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悲哀，男人的恐惧，男人的抑郁！男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所有的一切一切，是男人沮丧和惆怅的直接原因。
€€忧郁中的男人
▲▲▲男人的恐惧
安钢最近升了官，在公司里主管一个分部，而他对此却显得惶惶不可终日。其实，他多年来兢兢业业，苦心经营，为的就是能谋到这一职位。现在，他如愿以偿了，可他却开始怀疑，怀疑自己到底能否胜任这一工作。然而，这一苦衷他连家里人也没告诉。
安钢到底害怕什么？原来安钢一当上分部主任，就要参加一个有其他各分部主任参加的会，可他一和那些人在一起，就变得浑身不舒服。而且，一升了官，他就得负责录用职工，负责处罚那些工作出差错的职工。除上之外，他还得保证，自己在任时的工作定额比前一任要高，因为前任就是因为没完成定额而被辞退的。为了达到目的，安刚便延长工作时间，对此，妻子是老大不乐意。而且，他的同事对他也渐渐冷淡起来，有时还故意和他过不去。看，所有压力都压了下来。他真害怕自己应付不了这一切。
安钢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如果我告诉你，不仅被罢免的人想自杀，被提升的人也会想自杀，你也许会瞪大眼睛。岂不知，不仅失败可产生压力，成功同样也会产生压力。
安钢认为，他不该有现在这样的情绪。因此，他想方设法想把这种情绪消灭掉。令我颇为费解的是，有许多人对自己的情绪没有把握，总希望有个权威人士来评价自己的情绪，希望权威给以肯定。要知道，无论是谁，一旦变动工作，都会有这种情绪。尽管，它令你难受，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益的。因为，紧张能使我们在新的环境中保持机敏，使我们小心从事，并努力减少这种紧张。殊不知，当我们紧张、害怕时，也正是我们的全身心为了某一目的而亢奋之时；此时我们是在全神贯注地采取行动。但是，如果紧张、压力持续时间太长，就可能有损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消化道溃疡、高血压、脾气急躁、睡眠障碍、全身抵抗力降低等，都有可能发生。其实，细究起来，这些不良后果并非只是由于环境因素，也不仅是由于环境引起的情绪。真正的原因在于，你作出种种努力，想改变现状，却屡遭失败。可是，如果一个人面对风云变幻，却不作一点努力，犹如坐在高压锅里，且底下炉火正旺，却不知该干什么一样。这种不能适时采取对策，改变处境的态度，自然会引起灾难。除非，善良的命运女神飘然而至，将炉火熄灭，为你解围，但这样的好事太少了。安钢没有消极等待奇迹。他主动找和他同级的几个主任交谈，询问他们当初的感觉。结果自己很是满意。原来，那几个人一开始时也和他一样，感到信心不足，手足无措。接着，他开始学习商业心理学和管理艺术。他努力去熟悉每一个下属，并努力让自己的下属认识他，让大家知道他既是上级又是个普通人。他找来各种报表进行核算，结果发现，就目前人员编制和技术条件，足可以完成定额。
当然，安钢采纳建议，把自己的不良情绪接受下来，并专心去做自己的事，生活会一下子变得阳光灿烂。照此下去，研究、倾听自己的苦恼，核算各种统计报表，和以前的合作者再进行联系，他便会逐渐忘掉自己的信心不足。不过，这种情绪仍会偶尔出现一两次，这也无关紧要。比如，安钢有时会想，要是换另一个人，会不会少费些劲就能把局面收拾好，这也许有可能。不过，安钢已决定，他就先这么蹒跚前行，直至胸有成竹为止。这样，自我怀疑和羞怯就注定被克服，顺利地冲出这个误区。
▲▲▲男人的抑郁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使自己变得抑郁的过程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知道这一过程后，当我们知道某些行为容易引致情绪抑郁，而自己又想避开，便能如愿以偿；其二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摆脱掉人为的抑郁过程中，肯特先生是采取何种行动的，这多么可和当初模拟"抑郁症患者"的行动形成对照。
其实，我们只需懒懒地瘫坐在椅子里，垂下脑袋，蹋下双肩，就可创造出抑郁症。然后，在脑子里一遍遍地重复如下的话："谁也无能为力，没人能帮助我，我没希望了，还是放弃努力吧。"并且，要连连摇头、叹息，伴之以哭泣。一般说来，行为上抑郁了，情绪上的抑郁便随即而至。
情绪继发于行为。只要通过有目的的行为，就可影响情绪，因此，引起肯特情绪抑郁的，正是我所做的一切（如特定的坐姿、特定的呼吸、重复一些令人失望的话）。到后来，只要笛笛走进他住的病室，坐上他那把椅子，就会很快唤起抑郁情绪。可见，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场合，也能激发起抑郁情绪。
那么，研究结束后，我们又如何把笛笛重新变成原来的他呢？首先，他应在身体方面积极活动起来，即使他并不愿意这样活动。实际上，当时的他，只愿躲开人群，蹩进黑暗的一角，静静地体味自己的那份悲哀与自怜。你也可以试着那样坐它一天，看看你的情绪（更不必说胃肠道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要想改变现状，只需起身轻松地走一走，打打球，跳一跳，这些都有一定效果。另外，增加各种各样的刺激也是必要的。听听欢快的音乐，看看明朗的色彩，也会引起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的许多朋友，对我知根知底，知道我原本是个又活泼又机敏的人，设法和他们交往，会有益处。甚至，把环境布置得清新明快，把衣着穿得鲜艳一些，都会情绪为之一振。
是的，笛笛当时并不想做这些事。不过，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知道自己有必要这样做。因此，虽然他当时心情很低沉，他还是试着去做这些事。果然，一旦他投身于活动之中，他的情绪便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他便愿意开始活动并从中获得乐趣，这与他的需要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合拍，直到他重新恢复昔日的模样。
当你感到抑郁时，你自然就有一种倾向，通过减少活动以及车轱辘似的丧气话使自己的抑郁加重，形成恶性循环。而洗洗盘子、散散步、打几下乒乓球或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有助于你改变现状。行为本身提高了情绪。
当然，有些抑郁症会持续发展，直至体内出现生化变化。这样，便需要采取一定方法，把已紊乱的状态调整为稳态。这时，可去找专科医生就诊，请他开出有效的抗抑郁药，而去看医生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个良好的开端。一般轻度的抑郁，通过本书中所描述的性格培养和生活应变能力的练习，即可有效地加以克服。所谓严重的抑郁症，一般包括食欲丧失、睡眠障碍、自杀冲动、懒散、性欲缺乏等。若有这类情况，应找专业人员积极处理。不过，本书中介绍的方法仍可随时应用，互相并不排斥。精神科临床研究的结果，使我们确信，情绪会随着时间推移是有所波动。那些处于抑郁体验中的人，往往认为自己的抑郁状态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似乎正面对无尽的悲哀、失望及被人抛弃的状况。但事实上，即便是最深重的抑郁症患者，也常出现情绪波动的波澜或涟漪。这种情绪变化与人体自然的生物节律也许有关。但无论如何，即便有最小的波浪，只要适时采取积极、切实的行动，就可以加以利用，使情绪愉快起来。比如，某一个早上，你睁开双睛，感觉身上的劲似乎多了些，那么，这个早上就可以成为你的起点。不过应记住的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在一时一事，而在于，在任何情绪下都能把事情做好。这是每个成熟的人应追求的。
▲▲▲自我中心痛苦多
心境最平和的人，都把自己置之度外。有一个日本妇女，她是尼姑，终年住在日本乡下的一座尼姑庵中。她从来不读报、不看书，收音机、电视机与她更无缘。这位瘦小的妇女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20岁。当年，由于经历了个人生活中的许多坎坷苦痛，她出家来到这座庵中。在这里，她花去绝大部分时间，去倾听别人那些痛苦的倾诉和没完没了的忏悔。多年来，她一直从事这种公益性服务，分文不取。有一天，她被送到城里，给她50块钱，告诉她可以为自己买些东西。不料，她回到庵中时，原封不动地拿出那50块钱。她说，她发现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她什么也不想要。她似乎已经发现，对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个人，是个黑人妇女。她养育着好几个孩子，还照顾着一群男精神病人。在那几间木板房中，有一个为精神病人设的后期看护病房。每到夜里，她常常在卧室外不停地祈祷，期望自己的精神病人早日康复。她甚至自费把那群病人带到夏威夷去度假。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其实，正是这两位妇女，发现了生活的秘密，那就是。只有彻底放弃自我，才会带来满足。当然，她们也曾有过短暂的不幸，时不时地被疾病或被悲哀所袭击，有过苦恼和困惑。但时间不长，她们就又会忘掉这一切，重新投身于这他人服务的活动之中。此时，她们重又会精神焕发。
从另一方面讲，那些最为不幸的人，都是那些自我关注者。他们时时为争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儿感到苦恼；他们总是对别人的行为目的考虑再三，怕别人对自己另有用心。他们试图把自己包裹起来，而这包裹则犹如一层反光玻璃，把自己与外界隔开。
举个例子吧。某个医生曾治疗过这样一位小伙子。他相貌非常普通，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他一到商店买东西或每次坐车，都觉得周围人老是在注视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在嘲笑自己。这令他苦恼万分。于是，医生和他一起去乘车，一同到商店去买东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他说的那些事纯属子虚乌有，全是他臆想出来的。经过深入交谈，医生才发觉，这些事在一定程度上和下面的事有关。原来，这位小伙子正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同性恋关系之中。他对此感到内疚，但他又不愿放弃这一关系。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他把注意力投向自身，以至于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别人和他一样，一个劲儿注意他的一举一动。身边的每一件事似乎都与他有关。在接受建议，主动中断同性恋关系后没几个月，这位小伙子的情况便明显改观。这个故事的寓意，当然不仅仅是告诉人们，同性恋会引起苦恼，更为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过分关注自己，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也有一些人，试图用这种方去欺骗生活。他们认为，既然自我牺牲能创造幸福，那么，强迫自己去做义务劳动、施舍或为他人服务，不就可以幸福了吗？可是，在行动中，他们仍然是抛不开自己，仍然牢记着自己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自己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检视自己。我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幸福一些？我要是把那场足球赛看了或早上跑一圈，是不是会更幸福些？我现在有多大进步？这样一来，他们仍是念念不忘自己，而在这种公益服务中应抛开自我的要求，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所谓抛开自我，无疑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必须不断地进食，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必须给自己提供各种营养，这都是明显不过的事。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日本尼姑，就能够极甜美地享用自己的饭菜。她终日有滋有味地进食，甜甜地进入梦乡，在庵中种地养花锻炼身体。对她来说，进食、睡眠、锻炼都是一种享受。可是，这些又都是她从事的公益服务的一部分，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她能更敏锐地洞察别人的痛苦，并增添了指导别人的经验。
