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企公司与外国商社签署的《聘用中国雇员合同》规定，外商有权聘用中国雇员，也有权解雇中国雇员，中国雇员有权受聘于外商，也有权向外商请求辞职。

于是，在外企，离职有时候竟如同1+1这么简单。

你可以在一瞬间得到工作。你也可以在一瞬间失去饭碗。

你做得很好，却可能会失去工作；你做得一般，老板解雇的也许却不是你。

你失去工作，有可能是你的原因；你丢掉了饭碗，也许与你毫无关系。

人们在看到外企人舒适的工作环境、高工资、高消费的同时，常常看不到外企雇员日日缠身的忧患意识；人们在羡慕他们获得优越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常常忽视了他们可能随时加入“失业者”的大军。

赵小姐便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在五个月的时间内两次成为失业者。

赵小姐长着一个模特儿身材，高挑、漂亮，是经过外企秘书班培训的人才。凭她的条件，外商很容易把她做为最佳秘书人选。因此，她秘书班未毕业就被一家美国公司聘为秘书。

这家公司人际关系复杂，女老板性格善变。

而赵小姐工作却是兢兢业业的，从不掺和在人事纠纷中。因此即便是挑剔的老板也颇为喜欢她，一直嚷嚷要培养她作业务。

但其他雇员之间的纠纷却波及了她。原来那位做业务兼财会的小姐被认为能力不行不能做业务。要么解雇，要么降为秘书。老板念在该小姐与自己共同创业多年的情份上，采取了后一个方案。这样，四，五个人的办事处出现了两个秘书。

女老板只得惋惜地说：“sorry了，赵小姐，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不能留你了。”

赵小姐就这样被女老板解雇了。

半个月以后，赵小姐又得到第二个工作机会。另一家美国公司聘她作秘书。

老板是个黑人，为人还厚道。赵小姐工作很得他欣赏。因公司业务量大，该公司又同时聘用了另一个秘书。赵小姐与她分工协作，合作得很是不错。加上工作环境，地理位置都不错，赵小姐真希望在这家公司长做下去。

但不料两个月不到，黑人老板把赵小姐叫到办公室说：“很抱歉赵小姐，我们公司最近生意上赔了一大笔。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总公司要求压缩办公人员费用。我们暂时不需要聘用两个秘书了，需要裁掉一名。但是我们知道两位小姐工作都很努力，我们实在不知道该裁去哪一位。我们觉得裁去哪位对另一位都是一种伤害，因此决定两位都裁去。谢谢赵小姐两个月的合作。祝你好运！”

这样赵小姐又一次成为失业者。

对这两次非她个人原因导致的解雇，赵小姐很是伤心。常常有忧心忡仲的感觉。既希望尽快找到第三份工作，又担心干不长又被解雇。“再被解雇，以后的老板就不会再相信我的话了，他们会认为是我不好，而不会去想是我的运气不好。”

程小姐被外企派去一家香港公司不到一个月就抹着眼泪回来了。

她说老板解雇的理由是说她电脑打得不快，但她知道解雇她分明是为了另一位私聘的女人。

她说老板私底下用着一个女孩，以前是宾馆服务员，不懂英文，也不懂电脑，但和老板关系非常不一般。她什么都不懂，但却指挥程小姐做这做那，程小姐稍有不从，她就跑老板那里告状，然后老板就出来不分青红皂白指责程小姐。

几天前，她又为一件小事没道理地指责程小姐，程小姐一时生气和她争吵了几句，她便不依不饶。程小姐也是一时气极，说了一句：“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指使我。”那女孩便大哭大闹。

第二天老板就和程小姐谈话，说考察了她一个月，发现她英文和电脑都不行。让她先回家，练一段时间，练好了再说。

“你说我多冤。”程小姐一边说一边抹眼泪。“真应该给这个老板派去一个厉害的漂亮女孩。要这样的话，就该那女的走路了。”

还真让程小姐说中了。香港老板解雇了程小姐后，就让这位服务员以公司reception（接待员）的职务在外企注了册。同时又向外企要了一个秘书顶程小姐的空缺。外企给这老板派出一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秘书。一个月后，该公司老板给外企发回一封解聘信，信中以那位接待员不适合在公司工作，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为由解雇了她。

实际原因是什么，只有那老板自己知道了。

周易离开外企更是莫名其妙。日本老板聘他作驻京办事处的业务员。一切手续都已办完，他与原单位也已脱离了关系。但他在办事处上班还不到一个月，日方首席代表突然对他说：“最近东京总公司好像出了点问题。资金也迟迟不给我们发过来。我先回日本探探风声，你等我回话。”

周易便在办事处苦等。一个半月过去了，不见首席代表回来。也没接到任何电话、传真。发电发传真给东京总部，对方也不回答，仿佛与办事处从未曾有过任何联系。

这时饭店这边又来催促他搬家。说首席代表走之前已经把这间房子转租给另一家公司了，让周易在一周内退房。

周易这下傻了眼。从原单位出来，失去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说，在这家日本商社干了这两个多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这下，他完完全全成了“无业游民”了。

