一点也不留情地斩尽杀绝。在《宣示孔融罪状令》里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从舆论上把这个大知识分子搞臭。在《赐死崔琰令》里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杀一儆百，也等于对整个士族集团的整体警告。一直到他临死前的建安二十三年，都城许昌发生一次由士族不满分子发起的动乱，他又疯狂地加以镇压，几乎夷灭了全城的豪贵。从而为他儿子接他的班扫清了障碍。
曹操对孔融、崔琰的耿耿于怀，除了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由于山东孔姓，河北崔姓是当时有影响的大士族。打击他们，等于打击这个阶层，也是对龙生龙，凤生凤这种老调子的否定。
但是，他绝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曹丕上台后，强调门阀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老调子重又弹起。因为等级的尊卑，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到了两晋、南北朝，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琅琊临沂王氏，陈国阳夏谢氏，以及山东崔氏，吴郡陆氏等，就凭他们的姓氏，便是财富的象征，政治的资本。甚至北朝的一些异族君主，都想通过与华族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夷狄身份。直到隋唐，门阀之风才渐渐式微。刘禹锡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一曲没落户终结的挽歌了。
但也不禁奇怪的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标，忽然在一个时期内，又被阶级出身以定高低的"血统论"代替，红黑五类之分，也曾甚嚣尘上。由此不难看到，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常常于不期然中，会被人重新捡起，以"革命"的名义借尸还魂。有些深通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保脑袋里没有一丝封建残余，这也许便是老调子总唱不完的道理了。
这也无碍人们的前进步伐，现在的南京城里，不仅王谢的尊贵府邸找不到，恐怕连等级森严的朱雀桥和乌衣巷，也将随城市新建而成为史实。在这儿生活着的普通人，一定会营造自己新生活的歌，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声音，那种悖谬的陈腔老调，大概早晚要画上休止符的。
宁人负我，我毋负人
这都是前不久的事，一位所谓"朋友"，为了自己的前程，颇干了些不光彩的事。其实，这也是常事，搞小动作，打小报告，做小手脚，下小绊子，对那个吃了苦头的人来说，本也无所谓，咬了也就咬了，这年头，本不算稀奇。他不咬，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这样的"朋友"来咬。于是想开了，反正得挨一口，谁咬不是咬呢？
不过，用不着先是"隔壁王二不曾偷"地推脱洗净，装着没事人似的；接着，手上的血，屁股上的屎，根本就遮挡不住了，脸由一红变成一白。"我就这个德行，怎么样吧？"
那张白脸，使我想起一出京剧，叫《捉放曹》里的那个曹操。
这位奸雄行刺董卓不成，逃出洛阳，亡命流窜，行到中牟地方，被陈宫捉了，因他是个反卓义士，不但释放了他，还挂金封印，随同他一块干革命去了。
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操在猜疑之下，杀了吕伯奢一家，路上碰见吕伯奢本人，结果一不做二不休地又把他杀掉以后，对同行者陈宫说的。从此成为恶谥，也给曹操定了性，千古遭人咒骂。
这位所谓"朋友"，文不成，武不就，又耐不得寂寞，就本着这样的原则行事，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了。
说实在的，在光明磊落这一点上，我是赞成曹操的，他不是鲁迅先生讽刺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也不像时下一些先生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称兄道弟，背后落井下石。搂得你挺紧，可捅进你腰里的一刀，也挺深。曹操杀了人，就只讲"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话，而决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反对董卓的宏图大业啦，为了保卫汉王朝的最高利益啦，我杀他们是局部问题，而我必须生存下去，才是大局啦，为自己那脏抹布似的灵魂得到一丝慰藉。
中国的儒教文化，其中就有和基督教"打了左边耳光，再把右边让他打"相类似的"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内。所以，这位"朋友"，脸部先心虚理亏的红，恐怕是最后一点良知在起作用的，等到卖友之后求到荣，那就索性像曹操一样的大白脸了。
但曹操令人敬佩之处，是他自己把脸抹白了的，而不像我的这位"朋友"，是别人用唾弃，用鄙视，用压根儿的看不起，把他的脸抹白的，这就是英雄和小丑的区别了。
其实，在物质相对贫穷的原始社会里，人欲尚不到横流的地步，这种"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多半属于憧憬中的美德。等到了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奴隶、封建、资本社会里，那种血肉纷飞的人吃人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细想起来，曹操敢这样做，敢这样说，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道德文章革命口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大气得多。
老实讲，干出类似杀吕伯奢这种事的，曹操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他说了这句话后，倒使后世仿效之徒，前有车，后有辙，讨了个心安理得，少许多内心纷扰。于是上至领袖群伦者杀功臣，戮贤良，下至一般干部者卖主子，叛亲友，便以自己生存为理由，放开手脚地去干了。
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据说，混得蛮不错的，酒色财气，好像都全了。
我想，若是魏武帝还健在的话，这位"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大诗人，看到这班混混儿，在那儿作丑态百出的跳梁表演，肯定会发出一位西方哲人的感慨："我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
许多许多的不幸之中，莫过于"人格萎缩"或"侏儒化"的这种世纪病，最让人丧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