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式会晤
星期一，天色阴沉欲雨。上午10时，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正式开始。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乘坐的黑色防弹轿车停在白宫南草坪，在那里，他们受到卡特和夫人罗莎琳的迎接。邓步调轻快地来到列队等候的35名美国高级官员面前，热情地与美国的政治家们握手，然后踏上铺有一小块红地毯的检阅台。风很大，罗莎琳伸手扶住站立不稳的卓琳。
卡特在欢迎词中说：“现在到了忘记吵架的时候了。”一名男记者突然登上讲台，面对电视摄像镜头高呼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将革命进行到底！”，便衣警察迅速把这名男子带走了。这个人是西雅图毛泽东主义者出版社的记者，是持出版社的证件来到南草坪的。欢迎仪式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
当邓小平开始讲话时，这位身高大约五英尺的副总理向上迈了一个台阶，以便能够从放讲话稿的台架上看过去。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称中美合作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上午11时，庄严的首脑会谈开始了，卡特引领邓小平来到会见大厅的座位上，旁边的桌子是由经过严格抛光的硬红木制成。“我可以抽烟吗？”副总理问，并掏出一盒中国产的“熊猫”牌过滤嘴香烟。一会儿，空气中就充斥着浓重的烟草味。不久，两位领导人发现，他们都喜欢与对方打交道。在3次面对面的会谈中，不必做出何种姿态，也没有什么争论。但在会谈中，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从桌上给总统特别助理汉密尔顿·乔丹递过一张字条，上写：“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正在见证中美关系的起飞。”白宫另一位助理在谈到卡特和邓小平时说：“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会谈使人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基调。”
尽管有助手们在场，卡特和邓小平的会谈内容无所不包。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中方代表是副总理兼科技顾问方毅、外交部长黄华。星期一举行了两次会谈，共3小时45分钟；星期二的会谈为1小时50分钟。会谈的内容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纠纷；中东、南部非洲、中欧、朝鲜和印支局势。在就移民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同卡特开起了玩笑。邓副总理说：“如果你喜欢，我们可向美国移民1000万。”然后，他大声地清了清嗓子，把痰吐到了脚边的痰盂里。“要是那样的话，我将向中国派出1万名记者。”卡特回答说。这个问题就此打住了。
当两位领导人把话题转至中国的两块心病——苏联和台湾时，气氛就不那么轻松了。邓小平在会谈后当晚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对莫斯科进行了严厉的攻击，他形容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真正的温床”，说如果中国、日本和美国“真的想具备把北极熊套上链子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团结起来”。在私下与邓的交谈中，美政府官员强调，美国想平等地对待莫斯科和北京。蒙代尔副总统对《时代》记者说：“总统清楚地向邓副总理表明了我们想要一个正确而热情，合作而非结盟的美中关系。”卡特要求邓小平要从苏联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据称，莫斯科对中国军队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十分关注，同时北京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感到不安。
邓小平对此持相反的立场，他坚持认为苏联奉行的是侵略性的政策。实际上，他并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他向卡特重申了他与《时代》的谈话观点，即美国不要指望从谈判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据一位白宫官员说，邓小平告诉卡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不能代替需要在其他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但邓没有透露他心目中的其他方面指的是什么。在美国国会，邓小平警告称，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会导致个别议员借机捞取选票，减少政府使条约获得批准的机会。
签署各项协议
