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工程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毛泽东，1956年
毛泽东在长江三峡建超级水坝的夙愿，在经过30多年的争论之后，已接近获得国家的官方批准。但有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争论远远没有结束。6300公里长的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青藏高原，在上海流入东海。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直接影响200公里长的一段风景优美的长江中上游部分。
北京十分清楚主要国际组织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接受一加拿大协会的建议，把三峡工程的总投资额的2%用于监测大坝对生态的影响。北京当局还提出做好中华鲟和扬子鳄的人工繁殖问题。
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局的总工程师说：“如果我们回归自然界，那我们就难以发展了。”求发展是三峡工程争议的核心。自从1992年提出修建长江水坝以来，根据历届政府的不同的发展重点，有关政府官员的特殊兴趣，长江水坝的设计历经无数次修改。修建高水位大坝的建议逐渐得到各方的认可，因为高水坝可以建成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发电可供应下游远至上海等缺电城市的用电，改善长江航运使货运驳船驶往上游1400公里远的重庆市。
加拿大协会的报告中指出：“三峡水库区的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最大的环境问题。”发展问题专家菲利普·费恩赛德在一份在加拿大公布的评论报告中指出：建三峡水库要移民120万人。北京的回答是建三峡工程是改善长江中下游地区3.5亿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除防洪之外，它可发电1768万千瓦，相当于中国现有主要发电厂的装机总容量之和。可满足上海附近新建一个经济开发区的需要，还可满足在长江下游宏伟的远景规划中发展的需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强调指出，水力发电是目前最安全最清洁的能源方式。“如果我们不建三峡工程，而建造相等发电能力的火力发电厂，那就意味着每年向空气中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200万吨二氧化硫和1万吨一氧化碳。”
中国式污染
在中国最高水平的美术绘画作品中，一幅中世纪宋朝时代的美丽优雅的山水画充分表现了中国道教崇尚的天人合一论——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然而，那些早期的山水画艺术精品只是创造出一个尽善尽美的自然界，而不是模仿。事实上，早在当时，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华中地区就为其人口过度密集所累。
对每一个国家来说，企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对于那些想快步跨入工业化社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就难上加难。这对矛盾的尖锐程度在中国的表现尤为强烈：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正面临污染、森林面积减少、臭氧层空洞、酸雨和数量巨大的垃圾等问题。甚至连艺术家描述的理想环境中的自然景观都已从人们的语汇中消失。它们消失在有毒的煤烟和雾气之中。东北重镇本溪市现在就在这种有毒气体的笼罩之下，因此，这个城市定期有规律地从卫星屏幕上消失。
现代化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全方位地恶化。中国依靠燃煤为工厂提供动力，为家庭提供取暖，这一来把城市笼罩在有毒气体中，在广大农村降下酸雨，肺癌患者数量增加。污染使得流经城市的86%的河水既不能饮用，也无法养鱼。看不见的温室效应气体加速了中国西北部的冰川融化速度，这里拥有3万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储藏量。最糟糕的是，中国只占有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1%的人口，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恶性循环年复一年地将数百平方公里的耕地变成峡谷和沙丘。
在标满了生态污染事件发生地点的世界地图上，有从纽约的拉夫运河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亚马逊河流域、波斯湾等，而中国的领土上却没有任何标记。这是因为外界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然而，当污染流出中国的国界之后，这种情形就改变了。根据世界资源问题研究所的说法，中国烟囱里冒出的二氧化碳释放物逐渐积累在其上空的同温层，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巴西之后世界上第4大温室效应制造国。
北京对上述问题并非熟视无睹。1989年政府向污染宣战。每年支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治理污染。这一承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将很快批准关于减少对臭氧层破坏的一项国际协议。
中国表现出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权利强有力的代表，这些国家要完成工业革命，而又不能因为污染而付出惨重代价。北京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先污染后治理方面做得比发达国家好，其他国家应当援助它们治理污染。
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不应当把中国孤立于国际联合治理污染问题的努力之外。位于瑞士的保护自然界与自然资源国际联盟主席马丁·霍尔德盖特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对世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力。”
以辽宁省的本溪和沈阳为例，一个是煤炭中心，一个是钢铁中心。依据联合国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数据，这个自20世纪30年代起建设的重工业区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全世界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先繁荣后污染的实例，本溪和沈阳都在1949年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工业生产大发展的阶段，但燃煤锅炉为工厂、车间和冶炼厂提供动力，所冒出的污染使得这一地区几乎不适合居住。一位最近曾在沈阳住过的外国人说：“空气中总飘有沙尘。墙上沾的都是烟灰，就好像是用汽车的废气尾喷管透过窗户喷上去的一样。”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监测报告，沈阳市区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悬浮物含量之高，列世界第二位，而二氧化硫的含量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指标数值，仅次于所监测城市中最严重的米兰，居第二位。水质同样低劣，每年2亿吨污水流入辽宁省的12条河流，其中污染物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60倍。因此毫不奇怪，沈阳市肺癌的发病率大幅度增加。
尽管形势十分严峻，自1973年以来治理污染方面已取得一些进步。1973年，本溪市采纳270条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措施。“70年代时如果你穿白衬衣外出，到晚上就成了黑衬衣。”本溪市环保局副局长回忆道。自1978年起，由于除尘防污染设施的安装运行，这里的烟尘排放量和黑色已减少50%。用高质量木炭压缩制作清洁燃烧煤饼取代家用煤炉的普通燃煤。尽管如此，空气质量仍达不到标准，并威胁着工业增长计划的实施。中央政府近日决定将本溪市作为治理空气和水污染的试点城市，从专项基金投入1500万元，使本溪市在1995年治理污染达到国家标准。
在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和西安在内，持续的干旱已消耗了地下水资源。西安的地下水位下降过快，引起的地面沉降速度是1972年的5倍，建于公元7世纪的大雁塔严重倾斜。大雁塔是中国从印度取回的第一部佛经的藏经处。
不论中国如何巧妙地分配利用水资源，都不能改变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10%是可耕地这一事实。毛泽东“粮食第一”的指示打算解决这一问题，引导农民毁掉森林去扩大耕地面积。这一缺乏远见的行为导致中国损失了670万公顷森林。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主要著作《 被毁坏的地球 》作者瓦克拉夫·斯米尔警告说：“如果中国人不能扭转毁林开荒的趋势，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将面对重大的环境灾难，在严重污染地区威胁正常的人类生存，并破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在过去40年中大约减少7900万公顷森林加速了农田的毁坏过程：狂风和降水的侵蚀，随之而来的沙漠化。严重的侵蚀正威胁着15%的土地。最严重的例子是广袤的黄土高原，位于西安北边的黄河流域，一片面积50万平方公里光秃秃的像火星表面的山地。
中国能治理好污染吗？
尽管中国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对此并不大关心。只有濒临危险的大熊猫的命运似乎引起外界的注意。由于缺乏公开的统计数字，又没有环境问题的院外活动集团，游客和当地居民一样都想当然地把北京上空的烟尘当成是普通的雾，而不是烟雾污染，许多当地人常有的咳嗽只被认作是普通感冒。随着中国逐渐被认为是臭氧层损坏和全球变暖的肇事国家之一，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已受到国内外更多更严格的监视。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宣布将要“承担与经济实力相当的责任”，并在国际论坛上摆出更高的姿态。它一直致力于提出一种新型的环境保护主义，不使用限制增长速度的办法惩罚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当为了处理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不是目的。我们的目际应该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优美的环境中过上更美满的生活。”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
尽管没有专家要劝告中国停止经济发展，但多数专家都认为中国应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上求得一种平衡。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就要到来，而经济发展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煤的燃烧将成倍地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氧化碳是数量最多的温室效应气体。“中国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如果不加以治理，中国和印度将超过那些工业发达国家。”位于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协调人彼得·厄谢尔说。
在长达两年的“关于臭氧层破坏物质的蒙特利尔协议”的辩论中，中国代表第三世界发言，阐明发展中国家禁用这些有害物质比工业发达国家要困难得多。中国官员提出，中国缺少电冰箱行业常用的有害制冷剂的替代产品的生产技术，仅仅因此而剥夺中国人使用冰箱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正相反，中国向工业发达国家提出，要求其提供生产替代产品所必要的技术和资金。去年6月，协议各国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2.4亿美元的基金，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应用新技术的转变。
在这一复杂进程中，下一步是减缓气候变化速度，到2005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协议，这项工作将更昂贵、更困难得多。中国政府早已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应该期望发展中国家限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相适应。一位中国外交官员说：“中国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石油的消耗量要增加，排放量也要增加。”他认为，中国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改进燃煤的效率。