有一次，小吴和一位熟人在街上行走。忽然，有辆汽车驶过，从敞开的窗口飘出许多纸来。汽车开了不几步便停了下来。这时，许多人都跑过去帮忙，去捡那些被风吹得四处飞散的纸。小吴也停下来，准备帮忙。可他再看那位先生，只见他旁若无人，径自朝前走去。于是，小吴想，假使这位先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而无动于衷，他便可以说是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人。或许，他是小误认识的人中最为不幸的。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先生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满总是抱怨，有好几次差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服过毒药、上过吊，甚至还朝自己的胸口开过一枪。
有人也许会说，对这个人来说，应先振奋情绪，才能让他有帮助别人的念头。他根本没有时间先去振奋什么情绪。他前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寻求过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都没什么起色。先去振奋情绪，此举既不明智，又不现实。我猜想，只需弯下腰来，去帮别人捡一张纸，就可以为他创造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这位先生迫切需要的，是行动使态度发生了改变，是为他人服务这一行为，使内心痛苦得以减轻。
需要说清楚的是，帮助别人，只是减少自我关注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建构生活"的目标，不仅要求我们注意别人的需要，而且要求我们注意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过分计较自身的紧张不安等情绪，就会把注意力分散，使我们难以留心身边和世界上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
再举个例子。有位医生在日本工作时，诊室设在一座楼上。每次咨询者来时，他都要迎到门厅里，陪他们走上一段楼梯，穿过一道走廊，再爬一段楼梯，才到诊室。后来，有位咨询者在接受五次咨询指导后，便自称对"建构生活"已彻底了解了。为了验证她说的话，在这次咨询后，医生请她按原来走的路线，把她带回门厅去。可她不知怎么走。其实，医生领着她走了五次，而且，第三次时，医生已告诉她我要试试她能不能记住条路线。可她还是没有记住。这位咨询者是个自我关注者，神经兮兮，凡事总是听从权威的指使，对任何事都不求甚解。总之，她并未注意过自己走过的路线，并未留心周围的现实环境。显然，从理论上、字面上与通过切身体验去理解，相差甚远。
那些深受神经症折磨的人（即那些陷于自身痛苦而不能自拔的人），都有一种潜在能力。这种潜能不但能令他们摆脱神经症，而且，还可以使他们生活得比正常人还好。后来，随着我读的森田著作越来越多，随着我从授课、咨询中获得的经验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清楚，那就是，痛苦和成就大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实际上，神经症患者难以自拔的痛苦，对于成就大业者颇为必要。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我们的痛苦挣扎，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现实存在的一个方面。在我们受苦受难时，我们不可能还藏身于玄妙的理论和其它抽象的东西之中，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直面痛苦的现实，学会怎样对付它们。这样，我们解除痛苦的方式也就可以应用于处理其它现实问题上。而且，痛苦的现实会一遍又一遍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以考验我们有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对付手段。正如森田所言："自我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生活轻松自如，而在于能让我们在失败时也能通过努力，取得成功。"
大多数书籍在谈到"现实"的性质时，会有一段粗略的哲学论述。我们都能理解他在下面这句话中要表达的意思："花儿红，柳丝绿。理解这件事，毫无困难。"
在神经症病人的主观世界中，尽管自我处于中心位置，但事实上，他们又却都是在围绕现实转圈。然而，患者却不能接受这一点。
那么，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改变的现实又是什么呢？这客观现实就是：你的体重就是这么多，你不能把手伸进关闭的门里，草是绿的，有人不喜欢你，你的个子比你期望的要矮，你并不迷人，也并不聪明，你的身体受伤时会流血、会痛，你有一天会死去。其本身是其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加以忽视，那我们的思考就脱离现实了。这样的事我们大家都可能碰到。例如，有位母亲，整天忧心忡忡，担心去学校上学的爱女会出意外；一位小伙子，只因看到近期要上演一部好电影而欣喜若狂，甚至耽误了一整天的工作；一位少年，终日沉湎于幻想之中，心想：要是我的鼻梁再高一点儿要是脸上的粉刺消失了，那该有多好！其实，这些人都生活在非现实世界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留心那落满尘土的地板，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成摞的没完成的功课。总之，使应该完成的事难以完成。
改变现实的首要步骤是，认识目前的客观现实。大可不必作"不是这样该有多好"幻想。现实就如此。无论你是否喜欢，现实终归是现实。只有先认识它，尔后才能针对它而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现实。我们或许会对未来抱有某些幻想和期待，对此，我们无需（也不能）阻止。但是，我们不能靠这些幻想和期待来改变未来。惟有此时此刻的行动才能改变未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幻想。"设你走上一条有一千条岔道的大路，"田说，"你又无法选择，那么，你只有一条一条走着看。"站在岔路口，一味在琢磨每条岔路通向何方，除了浪费时间，不会使我们离开原地半步。我们只有先选定一条，走下去，弄清它究竟通向何方，并一条一条试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只有迈步行走这一行动，才能告诉我们每条岔道的去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
心理疗法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进行。弗洛伊德发明了现代咨询室，在这里日常生活规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规则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密，可以自由联想，置日常礼节于不顾。
现在的心理学者调整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规则，不再问就诊者心里想什么，而是鼓励男人们说出在其他地方无法说的话。在男人世界里，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迷乱、懦弱或渴求。他们不能对性伙伴说自己幻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求助过色情。在治疗中，他们可以试验新的行为，例如脆弱地或恼怒地对待心理医生，并发现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来且日益加深，如与父亲、伙伴、同学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男人可以探究自己原来心灵的秘密，被心理医生视为正常人。心理医生不带任何个人利害关系去评判、劝告患者或将患者转变为自己想像的模样——或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心理医生在价值观和能力上不同，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但是理想上，咨询室应当是一个可以使人反省自我、剖析自我，进而完善自我的地方。于是心理医生和就诊者需要考虑使人重新回到真实世界，在那里应用治疗的方法。
相对以前，更多的男人光临了心理医生的诊所。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得起心理咨询费，并有足够的耐性克服依赖他人的不情愿心理，当压力超出他的承受力，而且通常是他感到无人可以诉说时，现代男性文化的行为准则允许他咨询心理医生。并且既然就诊者付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完全服从医生，心理医生只是一个雇佣而已。确信不会泄露秘密，而且不用对医生言听计从，男性就诊者可以从工作中抽出一小时放松一下，告诉医生一些他永远不会和与他一样过着节奏快、竞争力强生活的人探讨的私事。
有些男人想尽快回到工作中去，越快结束心理咨询越好："我是个特别忙的人，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最近这段时间感到特别的心烦意乱，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希望病能很快治好，我真的抽不出时间。"治疗着重于问题方面的研究，但危机一过他就想结束治疗。
权力斗争甚至在第一轮治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志唯打电话要见我，是他妻子的心理医生把我推荐给他的。我们约见面时间。他想让我找个晚上的时间，我告诉他我晚上没有时间。我给了他两三个开诊时间，他选择了一个。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赴约，就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没有。他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可以来，我解释说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了，于是就让他那个星期晚点来我这里。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来晚了，因为我不能给他额处的治疗时间而很沮丧。很明显，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地位。从他的第一个预约电话开始，一场战争就已拉开了帷幕：谁的时间更重要？谁是更重要的人？谁将赢得这轮较量并确定我们的约会时间？
男人们互相品头论足，而且能很快地给对方下一个结论。在商界，如果你不能迅速准确地估价对方，那么你就有可能处于劣势。无论对方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医生，一个男人总是害怕对方会打垮、控制和侮辱自己。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人关系有两种最普遍的形象：一种是统治的形象，一种是服从者的形象。
有些人对工作，对他们自己亲近的人，而且更可悲的是，甚至对心理医生从来就不能超越这种判断。他们的确接受了一定的治疗，但仅仅是在危急的时刻。可一旦觉得可以控制事物时，他们就立刻停止问诊。换句话说，只因病情严重，他们才愿将自己放在依赖者的位置上，但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对依赖的恐惧感又再次侵袭他们的心头。随着恐惧感的日益加深，他们终于离开了心理诊所。可是在痛苦地中断了一段重要关系，或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之后，由于担心、顾虑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于心情沮丧却不知根源，由于正经受着性无能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再次走进心理诊室接受心理治疗。否则低落的情绪可以导致背痛或心脏病，从而使他们被迫放慢紧张的步伐。因为嗜酒、吸毒、赌博或追求女色而想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也有时，因为患了癌症或艾滋病来看心理医生。大多数男人憎恨感觉脆弱和向别人求助。
