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女性气质、进化……总是集体出现在妇女参政的争论中，以证明新型现代女性气质的形成是顺其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对批评者来说，现代女性是社会衰退的病症，是社会退步的助推者……对支持者来说，她们并非没有女人味，而是以一种新的、变化的方式展现女人味。
莉萨·蒂克纳
《女性景观:1907—1914年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像》【1】
女人与现代性时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出现了重大改变，这主要归因于她们特殊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和社会状况。如果说一些人还想从怀旧的传统主义或异域风情中寻得慰藉，那么另一些人则迫不及待地抓住了现代性中所蕴含的变革思想，因为现代性即意味着不断的改变。于是，第一波女性主义鼓励女性将自己视为历史主体，以新时代自由行动者的形象亮相。在本章中，我的目的是阐释塑造了19世纪末英国女性政治文化的时间概念。女性主义者如何想象历史时间的轮廓？如何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定位自己？她们使用进化和革命概念的用意何在？我希望通过分析早期女性主义的历史叙事和历史哲学，揭示现代性的文化“时间-文本”的特别形变，进而重新评价历史思想中的性别政治。【2】
19世纪末的文化以新奇性、创新性和未来性为特征。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所带来的终结感，伴随着对新开端的憧憬；堕落和颓废的主题，则往往伴随着对即将到来的璀璨黎明的向往。虽然许多作品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语境关切也不同，但对新世纪变革力量的推崇，成了它们的共同特点。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现代”这个词成了集结号，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在英国，“求新”的思想也传递了类似的紧迫感和热盼，人们感到自己正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新戏剧，新艺术，新心理学，新政治学，新小说，新女性，新精神，诸如此类的字眼不断被人使用，以此来表示从过去的暴*中获得令人激动的“解放”，表示人们可以拥抱激进的现代性，将那些过时的、无关的价值观抛诸脑后。【3】
在这种未来的想象中，女性气质发挥了核心作用。女性在经济、法律和文化中的地位变化，促使许多人将女人视为现代生活变化和新时代精神的缩影。众多作家关注“女性”这个时髦又富有争议的问题，因为维多利亚理想婚姻的意识形态大厦看似坚不可摧，实际上已经开始坍塌。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离开丈夫孩子摔门而去的声音，在世界各国都留下阵阵回响，很多人开始由此揣测欧洲大陆出现了女性主义这个游荡的幽灵。在英国，女性一直积极投身于文化生产，写出了大量有关女性解放的作品；19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年，英国女性小说家们空前活跃，她们自觉地探讨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新小说写的是“新女性”（new women），该词条首次出现于1894年，旋即广为流传，它指的是那些努力打破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气质规范的独立女性。19世纪80、90年代的许多小说详细描写了女性不如意的婚姻，以及女性通过努力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寻找其他途径以实现自我的艰辛历程，这些小说多出自女性之手，对性的描写也比较直白。【4】
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占据主导位置，这些小说由于受到现实主义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多以悲剧结局收场。女主人公的反抗一般以失败告终，她渴求解放，却被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性别现实所击败。其他创作文类（比如乌托邦小说或政治散文）则更加包容，可以更好地激发读者，并对未来提出设想，鼓励人们去想象另类的结局。例如，凯瑟琳·斯特恩（katherine stern）发现，在19世纪末存在一种通俗文类，讲述“妇女参政的奇幻故事”（suffragette fantasy），这些故事发生在未来的后女性主义世界，对女性生活做了各种夸张离奇的想象。【5】这一文类对一些迷恋现代性的读者愈发具有吸引力，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现代不是业已存在的现实，而是关于尚未实现的女性美好生活的愿景，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尚未实现的未来。女性主义话语于是变成了一种操演和预言，它试图通过自身的写作，以建立它所追求的政治共同体。
随着妇女运动越来越多地渗入政治和文化领域，有关女性解放的作品也遍地开花。尽管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义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才对公共意识产生势不可挡的影响，才被认为是一场重要的现代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女性主义者群体由各种零散的团体和关系网构成，而非统一团结的整体，她们的差异性不亚于她们的相似性。争取投票权是让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核心议题，尽管很多支持女性参政的人士颇有远见，他们认为取得选举权只是西方文化激进变革中迈出的一小步而已。在这种多元的语境下，“现代”和“求新”紧密相关，两者将在女性运动的自我再现和参政运动的象征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者公开支持一种纯粹现代的时间意识；为了确立自己对当下和未来的观念，她们肯定了历史是时间性进程，是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流。【6】对很多女性而言，这样一种历史性的体验是全新的，它令人激动地向公众暗示：女性会成为政治的行动力量，她们是历史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受历史的支配。
在现代思想史中，描述社会变迁最常见的隐喻无疑是革命和进化。革命，最初用来表示“重复性的圆周运动”（命运之轮的运转），后来逐渐被用来描述那种当下出现断裂、新秩序得以开启的决定性时刻。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历史事件，它确定了“革命”一词的现代意义，即不可挽回地与传统决裂。从政治意义上说，革命是指突然使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政权，但与此同时，从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上说，革命指一切激进的根本性变革。无论如何，革命与进化的时间性相对立，后者是发展或生长的有机进程。在19世纪欧洲思想界，进化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被极力拒斥的，则是那种非自然的、根本性的变革。当时的人们认为，历史会依照内在的规律系统性地展开，而不需要那种失控的无序转变，这种巨变的景观令人感到不安。进化论的魅力在于其与过去的延续和关联，而不是与过去的决裂，它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暴力变革，而是逐渐完成的改良。【7】
进化和革命这两个隐喻渗透于整个19世纪的文化表征中，塑造了我们对现代的普遍认识，现代在此既是一个历史的阶段，又是规范化的工程。然而，现今很多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仍然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从根本上崇尚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现代性。例如，当下对革命人格的研究大量采用俄狄浦斯情结模式来解释代际冲突，将政治反叛理解成对想象之父暴*的反抗，理所当然地将政治激进主义理解为男性气质。女性主义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只不过在分析革命话语的男性化时更具批判性。因此，就法国大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言，共和主义及与之相伴的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修辞不仅重申了将女性排除出政治进程的观点，而且还对这一立场加以强化。【8】同样，在谈到齐美尔的时候，我曾经指出，19世纪的进化论试图将女性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把她们放入无时间性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洛娜·达芬（lorna duffin）认为，进化论刻意将女性变成“进步的囚徒”，这种理论服务于保守的、反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意欲将女性囚于家庭之内。克里斯廷·克罗斯比（christine crosby）也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进化式历史是典型的父权观念，该观念把女性定义为“非历史性的历史他者”（unhistorical other of history），提出历史的元叙事必定是有等级的、排他的，因为它们破坏了异质性和他者性。【9】
然而，对时间性的现代逻辑做去神秘化的批判，这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释为什么“进化”和“革命”成为女性主义话语的核心概念。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文本中不断提及这两个词。那么，女性为什么要使用这些字眼？目的何在？她们是如何想象历史时间的规律和节奏的？我关注的并不是进化或革命能否精确描述第一波女性主义所取得的实际成就，而是女性主义者如何借助看似不同却又相关的两个词的隐喻力量，来言说自己的历史身份。正如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所言：“无论‘现代性’是多么偏颇的历史理解的范畴，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时间的实际体验，这些是无法否认的。”【10】我接下来的讨论所依照的，正是这种历史时间的实际体验，是世纪末女性主义运动与现代时间化过程之间的交集，后者推崇的正是未来性和新颖性。