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中国依赖燃烧劣质煤，未经过充分精选，使用老式的锅炉和煤炉产生巨大的浪费，所提供的工业能源效率只及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1/4～1/2。世界银行恢复了对中国的贷款，对中国提出的主要环境保护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煤的利用效率。世界银行还要求中国把含有高额补贴的能源产品价格调整到与其真实成本相适应，以减少浪费。“中国即使只做到小幅度提高能源效率，就能带来在不加重环境危害的条件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的环境顾问马丁·李说。
发动群众抵抗污染
中国的集权制度可能更适合于动员数量众多的民众参与群众性运动，如种树和清扫垃圾。而对教育民众了解乱砍滥伐森林的生态危害性、煤粉尘与疾病的关系等方面做得还不够。环境保护意识仍仅局限于少数学者和技术人员，他们对普通民众对污染危害的无知感到沮丧。“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有一座大烟囱，就会冒烟。他们不把这些当成是污染。”国家环境保护局信息教育处副处长杨朝非说。
尽管如此，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是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高校研究机构设计生产出新型清洁煤饼，它将逐步替代目前许多城市里居民家庭直接燃烧原煤。天津市有一项技术含量极低的垃圾处理方法：养猪养鸡直接食用垃圾，利用垃圾。
沙漠治理专家正在寻找保持治理成果的方法。他们采用承包责任制，这也是1978年农业改革成功的主要方法。例如，陕西省榆林地区的农民，承包种一定数量的树阻挡沙丘的再度侵袭，开垦荒地可受奖励。种下的成千上万棵树组成绿色长城防护林带，一直从中国东北部向西沿内蒙古自治区边界绵延至新疆。防护林带计划大获成功，因为参加者人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利益在内。榆林地区控制风沙研究所所长说：“这是人造绿洲。人民清楚知道，如果不固沙，它会卷土重来。”
这样的基层民众的变化常常表示了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世界银行负责中国计划的主管沙伊德·贾弗德·伯基把这描述为“海涌”，“政府对此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因为政府非常关心稳定问题。”
然而，这种对政治稳定的关心的作用是双重性的。北京附近一个农村的农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一家国营化工厂为避免冲毁水坝，执行一项应急计划，把污水处理池中有毒物质排放到他们的农田里，村民来到化工厂门前举行抗议。当村民拒绝解散时，警察驱逐了他们，引起了混乱，造成数十人受伤。
归根到底，在中国恢复土地和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好与坏或对与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选择。随着中国人收入增加，自然生活水平也必须提高。但是中国的土地能否承受一家一户的任意建设舒适的住房，而现有的住宅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地？亿万自行车拥有者将来改骑摩托车，现在摩托车主人买得起汽车，那样该怎么办？如果为减少空气污染而降低燃煤的数量，那么汽轮机用什么开动？最明确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水力和核能，然而水力和核能也有自身的缺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前任局长内伊·赫滕（ Htun ）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独有的问题是其巨大的国土面积。”不幸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不存在经济学上的规模效益问题。
求助“活化肥厂”
800万人可产生大量的垃圾：每天5000吨。《 纽约时报 》记者发回调查报道说，在中国第3大城市天津市，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边上，当地政府官员想出一个并不新颖的办法：用猪处理垃圾。在原先一座17米高的垃圾堆上，200头猪在拱食垃圾中的剩饭剩菜，把一切可食用的东西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料，用于蔬菜生产。垃圾中吃剩的东西被送入4台改装的水泥搅拌机中，把有机物质从废物废渣中分离出来。这样生产出的混合肥料卖给农民。
在距离垃圾场不远的地方，1万只鸡在下蛋。这些鸡是用于监测污染水平的。如果这些对生态环境高度敏感的动物能正常下蛋，垃圾化肥生产中心的环境就是健康安全的。中国把这个有38名职工的垃圾化肥厂称为“垃圾庄园”，并把这里的垃圾处理方法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
这个低技术水平的发明于1988年下半年建厂，正常生产几乎不用什么投资，而且还可以有利可图。市政府官员面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已经找不到地方新建垃圾填埋场，又缺少足够的资金投入，只得采用传统的办法。猪被称为“活化肥厂”，因此用猪来处理垃圾是适合的。天津市环境卫生局局长赵宝苑（ 音 ）说：“我们不仅要使废物无害，我们还要变废为宝。”
为吸引外资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天津市站在处理城市垃圾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最前线。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天津市环卫局证明，用简单的办法获取重大的成果是完全有可能的。完善全国落后的垃圾处理系统将需要3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急需上述类似的办法。环卫局的领导说：“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高额投资来获得高效益。”
给不给最惠国待遇？
1991年6月初，乔治·布什身着一件学士服出现在耶鲁大学的讲坛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世界新秩序？新时代的和平？都不是。他的题目与法律严密相关，并且他谈论到，他的演讲与近期美国所忽视的一个国家有重要关系。耶鲁大学是布什总统的母校，他这次对耶鲁毕业生所作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他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的辩论。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该不该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当然中国不再是美国眼中的“炸弹”，而现在的问题是华盛顿（ 美国政府 ）是否该利用对外贸易来迫使中国顺从美国的意愿呢？布什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耶鲁的演讲中说道：“我们推动自由改革的进程，不仅仅要针对那些没有获取完全自由的国家。”
发表了这个演讲后，布什向美国议会宣布他将把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与他意见相左的是一群难以对付的议员。
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表明商业法律的某一范畴正在变得具有感情化。毫无疑问，一个因素即是法律条文措辞的色彩，尽管最惠国待遇字面上表示最优惠的待遇，实际上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出口贸易享受特殊的优惠，这只是表明正常的待遇，因为这种关税率待遇还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只是有少数的一些国家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还包括：皮诺切特统治了17年间的智利、叙利亚、缅甸。但这些国家实行的并非社会主义政策，在1951年，美国就在规定不给予社会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
在1974年，美国又放松了这一指标，但也相应出台了另一项政策。由于苏联不允许犹太人离开苏联，美国议会决定对其进行制裁，把其作为“不作贸易往来”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能享受美国的正常贸易待遇，除非它们在国家实施自由移民政策。中国于1980年幸运地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白宫向那群投弃权票的人证明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会使美国得到更大的利益。
美国一直在错误地估计中国
俄罗斯的专家们憎恨苏联，而中国的学者们却很爱中国。70年代，布什是美国驻华外交使团的团长，这次与中国的接触是外交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但对他而言此次访问却达到了上面的两个目的。直至现在，他好像还是很畏惧这个他曾停留过14个月的国家。当制定对华政策时，他完全依靠他最崇拜、最信任的中国专家，那就是他自己。
虽然美国议会中反对的呼声高涨，布什还是固执己见，把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了一年。他说这一行动将是改变中国做法的最好政策，但是议会中的反对者却认为应该立刻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但是，布什总统和议会都打错了算盘，布什不该期望中国的领导层，会为了保全美国对华的低关税，而改变其内政、外交政策。驻华盛顿中国大使朱启桢说：“我们并不会因为美国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向美国低头。”而议员们相信，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就能逼中国改变经济和安全政策，这也未免太天真了。这种丢脸的事情（ 改变自己的政策 ），中国是不会干的。
和以前几代美国人一样，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并未真正了解中国。从18世纪，第一批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佬在中国海港登岸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就没有钱来买美国货。
从1830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以为他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将西方宗教传播给几百万中国人的机会，但结果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了反对国宗教运动的攻击对象，成百上千的传教士和教徒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杀。
在“二战”期间，国民党总统蒋介石是一名基督教徒，他的夫人曾在美国留学，在美国人眼中，他们是中国的象征。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武装军队，支持他与日本侵略者对抗，但这一次，华盛顿政府又错了，蒋介石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攻打与日作战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身上。
在1949年，共产党在北京建立政权，不久，1950年，大出麦克阿瑟将军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联合国军队作战。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马上变成了“黄祸”（ 指黄种人带给西方的威胁 ）。
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消除了中美之间的敌意，但他们又开始错误地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会实施民主政策。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国家依旧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而且走着社会主义道路。
布什总统是历届美国总统中唯一一个对中国产生两种错误估计的人。第一，他认为美国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国内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第二，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参议员卢格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说：“事实上，历史表明我们从未有足够的影响力改变中国。”