在治疗过程中，男人们的传统自我保护意识成了拦路虎。由于害怕依赖别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其实很想有个人倾听自己的苦恼。由于害怕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情感，不讲述自己的性困难。由于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不要信任另一个男人，他们就尽力避免和心理医生亲近或是让医生永远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对这样的男人做如下评价：在心理医生的分析工作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心情沉重，竭力劝一个女人放弃对男性阴茎的狂想，因为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努力使一个男人相信对其他男人持服从的态度并不是意味着阉割而是生活中许多关系不可或缺的，于是问自己是否一直为"向风布道"这个问题所疑虑，这种痛苦是其他任何困难都无法比拟的。男人反抗的过度性补偿产生出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转移。他拒绝向父亲的代替人屈服，他不愿为任何事情对父亲的代替人心怀感激，因此，他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
物质关系理论将这种具有特色的权力斗争归结为大多数男人们所共有的自恋特质的表现。科恩伯格认为，心理医生必须正视并解释隐藏在就诊者背后想要在咨询室内抓住权力的愤怒，科胡特则鼓励医生转移化解愤怒之下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他贬低心理医生是为了感到优越（也就是发现一位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既定代理人将使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心理医生确实很有能力，但忧心忡忡，唯恐对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羡慕之情会失去控制。心理医生必须避免使就诊者陷入进退两难的任何一边，也必须寻找或创造机会跟他谈论他的各种关系中的这种情况。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挖出就诊者那需要贬低或理想化其他人的心理基础，而患者也就能够克服那种妨碍他亲近别人的矛盾心理。
心理医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就诊者接触，获得他的信任的办法。控制还是服从的问题在诊询过程中十分突出。我想我不能对志唯表现得太被动，例如向他屈服并找个在晚上的时间给他开诊，以免被他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人，从而认定像我这样的弱者是不能治好他的病的（当然，如果碰巧在晚上开诊，那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他关于权力的矛盾心理会在另一方面显现）。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满足他在权力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他就会觉得在我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并有种恐惧感，那他也就不会信任我而敞开心扉。
另一位就诊者成民，在他从心理治疗获益之前，不得不跨过这个障碍。开始，他在我的门诊感到很不自在。他通过表现得才智过人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旁征博引来阐述一个观点。他会把我所做的评论和解释贬得一无是处。我要保护自己，意识到斗争，我开始勇敢地对抗他。对某一观点我甚至坚持说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而他却一口否认。在第二个疗程中，他变得焦躁不安了。他说，他对我很失望，说我失去了冷静，仍像在上一疗程中那样攻击他。我吃惊了，我没觉得最后的会谈是一个坏的结果。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双方都赞成的、适合他的情况的解释，探究了他用来否定我的解释正确性的部分原因，治疗友好的结束。而现在他却明显地对我发怒了，他认为他有理由那样做："是你敏感。你指责我，伤了我，我故意说你的解释不对。对我来说和心理医生交谈是很难的。我对你尽可能坦诚，尽可能和你分享感情。可能我偶尔不得不来点智力烟幕，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知道那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紧张。"
在这个人的第一个疗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在两种感情之间波动。一方面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他被看作无以为助，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更温柔、更同情而又对他的痛苦和脆弱更敏感。确定时间的协商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谈论男人在私人范围内的冲突，也可以谈论就诊者寻求他人帮助的问题。心理医生评论与见解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使得他坚信，这个心理医生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但也正是心理医生的同情、温暖和情愿新生就诊者的保护心理，娓娓道来，才使就诊者更加信任心理医生，进而更多地敞开他的矛盾和恐惧。
国军第一次就诊时晚了十五分钟。他被解雇了，丢掉一个肥差，他很沮丧。解雇粉碎了他的明星梦：青年时的明星运动员和学生会主席，成年时是一个明星商人。可现在他变得沮丧和无助，他没脸面对朋友，更别说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感想，他甚至不能请朋友们给他参谋找工作。他非常的绝望，无法去面试找新工作——他担心自己的沮丧太明显而被淘汰。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没有时间限定。我用自己对约会的理解作为第一疗程的结束语："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将看到可以揭示什么和发展的结果，接着我们将再讨论应该继续见面多长的时间。"他的沮丧持续了四五周，在第六个疗程时，他没有来。我打了电话，他说感觉好多了，不需要治疗了。实际上，他已经在错过那个疗程前几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就忘了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说，我对他的好运感到高兴，同时说，如果他能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会感觉更好。我告诉他，实际上我想他要能再来一两个疗程就更好，那样我们就有机会讨论结束治疗，那样不仅对我更好，我想对他也是如此，他同意了。国军因为耽搁了我的时间，而带着歉意开始了这个疗程。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我想我只是为找到了工作而特别的高兴，我不得不忙着准备去上班，我想我只是忘记了这次预约。""这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取消约会。不过我想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更深入谈论的必要。比如，你是否不高兴再接受治疗？与人当面说再见是不是有点生硬？"他同意这两点。我建议他谈论一下他为什么那么难于跟别人说再见。他承认这种情形很常见，比如，自己要和情人分手，只要不再给她打电话，长期不和她见面就行。他使劲琢磨，该不该把她叫出来，商谈地结束这个关系更好。他感谢我把结束治疗和结束浪漫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他继续治疗，真正地领悟了我和他谈的内涵。"你应该知道这段短暂的治疗对我很有利，我想你一定很擅长干你这行。"对与我的分别他表示悲伤，我告诉他我也不好受，并告诉他需要时这里的门永远向他敞开。
有时，当一个新就诊者筹备于理想化和贬低心理医生之间时，告诉他离开几个疗程，等感觉好些再来。接着，等就诊者真的感觉好多了，并考虑马上结束治疗，他会记得心理医生的预测迟早会这样。这个预测有两个目的：就诊者对预测的正确性留下很深印象，并开始重视心理医生的介入；预测也便想证明心理医生错误的就诊者产生束缚——如果他冒然结束治疗，则心理医生的预测就对了。这将使他重新考虑结束治疗，至少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同心理医生讨论这个问题。戈尔德贝格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策略来治疗那些他称之为"自爱病"的男人，第一步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将要破碎的自尊心，等他一部分自尊恢复之后，他才能够听到讲道理。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世界上平凡的人多，但人们不该拿平凡当犯错误的借口，可是，几乎每一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上初中时，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把车开进一处泊车位，没等我们打开车门，从另一辆车上跳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恶狠狠地走到驾驶座那一边，冲着父亲叫着，要父亲下去打架。父亲嘟哝了几句要打架没有理由之类的话，摇头上了车窗。那人用手拍着挡风玻璃，冲着父亲吼了一会儿，并威胁要打破车窗把父亲拖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人钻进车子、开车走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下车办自己的事去了。
我没有被这次片刻的幻灭击垮。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中还会有许多幻灭的时候。毕竟，我思想上一直在斗争，要么就打，要么被说成"孬种"！这里就是父亲"害怕"打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吗？或他就像十几年后我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被叫出去打架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没有与父亲谈过这事，我的朋友也没有人曾同他们的父亲谈及过这类事情。我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男子俱乐部，就在这个俱乐部的某个聚会上，我回忆了儿时某些的幻灭。
男子俱乐部就像是心理治疗，为那些愿意暴露一些内心痛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多人发现，在男子俱乐部中，他们常以谈论与父亲的关系结束话题。在另一个男子俱乐部中，当一位会员谈完他的父亲后，我注意到与被善待的儿子相比，被严重虐待的儿子更易列举出一系列痛苦并以此揭发残忍的父亲。如果没有怨恨，你觉得揭露父亲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吗？