在公开场合，邓小平起初提到苏联人时还躲躲闪闪，有所顾忌，然而，随着访问的进行，他逐渐地加强了攻势。例如，在参观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时，他的言论令1000多位在场者感到吃惊。他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增加，因为克里姆林宫“热衷于推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后来，看到主人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加以制止，他开始在多种场合指责苏联，只是在美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所节制。
苏联人起初仅仅提及了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后来被他的斥责所激怒，《真理报》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称邓小平“是反苏的执拗狂，对苏联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充满敌意”。尽管如此，苏联似乎认为美国政府正试图同邓小平极端尖刻的言论保持距离。因此，苏联人在攻击这位中国领导人时，放了卡特一马。
美国政府在起草联合公报时，对谴责任何国家“试图建立霸权，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提法莫衷一是。本来，美国宣称将不发表联合公报，主要是想避免在类似措辞方面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可是后来当白宫提出发表一项联合公报时，美国务院官员就极力建议不要涉及“霸权主义”的提法。然而卡特决定同意白宫顾问们的意见，他们对此前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曾使用过这样的字眼“没有大的争论”。事实上，是布热津斯基建议使用“控制”一词，他认为这比“霸权”相对温和，不易激怒别人。这种奇妙的理由说服了国务卿万斯，他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卡特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中国人用‘称霸’，我们用‘控制’。妥协是中国人聪明智慧方面的一个强项。”一位白宫官员补充说：“即使莫斯科感到不快，我们对‘霸权主义’一词也不持异议。”然而，在美国国务院，资深的外交官们对这好斗的架势感到很沮丧，因为并没有同那里的苏联问题专家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也坚持己见。卡特要求他做出明确的保证，中国大陆不用武力去统一台湾岛。邓小平拒绝了。之后，邓告诉记者：“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以和平手段使台湾回归大陆……如果我们承诺完全不使用武力，就等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台湾问题是邓小平演讲的主要议题之一。国会上，他与85名参议员共进午餐；同80名议员品茗，并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拜尔德等国会领导人私下交谈。邓再三地向国会主人们表示，北京不会对台用武，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他们拒绝谈判，”他问奥尼尔议长，“我们该怎么办？”但是邓向议员们保证，统一之后，台湾可以继续搞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还可以保留武装力量。
除了死硬的台湾支持者以外，所有人都给邓小平的保证打了高分。美参议院重要议员巴里·戈德沃特为了避开邓小平，突然返回老家亚利桑那州。但是保守派领袖、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莱格佐尔特说，邓小平的议会活动“总体上说会收到效果”。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说：“他没有针对台湾问题做出妥协的表示，但他说得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会继续下去。”
在星期二的第3次会谈中，卡特与邓小平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25分钟的单独会谈，只有一名译员参加。白宫助手们只是说会谈“非常有益”，拒绝公开会谈的任何内容。两位领导人返回会见大厅后，开始讨论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冻结资产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非常接近（美国冻结了760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中国冻结的美国资产为1.97亿美元），以至于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瑟尔本月晚些时候去北京时，几乎不会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