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高估了中国的重要性，虽然西方以不再需要中国这至关重要的一票来反对苏联，但布什认为中国会受到世界的影响，如同尼克松一样，他把这种力量称为“亚洲力量”。
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看，中国都不能称为世界强国。它拥有300万的军队，但装备却早已过时了。每年的国防经费开支只有6亿美元，军事现代化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一位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说：“相比之下，是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
美国最终会把中国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如果美国足够精明的话，它会认清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是个大国，但还很落后，美国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适当的关系，却并不一定要建立友好真挚的感情。终归有一天它会与美国有更多的相同点，但这个进程可能是缓慢的。
争夺南沙群岛
《 新闻周刊 》的记者的报道表明，南海处于新的危险之中。
“危险地带”，马来西亚的一艘巡逻艇的驾驶台上放着一张航海图，图上标着这几个字。近期，马来西亚放宽了政策，允许观光游览南中国海上的这个未开发的“神秘”小岛——拉央岛（ Layang Layang ），此岛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又称“被吞没的环礁岛”。船上的游客作为商业旅行的第一批游客，好奇心促使他们很想看看这个环礁在什么位置，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船长将手指放在南中国海上，位于马来西亚沙巴西北方向26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环礁，然后他慢慢地找到了标有“南沙”字样的地方。他说：“这是个危险地带。”因为岛上没有灯塔、浮标来引导航船，而且船要经过53个没有标志的暗礁、浅滩、珊瑚礁和小岛，才可到达拉央岛。“但是危险还不仅仅如此，”船长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该岛，我们下一个到达的岛将是越南占领的一个小岛，他们向所有接近该岛的人开枪。”
从沙巴出发，经过19个小时的海上漂泊，就可以隐约看见拉央岛了。但这并没有消除游客们的疑虑，此岛没有普通景点的魅力，这里没有摇曳的棕榈树，没有粼光闪闪的海滩，海面上升起的太阳映照着还在建造中的小岛。在这个环状珊瑚岛的东南部有一排长500米的岩石，在1983年马来西亚占领这个小岛时，这排岩石几乎被海水淹没着，现在这排岩石被建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岛上有可容纳50个士兵的营房，有一个17个房间的招待所，还种着几棵树，树是特别从国内运来的。每每退潮时，小岛露出海面，几百只燕鸥聚集在岛上的鸟巢里，岛上还配有雷达和重武器。在环礁湖里停泊着两艘马来西亚的护卫舰，舰上架有火炮。此岛位于太平洋上，被称为“亚洲地带的下一个火药库”。因为除了马来西亚，还有5个国家对南沙拥有主权。这两艘护卫舰就是用来防止其他5国的舰艇或飞机入侵的。
人们可能不禁会问，为什么有人想要这样贫瘠的环礁，甚至还不惜为此而大打出手呢？答案是——石油。亚洲国家正在慢慢降低对海湾国家石油的依赖，于是它们的目光转移到南沙海域下面的大陆架上，据说那里有大量的石油资源。20世纪，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都发表了声明，声称自己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谁拥有这个群岛的主权，及如何分配海下的石油资源。菲律宾的外事助理秘书说：“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在发现新的油田之前尽快解决分歧。”
在过去的10年里，曾有许多国家的军方占领过南沙群岛。一直以来，除了住在附近岛屿的渔民和在附近海域巡逻的水手外，任何人不许接近这些岛屿。在上个星期（ 1991年6月 ），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决定放宽对拉央岛的限制，允许游客观光旅游（ 此岛是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12个岛屿中的一个 ）。这使那些对此岛有争议的其他国家大为吃惊。他们认为这是又一个诡计：马来西亚政府试图以此种方式来说明对拉央岛拥有主权。他们担心这会激化早已存在的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冲突的迹象。一名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声称，这是海湾战争后的又一次对石油的争夺战，中国政府也对此作出了反应——派海军到达了这一区域。下个月，国际协商会议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上个星期（ 1991年6月中旬 ），杨尚昆副主席向大会提交议案，申请要求共同开发这个有争议的地带。（ 所提出的三个原则：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但是要达成多方面的共识是很困难的。国家尊严，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为了顾全脸面，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并且急需自然资源，这些原因都把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声称对南沙拥有主权的两个主要国家是中国和越南。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此次，两国很可能会让历史重演。这些观察人士还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在南中国海休想得到和平。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越南一直都称自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有史可查的。中国方面说，早在公元2世纪的汉朝，岛上就已存在中国庙宇和墓穴的残骸，这足以说明在其他探险者到达南沙之前，中国的商人和渔民就已占领了该岛。但是，大陆和台湾都称自己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南中国海的岛屿应归属自己。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占领南沙的是越南。然后中国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又重新占领了南沙。但紧接着，爆发了中国内战，由于忙于内战，中国又放弃了对南沙的占领。许多岛屿因防守不严，而被其他国家占有。从1885年起，法国殖民者开始统治越南，在1893年，正式将南沙并为越南领土的一部分，于6年后，才被日本赶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但无论是在日本交给麦克阿瑟的投降书中，还是在此后的和平条约中，都没有谈及到南沙的归属问题。在1956年，一个菲律宾的探险家提出要探险南沙的一些岛屿，并要求政府保护。副总统卡洛斯强调这次探险是非官方的，但另一方面，无论依据优先占有权，还是就近原则，南沙没有任何理由不归属菲律宾。
这次探险引发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探险。“许多国家突然意识到，整个南中国海即将处于菲律宾的占领之下。”吉隆坡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汤母扎赫（ 音 ）说。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并被赶出了南沙群岛。而到了1956年前后，中国谴责马尼拉的介入，声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几个星期内，国民党重新占领了南沙上最大的岛——太平岛。目前台湾仍占领着该岛。此后不久，南越如法炮制，占领了最南端的一个岛，并在岛上插上了越南的国旗。
在此后的3年里，这样的蚕食式占领时有发生。在1983年，联合国颁布了海洋法公约，重新规定了有关海洋权的条款（ 规定12海里领海线 ），在此之后，马来西亚占领了一个珊瑚岛礁，并称此岛位于马来西亚的大陆架之内。文莱也以同样的方法，取得了几个岛屿的主权。而且勘探照片表明，在南沙群岛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简易机场和直升机机场；在环礁湖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挖泥船在工作，以便容纳更多的海军舰船；而伪装的防御工事也是越来越多了。
越南和中国是两个争议最激烈的国家。越南在1973年，将石油开采权转租给几个外国开发商。中国则一直坚持说拥有南中国海的所有岛屿的主权，并计划着“夺回”被占的岛屿，其中包括南沙群岛，及相邻的中沙群岛。但是越南的军队抢占了中沙群岛，并扯下中国的国旗，摧毁了中国留下的东西。中国海军和空军又很快赶走了越南军队。
在1975年春天，西贡政府沦陷，越南政府撤回了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不再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新成立的越南政府接管了南越以前在南沙占有的岛屿，并发行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南沙和中沙群岛，俨然把这两个群岛都归作越南的领土。此后不久，中越两家就反目为仇。在1988年3月，中国重新打回南沙群岛，双方爆发了为时28分钟的海上冲突。
到去年为止，这个地区的许多人都害怕中越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南沙的军事化。在香港有一个亚洲问题研究学术中心，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关于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大学的卡洛夫教授号召以东南亚联盟不懈的努力来解决这些“世仇”国家的矛盾，结束这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的小争执。
这种争执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可是每个国家都希望在谈判桌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通过海战。事实上，许多近期发生的小冲突是由新颁布的海洋法公约引发的。此法于1982年开始起草，已有47个国家同意通过该法，只需再有13个国家通过，即可生效。海洋法公约规定，一个国家的海岸线由此国占有的最远的岛屿算起，而它的领海的范围是由其海岸线向外延伸370公里。于是，与南中国海相邻的国家，强烈要求国际社会解决他们的“领土”争端。
有了这样一种说法，马来西亚打算通过把拉央岛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接待潜水员和深海渔民。虽然马来西亚政府极力辟谣，但此举明显是想把马来西亚的海岸线扩展到南中国海。“我们只不过是为那些爱冒险者提供便利。”
马来西亚的小伎俩不能骗过与其敌对的国家。菲律宾外事局的法律顾问乔治·科奎尔（ 音 ）说：“他们（ 马来西亚政府 ）很聪明，”他一边翻着海洋法公约的文本，一边说道，他把手指指向了公约的第121条，上面写道：“如果一块礁石不能独立地支持人类生活或生产，就不能享有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马来西亚政府想宣布对拉央岛拥有主权，那它就必须证明，小岛除了能够供养其水域附近的鱼类以及守卫该岛海岸线的军人以外，还可以供养其他人。
科奎尔没有说的话是，当马尼拉给予其在南沙占领的8个岛屿之一的渔民以更大的投票权时，菲律宾在3年前就采取了相似的手段。菲律宾国际法专家哈蒂·雅洛克说：“举行选举就是政府强调的主权的鲜明证据。”
南沙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使其成为一个麻烦丛生的地区。南中国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水域，这片水域里有着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众多的群岛半岛；沿海国家的领土要求，不论是多么有说服力，多么正当，都注定要发生冲突。“这里重叠的地区是如此之多，”菲律宾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乔斯·德·万尼西亚说：“以至于唯一符合逻辑的方法就是根据《 欧洲北海公约 》在南沙实施分治或通过建立共同开发水下资源的5国非军事共管区来解决问题。”德·万尼西亚建议目前将主权问题搁置起来。“我们不能根据各自对这些岛屿拥有的历史权力来提出主权要求，”他说道：“或者我们不能为这些岛屿而开启战端。”
当德·万尼西亚在1976年第一次提出这种观点时，几乎没有引起别人的兴趣。但是，讨论这个提议的会议将在1991年7月召开，这次由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召集的会议旨在“将潜在的冲突转化为以多边受益为原则的建设性合作形式”。与以前对待有关南沙问题的会议的态度不同的是，中国和越南都同意派出代表。同时，为了共同的利益，中国还破例允许台湾参加会议。由于越南急需国外投资，也想借此改善与富裕邻国的关系，它的外交副部长说，越南愿意暂时搁置争议，合作开发南中国海。