一天晚上，我鼓足一口气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小时候，被我神化了的父亲，不说他一句坏话。我想成为一位像父亲那样的医生，关心病人胜过赚钱。这一人物模型来自小说《最后发怒的男人》，在我成长的时期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直到上医科大学三年级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喜欢小说中那种用医疗机构斗争的"最后发怒的男人"的形象，但是，医学的真正实践却丝毫激不起我的热情。这种意识使我选择了精神病学这一专业，这样，我可以在不过分考虑病人的医疗问题的情况下花时间与病人谈话。
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而进行正当斗争的时期，也是一个同自己的父亲斗争的好时期。记得同父母一起在一个饭店里聚会时，父母想使我明白我从事的政治运动很危险，会毁掉我的职业。当时我正公开做黑豹党的医生，他们担心我会被捕和被吊销执照。我自以为是地反驳他们是新石器时代的政治，是他们不能理解我冒险的重要原因。我们吵得很凶，父亲气冲冲地走出了饭店，只剩下我一人痛苦地想着：我原则性的政治立场对他怎么就这么难？
近些年我已经比较接近父母了，但是很少谈及我们间的政治分歧。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我在父亲居住的城市接受了电台的采访，话题是公众的战争心理。父母听了那段采访。几天后，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长信，他赞扬了我的反战立场以及承诺中所具有的热情与真诚。当然，他并非完全同意我的立场。但是，他显然非常仔细地听了对我的采访，他意识到我的政治立场是建立在奥的原则之上的。并且，他能够使我知道，他尊重我按着自己建立的原则而努力生活。直到那次交流，我才明白，总之，父亲爱我并为我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但是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理解我，或许他的爱仅仅是因为我碰巧是他的儿子吧。早些时候，我曾告诉我的男人俱乐部成员，我多希望父亲多了解我现在的情况，并尽早回来给我提出应该怎样生活的建议。这次有关我的电台访谈的交流使我最终感到，我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我和儿子尽量保持比我与父亲曾有的更多的交流，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但是，儿子仍然有时对我失望。当出现警车时，我告诉小儿子必须守法然后就减慢车速，他说我虚伪。或者，当我在他的朋友面前说错了什么的时候，稍微大点的儿子则给我一个白眼。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主要的抱怨是，我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与他们的母亲离了婚。他们对此的抱怨有多个层次，每一次出现，我们都将它解决了。有时事情为长期相对的不交流所代替，有时甚至相互怨恨。听到儿子的抱怨我的心就会沉下来，并重新意识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较好的父亲。孩子们教会了我谦卑。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重犯父辈犯过的错误。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少，不会被滥用的誓言。永远不会不花时间教孩子投篮或理解数学问题一样的誓言。每代人都梦想着纠正自己的父辈们所犯的错误。父亲的良知使他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孩子可能最终理想破灭，并像他一样发现自己的父亲缺少一些重要的关心。而一旦儿子幡然醒悟，父亲很容易受到伤害并觉得自己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儿子感激的回报。
我的父亲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心目中的好父亲应该勤奋工作，能比自己的父亲，一个几乎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犹太俄罗斯移民，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条件。60年代，父亲为儿子的反抗深感失望，而现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又为自己儿子的更强烈的对抗黯然神伤。
如果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为摒弃父亲的生活方式提供政治理论的群众运动的时代，情况将会如何呢？也许会从另一种方式与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与隔阂对我就如对与我共事的年轻人一样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但在反抗长辈的过程中会同样感受孤独。
20世纪60年代向父权挑战的儿子们，给他们的这种反抗赋予了政治含义，同时得到了反主流文化者及社会活动家的鼎力支持，然而当今的年轻人显得势单力薄得多了。与大多数其他男人一样，他没有亲密无间的同性朋友，而他又总是认为与父亲的隔阂纯属个人稳私，所以除了向自己的恋人或心理医生倾诉心中的痛苦之外，他对别人是不愿袒露心迹的。60年代的激进运动针对这种父子"恩仇"喊出了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任何年过30的人。"今天，如此逆主流文化而行的标语已不复存在，但是，坐在心理咨询室为不知根源所在而茫然困惑的众多儿子与父亲"患者"则大有人在。
弗洛伊德解释了男人关心权力与等级制度的起源。借用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的观念，弗洛伊德假定：统治这个部落的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父亲，他将部落中所有的年轻和体弱的男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把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用。终于有一天，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随后，儿子们发现没有一个暴君来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为了女人而自相残杀，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他们建立了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还达成共识设立了一套权力机制，来限制被迫进行的长期争斗。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减少团体内部和代际间暴力冲突导致的一度存在的危险，人类创立了人类文明。
当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史实方面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男人的处境，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还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是个亘古恒新的男人主题。父亲终生为可能跌落至权力的低谷担心，而儿子恰恰在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下跌之时感受到最深刻的失落。
在《推销员之死》——一个以每个儿子的悲痛万分而告结局的电影中，阿瑟·米勒对这种主题的变化做了探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个胸无大志的儿子也许会让兢兢业业工作以期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的父亲大失所望，即令他早已决心放弃那能将其引向成功彼岸的血腥厮杀，父亲可能的赞许仍会在他的心中刻下一块难愈的疤痕。事实上，对于当今一位年轻人来讲，即使拥有大学文赁也很难在经济上自立。许多人觉得不值得那样做，或者不愿意为了有所成就而投身到残酷的竞争中去。他们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或做低薪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在能与不能处理男人主题的方式上会影响儿子的抉择。人们期望一位已从成功中获取些许自信的父亲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个生活窘迫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他身处何地，无论他心在何方，父亲爱他的心依旧。如果父亲觉得有把握能够度过儿子强烈的幻灭期，并能在儿子对自己疏远和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找到维系父子关系的纽带，那么儿子就有机会在矛盾的心情中重新走近父亲，同时相信：父亲将能忍受和理解他，并能在今后某一时间会与他言归于好。
詹姆斯·希尔曼以背叛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初期存在一种原始崇拜，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做出自己曾有的背叛行为，产生自己曾有的矛盾心理，而始终将儿子置于自己的护翼之下。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最终父亲还是背叛了这一亲情关系。事实上，希尔曼持这样的观点：如果父子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始崇拜有望被打破，但它不仅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次具有背叛性的危机和决裂。而在《圣经》故事中，背叛是人类意识和责任被逐出伊甸园走入人间的先决条件。希尔曼进一步讨论了父亲的"背叛度"这个为人父至关重要的成分以及儿子相关的宽容度。
当然，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唯一易变的关系。许多人完全是由他的母亲或同性恋夫妇抚养成人的，有些人则是在一个大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的。有些男人虽然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但后为仍能和父亲和睦相处。我们这里关注儿子与形象幻灭的父亲的关系，既不是说所有儿子的问题都是父亲的错，也不是说家庭生活有唯一的健康方式。
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吗？为了保持和平，人类需要等级制度吗？多一点合作精神少一点等级划分的社会关系会给人类带来更永久的和平和正义吗？亚历山大·米特斯彻利研究了的无父现象的社会后果。所谓"无父"，就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加深，父亲的地位与权力相对的削弱了。他认为如果社会要超越子女的"全能子能关系"——这是家长政治的特征，且要使"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就要加强"意识批评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国民害怕随之而来的自由会退化到族长制时期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像30年代的德国那样。米特斯彻利的论证运用了福罗姆的观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选择与父子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有关。理想破灭的主题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连过分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儿子也会对父亲产生失望感，而且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儿子将来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这有很多可能性——过多的失望，或可在面对理想破灭时过多的退缩、抑郁甚至自杀，或者躲进幻想和痴狂之中。对一个在复杂而不停地使人理想破灭的社会中按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人来说，应付幻灭期的能力就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有良知的父亲与不领情的儿子的戏剧每天都在重演，在当今这个重新定义"男子气"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故事可能会让"再定义"爱到局限。如果父子在敌对立场上相持上下，谁也不想让步，似乎两人都把自己本应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受到训练，转到了子女的竞争上。