接下来，卡特和邓小平又迅速地达成5个协议，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助手们在此前已草拟的。协议于次日签署。这些协议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关系正常化所应得回报的标志。美国同意让北京在休斯敦和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作为交换，中国同意美国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美国还同意以信用贷款方式向中国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通信卫星系统，和用于核研究领域的500亿伏电子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的价格高达2亿美元，将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设备。目前伊利诺斯州的弗尔米美国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用的加速器的能量只有其八分之一。最后，中美两国正式同意交换学者和记者，开放文化代表团互访。为了消除莫斯科对中美协定的担忧，美政府强调，美国并没有向北京提供任何苏联人尚未拥有的东西。
在签字仪式结束时，白宫东大厅里挤满了政府成员、参众两院议员和中国官员。卡特将他与邓小平进行的三天会谈称为“极不寻常”的会谈。总统补充说：“我们为建立更牢固、更具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中美关系，制定了不可逆转的新政策。”邓小平用相同的语调，简短而热情地说：“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
与卡特的会谈是邓小平来美国的目的之一。他另一个目的是，正如他所说，“了解美国人生活的全部”。事实上，他的功课始于星期天的晚上，在他所乘的那架蓝白相间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的几个小时。邓小平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其他高级成员突然被接到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乡下的家中。布热津斯基的太太艾米莉用烤牛肉招待客人，他们的3个孩子充当伙计，端盘递碗。客人中还有国务卿万斯和被卡特提名出任美驻华大使的伍德科克。尽管经过了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邓小平的精神还是很不错。有人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是否像卡特在国会中遭到批评那样，在国内各省也受到批评？邓小平咧嘴笑了笑答道：“只有一个省反对——台湾。”过了一会儿，布热津斯基回忆起去年5月他的夫人访问北京时因敬酒而失礼的经历。万斯打趣地说：“那种事不必再提了。”邓小平插话道：“如果你不让他说，你就侵犯了他的人权。”
第二天晚上是邓小平访问华盛顿的社交活动的高潮。下午5点55分刚刚结束与卡特的紧张的会谈。35分钟以后，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又精神矍铄地携夫人来到白宫的“北门廊”大厅，出席欢迎国宴。正式宴会由卡特夫人罗莎琳亲自安排，从菜单（小牛肉和花茎甘蓝）到餐桌中央装饰用的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些花是卓琳家乡云南所特有的。罗莎琳还核定了客人名单，将嘉宾人数删减至140人，这使出席这次宴会成为近年来华盛顿“最难搞到的门票”。被邀者大部分是政府高官，但也有11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迫切希望能借中美关系修好之机到中国赚钱。一位企业家在排队与邓小平见面时，把一张名片塞进邓的手里。
最有争议的客人是理查德·尼克松，他1972年的北京之行以及以后的一连串的事件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因此邓提出要见他。这是尼克松自1974年辞职以来首次来到白宫，其间发生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奥尼尔议长的夫人拒绝与尼克松同桌共餐。在鸡尾酒会上，这位前总统在东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交谈。后来，基辛格说：“我说再次见到他很高兴，他看起来对回到白宫也很开心。我们离开人群话旧，谈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谈中国人。当时我们的谈话很动情。”在进餐时，尼克松坐在布热津斯基的对面，布热津斯基问他，最崇拜什么样的领袖人物。尼克松说：“你不能让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没有拒绝列举一些名字，如戴高乐、伊朗的沙赫和蒋介石。
用餐完毕，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一小时的各种表演中包括，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杰夫里芭蕾舞团的舞蹈，钢琴家鲁道夫·塞金的演奏，约翰·丹佛的演唱。哈莱姆环球游览者的滑稽表演博得了全场喝彩。邓小平十分欣赏来自美国国家儿童合唱团的80名儿童用中文演唱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晚会结束后，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走上前去与篮球表演队员握手，亲吻小歌唱演员。卓琳上台时手领着卡特总统的小女儿艾米。卡特最后和邓小平留在台上，他情绪激动，不经意地将手搭在邓小平坚实的肩头上。