同时，为了未来着想，各国并没有放松加强自己对岛屿主权的声明。对拉央岛来说，就意味着扩大岛上的建筑面积，建起供游客休息的小屋，和供小飞机起落的跑道，这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守卫着拉央岛的军人说，于经济有利的事就于军事也有利。“依照我们总理的说法，旅游可以发挥缓冲的作用”，一个中尉说，“我们的敌人会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开枪，打死的将不是马来西亚人，而是外国游客。”如果幸运的话，与会者将找到一个比此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门庭冷落的京剧院
《 纽约客 》前所未有地关注着中国的国剧京剧。
在夏日的夜晚，位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东单大街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群京剧爱好者们在二胡的伴奏下，正拉着长腔，用假声唱着京剧。过去，他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城市的大戏院里，而现在，他们却只能作为业余演员。今天，京剧不再时髦，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现代新潮的娱乐方式。北京的一名京剧家说：“在五六十年代，每晚有3个到6个戏院在上演京剧，而现在，每周也才只有两到三次。”
尽管有些为时过晚，但中国领导人现在很关心京剧失宠这一现象，他们正在努力“复活”京剧。去年12月份是京剧200周年,政府以从未有过的声势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还召开了为时24天的京剧节，有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戏剧表演家参加了这次庆典活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接见了音乐家们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并说：“复活京剧实际上就是复活中国的文化遗产。”表演家们也分担着政府的忧虑。李维康在1958年加入中国戏剧学院时只有11岁，现在已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但她的观众却越来越少了。她说：“看看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如此之少，很难预料到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京剧的失宠主要有几个原因：至少在城市中，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形式可供选择，从看电视到蹦迪可以有许多种娱乐的方式。除此之外，京剧缺乏创新，京剧共有1300多个剧本，但京剧团却总是表演那几部为人熟知的剧本。京剧剧本内容虽丰富，却过于烦琐。因为剧作家都跑去写赚钱的电视剧了，京剧的新题材很少。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一代认为京剧节奏太慢、题材过时，而且晦涩难懂。一位北京的记者说：“京剧被看作老年人的娱乐，它昏昏欲睡，跟不上时代的快捷步伐。”而且，京剧表现的是在过去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故事在现代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京剧用的是古汉语，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对这些历史故事都不了解。一位北京中年学者说：“如果你不懂历史，京剧会让你感到很无聊。”
依照现在的形势看，京剧迷们担心的不仅仅是会失去观众，而且还有京剧会慢慢地后继无人。在五六十年代，李维康学京剧时，要在6000多人中选60个，而现在要是有200人的报名者，就谢天谢地了。
虽然名为京剧，但它并非起源于北京，而是来源于安徽省和湖北省。在1790年，一个从安徽来的剧团为了给清朝的乾隆皇帝祝寿来到京城。在19世纪中期，京剧精心设计了丝绸的戏服和五颜六色的脸谱，各式杂耍以及想象的情节，以此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坐到北京的茶楼戏院里听京剧。在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庆祝30岁生日，请了一个剧团专门到故宫为他表演。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的命运经历了大的转折。毛泽东在他的《 延文文艺座谈会讲话 》中提出艺术应该是革命宣传的形式。虽然政府一直担心传统剧本会对老百姓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但京剧在建国初期并未受到大的冲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亲自监督指导了8部以革命为题材的“样板戏”。在此后的10年里，传统京剧被禁止，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失业了；同时，京剧这种文化形式也逐渐传到了香港和台湾。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京剧重新登上了文化舞台。李维康回忆道：“当时我们不得不去找以前的老师帮助我们讲剧本，因为我们早已忘记了以前的剧本。”观众们开始提议京剧的创新，不想再看以前乏味的、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老剧本，希望戏剧家们可以有所创新，但他们马上又厌倦了形式过于灵活的新式京剧。为了生存，剧团扩大了表演的方式，既在舞台上演，也在电视上演。李维康说：“既然我们无法吸引观众来戏院看戏，我们就要让观众可以通过电视看到我们的表演。”但创作一部京剧的花费极高，剧团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电视上播放京剧 ）。
为了复兴京剧，一些京剧表演艺术家们开始改变传统的表演方式。李维康甚至在京剧里加上了现代表演，以此来活跃京剧单调的节奏。观众为她的努力而鼓掌，但是传统的京剧爱好者们却并未感到高兴。“一些人建议用电子乐器为京剧伴奏，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太混杂了，”李维康说， “我将尽我的全力，但我毕竟只是个演员，我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得太多。”但她并未完全放弃，她希望可以把老的京剧剧本记载下来，以供后人欣赏。
南方升起的新星
在北京正是正午时间，按政府规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应该是同样的时间，即便远在3500公里外的西部的喀什地区才刚刚破晓。但在1986年规定了夏时制之后，许多南方省份，如福建和广东，不得不每年调两次表。而对于这些工业省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与香港和台湾保持同步时间。一个广东人说：“这样做（ 与香港、台湾保持同步时间 ）除了可以方便约会以外，还有别的用意，如果我想看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我就必须有香港准确的地方时间。”
现在，中国的南方城市以各种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地方时间。沿海城市拥有大陆最熟练的工人，最具头脑的商业人员。南方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源泉，同时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正在挖掘它的潜力。不仅如此，南方城市也在慢慢变成中国大地上与众不同的“特区”。
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经济滞胀和自然灾害的挑战。今年7月的暴风雨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受灾，导致了至少850人死亡，造成了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洪水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要求国外提供救灾物资。同时，政府还被美国国会可能结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困扰。
这对中国南方将是沉重的打击。尽管社会主义的口号和勒紧裤腰带的说法目前风行全国，但是两个沿海省份一直保持着繁荣发展的状态。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罗纳德·潘说：“在福建和广东，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十几年前，当香港建筑业大亨乔登吴提出要在珠江三角洲的两岸建起一条收费高速公路时，许多人认为他是疯掉了，这条高速公路将横穿广东省。以前这个省的年人均收入仅为100美元，但在今天，广东省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去年，广东的出口量为10.5亿元。珠江三角洲有20万个新厂，30万员工。吴说：“我做建筑20年，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工厂。”
南方取得的成就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最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政府试图在国内建立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以此来发展经济。但南方城市很快就融入了西方经济的大潮，一条简单的人为界线是无法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完全隔离开来的。
广东人和福建人一直都有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商家。在19世纪，中国移民就是从这些沿海城市出发到达南洋的，其中有马来西亚的矿场，新加坡的船厂和加利佛尼亚及澳大利亚的金矿。南方现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香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的所长爱得华·陈说：“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香港和台湾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点。”
而北京以其目前状况看，只能算是经济增长区的边缘地带而已。广东和福建共有8800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而这两个省份去年的经济总产值却是全国经济总产值的1/4。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占据了全国出口量的一大部分，而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让北京政府颇感到棘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南方省份经济发展非常快，生活条件也比其他省份要好得多。香港电器联盟的董事长说：“在上海的和平饭店里，乐队仍在演奏着西方早已过时的老歌，而在深圳，人们已经开始模仿着偶像的样子在跳摇滚了。我觉得现在的深圳和香港没有什么不同。”而北方人却往往把这种生活方式看作是拜金主义。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说：“广东在整日忙碌着，除了谈生意还是谈生意。也许你赚到了100万元，但除了钱，你还有什么呢？”他知道广东人一定会反驳他说：“你总是在谈政治，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还是很穷。现在我们手里拿着大哥大，而你呢，还在为装上一部电话而等待着。”
大陆不仅在地理上与香港和台湾息息相关，而且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有97%以上是广东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2000万人祖上是福建人。这些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对南方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在1987年，台北放宽了它的不接触政策，允许台湾人与大陆进行有限制的非直接接触。于是，生意随着旅游一起涌进了福建，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厦门是福建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厦门的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台湾主管说：“许多台湾投资商选择厦门，而不选择深圳，是因为厦门人与台湾人讲的是一种方言，至少我们知道何时何地我们说错了话。”
来自增长和发展的压力促使港台与大陆的南方有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往来。在港台，劳动力缺乏；房地产高价，生意风险巨大，这些都是促使它们转移阵地，到大陆来开厂。现在，在广东除了引进外资建成的7000个工厂外，还有1万个工厂为香港、台湾的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或是组装工作。