那么，父子两人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并失去讲和的有利时机。公开地探讨这些问题对父子双方都大有裨益，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后备和声援队伍。可是，此时没有男人的羞愧问题。没有达到期望值的父亲或儿子会感觉到有些羞愧，而不愿意向别人叙说他的苦痛并寻求帮助。相反，男人可以克服害羞和孤立自己的冲动，他的支持可以帮助父子度过这一疏远期并开始寻求和解之路。如果父亲过于无能，过于保守或过于倔强而不寻求和解之路，那么儿子可能对强硬的父亲产生抵触情绪。
一定程度上，男人的主题包含在子女的活动中。如果父亲可以找到面对儿子的另一种立场，如果父亲真能在这场微型戏剧中既不把自己看成胜利者也不看成失败者，那么儿子也最终可能为父亲努力奋斗而学会尊重父亲，并可能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谜局中的男人
▲▲▲婚后男性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男友
真正的友谊，大多出现在男人与男人之间，男人对这种友谊的渴望，大多是在婚后。
大约一年以前，我跟一个要好的朋友大吵一场，这事儿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旧模式。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的女朋友把我的一些我生气的事情告诉了他，她这种轻蔑的做法伤害了我。我就质问我的朋友，问他感觉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他听后感到很不自在，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才回答说，他当时也考虑过，感到女朋友的话跟事实有些出入。我就接着问他，为什么不来向我当面澄清，为什么对女朋友的负面评价不立即否定？在平静的讲理的讨论中，他认真考虑了我的话，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暂时分开。一连几周我们都没有见面，只是捎话邀对方聚餐。后来我却因为孩子生病而耽误了这次约会。当我们再次通电话时，他说我老是违约，令他气愤。我严厉地回答说："我更感气愤，对我生病的孩子你竟毫不关心，一点也不理解我当时的处境，要知道我对工作、对家庭都是负有责任的，我不能置之不顾，眼巴巴地跑去跟你吃什么饭。"我们就这样在电话中争论着，叫喊着，最后我气得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的妻子和孩子开始时都惊奇地听着我在电话中叫嚷，但当知道我在跟谁叫后，却都来给我打气。几天以后我跟朋友再次见面，事情也就平息了。
实际上，这一次一时冲动的吵嚷把我们之间的不快一扫而光，彼此相处更自然了。我有一些的亲密的朋友，彼此之间亲密无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友谊本应有更大的提高。从我跟妻子亲密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坦诚地说，她总是优先考虑友情，而我就差得远了。比如，当我们一家人度完假回家，卸了车，孩子们各自回房间或到朋友家里去后，妻子阿琳就会打电话跟朋友们分享旅途中的趣闻乐事，而我呢，却感觉一身轻松，电话被他们占着，没人来打扰我了，我就直奔电脑，忙着把旅行中的心得记下。
除了与我们经常见面的四五对夫妇，我还有五六个男性好友，我们经常聚餐，一个月有一两次。因为我周末总要回家吃晚饭，周末总是很紧张。一天的工作已很疲累，因此，中餐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最合适。中午的聚餐总是那么惬意，彼此谈论着亲密的事情，但同时也缺乏一种自发的气氛。毕竟，一生中最带劲的那些事儿总是偶然发生的，不会老是恰好在你与朋友共聚午餐前发生，供你们谈论。
因此，一般来说，聚会时每当朋友向我招呼，我常常要赶紧回想上一周来的经历，好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有时，我正处在困惑、焦虑或悲伤的时候，我往往说说某个事情的梗概，和朋友谈的话题搭不上架。为什么我不一度假回来也拿起电话跟朋友们分享快乐呢？一来这是因为我的妻子就在身边，像其他男士们一样，我首先接触的就是她，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占据的。再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在电话中交谈吧。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习惯，作为年轻医生我与电话打交道太多了，以至产生了这种厌恶电话的后遗症。后来我读了罗宾的报导，她所调查的大部分男性都尽量避免在电话中交谈。我的大部分男性朋友及病人也是如此。是男人们不喜欢电话吧，还是不喜欢把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直接告诉另一位男性呢？电话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真正需要男性朋友时，也能使用电话直接取得联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的不是电话这种工具本身，而是动用它进行交流的直接性——当感情上极其需要时能直接与朋友交流。我却宁愿等待直至感情平静。当我处境困难时，我更倾向于避开朋友，只有在我已经能控制事态时，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也许，这就是我与朋友共聚午餐时，略感平淡的原因吧。当然，与男性相处过程中的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个性上的缺点，另外也有同性相斥的原因。
辛格讲述了他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与一群同龄小伙伴们的故事。他是"孩儿王"。一天，他发现其他人都在疏远他，拒绝跟他说话。他感到疑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欺骗过他们。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他决定静观其变。他与伙伴之间的交流中断了，他只是独自一人坚持学习。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个伙伴试着接近他并劝说他首先让步。他拒绝了，说道："当时我被激怒了。'事情不是由我引起的，'我说，'为什么要我让步？'"后来朋友们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说大家都很相信他，并承认是他们错了，请他原谅，就这样他重新成为大伙儿的头儿。
作为一名医生，我见过许多缺少朋友，或希望有更多亲密朋友的男性。比如，有个病人告诉我说，他认为他使我感到厌倦，因为我在治疗的过程中老是打哈欠。因此，他很想知道自己没有亲密朋友是不是因为他使别人感到厌倦。这就引发出一次关于他个人问题的讨论——比如说，如果父亲性情抑郁，对待子女冷淡，那么他的子女在与人交往时就会缺乏信心，建立的友谊也会没有活力，难以持久——以及男性交友的困难。从性别上来说，男性之间难以"填补情感隔阂"。治疗的过程最终引发了一次关于朋友圈子的探讨，每位患者都反映了他以亲密的同性友谊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一般说男人们是不会因交友问题向治疗学家们寻求帮助的。但当医生与病人双方探究那些临床症状背后的深层原因时，交友的话题就自然地出现了。如果在治疗结束时还没有出现，我就主动把它提出来。
肖恩，一个四十五岁的经理，深受恐慌症之苦——毫无征兆地突发性剧烈心悸、出汗，经常在宴会上或办公时发作，这使他十分尴尬。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住在一个富人区里。他的公司很大，这一点在首次治疗时他特别强调过。他告诉我，他最近心沮丧，而且失眠。每天，恐慌症状发作好几次。他还无法确定是什么事情在烦扰他，但他知道这种沮丧和恐慌发作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工作。在前几次治疗过程，我们回顾了一下他的生活，因为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他告诉我说，工不很顺心。在一次晋级中，公司忽略了他，他感觉在公司中前途未卜。他在婚外恋，他自己解释说，妻子没有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欲望的男人，而且，几十岁的妇女也不喜欢他——"她认为我对工作比对她更感兴趣，你知道，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问肖恩，这些问题他平常还向谁诉说过。他说，没有一个可信赖之人，这也正是他来找我的原因。他不能跟同事们说，他们要么是自己的上司，把这些个人隐私告诉他们的话，自己可能要被降级；他们要么是同等职的人，他们会利用这些事情挤下他而往上爬；他们要么就是自己的下属们，在他们面前自己又必须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他似乎也没有机会在工作环境以外和朋友们相聚。换句话，他没有朋友。事实上，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初，他就已意识到他之所以搞婚外恋，部分原因就是他感觉再也不能与妻子沟通与交流，只好转向另一个女人，在那里找寻心灵的安慰。
我们依次讨论肖恩的各种担心，开始有了一些进展。但是，有一次在治疗时他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认为我在录下我们的谈话，于是就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我就问他，以为我在录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哦，那些心理医生不都是要录下治疗过程的谈话，过后再回放，回味一下，或是与其他同行共同探讨吗？"我请他继续往下说，他说，他以为我是把录音放给他的同事们听，然后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反馈信息。我说："你认为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会那样做吗"肖恩陷入了沉思，一两分钟之后，咧了咧嘴。我问他想到什么了，他告诉我说，那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一天很多男孩子到家里来玩，这时他的女友打电话来了。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分机，要伙伴们把这边的挂上。他们不但没挂，而且还一起偷听。几天后，那些男孩子在学校里一碰到他，就模仿着他当时那"多情的情话"取笑他。从那以后他下决心再也不相信男孩子了。他告诉了我这个故事，这使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突破。
肖恩不愿跟我做进一步的接触，担心我知情后会背叛他，就像他的中学同学那样。当然，在没有得到肖恩许可的时候，我是不会对谈话录音的。我们一起探究肖恩的原因，以便今后我和他可能选择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来确定谁可以信任，和谁可以吐露隐私。