星期四一大早，邓开始参观活动。美方陪同人员有：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商务部长朱尼塔·克莱普斯以及其他官员、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90人，整整装满了两架飞机。其随行人员是外国贵宾在美国访问时所率人数最多的（但没有一个苏联新闻社的代表）。
第一站是亚特兰大，邓副总理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1500人在73层的“桃树大厦”酒店为邓举行了午餐会，每盘食品需花费20美元。曾顽固地坚持反对中共立场的美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出席了午餐会。他在席间讨好地与中国外长黄华“亲切地”交谈。数百名银行家和公司领导人聆听邓小平的讲话。邓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几名听众似乎想急切地给邓小平上一课，会计师威尔·基德对出席午餐会的另一位客人低声说：“我们在这里只谈赚钱。”律师托马斯·小拉莫尔补充说：“亚特兰大是一个崛起的城市，它对什么政治派别并不关心。”邓小平迅速地把讲话内容转向他所擅长的主题。他强调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中美联合公报中类似的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把这一反苏讯息带到亚特兰大，在某种意义上是越过他们在华盛顿的领导人，直接向那里的人民呼吁。他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
午餐过后，在南方黑人领袖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来到马丁·路德·金的陵墓前。他向陵墓三鞠躬，并献了花环。然后，邓小平到亚特兰大城外的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参观。这家工厂去年下线汽车18.3万辆，是中国全年小汽车产量的14倍。在亨利·福特二世的带领下，邓小平乘坐高尔夫球车，参观了这家18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他观看工人们安装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和空气滤清器。他向工厂经理询问了生产问题，并与28岁的员工沃尔特·赫德就工作条件进行了交谈。赫德的工作是将车体固定到底盘上，周薪为325美元，而中国工人平均月工资约为30美元。
第二天，邓小平飞往休斯敦。他发现得克萨斯州人非常想向中国出售石油钻探设备，然而得州人对他的政治立场有所保留。但是，保守的州长威廉·克莱门茨—百万富翁（Sedco石油钻探设备公司的创始人），毫不犹豫地要求得州人，要像对待自己家里的客人那样善待邓小平。因此，得州人给予邓以最热烈的欢迎。
在莱顿·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钻进训练宇航员用的航天飞机驾驶员模拟座舱。按计划，这些宇航员将于11月进行太空飞行。由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弗雷德·海斯作为驾驶员，邓小平接受了着陆模拟训练。当航天飞机以大约3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时，邓顺着海斯手指的方向从飞机座舱向外面的电视屏幕看去：地球的弧形曲线、太平洋海岸、拉斯维加斯的灯光，最后是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在第二次着陆时，邓需要在200英尺的高度时按下按钮，降低下降速度。当跑道进入视野，他很高兴，惊奇地举起双手。邓很想做第3次飞行，这时有人告诉他过了时间了，他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
当天晚上，邓忙里偷闲到休斯敦郊外的一家餐馆品尝了得克萨斯风格的烤肉。他饮着啤酒，吃了一些牛排、香肠、烤青豆、土豆沙拉和墨西哥辣椒，口味很重。然后在头戴牛仔帽的太太卓琳的陪伴下，通过停车处的洒落着木屑的红地毯，来到竞技表演场，观看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美国牛仔的马术表演。
邓小平一进入表演场，一支乡村乐队奏起美国乡村音乐。1500多名观众有节奏地鼓掌、呼叫。他们大多数是富裕的得克萨斯州人，每人花50美元购买了露天看台的座位票。当邓小平戴上牛仔帽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他摘下帽子，学着牛仔们的样子在头上挥了挥。表演正式开始之前，邓和黄外长乘坐有棚马车绕场两周。邓副总理欢快地向观众挥手，回到自己的座位，观看女牛仔们赛马和男牛仔们的驯马表演。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又开始干起他的正事。在与50位编辑和出版商共进早餐时，他表示希望中国最终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竞争。为开发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将首先需要进口美国的钻探设备和技术。早餐后，邓匆匆地到休斯敦设备制造公司，参观了两个黑暗并充满噪声的全自动化车间，并在那里结束了他在休斯敦的全部活动。