为了平衡南方经济的腾飞，北京政府计划在上海东部建一个浦东开发区。政府的投资必定是有限的，而南方的市场政策一定会对外商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必将使南方的经济更加繁荣。建筑业大亨乔登吴的设计反映出这样的想法，他想在南方和内地之间修一条高速公路，如果政府阻止内地和沿海城市的联系，那么，中国经济想要达到南方一样的腾飞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中越走向和解的政治因素
美联社第一时间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1970年的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颗卫星围绕着地球高唱“东方红”。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感到高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将势力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的边境上，而美国却正在逐渐从南越撤出。而在1991年9月初，中越两国重新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突然垮台后，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免被单独孤立。
甚至早在苏联危机之前，北京就已宣扬要在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达成和谐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去年发行的党内资料中批判了戈尔巴乔夫，说他在东欧地区搞颠覆共产主义的活动。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亚欧大陆上就只剩下3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地带。北朝鲜和越南都秘密派高级大使驻华，中国和越南也不计前嫌，化干戈为玉帛。
它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泰国海滨有名的娱乐之地帕塔雅，中国和越南的高级外交官竭力促使柬埔寨的交战双方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4个红色高棉组织的派别都同意放下武器，解散70%的军队，并把剩余的30%交于联合国军队的监督之下。虽然谈判者们没能达成协议，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选举制度；但最终他们同意了协议的其他主要条款，已进入西方外交官所说的“理性阶段”。中国和越南自毛泽东和胡志明统治时期就已矛盾重重，但如果长期以来折磨着柬埔寨的内战结束的话，两国之间的敌意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早在去年1月份，香港的新闻界就已援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坚持下去，高举共产主义旗帜。”这一关于重新团结起来的提议在今年9月变得尤为紧迫。据说，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北朝鲜年迈的金日成的来访；而同时，越南新上任的强硬派党的领导人杜梅也将于10月或11月访华，以此来改善两国的关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说，如果那时柬埔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就可以翻开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崭新的一页将是什么样子呢？崭新的一页很可能是如何在坚持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保住国家。克里姆林宫的危机使中国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样板国”，而中国的政策刚好与前苏联相反，中国实行的是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
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是贸易、技术和投资，越南的情况也是一样。两国的领导人估计，如果柬埔寨问题解决了，中越将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威胁到了邓小平的理论，而中国和越南则以不同的方式静观推翻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政变。
早在1979年，中华民族与越南交战，中国政府称这次战争好好教训了越南人一番。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此后一个月，中越交战。更重要的是，越南在向莫斯科表示过忠诚之后，把中国的凌辱“报告”给了苏联。为了避免受到苏联的围攻，中国仅仅向红色高棉提供了武器，而且把炮火控制在越南支援的金边附近。而与中国的小心翼翼大不相同的是，越南一直把印度支那看作自己的“合法封地”，而把中国看作在封建时期就沿袭了扩张主义的霸权。在过去的12年里，这对劲敌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海战或边境冲突。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切断对其保护国的援助之后，越南开始以一种迫切的心情看待中国正在走的道路。自从去年9月份以来，中越高级官员在四川的省会成都秘密会晤，两国关系变得逐渐密切起来。这次会晤级别很高，中国派出了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党的领导人江泽民，河内派出了范文同、杜梅和阮文灵，后面两人随后分别担任了越南的总理和越共中央总书记。
虽然结果表明，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但不久就传来了黎德寿的死讯，他是河内强烈反对中越友好邦交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从那时起，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相互鼓励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国还加强了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虽然中越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仍保持着一个共同的信仰。
台独分子玩火
台独分子想宣布独立，走他们自己的路，但北京和台北的保守派都对此表示极为气愤。《 新闻周刊 》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宣示了北京的关切。
1991年10月，在台北的大街上，飞机在空中盘旋，坦克、导弹运载车和迈着正步的士兵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下进行了大阅兵。这次阅兵是为了庆祝双十节、清朝灭亡80周年和国民党的国庆。但此次活动招致海峡对岸连珠炮式的攻击，中国大陆的杨尚昆主席利用这个机会猛烈攻击了那些宣扬台独的分子和台北的领导人们。杨尚昆说：“那些玩火的人最终将自焚。”
在此之前，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然而，从今年夏天开始，双方关系又逐渐地恶化。直至今年10月中旬，这种恶化达到了极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台独分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一旦台湾迈出了这一步，则意味着双方政府所达成的共识的结束，这个共识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
这次阅兵位于台北的中心地带，并且台湾政府动用了从未采用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这次活动的安全。在阅兵前夜，4万警察和宪兵用警戒线封锁了一条长15公里的区域，只有居民和持有特殊通行证者可以入内。在黎明时分，200多个台独分子在禁区内静坐示威，后被警员驱散。两个示威队伍都取消了事先准备好的破坏国庆的示威游行，警方严加看守，在每个角落都部署了防暴警员。
台独分子的呼声是台湾岛上要求政治自由的一种自然流露。《 新闻记者 》的发行商安东尼·张（ 音 ）说：“当我们在为民主而战时，应该先把独立问题搁置一边。而现在我们赢得了民主，于是民运分子将注意力转向了独立问题。”自从1949年被打败的国民党进入台湾以来，台独一直是个禁止谈论的话题，而且国民党发誓要“收复大陆”。台北仍宣布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 包括台湾和大陆 ）的主权，而北京也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
而最近，好斗的教授和学生们在台北、台中和其他城市示威游行，宣扬废除刑法第100条的内容，即：主张台独的人煽动骚乱行为，被严惩不贷。在9月，大约15000人在台北一条大街上聚会，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于1971年由于中国大陆政府的加入而被赶出联合国。反对派的民进党曾经拥有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争取12月大选的胜利，向台湾议会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议会，是决定有关宪法问题的大会。在立法机关经常出现殴打现象。同时，民进党代表于9月在台独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了激烈争执。
试图缓和平息台独事件，外交部副部长约翰·常（ 音 ）在这个月早期时候发表电视演说，在与一名民进党立法者的辩论中，讨论政府立场，并说明台湾对进入联合国的态度，这是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全国电视上与反对派辩论：“每个人都支持台湾回到联合国。”常后来说：“问题是怎么回去，如果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必然很困难，但如果是以一个新国的名义参加，台湾就完了。”
令人吃惊的是，台独的煽动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强烈反应（ 支持 ）。投票结果表明在相对富裕的、保守的2000万市民中只有不到15%的台湾人同意独立，一个原因可能是北京对台独观点的连篇累牍的强烈抗议。据台湾计算就有70次之多，并声称：“如果台湾试图独立，大陆将使用武力。”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外国对中国有何种意见，但他们都不支持台湾独立。
东西德的统一、苏联解体、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以及北京允许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些都是备受台独分子关注的，并让他们对此展开思考。强烈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联盟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妮特·鲁（ 音 ）说：“永远也别说永远也不。”她将这些障碍归结为中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甚至如果我们不能马上介入的话，我们应该为那个时刻做准备。要让中国向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加入。”
但是，台独势头背后的最大因素是台湾的政治开放，多数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都被取消。最后一个1949年以前在大陆当选的立法院议员也将很快退休了，这样一来，立法院的成员就都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本土当选的人员了。立法会定于12月份的选举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史以来第一次与会者全部来自台湾（ 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到了明年，325个席位的立法会将重新审查，新的立法将会检讨而且无疑将改变在1949年以前制定的宪法原则，即把台湾认定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独问题使得占总人口85%的台湾本土人以及第一代和第二代大陆人之间的分歧增加了。但他们仍统治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由于大陆人和国民党在许多年来都一直声称统治着中国所用的领土（ 包括大陆和台湾 ），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台湾持不同政见者，以保住权力。于是，独立成了台湾人权利的代名词，民进党的弗兰克是台湾本土人，他说：“国民党反对台独，其实主要原因是如果台湾独立，他们将失去权力。”35岁的报纸编辑陈浩（ 音 ）是第二代大陆人，他说：“对于国民党中的许多大陆人而言，台湾独立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更可怕的敌人。”