妇女参政激进派所遭到的恶意批评，正说明了女人试图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所引起的巨大震动。女性主义者在塑造自己的现代性元叙事时，既借鉴又回应了文化库中大量关于进步和堕落的神话。一方面，她们同意关于颓废的预言（即认为社会正变得日益女性化），但同时又将这种衰败的症状转变成向更高阶段进步的征兆；另一方面，她们借用既有的进步叙事，却把女性（而非男性）视为历史的动力主体。由于女性主义者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使用了进化、革命、平等、自由、公民权等传统的男性中心概念，这些概念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引起了不同的回响。
当然，与此同时，文字也绝不是完全自由漂浮和随意延展的，因为语言是基于意识形态用法的固化传统。尽管女性主义者试图为自身的目的而重新打造历史和进步的观念，但她们也会受到这些概念传统意义的影响。因此，妇女运动中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的成员经常把自己描绘成处于历史前沿的思想和政治先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种族和阶层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原始落后的，她们有待被女性主义的意识所唤醒。进化和革命这两种隐喻的战略价值在于，它们帮助一些妇女去更好地表达自身的行动力、历史目的和政治极端主义，这种价值同时也导致了麻烦的排他主义。有些女性仿佛比其他女性看起来更现代。
女性主义象征政治
近年来，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关注第一波妇女运动的方方面面，考察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各个阶段，并深入教育、法律、医学等诸多涉及女性斗争和变革改良的领域。这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指出，前人关于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史书写往往采用居高临下（甚至厌女症式）的视角，所以她们主张认真重估早期女性主义运动的深远意义，这场运动不应被简单定义为争取投票权的斗争，而是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坚决尝试，意图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定义和创造英国的性别文化”【11】。
理论家们越来越多地将政治与文化分析相结合，将女性主义解读为一种“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社会变革运动，其分析和理论主张与特定的比喻和再现修辞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2】此处，女性主义批评涉及“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它让人们关注象征实践（如语言、意象、服装、手势和仪式等）在维系社会关系及其转变中的重要性。正如林恩·亨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指出的，这些象征实践在政治意识的形成中或许起着关键作用；与其说它们仅仅表达了基于经济或国家的“真实政治”现有之域，不如说它们本身就是变革的工具，是重建社会和政治世界的途径。因此，亨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在于它建立了全新的政治文化。【13】与之相似，女性主义者也开始研究简·马库斯（jane marcus）所谓的“妇女选举权的符号学和身体学”，将女性主义的历史解读为对文本表征和政治表征的一种干预。莉萨·蒂克纳的《女性景观》是近年来这种研究方法的最佳范例，它将历史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细致地分析了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图像学、陈列术和话语等。【14】
在本章，我对女性主义话语提出了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受惠于蒂克纳和马莎·维西纳斯（martha vicinus）的著作，也参考借鉴了最近出版的珍妮特·莱昂的论著。【15】在整个19世纪晚期，特别是从1906年到1914年这段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高潮时期，女性运动催生了大量关于“女性问题”的文本，“女性问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短语，涉及了各种关于女人社会、政治和性别地位的争论。这些文本包括宣传小册子、演讲、宣言、自传、科普小册、妇女参政题材小说、戏剧和请愿书等各种文类，当然也包括各种视觉图像——如横幅、海报、明信片和游行等——蒂克纳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正是在这个时期，女人开始向公共中心地带靠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女性改革者和活动家开始日益感到欣喜兴奋，有了日益增强的权力感。【16】反对妇女选举权的活动家们也进行了同样激烈而广泛的反击和辩论，旨在揭露女性主义的要求是何等徒劳和荒谬。在这场唇枪舌剑的战争中，选举权问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强大而丰富的象征，象征着女性主义对既定体制和男女关系模式提出的更大规模的挑战。
尽管与同时期的新女性小说相比，非虚构形式的女性主义话语很少获得学者的关注，但它是一个丰富而有价值的研究领域。首先，这些都是最严格字面意义上的公共文本，它们旨在向广大读者明确传达自己的观点，试图让大众相信女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因此，这些文本传递了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不仅是号召人们向前，而且还要向外，它将女性自由等同于女人对公众舆论和公共空间的不断征服。正如马莎·维西纳斯所言，“妇女选举权运动最具革命性的一面，是它坚持让女人出现在男性领域——甚至获得领导权”；实现这种在场性的关键方法之一，就是重新拾起女性过去被剥夺了的写作和言说方式。【17】就像妇女参政权论者试图通过女性身体大规模地占领传统的男性空间，以打破既定的空间等级制度一样，她们的话语也公然地渗透到男性化的政治修辞和观点中。女性主义之所以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性，正是因为她们坚决地将公共领域作为女性的象征空间和物质空间。
此外，政治短文和演讲往往充满了抽象和隐喻，从而让一些在其他文类中无法显形的形而上原则变得明晰。因此，此类作品清晰地展现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历史哲学假设，其目的不仅仅是分析和诊断女性问题，还包含着预言和劝诫；它诉诸一个想象性的未来，这个未来意味着女性原则的大获全胜。这个尚不明晰的未来时刻让现在充满了希望，它构成了一种闪耀的目的（telos），当女性运动在社会改革的艰苦斗争中屡受挫折时，它就成了一种振奋人心的母题和救赎性的承诺。因此，面向未来的时间性（future-oriented temporality）为众多女性主义话语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性原则。
我的相关文献库包括弗朗西丝·斯威尼（frances swiney）和奥利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创作的两部论著，《妇女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women）和《妇女与劳动》（woman and labour），以及那些发表在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旗舰期刊《妇女选举权》（votes for women）上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是知名活动家发表演讲的文字记录；它们针对的就是女性主义读者，很大程度上依靠古典时代的演讲策略，来传达她们紧迫而真实的诉求。相比之下，《妇女的觉醒》和《妇女与劳动》对女性的状况，以及女性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调查，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立场和文体技巧。在这两本书中，作者频繁引用科学发现，耐心地驳斥假想的论敌，从而竭力想证明自己观点的客观性。
然而，这些明显政治化的作品，尽管文类有所不同，却都采用了相同的修辞手法。一个典型的技巧是文本的观点反复围绕着统一的“我们”展开。这个“我们”就成了纲领性陈述、劝诫和诉求的主语，表达了某种群体的团结，使作者的演讲立场合理合法。作者的立场是展开道德和伦理批判，揭露当前的根本不足，与之相对的是女性的胜利和崛起。通过这种谴责的姿态，女性主义话语往往对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境遇夸大其词，并采用那种摩尼教的两极化词汇，褒奖演讲者及其同志们高尚的道德品格，并鞭挞政府和反对妇女选举权人士的邪恶。她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语言策略，显然是因为女性运动有急切的政治诉求，想要打造一种与众不同、目标明确的对抗身份。女性所做的忤逆、反抗和抗议等行为，在这个道德目的论的总体框架下获得了合法性。那些关于善与恶、对与错、单纯与堕落的对立话语，被女性主义者用来作为咒语，以帮助女性熬过铺天盖地的嘲笑、骚扰和暴力——有时候，甚至还有监禁和强行喂食——许多为投票权而奔走的女性，经常会遭遇这些折磨。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语言在创造集体的主体性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众多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人与社群行动的关系并不显著，而且往往——奥利芙·施赖纳就属于此例——充满矛盾态度。通过言说行为，女性的共同利益得到了确认，甚至变成了现实，哪怕只是短暂的。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话语基本上是战略性的，各种层次的交流退居次席，成为一种分析诊断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往往只是为了宣传鼓动而存在。然而一个悖论是，这种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工具性地使用语言的做法，其自身又与高度审美化的言说模式相结合，这种言说有着丰富的隐喻，而且情感充沛，其目的是要创造共享的身份、仪式和意义符号。正如蒂克纳所强调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政治内容，就是要发展涵盖广泛而且高度细腻的文化，包括盛装游行、大进军、服装和丰富的视觉形象库。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构建，只靠提出分析性的真理主张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不能抹杀这些主张所产生的力量和深远影响——而且还要依靠各种展示、景观和仪式。政治的审美化，通常被解读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同义词，但实际上它是女性主义在公共生活中在场性的重要体现，是对性别等级制度提出的重要挑战。