星期六下午，邓小平飞往西雅图，下榻于华盛顿州一家酒店。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一行登上90英尺高的水翼艇，快速地游览了西雅图港和洛克希德造船厂。其中，中国方面特别提出要参观粮食输送带和装货甲板。下午，邓小平参观西雅图以北30英里的埃弗雷特波音工厂。在世界上最宽大的建筑物（2亿立方英尺）内的地面上，11架波音747型飞机正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邓小平与波音公司的5家与有中国生意往来分公司的主管一起用餐，主菜是：敦格尼斯蟹、牡蛎及邓小平点的法式肉片。在亚特兰大休息一夜后，邓小平一行将于次日乘坐波音707专机返回中国。
邓小平的访问结束了，然而在他的身后，他给美国政界和商界领导人留下了极大的欣喜，他们为“中美具有共同利益”而感到心情激动。他对美国的访问看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哈佛大学某系主任、美中关系观察家约翰·费尔班克斯警告说，“欣喜的背后是危险”，他们担心美国与中国政权进行贸易时将无法避免遭遇各种困难，热情洋溢的言语不久将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美高层外交官应该牢记：与华盛顿在世界政治中具有生死攸关关系的不是基本上处于落后和刚刚摆脱贫穷的中国，而是强大的苏联。
此时，美国官员们正在为邓小平访美的顺利结束而感到高兴。邓小平似乎也在以其保守的方式，分享着欢快的气氛。
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国巡演
当指挥家小泽征尔于1979年3月抵达北京音乐学院时，他的汽车被欢呼的人群围绕着，在崇拜者的簇拥下走进礼堂里。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成功地从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8天巡回演出，那么他们最后是以征服北京而宣告结束。
他们举行了3场音乐会，每场都进行了全国电视转播。最前面放着一排带有雪白椅罩的扶手椅子和放茶杯的小桌子。原来坐在这儿的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邓小平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方毅副总理和年近九旬的宋庆龄女士。在演出间歇时，邓举行了一场招待会，他说的话大意是：虽然并不怎么懂音乐，但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要增进友谊的事情他都喜欢。在音乐会结束后，他率领着他的“喝茶组”成员走上舞台，与交响乐团的成员们握手祝贺。
小泽征尔在选择曲目方面很能显示其水平。中国人喜欢小提琴，所以有两首协奏曲，A大调的莫扎特第五交响曲和门德尔松的协奏曲。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西尔弗斯坦对以上两首乐曲技艺高超细腻。波士顿交响乐团还起用了一位中国艺术家刘德海，他演奏了一首琵琶协奏曲，在独奏中他转而演奏竖琴。
另外一位是钢琴家刘诗昆，他以降E调演奏了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两位刘先生在性情上惊人地不同。琵琶演奏家非常和蔼，还在后台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成员们演奏了“HOME ON THE RANGE”曲目。而钢琴演奏家刘诗昆在“四人帮”当权的大部分时间都蹲在监狱里，脾气如烈火般暴躁。他抖着手走上舞台，然后一口气以权威般但令人目眩的速度演奏完了李斯特的协奏曲。在排练时，小泽征尔尽量让刘先生慢下来，但没成功。最后，他说：“我们将尽量跟着你。”乐团也只是刚刚能跟上他。这位钢琴演奏家为自己的演绎辩解说：“过去李斯特使用一些技巧来表现他自己，所以我使用这些技巧来使其不朽。”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大多数演奏家们都不欣赏这场演出，这成了批评中国音乐技巧的核心：他们不能保持延伸的旋律和拍子。“如果要使音乐本身表现出这激动和美感，你必须控制好。”小提琴家玛里露·斯皮尔馈赠给中央交响乐团的礼物是一个节拍器，“有时你会听到业余演奏团组以赶着回家的速度演奏完整首曲目。当音乐开始紧张时，刘先生却岔开了，与音乐的上下节奏不吻合。”小泽征尔在与北京交响乐团演出时也要解决同样的问题。“中国的音乐家们非常灵敏也非常出色。”他说，“但西方音乐令人激动的节奏稳定、旋律重复和重述对他们来说非常难接受。他们越来越快，乐节的结束时保持得不够长。”他补充说：“这可能和他们的语言有关系，他们的语言是一些方块字，而不是流动的整句。”
要解决这一问题，音乐家们必须要多听些西方的合奏曲，并与老师们以不同的语汇进行训练才可以。现在中国的艺术界正在庆祝“四人帮”的倒台。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再次有了一个活跃的保留曲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北京交响乐团演奏，当时该乐团只允许演奏9首曲目。