最近，李登辉这位第一位台湾本土领导人在家中宴请立法者，试图说服他们为了稳定而对台独缄口不谈，以此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席间，他用台湾话，而没用国语，并告诉他们“台湾早已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一声明在国民党的保守派中引起了一番波澜。他们批评李登辉在倒向“一中一台”的政策。这同时也惹恼了北京，中国政府指责李登辉在制造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却永远不能回归的台湾。李鹏总理和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对台独分子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北京的反应非常激烈，一部分原因是认为台湾独立是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颠覆共产主义的计谋。中国先于台湾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却首先批准了台湾的申请，这更加证实了中国的猜想。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今年夏天指责北京把19世纪的领土理论强加于繁荣地区，这番评论引起了北京更强烈的不满。
正在崛起的巨人
1992年
就在事实不断地证明港英政府错误的同时，香港的1997年好像已经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大卫·威尔逊爵士成了不中用的人。实际上在英国去年同北京就价值160亿美元的民事工程一揽子计划摊牌之后的那个元旦，威尔逊爵士就被伦敦撤换解职了。这个工程包括建造新的巨型喷气客机机场，一条连通机场同市区的高速铁路，新型全天候货运码头。英国做出让步：同意中国不仅对机场建设计划享有否决权，而且允许中国银行占有垄断贷款的地位。
……
5月21日中国进行的百万吨级核试爆——这次试爆是自197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迈克尔·德沃说：“为了使这种武器得到提高并使之现代化，你必须进行试验。进行试验就是最大的不祥之兆。”英国官员相信这个试验反映了中国在使远程运载导弹小型化方面付诸的努力。
……
对于台北的政治精英来说，情景又是郁闷地相似：又一个以前的好友——这一次是韩国——收拾了其大使馆的行李物品，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李登辉的政府来说，7月份西非的尼日尔政府另辟蹊径，同这个亚洲的岛屿建立外交关系并不能弥补韩国带来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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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任港督
有一句古老的箴言如是说：香港的最高权力是按赛马俱乐部、渣打MAHTESON商贸公司、港沪银行到港督这个顺序来行使的。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在开玩笑，另一半却反映了现实情况。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理人可能会炫耀黄金打造的珠子和白鹭的羽毛，因为这些东西显示了至尊的地位。但是，在一个由金融冒险家建立的殖民地中，真正的权力象征已经在传统意义上变成了冰冷货币中的标志和水印。一位19世纪的总督哀叹道，他的责任同“朴次茅斯的市长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在殖民统治行将结束的时刻，英国的大人物将港督这一职位视为没有前途的职务，对之都避犹不及。英国前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回忆起1979年时任英国首相的詹姆斯·卡拉汉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欧共体首脑会议中想让他出任港督一职。詹金斯爵士说，这件事情是在巴黎的一个盥洗室中提出来的。而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职务。”
至于在公愤方面，没有哪件事情像大卫·威尔逊离职时那样使这一职位蒙受羞辱。自1987年任港督以来，威尔逊第一次发现自己在1月1日被列入了《 女皇荣誉名单 》中的贵族之列。这一殊荣通常是为那些高官在退休时准备的，授予这种荣誉意味着实质上官员自己遭到了解雇。一位香港资深公务员说：“我想象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别的更加充分的理由。”除了这种侮辱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威尔逊在今后的几个月之中将变成“跛鸭”：因为其继任者将等到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之后才会被指定。
为什么威尔逊被英国抛弃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约翰·梅杰首相对去年为打破香港机场建设工程的僵局而不得已亲自跑到北京一事“恼火不已”。据说，梅杰责怪威尔逊在谈判时对中国太软。这位总督的支持者称之为推诿责任。作为一位职业外事官员，也作为适应了环境的中国通，威尔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保持低调。但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不会破坏中英关系的官员似乎正是白厅需要的人选——尽管他在私下里为香港的利益大声疾呼。
这位港督在1989年以后的公众态度变得僵硬起来。他甚至在没有同北京商量的情况下，就让机场建设继续进行。中国并不是从威尔逊那里得到让步，相反是从梅杰的中国政策顾问博西·克莱多克那里达成了目的。克莱多克曾经两度到北京进行调解。一位伦敦的官员将让威尔逊为克莱多克背黑锅称之为“极端的不公正”。
现在，港督的职位悬而未决，伦敦的媒体已经在热衷于炒作其通常的小道消息：继任者的名字从时任英军海湾战争指挥官炒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但是,圈内人士认定,这最后一任总督将不会是落到一位外交官或一位军人身上,而会让一位重量级的政治家出任：如果此次大选保守党获胜，那么将会任命前外相大卫·欧文博士；如果是工党获胜，则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勋爵将会成为人选。身为这一职位最佳人选的查尔斯王子显然会很想得到这一机会。这个职位除了享受每年23.2万英镑的免税俸禄之外，还可以得到除女王之外英国官员唯一能够受用的劳斯莱斯“幻象四型”轿车。但是，就连王储可能也会认为朴次茅斯市长一职比香港总督的官位要好得多。
1997年从现在开始
在轮船灯光闪烁和警队的嘟嘟哨声之中，“卡贝拉”号游轮1992年3月驶出泊位，开始了历时31天的赴英航程。当46名乘客朝着身后的友人挥手道别的时候，从船尾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对于那些在巴哈马群岛拿骚港的一个游轮码头的度假者来说，这原本会是一次热烈的道别。但是，“卡贝拉”号是从香港的海运终点港起程的，船上的乘客是23位刚刚离任的英国公务员及其家属。英国的纳税人为他们每人支付了7500美元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利用一种古老的特权——英国政府保证长期供职的高级官员能够享受“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这种待遇的历史可以追朔到香港的襁褓时期。
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是一桩在备有卡西诺赌场、迪斯科舞厅和豪华商场的现代化游轮上进行的盛典。但在“卡贝拉”沿新加坡、科伦坡和开普顿抵达南安普顿的时候，船上的一行人可能象征着英国提前5年就承认其从亚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撤离。现在北京将让44位精选出来的香港顾问宣誓就职，这些顾问早在英国国旗在1997年6月30日落下之前就为这块繁荣土地上的政府效力。英国统治香港的意愿正在减退，大陆的政权正逐步介入。
去年横扫立法委第一次直选的民主党希望能够填补这段空白。在他们看来，代表机构能够最好地抵御任何对“高度自治”的破坏，“高度自治”是北京保证在1997年以后所要遵守的内容。以前中国并没有扩大其影响的要求，而是担心甚至连有限的地方民主都可能破坏其作为香港合法继承人的地位。
香港当地的民主党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缓和了这种认识，经过努力，中国已经将其通过加入非华裔法官的计划搁置起来；北京成功地将非华裔法官的数量限制在1名以内。现在中国坚持H.M.S.TAMAR——这座在维多利亚港金融街区中心的英军总部留给北京使用。
另外，中国新的地方顾问包括了许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他顾问有超级名流：身价数十亿的李嘉诚、影视泰斗邵逸夫及吴光正（ 他是前运输及地产巨头包玉刚爵士的女婿 ）。此外，同大陆有生意来往并对大陆态度友好的巨商（ 至少他们对大陆有善意 ）大多对北京为香港制定了规划持怀疑的态度。
中国将这些委员仅仅描述成为更好地沟通而设立的机构。但是，就在事实不断地证明港英政府错误的同时，香港的1997年好像已经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大卫·威尔逊爵士成了不中用的人。实际上在英国去年同北京就价值160亿美元的民事工程一揽子计划摊牌之后的那个元旦，威尔逊爵士就被伦敦撤换解职。这个工程包括建造新的巨型喷气客机机场，一条连通机场同市区的高速铁路，新型全天候货运码头。英国做出让步：同意中国不仅对机场建设计划享有否决权，而且允许中国银行占有垄断贷款的地位。
对于英国来说，机场建设计划简直就是个“滑铁卢”式的失败。据议会直选的联合民主党的领袖马丁·李说，一位英方高级官员就让权一事这样解释道：“我们已经签署了离开香港的协议，因此也就不会有太大作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所能地推动中国产生变化。”简而言之，伦敦将永远不会实施边缘政策，甚至在同北京的“协商”危害了香港利益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这么做。李认为，白厅对中国的理解深信不疑正是出于这种讨价还价的理念。对此，他驳斥道：“正因为他们阅读书写汉字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比我们中国人更加了解政治局的想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这样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英国可能在撤离之前通过土地拍卖和优厚合同，变卖香港“家产”的担心。机场海港工程的巨大开支使香港庞大的金融储备面临着耗尽的危险，这是北京干预的一个理由。但中国对英国动机的怀疑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是由于港英政府在今年3月将该工程的设计合同承包给了一家英国为主的国际财团，该财团的出价比第二位的价格要高出13%。
独立周刊《 当代 》的主编认为，中国自身并没有制造麻烦。他说，问题在于观念的不同，“中国人认为英国的每一项提议都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在香港保留一个亲英派的政府。”
中国新的军事对策
正如里根可能会这么说：他们又走上了那条道路。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采取谨慎的友好政策的同时，于7月中旬决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近岸石油勘探。其潜在的钻井地点分布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水域（ 这些沙洲链是世界上有争议的海洋地区中情况最为复杂的一处 ）。不论亚洲人什么时候想到战争的阴霾，都会认为南沙群岛十分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但是，中国随之又在新疆西部沙漠进行了一次大型地下核爆炸。
《 新闻周刊 》的记者分析称，北京在南中国海抢先勘探石油，就会冒着同越南、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文莱发生冲突的危险，上述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宣称对南沙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越南作为一个在去年才同中国刚刚修好的老对手，公开地指责中国的这种行为是想将该地区的海洋资源完全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目前的一些行为不仅同国际潮流相适应，也符合其改革精神。军队能够维持。80年代中期，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决定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人。现在，解放军的数量约为320万，据报道，今年4月赞成邓小平继续强调经济改革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进一步裁减30万～100万人。