各种女性主义话语的具体受众和主题内容，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而产生明显的变化。蒂克纳写道:
为了调动舆论——不只限于少数激进分子——妇女选举权支持者既要说服工人阶级，也需要说服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工会和工人运动，托利党人、自由贸易者、家庭规则论者、圣公会教徒，以及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这一派压根不相信同质性的“公众舆论”的存在），让他们相信妇女参政是件好事，只会强化家庭和社会结构，绝不会摧毁家庭和社会。妇女参政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又无须为之过度紧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破除成见；或者说，它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显得琐碎的重大问题。投票权必须被视为实现重大的良性社会变革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它只是简单纠正了一个历史性的、反常的不公平现象，并不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都可以进行辩争，人们也确实这么干了；不难理解，妇女选举权的宣传者们往往因地制宜，量体裁衣。【18】
然而，女性主义立场的这种多样化，并不总是像描述的这样和谐，它反而常常在修辞和政治策略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呼吁公众利益和人类福祉，将女性解放描绘成迈向更高文明水平的必经阶段。这类话语中的“我们”寻求包容而非排他，是要减少而不是扩大性别差异。然而，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militant suffragette movement）的出现，标志着她们已经不能容忍进化观点的局限性，结果形成了一种先锋的姿态，明确将自己置于公众的对立面。通过高声疾呼抵抗和殉道，激进妇女参政论者创造了一种对立的女性亚文化，主动与现存的规范和价值观彻底决裂。在寻找进化和革命隐喻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厘清女性主义话语的一些关键因素，并辨析各种互异却又相关的政治、哲学和时间路径。
未来属于女性
在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的著作时，奥利芙·施赖纳和弗朗西丝·斯威尼（frances swiney）都采用了一种在19世纪欧洲思想文化中已被认可的、体面的文类。描述人类发展的百科全书式论著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因为当时人们渴望对人类历史进程分门别类，并加以叙事化。女性形象也逐渐受到类似的思想审视；作家们深入研究性别角色的历史及其成因，希望他们的发现有助于阐明当代性别政治的动荡格局。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埃莉诺·马克斯（eleanor marx）和爱德华·埃夫林（edward aveling）的《妇女问题》（the woman question）、弗里德里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男人与女人》（man and woman）、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和j. 阿瑟·汤姆森（j. arthur thomson）的《性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x）只是众多学术著作中的几个例子，它们从各种政治视角与方法论视角来审视和剖析女性气质。
进化论极大地影响了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鼓励人们用一种权威的视角，以庄严的、纲要性的方式纵览历史。19世纪论著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上的骨架结构，它将时间性流动固定在一种有机展开的叙事中，这种叙事又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因果关系所驱动。到了历史情节编排的高潮部分，总有一个全知且外显的叙述者给出权威的诠释，从思想和道德层面阐明表层现象的微言大义。维多利亚时代论著这种包罗万象的特点，进一步加强了论者对彻底把握现象总体性的自信感；与今日不同，当时的学科界限并无严格划分，这些文本涉及丰富的领域，包括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例如，生物学原理为理解社会变化的逻辑提供了一套解释机制，而科学范畴也被添加了目的论和宗教的维度。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尽管似乎暗示了人类活动的随机性和无目的性，但常常被改头换面，传达有目的的、目标导向的历史观，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世俗化版本的基督教救赎叙事。【19】
进化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广泛流行，人们经常援引进化论以证明女性必须待在家里。作家们借用熵的模型来论证社会进步要求女性保持迟缓的发展，她们需要养精蓄锐，扮演种族母亲的重要角色。例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现了证据，证明“女性比男性更早经历个体进化，这是因为她们必须为了繁殖而蓄存力量”【20】。于是，女性主义者质疑女性的自然命运，这显然是威胁到了人类的未来发展；挑战现有的两性分工，非但不会带来进步，还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种族衰落。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女性必须原地不动。换句话说，男性要取得进步，需要女性保持停滞。【21】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自身的进化叙事开始得以产生；女性主义者与当时思想界流行的概念进行了协商，她们既想要证明女性解放是有利的，又想要证明女性解放是不可避免的。女性主义者的许多论点与其对手的论点相似，只不过目的有所不同；她们声称，女性解放会推动进化的过程，女性囿于家庭只会加速社会退步。因此，现代女性与进步叙事的结盟有着明显的目的，那就是试图要驳斥当时关于女性参政支持者们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女性主张参政议政是危险而且反常的，她们的活动会威胁到社会的结构。女性主义者经常采用优生学理论，坚持认为女性在教育、职场和公共领域的存在不会像保守派所担心的那样引起种族内耗，反而会使这一群体更健康，更有活力。【22】
然而，让女性占据进化论的核心位置，这一做法显然具有挑衅色彩，因为它破坏了一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历史观。施赖纳和斯威尼都认为，女性因为身为女性而在种族发展中扮演了推动世界历史的核心角色，女性的地位是衡量文明进步性的标准。她们对这一观点的具体化，反映了女性主义进化论也是多样的。施赖纳在本质上采用的是社会学视角，而斯威尼则采用的则是生物学视角；施赖纳假设两性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而斯威尼则主张性别两级差异论，而且认为女性占有进化优势。然而，除了这些内容上的差异，《妇女与劳动》和《妇女的觉醒》都得益于一种共同的社会有机体和进化范式，这种范式决定了她们的论证模式、情节排布和演说方式。它不是可以随意采用或抛弃的分析工具，它根植于当时人们的常识态度中，其存在几乎是隐形的，影响了人们对现状的批评话语，无论这种批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妇女与劳动》原本只是奥利芙·施赖纳鸿篇巨制的一部分，从19世纪80年代起，她就一直在撰写这部作品，直到1911年才发表，题词是献给著名的妇女参政论者康斯坦丝·利顿（constance lytton）。1885年，她发表了《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旋即获得成功，并结识了许多当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自由思想家，如霭理士、埃莉诺·马克斯、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和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在激烈的政治和哲学争鸣中，性别与进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被反复激辩的主题，其影响延伸到思想界和个人生活。施赖纳告诉霭理士，她本人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是一种尝试，旨在写出一篇纯科学的论文，用进化论来解释性别问题。【23】最终版本的《妇女与劳动》是一部结合了论著和宣言的书，其中有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各种文献。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我们将所有劳动都作为自己的领域”，它浓缩了女性想要获得权力的强烈渴望。
施赖纳首先用科学话语，批判科学本身将性别两极化。格迪斯和汤姆森的反女性主义观点臭名昭著：“议会法案当然无法废除史前原生动物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事情。”对此，施赖纳加以反击，并指出自然现象具有多样性，“随着地球上生存条件的改变，就可能有各种形式的两性关系”【24】。自然不仅没有预先设定社会行为和性别角色，而且呈现了无限多样的形式。然而，与此同时，施赖纳也认为，这种纷繁的多样性背后潜藏着一种有意义的模式，那就是进化论，它为我们掌握人类发展的隐秘规律了提供了方案。