肖恩想放弃他目前的工作去做兼职工作，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呆在一起，但又担心这样做别人会笑话他。换句话说，这样做别人会以为他变成一个失败者了，而此前的事业上他一直过得硬。当然，这种硬汉形象也包含对那些不像男子汉的人的公开嘲笑。肖恩不愿与男性亲近，这也影响了我们的这种医患关系。唯其如此，这种关系的每一次进展都为探究他不能维持亲密友谊的现象提供了线索。他抱怨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并且希望改变这一切："我想我至少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可以完全地信任他，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影响，就像以前跟我妻子那样。"也就是说，肖恩内心想在男性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情感交融得如同他的性伴侣一样的亲密关系。了解了这一点，医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肖恩和我需要认真审视一番，是什么妨碍着他与男性交友。很显然，他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担心现在的这些朋友，会重演在中学时那种给他造成不可忍受的伤害的一幕。
两种模式经常出现在男性心理治疗中——一场反控制的斗争和填补情感空间的困难——也出现在男性的同性关系中。我能帮助肖恩消除对一个男心理医生的疑虑，并让他了解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内涵。也许他能与其他男性建立起这种人际关系。要男性朋友们去探讨他们的不信任感及距离感产生的根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必须要有医生们临场阐释的引导，否则探讨就会卡壳。为了探索深层原因，他们会全力支持心理医生，这种支持在朋友之间很难见到。另外，男性朋友们在医生面前吐露自己的脆弱之处，或配合作一些带点风险的治疗试验，他们有安全感，不像在朋友之间进行这些活动时那样。我仍然相信某些自我发现在咨询室中能产生，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也能产生，但朋友之间的谈话，谁也不会完全站在"中立的态度"上说真话，双方探讨也是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
我们越过了又一道障碍，彼此更亲近，也不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详加探究。但这种互相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也确实达到了那种盛怒之时所需的相互理解。
▲▲▲男人相信存在一个美丽而无灵魂的躯体
女权运动者进行了一场充满怨气的讨论。反色情力量认为色情通过公开展示被当作东西亵渎妇女的画像，用这种方法粗暴猛烈践踏妇女。罗宾·摩根称"色情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安德拉·道尔根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男人之所以犯下暴行是由于他们的"性顽念"：色情揭示出奴役、绑架、谋杀和残害，对犯罪分子，或者因假想身临其境而感受到力量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夹杂着快感的事。苏珊·格林芬把色情归为"大男子主义的神话"。
另一方不否认，色情业作为一个整体加剧了性别歧视——很难一边性别歧视一边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一点是很矛盾的——但认为教条地反对所有形式的色情，陡然建立起检查制度和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如果先辈们花几个世纪来规定和禁止那些妇女可接受的性形式，那么一些女权主义者将会用她们改进了的无性别歧视的规定和禁止来对待每一个人，为的是性别政治。两个女同性恋者喜欢看两个女人搞性虐待狂和受虐待狂之间的录像，人们怎样来评价这样的现象呢？这个讨论涉及了民权自由的问题。对坚决反对色情描写的人来说，是否女性一反对色情就会和那些想要检查所有性描写的录像的右翼分子站在一起呢？怎样看待罗伯待·麦少扑的作品呢？对于他的照片，一部分人认为是有关性的，一部分认为是色情描绘。后者将取消他的作品到画廊去展示的机会，还会拿麦少扑作为一个例子，拒绝他们公开许可认为是色情描写的艺术家。凯特·艾利斯认为：反色情的女权运动使我们提出的改革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对我们其中想要进行改革的人也一样。
格丽·罗宾写道：当然，我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但是，我感到我无法表达对暴力攻击女性的政治观点。因为，在政治上，反对暴力攻击女性的唯一形式是已表达的那种反性虐待政策。爱兰·菲利甫森遗憾地说，这场争论会在反对色情的"好女孩"与那些努力阻止侵犯她们的性自由的"坏女孩"的相斗之中结束。劳娜·威尔和莱尔·凯瑟深信这场争论的构思就错了："我们反对这两种立场……从看重多样的合乎道德标准的性行为的视角来看，仅仅排除通过民主讨论确立为强迫和暴力的那些做法。"
这次讨论向进步的男人提出了问题。一些人渴望加入支持反色情描写的这一边，他们明确地把自己的意图和那些虐待狂、强奸犯、色情描写者和另一些有厌女癖的人区分开来。约翰·斯托顿伯格在谈到色情描写的制度化和男性优越性色情化时，说道：我们要告诉别的男人，如果你们让色情描绘者们牵住鼻子（或身体的其他什么部分），进而相信女人生来就是应该被绑起来吊起来任人打骂或强奸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戴维·弥拉认为，色情作家其实是在糟蹋自己，使自己肤浅而"愚笨"。
男人希望相信存在一个美丽却没有灵魂的躯体。因为这个想法，他把表面当成了真理。没有什么深度。因为这个想法，开始崇看起拜一幅意象。但是一旦图像进入生活，它就失去了男人给它的东西——片刻的热情。然后，男人希望有另一个躯体，另一张面孔，另一个瞬间。他像抛弃一幅画那样抛弃了它。它不再适合他的嗜好。只是表面可以被认识被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意象容易枯竭，为什么必须存在另一个原因。
反对色情的男人为性公平斗争而组织起来，写出了一张沉迷于色情描写的人的行为特征表：你开始不满意你的性伴侣的外表长相或者她们表达自己性的方式；为了和某人发生性关系，你总要去想色情描写中的画像和场面；你变得孤僻或者变得不大容易出门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受利克斯·罗德·莱德玛汀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然而他说道：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突然喜欢这玩意儿。它让我兴奋地提醒自己是一个性的生物。它满足了我对所有我无法与之呆在一起的女子的好奇心。我认为，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爱人，而且让我成为一个更有忍耐力的男人。伯尼·热伯杰德认为：色情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治疗作用，可以使性生活增添情趣，并且促进婚姻关系。具体化了的妇女描写是不是色情描写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将来是否可以以创造一种无性别歧视的色情描写的内容和用途是否可以由公众作出决定，对此，爱伦·索伯不无疑问。
迈克尔·凯莫编纂了一部文集，里面详尽地论述了男人对色情或褒或贬的态度。回顾文学，那些想使色情描写的消费合理化的人，在我看来，无疑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例如，对色情经历中支离破碎的片断作出可笑荒唐的评论，而忽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之辞。因而，菲利浦·洛帕特写道："电影屏幕上的女性丝毫不为她的美所引起的射精所干扰。"同时，反对色情描写的最明显的事例来自于那些把对它的消费定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们。例如，哈利·布罗德认为：色情拓展的肉体和人际关系，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更深入地渗透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
在讨论中我将只涉及异性恋男人的色情消费，因为在女人和同性恋者的色情消费中，又有各片不同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讨论将建立在十分广泛的概括基础之上。色情描写和艺术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无需具体地描绘女人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异性间的性关系吗？女人导演制作电视片和一对异性夫妇同意共同欣赏一部两者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电视片有什么不同吗？这些细节很少为那些讨论者提及，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灰色区域一样。我仍然相信色情作为一个商业工业，它总的社会效益就是培养女人的具体化，因而色情消费者是性别歧视事业的共谋者，即使找到特殊内容的色情描写材料和不是完全不可取的观察方位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相信争取色情描写为非法的运动能够解决什么。我宁愿相信公众讨论和教育的运动，以及政治组织从大体上可以阻止色情业和大众传媒将女人具体化。
许多接受心理治疗的男人都对我说他们有过色情消费。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强奸犯，打妻子或者虐待孩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此项目上做出消费呢？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呢？因为这些男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色情描写有所依赖，因此我没必要对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做事策略进行谴责。
实际上，那样做只会让他们感到更不好受。作为一个治疗学家，我倾听他们的话语，不加丝毫的评判，我努力去理解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问题——他们几科经常是置身于一种亲密的氛围之中——他认为可以通过求助于色情描写来解决他的问题。他们在询诊室接受询诊的过程让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超越色情想像的。
▲▲▲有的男人躲避婚姻就像躲避瘟疫
在《笑与忘却》这本书中，密兰·肯德拉描述了这样一段婚姻："识最初的几个星期，凯勒和麦柯特就已经定了，凯勒会不忠，而麦柯特也会服从，但是那样的话，麦柯特将有权成为夫妇中占优势的一位，而凯勒则老有一种犯罪感。"不同意肯德拉的观点，即每一对夫妇都是以相处的最初日子轻率地得出的"子协定"基础的。
我宁可相信关系这个东西的经常改变，只有那些不断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得到解决，他们的爱才能充满活力。但是，肯德拉也指出，在夫妇关系的不可避免的、持续不断的争吵中，保持自我的方式这个方面的重要观点。当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参加工作以后（不富裕的妇女经常不得不参加工作，因为他们的家庭需要两份收入以供生存），男人就要承担家里的部分责任，这样就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包括新形式的竞争，如：他们中的哪个挣得更多？那个是更好的家长？当男的工作，女的干家务的时候就很少有竞争的必要，每个人都是其各自领域的最高统治者，现在，存在着挣钱能力的不同，同样也存在着活口和干家务的能力的不同，其中的一个人或两个人都需要竞争，那里存在新的忌妒和对立。如果说，妇女挣得多，而男人照顾小孩的事情做得多，以这样作为角色转换的话，尤其如此。