周易拿着档案回到了街道。

与以上雇员不同的是，唐小姐和肖小姐的离职是因为她们个人的原因。唐小姐受聘于一家新加坡公司做秘书。老板待她可谓不薄。刚进公司不久，就派她去新加坡接受公司培训两个月。老板渴望着唐小姐受训回来后，能承担起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帮他看好“摊子”。却不料唐小姐回国后，上班常常迟到、早退，干活拖拖拉拉，常跟老板讲新加坡女孩如何如何过得光彩。

更有甚者，有一天上午老板有急事等着她发传真，但快到中午了不见人过来。正着急，唐小姐打来了电话，说正在一家美容院美容，没带钱，让老板过来帮她交钱。老板差点没气晕过去。但雇员被扣，他不能不去解救。结果跑去美容院为小姐交了100多元的美容费。回来老板就解雇了她。说：“我聘用的是秘书，而不是少奶奶。”

而肖小姐被解雇则是因为她过于自恃。她毕业于名牌大学日语系，很能干，便不屑做杂事。而在日本公司，工作没有高低之分。只要你是雇员，只要老板吩咐你去做，你就必须去做，而且还要做好。

而肖小姐则不这么想。她是业务员，秘书的活便不愿去做。只要秘书在，电话铃响半天她也不去接。日方部门经理为此多次批评她，她便与日本人争吵。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肖小姐其实业务做得挺不错，日语也是呱呱叫，但老板还是解雇了她。

老板为此事专门来到外企。说：“日本公司最讲求合作，没有合作精神的雇员再能干也不是好雇员。因此我们很遗憾，但还不得不解雇肖小姐。”

张小姐的离职有点尴尬。她进这家香港公司不到两个月，外商就解雇了她。因为她怀孕了。父亲不知道是谁。老板没问，她也没有说。但她必须离开商社了，这便是结果。如果这个孩子是她的合法孩子，那她的权益就会得到保障，老板不能因为她怀孕而解雇她。而现在，面对老板的解聘信，即便涕泣涟涟也无济于事。可庆幸的是，老板还不错。解雇她前，为她付了两个月工资做离职费，还给她200元钱补养身体，在解雇理由上写得只是因为公司业务调整。因此，张小姐的离职只是给她个人一个教训，对她第二次工作的选择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田小姐的离职则对她本人留下了较大的后遗症。田小姐很能干很泼辣，能说会道，被香港h公司的老板看中，聘她做秘书。说是秘书，其实办公室的一切事务几乎全权由她代理。包括几万美金的办事处的开办费。但港方老板不长住北京，北京的事务由中方经理全权代理。田小姐上班不到一个月，中方经理便解聘了她。说田小姐辜负了公司的信任，事事不请示老板，自做主张。所有办公设备及用品均自做主张购买，不合老板的要求。尤其可恶的是她买了一套电脑，花了10多万人民币，也竟然不通过老板。现在电脑与香港方面联不了网，这套电脑根本用不上。中方经理说田小姐买这套电脑吃了回扣，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要由她负责任。

田小姐闻知解聘的消息极为气愤。她说中方经理的话是无中生有。她所以被解聘其实是和中方经理夫人合作不好的结果。经理夫人退休在家无事，便插手办事处的工作。每日指手画脚不说，对田小姐像防贼般地提防。每天上午8：30一到，必来电话查看。偶尔田小姐外出办事未来，她便仔仔细细查问清楚。田小姐作为办事处的正式雇员，自然对这种不明身份的领导不合情理的指挥不服气，但碍于中方经理的面子，她忍耐着。办事处刚刚筹办，她需要从每一件细小的东西添置起。她认为她没必要连购买文具之类的事也向香港汇报。但大的东西如电脑等她是不可能自作主张的。而且为了办事处尽早用上电脑，她用自己的钱付了定金。现在公司要解聘她了，便以她私买电脑拿回扣为由，她不服气。她希望h公司归还她本人预付的现金。

双方在解聘信发出后已不再有工作关系，但双方因为善后工作至今僵持着。而且因为这种僵持，田小姐一时得不到新工作。她很烦躁，但又无奈。只希望早点摆脱僵局，摆脱失业。

和上面的离职者相比，沙小姐的离职颇具气派。因为是她“炒”的老板。她学朝语，在一家韩国公司做秘书。论学历，她是大学本科；论能力，她自认为只会比办事处同事强而不会比他们弱；论长相，自己比任何小姐也不差。但她在办事处干得却是最低级的活。每日电话传真，甚至倒茶打水。办公室的先生小姐们经常随意使唤她。而且在商社，等级很分明。她不仅要天天做这些杂事，而且她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部门经理忌贤妒能。一位做业务的小姐辞职了，空缺一个职务。而沙小姐是办事处懂朝语的两位中国人之一。而且沙小姐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她希望顶上这一空缺，而且也认为老板会让她做业务。但不料部门经理自己招聘了一个学历史的，不懂朝语，能力也平平的女孩。

这件事使沙小姐明白了，在这家商社自己不可能有机会被重视。她愤而辞职，任凭韩国老板再三挽留也不回头。

还有李小姐、张小姐、钱小姐……

就这样来来、去去，走走、留留。外企成为当今社会人才流动最大的地方。也是工作机会最多的地方。尽管这种流动这种机会中包含着一个个充满酸甜苦辣的故事，尽管创造故事并不是每一个离职者进外企的初衷。

但是旧的故事结束了，新的教事又会产生。

就这样的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