劳动这个范畴，是人类活动和个体能动性的最高标志，也是确定女性历史地位的关键。施赖纳和马克思一样强调工作和生产的首要地位，但她对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学不感兴趣。她的研究重点是中产阶级妇女，对她们而言，生产是自我生产的主要手段；劳动不是异化和剥削，而是有尊严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妇女解放与她们投身职场有着重要的联系；唯有这样，女性才会摆脱“性别寄生”（sex parasitism）。施赖纳就是用这个词，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女性无能而被动的境况。随着工业技术逐渐取代传统的女性技能，现代化必然会助长性别不平等并弱化女性。由于女性价值的逐渐丧失和社会地位的逐渐消失，女性的地位在下降，其工作将仅限于生殖劳动。因此，现代化加剧了妇女的不平等和无力感。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妇女与劳动》的论点，现在人们对这种二元对立已经很熟悉了。具体说来，作者提倡女性像男人一样努力工作的职业伦理，抵制性别寄生主义的颓废懒散。施赖纳认为女性普遍虚弱无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纪末的文化衰退形象。和左拉一样，她不断运用腐败、传染和疾病的隐喻去描写女性气质。因此，那些靠男人养活的女人，无论是妻子、情妇还是妓女，都被描绘成“人类中的女性寄生虫——最致命的细菌，能吸附于任何有机社会的表面”【25】。施赖纳自己对理想女性的设想，是“积极、强健、勤劳”，与这种令人不安的红颜祸水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妇女与劳动》在呼吁女性解放的同时，复制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性别隐喻，将劳作的、健康的和强健的身体，与被动性、女性化和疾病的潜在威胁对立起来。
与此同时，施赖纳认为历史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现代两性之间更大的平等和相互依存。于是，女性主义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象征着“两性之间走向理解的一场伟大运动，一场向着共同职业、共同利益、共同理想的运动，两性之间在情感上的共鸣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深刻，更牢固”【26】。与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文本一样，《妇女与劳动》对历史趋势的阐释交织了不同和矛盾的观点，而不是书写那种单一的、确凿的元叙事。那种将历史解读为（女性化）颓废的主题言说，有了与之分庭抗礼的进步叙事，即认为新女性处于社会变革的最前沿，是现代性鼓舞人心的象征。在此，施赖纳乐观地认为，女性主义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它将席卷全人类，领引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27】现代女性身上浓缩了一种新的精神，她们拒绝过去的重负和现在的暴*，追求更自由解放的未来。因此，施赖纳的论述以这样的文字结尾：“正是因为未来对我们而言是如此美好，过去是如此决然地一去不返，而现在的消极默许是如此无可救药，所以今天，我们才到处发出奇特的呐喊——‘我们要劳动！我们要接受劳动培训！’。”【28】
初读施赖纳的文本，人们会惊讶于她如此频繁地提及“现代”和“新”。从开篇，她的书就是面向尚未出生的后辈读者们，大胆而又焦灼地描绘了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未来。伊莱恩·肖沃特曾说，《非洲农场的故事》对女性潜力的理解显得狭隘，是一部令人沮丧和充满幽闭恐惧的书，【29】而《妇女与劳动》则不同，后者开启了更广阔的未来视野，指出未来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纲领性的、鼓舞人心的描述。《妇女与劳动》带有一种预见性的弥赛亚口吻，更强化了这种效果，使书中那些科学化的伪饰黯然失色。施赖纳的风格是重复的、程式化和咒语式的，其宏大的节奏感及反问、箴言和省略号的使用，赋予文本一种宗教和预言的特点。施赖纳频繁使用讽喻和寓言，强化了她追求《圣经》或史诗化自然权威的写作风格。她在引言中写道，她试图表达的是抽象思想的情感维度。
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借助应许之地的意象并不意外。施赖纳反复使用《圣经》的隐喻，来唤起乌托邦式的未来，即当今女性将引领后辈为之努力的新天堂。施赖纳在其文中播撒下了梦幻般的图像，这些图像中蕴含着一个超验的未来，让我们进入启蒙和变革，因而伊甸园的神话不再属于过去，而重新被塑造为一个可能的未来。
古代迦勒底先知预见了一个伊甸园，它位于遥远的过去。在梦中，男人和女人互帮互助，快乐地一起生活，直到女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还让男人也吃了这果子，然后两人都被赶出去流浪，在痛苦中劳作，因为他们吃了禁果。
我们也有一个伊甸园的梦想，但那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梦想的是女人和男人一起吃智慧树的果实，肩并肩，手牵手，经过多年的艰辛劳动，为自己建起一座伊甸园，比迦勒底先知想象的还要高贵；这个伊甸园是他们亲身劳动、相互合作、共同创造的美丽伊甸园。【30】
在这个寓言式的幻象中，劳动不再是被驱逐出天堂的惩罚，而是创造新伊甸园的先决条件。正是通过劳动的救赎力量，女性才会进入现代并确定未来的方向，施赖纳的文本把想象中丰饶的过去转变成了两性平等的、真实而自由的未来，以之为历史的终极意义。
与《妇女与劳动》一样，弗朗西丝·斯威尼的《妇女的觉醒》在妇女参政运动中也被广泛引用。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99年，支持这场运动的评论家们赞誉其“为所有女性吹响了号角”，是“关于女性问题的时代之作”，是“本世纪下半叶一个女人代表全体妇女向公众提出的最理智、最具哲理和最真诚的吁求”。【31】斯威尼是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演说家和活动家，写了许多关于性别的著作，也是著名的通神论者和唯灵论者。在《妇女的觉醒》中，她将基督教和唯灵论的词汇交织在一起，又夹杂了“生物学、胚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女性进化优势的观点。她广泛阅读了霭理士、切萨雷·隆布罗素（cesare lombroso）、奥古斯特·倍倍尔、马克斯·诺尔道、汤姆森和格迪斯等同时代人的作品，但同时又修正或推翻了他们的许多结论。在斯威尼激进的双态宇宙中，女性才是高级的性别，她们的身体上有明显符合进化发展规律的自然迹象。
因此，尽管施赖纳强调，在生殖以外的所有领域中，男性和女性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按照弗朗西丝·斯威尼的描述，个体仍然有生理性别的差异，她的主要参考点不是历史，而是自然；在这一背景下，她对自然的解读明显反驳了那种“女人是低人一等的谬论”【32】。斯威尼认为，胚胎学和生物学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已经确凿地表明，男人实际上是未发育好的女人，而雄性元素最初是“一种赘生物，一种冗余之物，是自然产生的废品”【33】。她援引了各种医学和生物学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即女人是比男人更高级的有机体；比方说，女人更坚强，更有效率，女人的感觉能力更发达，女人的器官适应性更好，以及女人不容易引发精神错乱和隔代遗传。针对女性天然的优越性，科学不再是女性主义的敌人，反倒成了启蒙现代女性的主要手段。
从生理层面到文化层面，斯威尼推翻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这些假设认为性别角色在社交、语言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相对重要的作用。她深入研究遥远的过去，认为女性自古以来就是语言的发明者、传播者和保护者，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现代文明所仰仗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始社会妇女的发明天赋和朴素的应变能力。”【34】斯威尼大胆地否认了文明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她坚持认为女性拥有更强的语言能力和更精致的审美情趣。她承认，在男权世界中艺术天才几乎都是男性，但她声称，正是女性承担了将文化代代相传的主要责任。此外，女性一直是道德进步的先锋，提供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准则，对男性的自我中心和放纵的本性起到了调和的作用。
从过去推断到未来，斯威尼预言，女性时代的逐渐到来是宇宙迫切地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她用灵性和社会净化运动的词汇重新诠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断言进化过程是战胜动物性和本能欲望的胜利之一。女性的精神气质使她们在未来的所有发展中都是天生的领导者，而男性则大多停留在物质的身体里，受到原始的性冲动的束缚。按照传统观点，进步等同于男性气质，而斯威尼巧妙地认为，现代化意味着族群的女性化，女性原则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霭理士曾声称工业化使男性的体力丧失作用从而使男性女性化，斯威尼引用这种说法并自信地得出结论：“母系政权将被重建，但并不是参照质朴的、史前族群的模式，而是与全体人类在身体、精神和心灵方面的无意识进化保持一致，那些本质上属于女子气质的美德和特点将进一步得到发展。”【35】
女人出众的效率和适应能力使她们在社会进步中起到主导作用，男人却在传统的泥沼中无力地挣扎，变成了食古不化的家伙，他们的特质和价值观都面临灭绝的危险。“男人们请不要像帕丁顿夫人（dame partington）【36】那样做傻事，不要徒劳地用破扫帚去阻止涌入的水浪，这种破旧的扫帚不过是一些野蛮偏见，早已经陈腐不堪，无人相信。”【37】斯威尼认为，未来必然是属于女性的，这一点无可争议，男性体现的是过去的重负，他们执着于日益过时的男性价值观。实际上，随着男性逐渐摆脱对性的迷恋，他们最终会变得越来越像女人。女性气质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气质，又是衡量文明进步的普遍标准。正如有机生命起源于单一母细胞一样，雌性元素最终也会在未来社会中重新占据其本该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
与同时期的其他女性主义文本一样，《妇女与劳动》和《妇女的觉醒》坚定地将女性范畴定位为现代性的中心，创造了可以公开质疑进化论常识和以男性为导向的目的论的另一种历史。然而，施赖纳和斯威尼很大程度上不加质疑地接受了种族等级制度，结果她们心照不宣地只支持白人的女性气质。对文化的等级划分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揭示了殖民主义和优生学对这个时代一些进步论观点的深远影响。比如说，施赖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南非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亲自投身于争取多种族妇女参政权利的运动。【38】然而，正如南希·斯特潘（nancy stepan）指出的，在这一时期种族高低论在对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想象中起到核心作用，几乎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种族他者，无论是被谴责为黑暗的、破坏性的、非理性的化身，还是被理想化为高贵单纯的野蛮人，都处于进化阶梯的最底层，体现了他们与西方人早已疏离的源头的原始亲近感。【39】