莎娜是在研究生院认识了路力，现已有两个小孩。在后来的20年里，他们都成为专业人员。路力患上忧郁症而进入精神治疗所，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忧郁，但忧郁使他没有力气工作，等回到家，又发现他没有足够的精力与孩子一起好好玩，他感觉到他的妻子从事"子游戏"他更得心应手。她和他工作时间一样长。但每当她回到家听孩子们告诉他一天内所发生的事，她仍会感到兴奋，路力如何有精力与孩子一起玩？莎哪说："但是，她却从没有兴趣做爱，我想，工作和孩子对她来说足够了。"
婚姻的压力在路力的情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他妻子要去就诊于夫妻治疗大夫。我认为，路力是因为陷于一个无法维持的境况而又不知道怎样改变它，因而感到忧郁。我问他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他自己的婚姻，他猜想是由于他和他妻子可能陷入了权利之争。我问他，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权利，他说，他知道她由于性反应的不敏感而感到自己的不足，而他正好抓住她这个弱点，并以此为借口，在她想告诉他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的难处时，他却避而不听。她猜想妻子是由于利用家务事的共同的责任而使他感到愧疚。
"我似乎从来不曾做过事，不管我干了多少家务事，她总是熬得很晚，昨天她对我发火了，尖叫着说，她居然从来没有告诉我，所有的时间她都用来洗盘子，整理小孩玩具，以及弥补我所忘记照看的一切。"他对认为让人有负疚感的经历的反应就是，当她想跟他谈谈感受时，他总是装作听不见，她用"负疚感"来压人，他被动而挑衅，大家彼此彼此。
汤姆躲避婚姻，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如果有人问起的话，他会说他的母亲太烦人，太喜欢辱骂别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处在另一个没有出路的亲密关系之中。这并不是说他对女孩不敏感，也不是不愿意去取悦她们。恰恰相反，他是那种所有女孩都愿讨好的男子，或者他是这么想的，他对女孩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长相和卓越的才华，还因为他是个心理医生，有很高的倾听的技巧。他在25岁前后结婚，2年后离婚，他还有两个差不多长短的亲密关系。他和其中一个情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另一个，他从未跟她生活在一起。除了这三个相对长期的关系外，汤姆还和数百个女性约会。他很自豪，因为大多数跟他约会的妇女都说他是她们所遇见过的最有情趣的男人，她们也认为跟他发生性关系比其他人要好，她们很快委身于他，并愿意与他结婚。
我问："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关系是成功的呢？""我不知道，经常在当女孩说喜欢我的时候我就感到厌烦了。我也曾吸引过别人，但我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女人，而这是所有女人都无法接受的。"
汤姆害怕女孩不停地对他说他们之间已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他感到他在欺骗她们。他知道如果谈感情，他还是个很好的听众，但是，他承认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技能，因为他知道妇女更愿意与感情敏锐的男人发生关系，他不尊重任何为他倾倒的女人，但是，她们的自愿和对他的性生活的精湛技巧的称赞都使他感到自豪，他认为他沉迷于女人的爱慕之中。他要求治疗，因为他感到忧郁，他想要个小孩，但他不相信他会爱上别人，也担心他不能维持一段婚姻。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成年人的浪漫关系定型于每个人父母的关系。男人和女人一般把内在的父母形象投射到自己的同伴身上，使另一个和他一起准确地扮演小时候家里出现的场景。我问汤姆，为什么他从来不相信经过努力缓解与同伴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创造出比早先他母亲的那份更有意义的亲密关系。汤姆承认，他怕如果他结婚，他会把自己锁进一个跟他母亲一样忽视他的感情和需要，并用自己的感情和需要来"轰炸"他，像他的前妻一样的女人的亲密关系之中。而且他也能看到，他在和女人的约会中，太愿意倾听她们说话，又不愿暴露自己感情的脆弱和需要，所以他的同伴总是过多的要求过分的需要，好像正要与他的预言一致。
为什么让他还有许多人相信，通过积极地处理与女人或男人之间的矛盾，他将能够得到一份过去他所不知的亲密关系就这么难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在每个男人的不同生活中，又有不同的答案，就拿汤姆来说，是因为他永远不能够从他母亲有害的婚姻关系中吸取教训而得更大的进展，其中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如今的社会是一个性自由的社会，媒体中能轻易地描绘性感的男人和女人（那些人看起来在进行合适的体育运动时和喝合适的啤酒，都永远年轻），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离婚。当今社会对婚姻的压力（包括经济的衰退导致这么多男人的失落），这使得男人和女人都选择抛开婚姻的誓言，而不去努力修复与之长期相处的同伴的令人苦恼的关系。
男人有性格上的弱点使得初期的亲密关系走向绝境（当然女性也有，但不是这儿的主题），试想一下，如男人不愿承认他依靠女性，使她认为只有她才是需要依靠的人，也许他能够承认他需要依靠——例如，他需要从她那儿断得到证实，即他是她所喜欢的人，并是可以依靠的人——她或许减少自己的需要，然后她就要可能从她的沮丧中走出来，去关心他的情感需要。
有时，个人的癖性根深蒂固，而且异常复杂，不太可能改变。有些男人拒绝承认跟一个女人的亲近，他们害怕遭到拒绝或背叛，而他们又认为拒绝和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男人回避过分亲密，是因为他们害怕当接近一个女人时，他们的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会暴露出来，例如他们会辱骂他们的同伴或他们自己，并且开始说酗酒。女人也有个人的癖性。有时两个人都可能受到太大的伤害，这就很使他们求同存异。
永平和冬梅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他们都已快40岁，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她很想要个小孩，但他犹豫不决。他来找我寻求单独的心理治疗。他说他爱她，但是不能忍受她。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就受到酗酒的父母的谩骂。他的父亲经常打他的母亲，父母会同时由于一点小事而把矛头对准他，他们经常可以找到借口，也许是他打翻了牛奶或关门太重，开始往往是用皮带打屁股，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从打屁股发展到用笞子打他的肩部和后背，而他只有蹲在角落里或者想办法从房间跑出去。
永平记得曾自己问自己作为小孩他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惩罚。他往往会这样回答：他太吵，太笨，太碍事儿，最后这个原因是经常发生的，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父母经常说要是没有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他们将多么自由。他记得他曾感到自己是导致不幸的唯一原因，因此他们之间的强烈争吵和他所得到的挨打都是由于他的错。
孩子们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责难，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年幼的孩子受到虐待，有两个原因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如果孩子们认为这全是父母的不好，孩子又没有能力改变情况，那么，情况就比较惨。无助的孩子就会受到坏父母的摆布。另一方面，如果孩子觉得是他做了错事而导致辱骂的，孩子就可以改变做事的方法，父母也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好好地照看他们的孩子，使孩子地狱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有可能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自责，以后接踵而来的每一个环境下都会养成自责的习惯，甚至当成年以后，有这种习惯的人回想起幼年遭受的辱骂，还会继续认为自己错了，那么，当被面前的同伴责骂，不管对不对，有这种习惯的人会接受比以前更多的责备。
冬梅的父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家，她是姐妹中年长的一位，她记得曾与母亲有过激烈争吵，尽管没有肉体的折磨。开始母亲待她很好，例如，给她买漂亮的衣服，以后她把衣服弄脏了，年长的母亲就会骂她打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十几岁并开始约会的时候。开始她母亲会鼓励她出去与男孩约会，然而当她真开始约会时，她母亲又会挑剔她回家的时间和方式，指责她变得男女乱交，或者说她故意在外面呆到很晚让她母亲担心。
永平和冬梅之间的感情强烈而又有矛盾。他们经常是在炽烈的爱的高峰和痛苦的敌意中徘徊。她会对他说，他是她全部的爱，是唯一真正了解她的人；而同时她可能当别人的面攻击他，羞辱他。有一次她在晚会上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起，她动作很挑逗。当他开始发牢骚并要自己离开的时候，她拦住了他，要他带她走。途中，她嘲弄他，说他吃醋一点不像个男的。还有时，她说他在性生活中缺乏侵略性，但当他变得更有猛劲，她又叫他停，并骂他粗鲁，像个强奸犯。
两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变对方的看法，有时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关心人的男人，值得被认为是她生命的全部，而有时他是可鄙的，活该挨骂和羞辱；有时，她是个可爱迷人的女孩，而有时她是个爱生气的罪恶的荡妇。两个人都想到，当自己处在分裂情绪这一半时，他们还有着另一半。当她辱骂他时，他忘了他也是一个可爱的、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在那个时候，他想他幼年的习惯，接受她的辱骂，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可鄙的人，是应该受到这种虐待的。在另一些时候，他认为他值得成为她全部的爱，而很少记得那些坏的时刻。永平需要恢复小时候由于害怕如果反抗父母的毒打会被父母打死而埋藏于心的敌对行为，另外，因为他从很小就发誓不要和父母亲一样虐待人，从来不曾设想过如果不做恶人怎能面对自己。这使他更深藏了自己的进攻的努力行为，不知不觉地，他倾向了冬梅，因为他认同了她的侵略行为。换句话说，当他不同意自己进攻性行为时，他可以通过假想而替代性地感受到同伴的有力，同时，她像她母亲对待她一样对待他，因此，当他开始忍受她的时候，她就羞辱他，就像她母亲每次羞辱她一样。永平必须重新恢复自幼年时期就受到压制的进攻性行为，并且学会面对冬梅，坚信不疑地对她说："等一会儿，我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如果你不准备对我好一点，我不准备长期处于这种关系之中。"
另一方面，她必须认识到如果变得更脆弱时，他不会像她母亲打她一样打她，所以她就不会不停地破坏建立在两人之间的爱，换句话说，如果这对夫妇学会建立一种更持续的爱的联系，两个人都会面对对方，将自己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要求得到相应的对待。
