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二十刚出头的吴一拂就已经在上海很有名气的黄氏建筑事务所担任设计师，他学的是建筑，却不肯好好务正业，喜欢舞文弄墨，书法、绘画、唱戏、填词、玩乐器、写文章，哪样都要去插一脚，却是哪样也没有弄成个气候来，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狗头上抓抓猫头上摸摸，猪头肉三不精，也有人劝他玩够了就早点收心，多少在自己的专业上也该有点建树。但是吴一拂自己自得其乐，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其实，要说吴一拂在自己的专业上一点光彩也没有，也是不公道的，曾在四十年代末，他提出过著名的“别让城市失去记忆”的观点，曾经差一点在当时的建筑界引起广泛的大讨论，只是时逢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使这场讨论滞后了，一滞就是几十年。

1949年，吴一拂的师兄曾邀请他去美国，但是吴一拂恋家，他有着南州人所特有的不愿出远门的习惯，留了下来。因为当年的争争吵吵风风雨雨，吴一拂在上海的名声不大好，他虽然没有离开祖国，却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故乡南州，在南州建筑设计院主持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如果说吴一拂这一辈子也有过心无二用对自己的专业专心致志的时候，就是在1949年到1950年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年时间里，吴一拂穿越了南州所有的大街小巷，踏遍了南州残存的城墙，最后他急了，发出了“旧城墙危在旦夕，新政府于心何忍”的大声疾呼。

这正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在北京向中央领导人提出北京古都可能会消失的意见的时候，吴一拂将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的一段著名谈话抄录了贴在办公室里：“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相，或是它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每每有人注意到这段话，吴一拂总要说：“看看，看看，英雄所见略同啊！”

但是，不久以后，为了适应人口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南州人民委员会讨论通过决议，决定将全市的城墙，除少数城门城墙保留，作为历史遗迹供人参观研究外，其余全部拆除，并建立了“拆城办公室”，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南州古城墙也和北京城墙、南京城墙一样，轰然推倒。

吴一拂本来就歪歪斜斜的人生也随着古城墙的倒塌而彻底倒塌了。但是即使从此以后是一场连着一场的政治噩运，也没有堵住吴一拂的嘴，吴一拂大会小会，只要有他说话的机会，他就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就筑了南州的城墙，‘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五代的钱缪，给南州建起了最早的砖城墙，一直到宋代的这一千多年，虽然屡经战火，但都是屡毁屡建的，元代是加厚城墙，明清两代也仍然修护有加，人家代代封建王朝，却代代不断修缮古城墙啊，怎么到了我们今天，到了人民政府的时代，怎么反而要拆墙毁墙，我想不通。”

本来给他说话的机会，是要他检查自己的问题的，但是吴一拂好像怎么也听不懂大家的启发，总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逻辑说话，发表的都是落后的复古的甚至反动的言论，弄到最后，大家给他弄怕了，干脆也不要他作什么检查了，茅坑里的砖头，又臭又硬，还是免开尊口吧。

吴一拂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便改成写文章，他的文章，又无人敢发，便换用笔名，但不管他换成什么样的笔名，他的文章别人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吴一拂说：“唉唉，我这个人，就是太肤浅，总是给人一眼看穿的。”

这么一辈子过下来，吴一拂几乎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别人问到，他就说：“八十有九。”假如别人不相信，问：“有这么大吗？”他说：“那就七十有八。”别人若是又觉得他说小了，他就说：“或者九十有三。”好像一个人活了多久，今年几岁都是无所谓的，愿意几岁就几岁。

吴一拂被降过几次级，而且早在六十年代就提前退休了，退休工资只有四十几块，许多年来，也能七加八加，但到最后也只能加到二百来块钱，相当一个下岗工人的工资。吴一拂无儿无女，也没有亲戚，常常拿着这两百块钱工资说：“哪里够用噢。”

不过吴一拂倒是从来没有为生计发过愁，开不了伙仓，他会到朋友那里混一顿，没有钱用了，他见人就说，喂，我又没钱了，你说怎么办？实在不行了，他就随手涂鸦强买强卖，写上“黄杨木梳，白莲藕粉”、“五六月间无暑气，千百年来有书声”之类的东西，多半的人看他这把年纪卖字，管他字好不好，也不论买回去干什么用，都会掏几个钱出来的。吴一拂收下钱，便念道：“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

吴一拂自刻一章，“猢狲屁股”，说自己坐不定的性格，他几乎在南州的大街小巷走了一辈子，也仍然没有走够，就算拄着拐棍，就算有个三病六痛，每天也仍然要走街串巷，深藏在锦绣路的一条小巷书香弄里的豆粉园就是他隔三差五就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