在《妇女与劳动》的开篇，施赖纳就勾画了一幅卡菲尔（kaffir）土著女人的肖像，她甘愿接受自己的宿命，这与欧洲女人勇于表达不满和抗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施赖纳对历史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土著被置于历史之外，她们代表了一个宏大的象征，代表的是永恒的、与生俱来的苦难，而白人女性早已摆脱了这些，从而能够追求现代性和进步。这种原始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非洲农场的故事》相呼应，在该书里，非洲土著仍然是无名的、沉默的、匿名的，只能通过种族或部落来区分她们，她们身处陌生的异域环境，不知不觉地与环境融合在一起。施赖纳通过明确区分性别和种族等级，继续为女性的解放振臂高挥：她的言外之意是，一种等级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另一种却并非如此。作为同一物种的两部分，男人和女人是同时进化、相互依存的，但“不同种族和阶级所处的进化阶段完全不同”，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40】换句话说，施赖纳关于性别平等的论点，是基于种族不平等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而种族不平等必将导致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误解。
《妇女的觉醒》一书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在这本书中，斯威尼还调查了世界各地的妇女状况。果不其然，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地理位置被作者直接绘入了关于发展的历史叙事中，这种叙事以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为例证，说明西方业已遗忘的过去。在土耳其等国，妇女的蒙昧处境与欧洲，特别是美国的妇女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是妇女争取自由发展做得最好的地方。斯威尼以其典型的夸张口吻指出，盎格鲁-撒克逊女性“一直是高举进步旗帜、迈向乐土的先锋；作为先头部队，她们为孱弱的姐妹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她们是所有重要妇女运动的发起者；当其他民族的母亲和女儿们向她们寻求同情、鼓励和指导时，从来不会一无所获”【41】。
面对这样的巧言辞令，人们很容易将西方女性主义解读为帝国主义的另一分支，认为它在为西方传播文明的使命寻找道德借口。然而，斯威尼的文字也反映了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建立女性结盟的初步愿望，尽管这里她更多的是在暴露一种未加审辨的西方优越感。她对欧美以外国家妇女状况的调查，虽然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是有问题的，但是她坚持全球范围的性别政治，这至少扩大了欧洲读者的视野。斯威尼注意到不平等的劳动分工随处可见，在很多文化中妇女简直成了负重的牲畜，因此作者赞颂她们的创意和审美，以及她们对部落和土著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外，她还对印度、中国、土耳其和波斯等国的情况加以讨论，虽然往往不加掩饰地带有东方主义口吻，但她亦承认在这些地方确实存在自发的妇女抵抗运动，而不是简单重复东方女性身上那种消极被动的刻板印象。
然而，《妇女的觉醒》的其他章节反复出现优生学和其他明显的种族主义论点，我们对此则要加以区别对待。为了证明白人女性更优越，斯威尼引用的例证是她们厌恶与“低等种族”性交，她提到异族通婚的邪恶，进一步强调白人女性是文明和道德纯洁的守护者。她们对混血儿和血液感染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控制种族优生，谴责雅利安男性缺乏自制力，愿意与最“低下的种族”中“最劣等的女性”发生性关系。【42】在这里，非白人妇女不仅代表落后的群体，需要假他人之手把她们从沉睡中唤醒，并开启自我的政治觉醒，而且她们还是一种危险的污染源，对欧洲人种的血统构成威胁。弗龙·韦尔（vron ware）最近评论了历史上使用脆弱的白人女性形象为美国和欧洲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辩护的现象。斯威尼的文本也巧妙借用了这一传统，将其与广义的、模糊的女性种族他者对比，肯定了白人妇女的纯洁性。在19世纪后期，黑人女性的身体成了病态性行为的暗示，医学和生物学话语均支持这种认识，认为黑人女性的身体明确揭示了无法控制的异常性欲。【43】鉴于世纪末文化中充斥着对种族类别的性欲化和病态化，女性无法从共有的压迫地位中生发出一种共同的政治身份或利益。
书写革命
在《妇女的觉醒》中，斯威尼表达了她对革命政治中暴力和血腥恐怖的反感。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集中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性的罪恶、残酷和血腥”。她承认，女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斯威尼坚持认为，女人在天性上更倾向于社会渐变的进化之路，以求避免激进的动荡和灾难性的转变。相比之下，“男人的方式多数情况下是革命的，而不是进化的，由此引发了世界上的战争、冲突和不平等”【44】。《妇女的觉醒》用明确的性别化术语描述历史模式：革命是一种污名，同时也是男性化的，而进化从形式上看本来就是女性的，符合女性心理的特有节奏。
这一时期的其他女性主义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进化和革命孰优孰劣，成了妇女参政运动众多参与者（特别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成员）所思考的问题。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创建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并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中成为主要推动者，吸引了广泛的媒体报道，激励了成千上万从前不关心政治的女性加入这项运动。除了参加众多的游行、集会和其他公开论坛，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成员们还逐渐开展了大范围的令人咂舌的激进行动，她们有的干扰政客发表演说，入侵议会大厦，有的将自己绑在栏杆上，有的则组织起来去破坏他人财产。因此，她们在媒体和大众当中成功塑造了最为强大、最具冲击力的现代女性气质形象。妇女反抗警察，打破商店橱窗，在监狱中被强行喂食，等等，这些形象都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女性、政治和暴力之间关系的普遍看法。【45】
在公民抗议加剧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话语的历史和时间框架亟待重塑。好战的女性主义激进分子决不会反对进化论的原则，《为妇女投票》（votes for women）的版面上时常出现“进化论”的字眼。然而，她们对进化论话语感到失望和不耐烦，因为这种话语总是把妇女的自由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领导人，也是《为妇女投票》的联合创办人。她在1909年写道：“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今天的女性运动是一场革命。人们不喜欢革命，但必须记住，正是那些阻碍进化进程的人促成了革命。”【46】当进化论叙事未能实现解放的承诺时，革命就应声而起，顺理成章地成为必然的回应。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913年在纽约发表演讲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说‘妇女参政一定会实现；人类的解放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女人不相信进化，不去教育好本国的人民，不去教育好自己的女性同胞，从而为迎接公民权做好准备呢？为什么这些好战的女性要使用暴力干扰国家的正常运行，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操之过急？’”【47】潘克赫斯特自问自答时，对英国政治体系的刻板和保守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使之与美国引以为豪的革命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要想打破英国过去的束缚，就需要女性的反抗；“我们的革命”可能是对虚幻的进化论叙述的唯一回应。
这种以革命为指导的女性主义活动，不仅仅意味着暴力、骚动和极端行为，而且还带来了对时间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历史原本被看作现存过程的有机延续，这一观点现在被诸如“破裂”“转变”和“断裂”等词汇所取代。激进的女性主义话语并没有寄希望于遥远的乌托邦，而是要求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从先驱者的立场出发，谴责过去的牢笼和现在的暴*。对革命决裂时刻的呼吁，构成了一种不同的历史意识，在这种观念中，激进的新事物成为政治价值的标志和言行如一的保证。在这里，激进女性主义的战略与未来主义和旋涡主义（vorticism）【48】等当代艺术先锋派的战略有所重合，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和谐稳定，但它们都不谋而合地以“新”来暴力地否定“旧”。这是一场被广泛视为“中产阶级、中年人、改革派和女性化”的运动，人们开始使用侵略、破坏和暴力变革等隐喻（此前人们认为这些字眼是对女性的侮辱），同时也从以前女性激进主义的漫长历史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正如马莎·维西纳斯所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参政运动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运动的高潮和突破。【49】
与所有激进组织的成员一样，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试图通过一个起源的神话来体现自己的独特身份。她们抛弃了长期渐进的进化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关于革命机体创建伊始的激情描述，仿佛这是一个自发自生的过程。例如，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将现代女性主义的起源归因于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annie kenney）：“两个女人站出来反对整个世界——从而开启了这场运动。”【50】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讲述了一个类似的英雄主义的初创神话，少数女性站出来反对庞大的国家：“在1905年大选前夕的英国，就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是赤手空拳地——开始一次奇妙冒险，迫使现代最强硬的政府给女性投票权。”【51】如珍妮特·莱昂所言，这些表述遵照了宣言之类密集修辞的政治写作的传统母题，倾向于将具有传奇色彩的关键时刻当作一个团体的诞生点加以史实化。正如她指出的，建构“一段裁减过的、振奋人心并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历史，以此来记录压迫如何演变为当前的断裂点”【52】。为了突出边缘群体的斗争，她们修订了以往对过去的描述，创造自己的缘起和历史，这是获得集体认同和文化合法化的重要一步。在这种解构和重建历史的过程中，时间被按照摩尼教的逻辑加以塑造，而摩尼教【53】认为过去是救赎性未来得以登场的非真实先兆。【54】