但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防御原则下——纯粹凭人力抵御任何进攻的能力——北京已经加强其武器系统和快速部署的建设能力，这与北约国家已经采取的措施十分相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拥有更多的导弹和更具杀伤力的弹头。5月21日中国进行的百万吨级核试爆——这次试爆是自197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同这一现代化项目正好适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迈克尔·德沃说：“为了使这种武器得到提高并使之现代化，你必须进行试验。进行试验就是最大的不祥之兆。”英国官员相信这个试验反映了中国在使远程运载导弹小型化方面付诸的努力。
这次试爆的规模和时间似乎正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正在发出挑战。法国和俄罗斯已经呼吁暂时停止核试验。美英拒绝听从法俄呼吁一事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借口，但是这次核试爆似乎意味着中国在提醒世界：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 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分析家在北京说的那样 ）。
中国似乎正在竭力效仿法英成为核大国，即表现出足够的影响以至于能够抵制超级大国的垄断。在北京于3月份签署《 核不扩散公约 》之后，强硬派可能已经命令进行百万吨级的试爆以发出独立的信号，并在中美贸易优惠有待延续的时候使改革者处于尴尬境地。
在几年的费用削减之后，解放军的预算自1989年之后平均有12%的年增长。即便如此，这些回升也仅只能抵消通胀因素，而军队现代化的要求只有用出口换来的外币才能满足。因此，解放军的下属部门和台前的公司已经开始忙于向外兜售武器。
军工企业原本可能会向民用方面转型，但是民营工厂自身在销售冰箱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时就存在麻烦，这种麻烦是由于1989年以后外国人施加的经济冷漠所致。现在，随着海军的不断壮大，中国正在冒险进入南沙群岛这一政治雷区。
美国的失落和猜疑
在今年1月份身体虚弱的邓小平打破了数月以来的退隐状态，进行南巡。邓在女儿邓楠双臂的搀扶之下走来，邓楠负责向旁观者解释邓的言辞。
邓现在已经87岁高龄，中国又一次的过渡正在进行。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4大很可能会决定中国的未来，这是5年来第一次召开的类似会议。
同时，美国的官员对北京局势的发展没有确定的看法，他们缺乏一个有连续性的亚洲战略并且渴望在美国11月举行大选之前防止出现争议。这些官员正在危险的中美关系上如履薄冰。“在继续严肃的政策之前，需要大量人员穿梭于两国之间。”一位布什政府的专家指出，“他们在等待，我也在等待。”
就在等待延续的同时，刺激性的事情成倍地发生。在3月中旬，中国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核爆炸，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试验。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包策深表遗憾，他说，中国“没有显示出其他核大国所保持的克制态度”。这种谈话也是毫无分量的，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实际上，布什政府已经反复地向北京的强硬派显露出另外一面。去年11月份，詹姆斯·贝克国务卿同李鹏总理讨论导弹扩散、人权和非法贸易的会晤结果变得十分糟糕。后来又进行了其他会谈。但在3月份，当美国国会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的时候，布什行使了否决权。而北京拒绝了两位十分重要的美国参议员的来访，这两位想到西藏去看一看。
台北在扩充空间
对于台北的政治精英来说，情景又是郁闷地相似：又一个以前的好友——这一次是韩国——收拾了其大使馆的行李物品，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李登辉的政府来说，7月份西非的尼日尔政府另辟蹊径，同这个亚洲的岛屿建立外交关系，但这并不能弥补韩国带来的损失。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在台北设有大使馆的国家的名单念起来就像台湾对外慷慨援助的光荣榜一样：瑙鲁、图瓦卢、马拉维、伯里兹。像日本、英国和美国这样的主要贸易伙伴同台湾官员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但是，表面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当北京政府在外交代表的数量上占了上风，台湾作为世界上第13大“贸易国”的实力——拥有880亿美元外汇储备——使得它在其他舞台上成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力量。除了正式外交以外的任何层次，台湾实际上是在赢得优势。一位在台北的西方外交分析家说：“他们本可能会输掉这场斗争，但是台湾人实际上是在取得进展。”
尽管北京强烈反对，台湾还是在最近几年中成功地获得了加入诸如亚洲发展银行、亚太经合委员会以及太平洋经济合作大会等重要的地区性团体。更重要的是，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进展顺利。关贸总协定是一个拥有107名成员的自由贸易俱乐部。尽管台湾可能会等到与中国同时入关，但是有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万美元的台湾将以发达地区的身份加入，而人口众多的大陆（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5美元 ）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伍。
台湾也已经利用其稳定增长的财富来促使工业化国家重新考虑对其保持距离的态度。去年，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透露了一桩价值3000亿美元、为期6年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为外国公司提供超出700亿美元的合同。但是，暗含在参与这项计划之中的代价就是，隐晦地提升双边关系，欧洲和北美的各国政府注意到了其商业团体要求政府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的呼声。法国派出了一个内阁级别的部长让·诺艾尔连同一行10人的代表团于1月份抵达台湾，进行官方贸易会谈。今年9月，来自加拿大的一个资深部长将在20多年来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讨论商贸问题。一位驻台北的西方外交官说：“我敢打赌一旦美国大选结束，我们就将在这里看到内阁成员。而且北京也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美国也可能在准备一改以前1O年中不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禁令，台湾老化的F-5E和F-104战斗机的失事频率实在令人担忧。据说，布什政府正在暗中考虑一宗180架F-16战斗机的采购合同，由于中国购买了诸如苏-27截击机等俄罗斯飞机，可能会给这次对台军售提供口实。但是，这一价值90亿美元的交易能够保住得克萨斯州通用动力公司的6000份工作，而得州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又是关键一环。与此同时，法国已经明确宣布，它将不顾北京的抗议，向台湾运送其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
台北正在扩展的、非官方的联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国民党政府正在增加的金融影响力应该使台湾能够同北京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台湾“外长”称：“在后冷战时代，经济比政治或军事同盟更为重要。”
无疑大陆同台北进行某种谈判宜早不宜迟。台湾商人和旅游者已经在过去的5年之中大量地涌入大陆。据统计，台湾海峡的双边贸易已超过80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也达到30亿美元。现在台湾岛内强大的商业政治说客正在要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海空直航，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绕道香港。
国民党官员在公开场合对这些压力采取了强硬立场，坚持直航式的联系只有在北京放弃使用武力作为统一手段并结束其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政策，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台北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灵活性。现在，台湾的国航得到允许可以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国有航空公司合作向来往于两地间的旅客出售机票，尽管直航仍然遭到禁止。这种灵活性连同台湾的经济实力将最终意味着，台湾同大陆觉得联系会变得越来越紧密，不论海峡两岸的称谓如何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让中国智力回国
《 纽约时报 》的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全世界争抢“智力”。
今天，中国一些最杰出、最聪明的人才可以在诸如麻省的坎布里奇、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以及加州的伯克立等美国的大学城中见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政府不重视、薪水太低、住房条件差等其他因素，知识分子已经通过出国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自从1978年以来，有17万学者到国外学习或从事研究，在1989年之后单是到美国的就有5000人。他们中只有1/3的人员归国，使得中国智力资源的缺乏正在不断地增长，这种缺乏还可能导致中国潜在的能力散失。
现在，北京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政府已经展开了一场运动宣传中国海外学者的才干和成就，同时也鼓励他们回国。北京正在承诺给予更好的收入和得到改善的住房,另一个诱人之处在于：8月，中国国务院致函在海外流亡的“与国家唱反调的”持不同政见者，只要他们停止反政府的活动就欢迎他们回国。
绝非偶然的是，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给予自1989年6月5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学生永久性居留权。有8万名学生获得了资格。对于正在准备扩展其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中国来说，缺少这些人的情况将会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中发生。“我们急需在电子、金融、证券、管理和法律方面的行家里手。”高速发展繁荣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如是说。
智力资源的缺乏造成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据报道，中央交响乐团在海外学习的人员流失了30%，上海交响乐团的流失量则超过60%。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科学家的严重短缺：中国科学院1978年以来已经派出7378名学者和学生到海外学习，但是这些人中只有3700人归国。第一批离开中国的成员主要由物理学家组成，现在有很多工程师也加入其中。由于科学家到了国外，中科院的许多研究项目不得已下马。留在国内的研究人员都不再年轻：据一家杂志调查显示，中科院所属43个研究所中的488个部门主任无一年龄低于35岁，有不到5%的人员比例在35～45岁之间。也许在上海的资深科学家中会有90%的人员在未来10年之内将达到退休年龄。
城市和省份正在为吸引海外华人而出台优惠政策。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最近在《 中国日报 》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用优惠的待遇来吸引海外留学生。政府为那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员提供三套间的公寓和奥迪轿车。当然政府并没有保证什么，但是物质的诱惑是有吸引力的。
这种政策能够达到其目的吗？一位北京的化学家说：“中国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是很糟糕的。我们进行研究，但是别人享受成果。”除了较低的工资和生活标准之外，知识分子抱怨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资深工程师承认：“由于我们不能立即为他们提供住房，所以我们不希望所有科学家立即回国。”国家经贸委主任说：“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形势。”
浦东的崛起，上海的变迁
上海——这座位于长江口的特大城市，曾经被人们喻为“东方的巴黎”。目前，它正在改变着昔日拥挤、喧闹的局面，要以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再次展现它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设想将上海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特大港口城市作为火车头，拖着中国的中部和西部跨进21世纪。