在异性夫妇接受社会祝福的同时，男性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夫妇却遭受着普遍的同性恋恐怖症和社会歧视。同性恋夫妇不允许合法结婚，不能分享健康保障，也不能享受税收的回报，当他们想收养小孩时，当两者中的生身父亲想作为继父寻求正式的认同时，当他们寻找父亲渊源的时候，当他们到了确立双方的法定继承人的时候，都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障碍。社会不鼓励，很难让同性恋夫妇维持原先的关系。还有无处不在的艾滋病毒威胁着同性恋者的双方，同时也会因为这种病而失去很多朋友。他们之间也存在个人障碍。许多同性恋人是出生在异性夫妇家庭中，很少能受到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熏陶。这样，当两者都是男人时，就有两倍的男性弱点，因此同性恋者必定是开拓者，他们必须有妥协的空间，否则他们不能避免相居紧密的男人之间常爆发的战争，两人之间不能因性别的不同而获得令人尊敬的地位和特权。如：谁来照看房子？谁是主要养家糊口的人？在性生活中，谁在上，谁在下？谁主动，谁被动？等等。
正常的夫妻可以不遵从其每一个方面的传统，但是至少他们在创造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有传统可以参照，而同性恋夫妇，从开始就必须商议正常夫妇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劳拉·马柯维兹提出：
同性夫妇必须立刻平衡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们的亲属关系，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团体，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团体，还有社会主流——他们努力建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鬼把戏的家庭，还有同性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引起更深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问题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医生医疗的依据。
然而，在这个社会，除了同性恋夫妇所面临的困难外，异性夫妇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压力，不可避免的权力之争，妒忌、误会、自主与依赖之间的矛盾，因而要想处理好一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
逆境可以加强夫妻的关系并使他们之间更加亲密，许多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夫妇明白这一点，并建立了新形式的家庭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看到逆境所带来的好处——同性恋者用新的方式去照顾晚期病人来面对艾滋病毒的流行。
€€男人一出门便会遇同见劲敌
日本有句俗话说："男人一出门，便有七个敌人。"意思是指：再宽容、再圆滑的人，只要他是男的，在他的社会生活圈中就不可能没有敌人。这句话把男人为生存而竞争的苦楚形容了出来。不错，要经过世间的狂风巨浪，必须克服无数大小不一的困难，就在排难向前的过程中，我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打倒了不少敌人，首当其冲的是走狗型人物。
走狗型人物的症状是：老是错以为没有自己，公司就会停摆。然而他却又很不自信，私生活贫乏之极，走出公司便不知如何排遣时间。假日一个人出门，不知不觉又走到公司来，但是他又不是狂热于工作，完全是良心不安所致。这种人没有嗜好，不需要休闲时间，只要人家交代工作给他，再单调也能好几个钟头干下去。他的生活据点自己由家庭移至公司。这样的人若是你的手下，那就太方便了，但是他要是你的同僚或上司，尤其是你上司时，情况就不妙了。他的私生活介于贫乏和无聊之间，所以不管公司如何地占用他的时间，他仍痛痒全无。原本我们可以自行准时上班、下班，却要随他早出晚归，糟糕的是此种人爱用自己的尺度评判别人。他的逻辑是：我早出晚归——我热心工作——大家都应热心工作——大家都应早出晚归。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牺牲奉献的基础在于"私生活太贫乏"，并非"热心工作。"对于这样的家伙，你的最佳对策是：介绍异性朋友给他，让他知道工作之外的乐趣。如果你想不出应介绍谁给他，那还是先想办法充实自己的私生活。
有这样一类人：别人向他打招呼："早安。"他会看一眼壁钟说："不早啦。""今天天气好像不错。"他会望着窗外答："是吗？"他要是在开车途中抛锚，路人好心走来问："怎么了？"他会说"你没有眼睛吗？"我们称这类人为毒蛇型人物。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这类人完全不懂日常会话的要领，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仅仅在于传达知识，而不在于传递感情，学者中尤多本型人物。
毒蛇型人物原本是单纯的语言障碍症患者，后来人格发展亦受影响，于是便心生暗结。本型人物要是当上大官，情形将很严重，不但以小人之心度人，而且无时不忘在别人话中挑毛病。对付毒蛇型的人，你应该采取如下对策：再找一条毒蛇来让他们互咬。蛇蛇相争，渔翁照样得利。
和此人物谈话时，要采用"是非回答法"，例如前述开车抛锚的例子，不应问："怎么了？"要说："啊，抛锚了，要不要我帮忙？"让他只能赞成或反对你的说法，如此他就无扛可抬，无法鸡蛋里挑骨头，最后牙齿便因少用而退化，再也不能伤人。在上班族中，通常还可见到闹钟型人，而且还为数不少。他们大都一丝不苟，通常在上午8点整准时用右脚尖踏入办公室，下班时间一到，即使手头工作再忙，他都拍屁股毅然一走了之。私生活不精彩，充其量关上家门跷脚、挖鼻孔。极富理智，不得意忘形，也不付出热情，沟通能力不佳，毫无情趣可言。上班族基于劳力契约过着死板无趣的生活，理论上每天出租满8小时就可走人，可是依惯例，公司实际上要求你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上班时间内未将工作告一段落，迳行离去，则公司不愿托付重任给你，同时也影响到团结合作，所以这种精打细算不值得鼓励。各位要知道，工作无聊是一回事，顾全大局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确定动机不在讨好上司、同僚就行了。如果要想治一治这种人，办法倒是颇简单，你不妨假装热心，替他说媒。让他娶一个醋劲大、烧菜技术奇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女人。要是这种生活不能逼疯他，那我也无计可施了。
情绪化是独裁型的特征，只要喝上几杯酒，他就会乱发脾气，甚至于顺口出言，毫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只要自己想说什么便脱口而出。除了情绪化外，这种人对于"利"字也相当执着，在公司的会议中，只要对自己的利益有所损害的提议，便想尽方法加以阻挠，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心态。例如你所在的公司为了研讨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于是以"高龄化产业"为讨论的主题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才刚进行不久，独裁型的人就会劈头便说："喂！先生，你的小姐到底在搞些什么？要你们提出高龄化产业的建议，你们给我的计划方案竟然是这种三流的建议！以养老为中心，周围设立娱乐场所、休闲中心、医院诊所，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嘛！……你们想知道原因是不是？那你们就给我好好注意听。第一，我们公司不可能承办到这项工程；第二，我们缺乏技术方面的资料；第三，人才短缺；第四……先生！亏你待在公司那么多年，竟然连这点也不懂……我们公司目前最需要盖的是像总经理的那种别墅，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少数人能够安稳舒适地享受高品质住宅，而非三流建筑……你这个笨蛋！"这样的粗言粗语常使得部属难以下台，而且也抹煞了部属们的许多创意。
独裁型的人是唯我独尊的超霸道主义者，所以每当部属的意见与其相左时，这种类型的人就会气得脸色发白、眼睛上吊、全身发抖，甚至还会以刺耳的声音大声辱骂，让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谁在挨骂。这种作为就好像把已经倒地的敌人扶起来，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重重挥拳，让敌人受众人的耻笑，当然谁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
除了有上述毛病外，这种类型的人自我表现的欲望也非常强烈，总以为自己是主角，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聪明，常在内心暗暗耻笑部属，或者以挑剔、捉弄部属为乐趣，此外还喜欢用强制的手段，逼迫部属赞同自己的看法。
独裁型的人最不容许别人有任何错误，即使善意的谎言或是无意间的过失，都会令他勃然大怒，气血上冲，甚至于不留情面地攻击对方。
圆滑的人际关系不但在工作场所可以使人、物、金钱以及情报的流通变得更顺畅，而且也能够振奋员工的士气，但因为独裁型的人所说的句句带刺，所以使得他们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恶劣。大部分独裁型的人，都服务于所谓的超大型的企业，但他们都不可能是企业经营者，而多半为领薪阶层的董事或经理。独裁型的人最大特色就是，喜欢把公司当成自己所有，经常狐假虎威，所以特别惹人厌。
面对这样的上司，上班族究竟该如何对待？是屈从于他的淫威而越发忠诚，还是奋起反击？当然，你可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但无论如何，不要因为委屈求全面对自己太残忍。如何对付独裁型的人的攻击呢？在适当的时候，不妨给他发射一枚反独裁号导弹。
第一，该说"不"字时，就要勇敢坚决地说"不"。独裁型的人，个性非常好胜，总是希望部属对自己唯唯诺诺，不允许部属有任何意见。但如果为了讨好这种独裁型的上司，勉强自己该说"不"而不说时，则他会更加猖獗、狂妄。所以，不要畏惧，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吧！
"今天下班以前，你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当独裁型的上司向你提出这种要求，而你判断今天不可能完成此项工作时，就应该清楚地对上司说："请再多给我一天的时间！"当部属以毅然的态度，向上司说出"不"时，独裁型的上司会有挫折感。所以，清楚地说出"不"字，等于将木杵重重地敲进他的心坎里。
第二，一定要先礼后兵。
独裁型的上司虽然喜欢部属唯唯诺诺，但内心却暗暗嘲笑这些唯命是从的部属为没有骨气的家伙，所以你若能一反惯例，以先礼后兵的态度大大方方地说出正当的理由时，虽然上司内心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但也不会再过分逼迫你。
第三，切莫阻断他的话。当独裁型的人大发雷霆时，千万不要阻断他的话，也不要立即加以反驳，最好的对策是先让他把话说完，然后再摆出反击的姿势加以"回击"。因为当独裁型的人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时，若加阻挡，就等于是火上烧油，只会使事情闹得更僵。所以应该让他把话说完，而且有疲倦感时，再心平气和地将自己的话表达给他听，就可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语言不要暖昧不清。通常独裁型的人脑筋都很好，所以当你想以含混不清的方式来躲避时，对方一定会很快地发觉且对你怒吼："喂！你的结论究竟是什么？是……还是……请你说清楚好不好，像你这样含糊不清的话，谁听得懂？"当对方愤怒地对你怒吼时，你往往会感到畏惧，甚至于发抖，所以语尾要清晰，不要让对方感到厌恶。例如清楚地告诉对方"我认为应该这样"或"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使对方对你的魄力感到钦佩。
第五，须具有适宜的礼貌。由于独裁型的人自尊心非常强，所以态度上若稍有不礼貌时，很可能会使对方恼羞成怒，甚至于失去理智地向你发动攻击。说话是否委婉对于事情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进入讨论主题之前，应该先说"我并不想冒犯您……""我不敢冒犯经理您……"或"我也了解您的意思，但……"等客套话。此外你也可以把自己当做成熟稳健的大人，而在内心将对方当做无知的小孩，意即装出顺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