但是，女性主义与过去的实际关系比我以上描述的更加含混。如果说女性参政论者夸大了自身与传统之间的疏离，那么她们也同时把过去视为潜在的灵感来源和象征力量。全新的政治身份会给人脆弱短暂的印象，这就鼓励她们回到过去，去寻找能够解释现状的先兆和依据。因此，像奥利芙·施赖纳这样的人一方面称颂新女性，但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并非真正的新女性，而是古代历史上骄傲的日尔曼女斗士的后裔。同样的道理，女性参政论者的宣传画经常采用历史、寓言和神话中的女勇士形象。博阿迪西亚（boada）【55】、雅典娜，特别是圣女贞德的形象都骄傲地出现在横幅和海报上，展现了理想的女性英雄力量，见证了存在于久远过去的女性中心主义战斗传统。【56】
女性参政论者虚构的传统又与现代激进主义构成了联系，这种激进主义始于1789年，确立了自由、平等和公民权的民主理想。法国大革命是女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她们认为自己是反抗斗争衣钵的主要继承者，在启蒙运动中找回了激进的内核。就这一点而言，年轻的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这样描述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称她是“最后一位备受欢迎的领导者，她受到法国大革命理论的启发，全身心地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并赢得了胜利”【57】。同样，人们常常将争取解放妇女的女性主义斗争与打破奴隶制和种族奴役枷锁的美国革命相提并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向美国民众高呼：“当我们读到庆祝贵国自由的伟大宣言时，我们的心在燃烧；当我们去法国，读到自由、平等和博爱时，您不觉得我们欣赏这些词的含义吗？”【58】通过与过去伟大的解放斗争相提并论，女性参政论者认为自身的运动是同等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人们说她们的目的是狭隘的自身利益，为了反驳这些指责，她们声称自己追求的是全人类自由的事业，并将改变和造福全人类。因此，历史就像终审法院，把个体行为的意义加以升华，它将最终肯定女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59】
女性主义者喜欢谈论革命化理想，与此同时也热衷于使用高调夸张的语言，因为女性主义话语尝试去模仿的，就是她们指涉的那种激烈的政治活动。这类文章的感染力与具体的演讲环境直接相关；如前所述，《为妇女投票》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公开演讲的文字稿，或者是写给潜在女性主义读者的社论檄文。因此，这些文章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鼓舞人心的、让人热血沸腾的公开训导，来激发政治凝聚力和政治认同。为了尽量减少演讲者和公众之间的隔阂，这些文本旨在实现透明的交流，传达强烈的真情实感，以期在演讲者和观众之间建立亲密联系和相互理解。女性主义话语成了一种文本之镜，反射给读者一种基于共同目标的集体认同感。
这类女性主义作品就像是强制令和广告，有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包括带有仪式感地宣传绝对道德。《为妇女投票》杂志中的许多文章是直接描述最近的政治事件，或务实地讨论政策问题，但其他文章采用的是高度激昂、极具感染力的修辞。简单地看一段话就可以充分了解大多数作品的风格。“这是一场革命。这是一场战争。但这是一场强加于我们的革命。这是一场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要求我们发动的战争。只要这场运动中的每个女人都像英雄和勇士般果敢，我们就必将战斗到最后，在战斗的喜悦中，我们将忘记一切紧张和压力，正义的事业终将胜利。”【60】这段引文中有许多政治修辞的典型策略：重复、抽象、夸张、预言。通过革命和战争的意象将政治事件戏剧化，同时否定个人责任，将更大利益驱使下采取行动的团体英雄化。军国主义的词汇将政治领域分为两个相互冲突和对立的阵营，顺应天意，义人必定成功。通过不断使用祈使句、将来时态，以及“应该”和“必须”等情态动词，这种言说方式一再诱使读者将自己定位于尚未实现但必将实现的光荣命运中。
当然，这种劝说和自圆其说的技巧在许多政治话语中屡见不鲜，但是它们对中产阶级英国女性意义非凡，这群女人是这类激进修辞的主要作者和主要受众。她们排除众议（包括当时许多同情者的意见），大胆地坚持认为妇女可以成为革命者。与此同时，她们发现革命者的男性气质与自己的女性气质不可避免地形成张力。因此，成为一名革命妇女就要冒着去性别的风险，这种危险在许多新闻报道和政治漫画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女性参政论者往往被刻画成怪诞的、男性化的、无性别的恶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激进女性主义者经常表露出她们是受环境所迫才放弃了自己的女性化本能。同时，激进女性主义者深知革命主体被俄狄浦斯化，并试图想出权宜之计，她们于将自己的行为说成出于战略需要，而不是心理需要。例如，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经常声称自己“本质上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讨厌暴力，讨厌混乱”【61】。这种对革命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尤其体现在女性主义者对自己外表和着装的关注上。很多作家评论过，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自我形象特别优雅，尽管她们会当街用锤子敲碎商店橱窗，或者奋力抵抗警察的逮捕。她们穿漂亮的裙子，戴宽边帽，外表时尚，刻意避免一切男性化暗示，想要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的固有形象。在这里，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现代女性遇到了作为消费者的现代女性；正如该时期的许多照片所显示的，女性主义者可能既具革命性，又具女性魅力。【62】
然而，在女性参政论者的女性气质以这种方式获得关注的同时，她们又面临着另一种再现的冲击，这些再现虽然承认早前的女性激进史，但只是想将之病态化为一种危险的荒谬。特别是法国历史把革命的女性形象打造成疯狂的“复仇女神”的形象，受本能和身体的驱使，这个形象成了巴黎公社中神秘的女性煽动者的生动化身。当代新闻报道借鉴了这一传统，将女性参政论者刻画成歇斯底里、灰心丧志、惊声尖叫的一群女人，她们心理失衡，极度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性错乱、一种肉体极端状态。【63】女性主义话语中大量使用军国主义隐喻，试图通过塑造一支纪律严明、战无不败的部队形象，来抵制这些目无法纪的女性象形。正如马莎·维西纳斯所指出的，“许多中产阶级女性眼看着自己的兄弟整装出发，到南非和印度为帝国而战。她们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描述成用道德优势武装自己，为更伟大的事业而战，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语言、标志及最终的行动，勾勒出了一支与社会交战的队伍”【6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段时期，这些冲突、战斗和自我牺牲的形象日益突出，成为女性参政运动中较为激进的一个篇章。为了避免让女性气质给人以无助或软弱的联想，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等人写作的主题大多是烈士精神、为事业献身和精神复活等，表达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热忱。激进的女性主义将自己定义为一场激进的现代运动的代言人，这场运动向男性的反动、停滞和保守力量开战。
现代性与“新”的政治
在讨论现代哲学和政治学时，詹尼·瓦蒂莫给出了如下基本定义：“现代性是指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具有现代特征是一种价值观，或者说，是所有其他价值观所参照的基本价值观。”【65】换句话说，对现代性的定义与其说是基于具体的物质形式（物质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不如说是基于一种特殊的时间逻辑，这种时间逻辑把创新视为终极价值，哪怕它会滋生诸如“老式”“过时”等引发贬义联想的字眼。再言之，现代是一种自我定义；这种自我命名的姿态，以及相信新事物必然有其价值的姿态，构成了它所试图描述的那种时间性。
假如说对“新”的称颂可被视为现代的必然特征，那么这种称颂却有着不同的伪装，目的也不尽相同。现代性被指称为“关于‘新’的传统”，在这种自我矛盾的措辞中可窥见时代的核心矛盾；在这个时代里，变化本身被常规化，具有规范性的文化功能。进步论象征着“新”的体制化，即变化是永久的，持续的，于是变化也被同质化为社会进程的必要基础。因此，西方的进化论叙事不过是一种僵化的变化动力学，是对历史发展做出的死板的、规范化的描述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新”不过是在重复那种亘古不变的逻辑。【66】
那种进化论的、目的论的时间框架下的“新”，与革命的“新”双峰对峙，因为后者意味着与过去彻底的决裂。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思想在性质上是极其反历史的，因为它肯定了巨变时刻的断裂本质，将之视为朝向未知未来的质的飞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否定延续性的阶段性发展，从而颠覆了进步论；它肯定即将发生的一切截然不同于已经发生的一切。然而，革命的隐喻本身很容易被同化，回到关于进步的目的论中，也回到一种区分了不同革命阶段的拯救史中。
这两种“新”论互不相同，又相互关联，它们广泛存在于世纪末的女性主义话语中，因为女性总是竭力再现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物的状态。她们不断在革命者和进化论者两种形象之间切换，试图阐释自己作为现代女性、社会进程的主体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旁观者。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她们对时间的现代想象既有价值，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置于进化叙事的中心，挑战那种将女性置于历史之外的做法，为关于“新”的旧论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潜在的反抗性。她们所援引的进步理想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文化赞歌。然而，她们同时又将非西方文化的女性和男性发配到她们自己刚刚摆脱的无历史性的区域。虽然进化论让女性主义斗争能以无上权威的自然法则为修辞，但是这种决定论同样也会破坏政治活动的基础。同时代的人们很想不通，为什么女性参政论者如此激烈地投身于运动中，毕竟她们的奋斗目标过一段时间就会便变成现实。