在中国，实际上在整个亚洲，人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上海的改革。外商投资像潮水般涌入这座城市，建设工程遍及各处。顺着南京路走一趟，你就会发现这条超负荷的商业街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商店经过整修和扩大，加上漂亮的陈列品，完全可以和香港商店的橱窗相媲美。面貌一新的“新新”理发厅，每天要接待400位顾客。
在这个大都市，现在企业改革之风正从大街吹进小巷，从城市吹向农村。上海的房地产正在迅猛发展，旧房改造工程也在加快步伐，家庭经营小商店和私营商店面貌焕然一新。市中心淮海路高级音像器材商店的售货员说：“这里的人乐意花钱买享受。”他们也疯狂地在抢购股票。上海证券公司是全国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之一。自1月份以来静安公司股票指数已上升了153%，海外投资者则抢购对外商发行的用国际硬通货购买的B股股票。
变化最大的是上海滩，这里曾经作为国际租界被欧美列强统治了长达100多年之久，直到1949年才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老商贸大楼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主要景观。但现在建设工人正在加宽马路，延长堤岸并种上花草。
上海作为亚洲商业中心的港口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只有控制人口和减轻污染才能振奋人心，改变面貌。目前，横穿黄浦江进入浦东的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这里将被建设成为东方的金融中心。浦东是杜月笙的出生地，这位臭名昭著的大烟贩子曾经是中国商界和黑社会的巨头之一，二三十年代“青帮”的首领。
今天上海的浦东沿岸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浦东将建立一个35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人们对此信心十足。如果说外滩象征着昔日上海的荣耀，那么浦东将是上海繁荣的未来。上海市长黄菊满怀信心地说，他希望上海再次成为全国和国际上的金融中心。浦东将作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这一占全国人口1/3的龙身。
这是项巨大的工程，浦东很可能难以实现，这项工程原计划投资100亿美元，现在看来可能要花600亿到700亿美元，约需10年时间才能完成。
这些数字足以使任何一个投资者望而生畏。尽管如此，一系列大桥、公路和现代化建筑正在浦东拔地而起，并且得到北京的赞誉，还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中央的财政援助。邓小平的讲话要求全国全力以赴实行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上海这匹战马迈动步伐，带动中部地区。
自1978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享受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外商投资主要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地，是在南方而不是中部和北方。结果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仍然处于艰苦条件下，而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和面对台湾的福建省沿岸地区则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邓小平于今年1月份巡视了南部沿海地区，并就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北上，在上海过春节。而后，又视察了上海贝岭微型电子厂的车间，他指着一些高科技设备说：“过去这是资本主义的，现在它是社会主义的。”他的话引起了机智的上海人的注意。新华社特别报道了邓小平极力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推进改革开放的主张。
上海并不是一定要有这番鼓励才实行改革开放，这座城市一直在竭尽全力拼搏，争取有新的起点。除浦东外，市政府正在修建一条四通八达的地下铁路，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原有的交通系统是20世纪早些时候建成的，那时的上海市区方圆才100平方公里，人口比现在要少得多。明年年初有5个站的第一期工程开通后，地铁可以减轻目前这些狭窄的街道上承担着的沉重负担。现在，过分拥挤的车辆在上下班高峰期平均每小时只能行驶5公里。
这座城市正在建设污水处理工厂，以减轻苏州河的污浊。除此之外，还在加速建设居民楼，以改变至今还在使用马桶和煤炉的80万户普通家庭的现状。加上一些大型国营工厂的严重亏损，上海要想很快富起来实在是困难重重。然而，许多熟悉内情的人则相信雄心勃勃的上海人最终会成功的。一位研究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美国学者马温·塞缪斯说：“上海在这样众多的人口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上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是十分惊人的。”
投资者的信心十足，总额10亿美元的200多个新的投资项目已得到官方批准。这些一般都是高科技项目而不是80年代广东等省引进的技术低、劳工便宜的纺织品、玩具、手表、计算器等制造业。一些有名气的大厂商开始进入上海。此外，八佰伴百货公司将同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联合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的百货连锁公司。八佰伴和第一百货公司联合投资1.2亿美元建成的这座大楼将是亚洲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黄菊市长说，上海不仅实行低税收，浦东地区的公司所得税是15%的优惠税率，这是目前外商投资公司在中国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且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
据调查，1990年在中国最成功的10家外资企业，有8家在上海，其中包括大众汽车公司等，上海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可提供技术专利。这是别的地方所望尘莫及的。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市场和销售的战略要地。香港一位商业顾问说，“浦东是当前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顾客来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到哪里投资最好，他们就说：‘浦东，浦东，我愿意去浦东’。当然，你现在去那里，那里还是一片建设工地。”
的确，这片长期受到冷落的土地现在还没有什么可看的，即使已有40家企业已经开始在那里营业，但到处是推土机和吊车，尘土飞扬。无论是否准备好了，上海人认为阔别已久的发财机会已经来临了。解放初期，共产党人把上海当作最邪恶的城市——“黑社会的大本营”，“资本主义的滋生地”。许多有成就的企业家都逃到了香港，以他们的商业智慧使这块英国殖民地达到今天这样的繁荣。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上海发展了许多斯大林模式的重工业，如钢铁厂、石化厂、机床厂等，从而限制了地方势力可能出现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把这些企业创收的75%～90%挤走。甚至今天，上海的国营企业，即使已经老旧，仍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65%，而上缴中央政府的钱占全国总收入的1/6。目前这个时期对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上海市现在可以交足规定的利税后留存自用。尽管如此，自1949年到1980年上海给国家上缴了530亿美元，而中央政府对上海的投资只有42亿美元，只占它们贡献的8%。
不过，时代在飞速发展，公众积极要求创办股份公司。目前上市公司只有31家，但接着会有更多的公司上市，从而支援当地政府可将1/10的国营企业在1995年以前成为股份公司。但是一些计分表的观察家仍然怀疑上海是否能摆脱过去的包袱。在上海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还没有看到工业部门的雇员有很大的裁减，劳动制度的改革是最急需的，工厂有30%甚至更多的人是多余的。”
与此同时，领取退休金的人和国家公务员不知道如何应付日益上涨的物价及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间的收入悬殊。一位60多岁的已退休的研究员毛迎芬每月领取24美元的退休金。她说：“我现在难得到街上去一次，我很伤心，街上的许多东西我都买不起。”
在旧有的经济体系被改变以前，浦东这个龙头能拖动上海吗？更不用说带动起来。他们可以从富翁杨百万等人的故事中得到信心。杨百万现年42岁，原来是个工人，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以后一夜致富，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之一。他现在有两三个住所，一辆汽车并雇有司机。一部价值3000美元的手提式电话，人们羡慕他有投资的天才，但他颇富哲理地解释说，他的成功是因为“我现在是自由人，我不再依靠政府”。假如这个海滨城市实现了它的新诺言，那么中国内陆地区也会开始走同样的路。
中共的十四大
称颂市场自由的言辞在人民大会堂中回响。《 纽约时报 》的文章记录了这个新的景象。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圣殿之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代表们于是开始赞成一些目标：扩大股票市场，并将庞大的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混血”企业。邓小平尽管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一个街区的地方竖立着一幅巨型广告牌，上面贴着邓去年1月份到大胆放手进行试验的中国南部巡视的照片。在书店里，《 邓小平文选 》跃然立于书架上。
诚然，中国正在着手第二次改革。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接受了邓小平试验精神的原则和实践的教育之后，希望通过提供繁荣的稳定剂来使中国避免苏联模式的——或者避免像罗马尼亚那样更糟的动乱。但是，中共十四大于今年10月上旬召开之后2000多名代表开始有理由质疑，领导人是致力于解放思想的重生还是致力于僵化保守。
江号召建立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这次会议中，17%的与会代表在1949年革命之前就入了党。在他们当中，46人由于1927年以前就列入了名单，所以确保了在大会中预留特殊位置的权力；但他们中只有13人出席了开幕式。这些年长者不再有职位，但是他们仍旧能够施加强大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他们可能赶不上时代潮流，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们仍然没有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邓在今年8月已经88岁，他自己没有出现很具有神秘的意味，他的女儿邓楠坚持说，邓的身体仍然矍铄健朗。
实际上，仅今年以来，死亡就夺取了另外三位前辈的生命——李先念主席、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以及作为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现年84岁的薄一波、90岁的彭真和84岁的王震等元老，健康状况堪忧。作为长期搞党政工作的薄仍然在人事问题方面具有影响力，他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身为北京以前党政领导的彭真没能出席，王震副主席也没参加——但是他后来有一次公开露面。
香港的《 文汇报 》报道说，有8位高层领导从政治局退休：85岁的杨尚昆主席、78岁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以及其他几位高层领导。
在星期天的休会时间里，党代表大会将要解散中顾委。中顾委是1987年召开的上一届大会的产物。中顾委的权力有限，在设立的时候中央只打算让它起到象征性的作用。
邓小平尽管没有出现在审议的现场，但是他也正在忙于会议的组织协调。他最后的重大作为就是推动一个得到振兴的集体领导层，来带领中国走进21世纪，并融入世界经济。
现在，江泽民的观点之中有一处博得了最为热烈的掌声，这就是他强调党内高级官员要为亲属做好榜样的讲话。“腐败分子破坏了党的声誉，也伤害了人民。”他说道，“因此，他们必将受到惩处。”接着，这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提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市场经济能够也应该比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市场经济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