呼吁革命是对当时进退两难局面的一种反应，结果又造成了新的混乱和新的问题。激进女性主义者把她们的斗争说成革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革命斗争标志着西方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政治斗争，她们借用这一词语所具备的提振人心的力量，试图加快社会转型的速度，创建一种激进的女性亚文化，并公然藐视父权制国家的权威。然而，这种革命意识形态非但没有获得持续而广泛的支持，反而加深了女性运动各种派别之间存在的裂痕。激进分子日益相信自己的理想与多数人的价值观不相容，这种想法由此而促成了一种先锋派的意识，珍妮特·莱昂将这种意识形态称为“一种目中无人的修辞，试图将无法渗透的、无差异性的‘公众’想象为（或是物化成）压迫文化”【67】。结果，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开始膨胀，相信自己的反抗极具政治影响，认为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虽然很难评估激进活动对公众态度的长期影响，但在纯粹的战略层面上，她们争取选举权的战斗并未取得胜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女性才获得了选举权，而且最初只有少数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完全今非昔比。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本章中分析过的各种历史意识变得更成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以及消费主义的伪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失控，等等，现代性作为进化和进步的宏大叙事已经被清空了一切有意义的内容。这些时间性的危机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后现代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并且不再相信“新”的存在。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再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里。【68】
然而，在这些说法中，我们往往能瞥见正遭受否定的历史性仍然存在。正如一些人论述的那样，难道利奥塔关于宏大叙事终结的论点本身不是最大的宏大叙事吗？对于能否“超越”现代，瓦蒂莫更为谨慎，他意识到任何对现代的超越都不过是再现了现代性本身。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应该是现代的关键时期，而不是超越现代的一个时期。即便如此，他谈及进步、发展和终结时，仍然使用明显的线性和历史性的语言。看来，历史意识和时间性的传统并不像批评家们所期望的那么容易被抛弃。
这并不是要轻视或否认西方历史-哲学叙事的批评力量，我在写作本书时至少在某些地方也融入了这种批评。然而，设想我们已经完全超越了现代历史概念，就意味着我们笃信当下比误入歧途的过去更具优越性，这种观点明显有问题。同样，这种说法否认了我们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与世界的互动，继续以为历史概念就是年表或变革。我们可能不再赞同19世纪人类发展的宏伟愿景，但我们的语言本身表明自己仍持有那种历史性的思想和时间不可逆的观念。区别可能在于，我们以更为自觉的方式来看待这类叙事模式的使用及它不可避免的多元性，而不在于我们已经超越了这类叙事模式。
我已经在讨论中力图表明，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被统治集团，均可能受益于这种叙事；最重要的是，正是后者复活了关于新的政治，并向现状发起挑战，而这种现状并非同类情况的简单复制。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而言，历史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范畴，它不再代表理性现实的合法化，而是表达了对另一种未来的殷切希望。因此，当世纪末的女性主义者提及进化和革命时，她们并不是简单地模仿现有的男性话语，而是同时利用并改造了当代思想的经纬，以提供另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的可能性。通过重新拟订历史图景，阐明对未来的新期望和对过去的不同认识，性别关系的政治变革得以呈现。所以，向现代性的男性中心叙事提出的挑战，并非自发地源于当前的历史时刻，而是构成了现代性自身内部的一条反复出现的线索。
瓦蒂莫认为，目前的后现代状态，应被定义为一种后历史（post-histoire）时期，在这个时期“新并不具有任何‘革命性’或颠覆性；它反倒允许事物保持原样”【69】。在这样的历史终结论中，所有的新、改革和历史变化都被纳入一个宏大的、体系性的宰治逻辑中，这种逻辑迷恋“新”，哪怕它抽空了自己的全部意义。然而，这样一个笼统的视野无疑掩盖了各种新之间的根本区别，即新政治运动的革命意义与新肥皂品牌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变革无所不在，我们就有责任从政治和伦理意义及深远的结构性意义层面努力区分不同形式的变革。政治的存在正是基于这种区分，即使“历史”（作为对过去的建构和对未来的预测）对许多人而言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而非业已完成的事业。
【1】lisa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imagery of the suffrage campaign, 1907-1914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7), pp. 182-192.
【2】我借用了安东尼·肯普（anthony kemp）的“时间-文本”（time-text）这一术语, 他用这个词来指示“由个人历史表达构成的集体叙事。这种元历史的‘时间-文本’完全没有受制于客观的、独立的过去，而是能够……极端改变，产生激烈、不可调和的变化”，参见anthony kemp, the estrangement of the past: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vii. 我对历史思想中的性别政治重新进行考量，正是因为我对男性的、线性的时间与基于节奏、周期性和重复的女性时间的所谓明确划分抱有怀疑态度。我的论点是，这种对立不充分又微不足道，却服务于男人与女人不同的时间观念和经验，而这些观念和经验形成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关于这一方面，请参见 julia kristeva, “women's time,”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3】参见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 in modernism: 1890-1930, ed.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37-38; holbrook jackson, the eighteen nineties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pp. 21-22; 1915, the cultural moment: the new politics, the new woman,
the new psychology, the new art, and the new theatre in america, ed. adele heller and lois rudnick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4】参见penny boumelha, “women and the new fiction 1880-1900,” in her thomas hardy and women: sexual ideology and narrative form (brighton: harvester, 1982); ann ardis, new women, new novels: feminism and early modern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san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home rule: the colonies of the new women,” in 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sexchan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laine , “new women,” in sexual anarchy: 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ècl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0); carroll smith-rosenberg, “discourses of 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the new woman, 1870-1936,” in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ed.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and george chauncey, j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lucy bland, “the married woman, the ‘new woman,’ and the feminist: sexual politics of the 1890s,” in equal or different? women's politics, 1800-1914, ed. jane rendall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7); gail cunningham, the new woman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new york: macmillan, 1978).关于女性主义对英格兰男性小说家的影响,参见 patricia stubbs, women and fiction: feminism and the novel, 1880-1920 (london: methuen, 1981).
【5】katherine stern, “the war of the sexes in british fantasy literature of the suffragette era,” critical matrix, 3, 3 (1987): 78-109.
【6】参见，如 donald m. lowe, “temporality,” in his history of bourgeois per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以及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
【7】对这两个术语的讨论，参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3).
【8】对“革命人格”（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的批判，参见marie marmo mullaney, “women and the the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comments,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1, 2 (1984): 49-70. 近期女性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包括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以及dorinda outram, “le langage mâle de la vertu: wome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ed.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关于重新评价女性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及自由政治理论的批评，具体细节请参见林恩·亨特（lynn hunt）的近期之作，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9】lorna duffin, “prisoners of progress: women and evolution,”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woman: her cultural and physical world, ed. sara delamont and lorna duffin (london: croom helm, 1978), 以及 christine crosby, the ends of history: victorian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亦见 jill conway, “stereotypes of femininity in a theory of sexual evolution,” in 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 ed. martha vicin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0】peter osborne, “modernity is a qualitative, not a chronological category,” new left review, 192 (1992): 67.
【11】susan kingsley kent, sex and suffrage in britain, 1860-1914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3. 另请参见 martha vicinus, “male space and women's bodies: the suffragette movement,” in her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以及 jane marcus, “introduction: re-reading the pankhursts and women's suffrage,” in suffrage and the pankhursts, ed. jane marcus (london: routledge, 1987).
【12】我从琼·兰德斯那里借鉴了“象征政治”这一术语。她描述了18世纪公共领域中政治体系与文化表征之间的相互关联，极具启发性。
【13】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14, 24. 另请参见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4】lisa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imagery of the suffrage campaign, 1907-1914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7). “妇女选举权的符号学和身体学”这一术语源于jane marcus, “the asylums of antaeus: women, war, and madness—is there a feminist fetishism?” in the new historicism, ed. h. aram vees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142.
【15】janet lyon, “militant discourse, strange bedfellows: suffragettes and vorticists before the war,” differences, 4, 2 (1992): 100-133, 以及“tranorming manifestoes: a second-wave problematic,”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5, 1 (1991): 101-127.
【16】vicinus, “male space and women's bodies,” p. 254.
【17】ibid., p. 264.关于该时期女性主义自传的研究，请参见tricia davis et al., “‘the public face of feminism': early twentieth-century writings on women's suffrage,” in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writing and politics, ed. richard johnson et al. (london: hutchinson, 1982).
【18】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p. 151.
【19】参见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p. 108,以及 gillian beer, darwin's plots: 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darwin,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5).
【20】转引自 conway, “stereotypes of femininity,” p. 141.
【21】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p. 186.
【22】关于优生学与女性主义关系的探讨, 请参阅 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1981), 以及penny boumelha, “sexual ideology and the ‘nature’ of woman, 1880-1900,” in thomas hardy and women.
【23】转引自 ruth first and ann scott, olive schreiner: a biograph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85. 关于施赖纳、霭理士、皮尔逊（pearson）和其他“男女俱乐部”（the men and women's club）成员之间关系的探讨，请参见ruth brandon，the new women and the old men: love, sex, and the woman question (london: flamingo, 1991) 。
【24】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virago, 1978), p. 12. 对格迪斯和汤姆森所著的《性的进化》的引用，转引自conway's “stereotypes of femininity,” p. 146.
【25】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p. 82.
【26】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p. 259.
【27】对施赖纳与她那个时代主流进化理论之间关系的详细叙述，参见 joyce avrech berkman, the healing imagination of olive schreiner: beyond south african colonialism (oxford: plantin, 1990), ch. 3.
【28】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p. 283.
【29】elaine ,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engl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é to lessing (london: virago, 1978), p. 203.
【30】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p. 282.
【31】参见“press nots on the first edition,” in frances swiney, the awakening of women, or woman's part in evolution, 3rd ed. (london: william reeves, 1908).
【32】ibid., p. 20.
【33】ibid., p. 19.
【34】“press nots on the first edition,”
p. 177.
【35】ibid.,
p. 268.
【36】典出19世纪英国谚语“dame partington and her mop”，指的是在洪水泛滥淹没房屋时还在徒劳地用拖把扫水的人，后来引申为那种顽抗改革和进步的保守者。——译注
【37】“press nots on the first edition,”
p. 269.
【38】参见carol barash, “introduction,” in an olive schreiner reader: writings on women and south africa (london: pandora, 1987), 以及 berkman, the healing imagination of olive schreiner, ch. 4.
【39】nancy stepan,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1960 (london: macmillan, 1982).
【40】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p. 248.
【41】swiney, the awakening of women, p. 197.
【42】ibid., pp. 120-121.
【43】参见 vron ware,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1992), 以及 sander gilman, difference and pathology: stereotypes of sexuality, race, and mad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44】swiney, the awakening of women, p. 67.
【45】参见，如 antonia raeburn, the militant suffragettes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73).
【46】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 “no thoroughfare ?,” votes for women, 2, 66 (june 11, 1909): 785.
【47】emmeline pankurst, “why we are militant,” in suffrage and the pankhursts, p. 153.
【48】旋涡主义是由艾兹拉·庞德命名，并与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相关联的艺术及诗歌流派。温德姆·路易斯为其代表人物。旋涡主义反对19世纪的多愁善感，试图把艺术与工业革命结合起来。——译注
【49】vicinus, “male space and women's bodies,” p. 250. 我提到女性运动与先锋派之间的关系时，参考了 janet lyon，“militant discourse, strange bedfellows”中的论述。
【50】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 “is it peace?” votes for women, 2, 39 (december 3, 1908): 168.
【51】pankhurst, “why we are militant,” p. 155.
【52】lyon, “tranorming manifestoes,” p. 102.
【53】摩尼教主张“二宗三际论”，即空间上对立的光明、黑暗二宗，以及时间上延续的过去、现在、未来（初际、中际、后际）三际。——译注
【54】参见 claude abastado, “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des manifestes,” littérature, 39 (1980): 6.
【55】博阿迪西亚（boada或boudicca）是凯尔特女王兼女勇士，在公元前61—前60年期间为了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联合几个不列颠部落进行了起义抗争。——译注
【56】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pp. 205-212.
【57】转引自 marcus, “re-reading the pankhursts,” p. 8.
【58】pankhurst, “why we are militant,” p. 160.
【59】将历史的召唤（invocation of history）作为对个人斗争的超个人的检验（suprapersonal validation），这也在当时的女性主义小说中显而易见。参见wim neetens，writing and democracy: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对萨拉·格兰德（sarah grand）和伊丽莎白·罗宾斯(elizabeth robins)的讨论，尤其是第123页。
【60】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 “is it right? is it wrong?” votes for women, 2, 81 (september 24, 1909): 1205.
【61】pankhurst, “why we are militant,” p. 156.以类似的思路，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写道：“女人已经被迫使用革命的话语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是违背她们的本能、传统和正常性格的，这是政府的错，而不是女人的错。女人比男人更憎恨战争。女人比男人更爱和平。但是有一件事比和平更重要，那就是尊严。”参见 lawrence, “is it right? is it wrong?” p. 1205.
【62】marcus, “women, war, and madness,” p. 144; 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note 73, pp. 306-307; vicinus, “male space and women's bodies,” p. 263.
【63】有关巴黎公社时期纵火女人(pétroleuse)的讨论, 参见 susanna barrows,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0, 以及 daniel pick, face of degeneration: a european disorder, c. 1848-c. 19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2. 关于当时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歇斯底里病症的解读, 请参见tickner, the spectacle of women, pp. 192-204, 以及 elaine ,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london: virago, 1987), ch. 6.
【64】vicinus, “male space and women's bodies,” pp. 260-261.
【65】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9.
【66】参见，如 theodor w. adorno, “progress,” in benjamin: philosophy, aesthetics, history, ed. gary smi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以及jean baudrillard, “modernit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1, 3 (1987): 63-72.
【67】lyon, “militant discourse, strange bedfellows,” p. 109.
【68】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参见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come to an end? (london: verso, 1992).
【69】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