最受欢迎的自由出现在芭蕾舞方面。因为学校都关闭了，少了整整一代舞蹈演员。毛的妻子江青认为她非常不喜欢该舞蹈的两个基本舞步名称安特雷沙和巴代布雷，就下令取消了这两种舞步，这就好像从句子里拿走了动词一样。现在，芭蕾舞班人员又满了，经典芭蕾舞演出已经成为中国最卖热的门票。（译注：安特雷沙是一种芭蕾动作，往上直跳，在空中多次互击小腿。巴代布雷是一种芭蕾舞滑走步法。）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这个新的中国里放开了。波士顿和北京交响乐团同台演出音乐会时，成员们之间得以相互了解。首席小提琴手已经和美方小提琴手非常亲密了，在一次宴会上，两个女人开始相互讲述她们各自国内的生活和家庭情况。一会儿，一个男的走到桌前，拍了拍中国这位小提琴手的肩，那是一个温柔的警告，然后她就变得一言不发了。
联合音乐会在可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场举行。小泽征尔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幽默，使人无法不相信这种配置产生了音乐的吸引力。他说道：“这就像你在黄河里游泳后，在大海里游泳一样。”观众们情绪欢快、反应强烈。大提琴演奏家马丁·霍赫曼在用二胡演奏了几首曲目后，观众们一遍又一遍喝彩要求“再来一个”。二胡是使用一个弯弓状物在两根琴弦之间演奏的一种乐器。霍赫曼在演奏完后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技巧就像钻牙，应当由牙医来演奏。”
最后的曲目是“星条旗永不落”（注：美国国歌），中国人似乎对此反应还不错。然后，小泽征尔和陪同他的母亲围椭圆形场地绕行一周，后面跟随音乐家的队伍越来越长。第二天上午，北京交响乐团几乎所有的成员们都拿着礼物和纪念品到机场为他送别。还有几个私人朋友洒泪而别。小泽征尔率领着他的乐团登上了747飞机。最后看一眼美国朋友，一定会使北京的演奏家们笑出声来：泛美航空公司在飞机两侧用汉语印上了“CHINA CLIPPER”（中国快速直达班机），但是因为语言误解，上面印的却是“中国剪刀”。（译注：CLIPPER一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剪刀”，另外一个是“快速直达的大型飞机”，而这里误以为是“剪刀”的含义，打上的汉语翻译错了。）
香港应付难民的进入
香港近500万的人口集中在40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现在，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正在尽力对付难民的入侵。除了从越南经海上到达的“船民”（即乘船外逃的难民）以外，还有大陆的偷渡客。《时代》记者戴维·德沃斯参加了一次缉拿并遣返非法移民在香港边界的巡逻，并于1979年6月发表了这一报道。
黄昏刚刚降临，沿着顺春（SHUM CHUN）河的稻谷和家禽农场，27岁的大卫·托马斯警长和他的小组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巡逻。泛光灯很快就开始搜索并照亮几层带刺铁丝网和一直通到河流上的螺旋状篱笆。托马斯是在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里服过役的一个老兵，他突然用“星光夜视仪”发现了动静，“远处山脊那边来了两个人。”他说道。果然，可以看见两个人正在一个篱笆下挖洞，然后从带刺铁丝网中间钻过来。就在他们越过障碍时，托马斯和他的小组正手拿面包和用啤酒罐装的热茶在等着他们，在审问完以后，就立即毫不含糊地遣送回中国。
边境巡逻兵又抓住了一些“I-I”（非法移民）——那些企图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非法移民的绰号。“如果抓住非法移民政府发奖金，我们可都发财了。”托马斯开玩笑地说。的确，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抓获并遣返了将近46000人；仅在6月份就抓到了11000多人。尽管如此，香港官员们估计他们只抓到企图偷渡到香港的人当中的一半。
对付这些难民，香港现在靠的是5艘非常老的警艇，900名英国军队廓尔喀步兵，150名正规军和90名香港士兵。虽然，香港仅次于马来西亚，是无家可归的越南难民第二大聚集区（现在这个殖民地里有55000名难民住在帐篷里），但是，香港官员们认为这比中国的非法移民的问题还小一些。因为越南人通常乘小船抵达，海上的警察很容易就能发现；另外，他们在香港的许多人最后会前往其他国家。
而大陆人则不然。受高工资的吸引和在家里所受的折磨，大部分中国非法移民将永远地留在香港。他们或单个前来，或几个人一起前来，并带着武器随时准备打架。许多人是被居住在香港的移民引渡到这个殖民地，进行这一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是有100名成员、称为“大圈帮”的团伙。该团伙的工作之一就是派一些成员到边境处郊游；在那儿他们接应偷渡者，护送他们进香港。其他的则是取道葡萄牙管理的澳门，那儿的“蛇头”用安有发动机的舢板引渡他们，价格会高达1000美元。还有一些会试图游向自由，穿着塞满乒乓球的枕头套做成的救生衣，或者，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用吹满气的避孕套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很明显，当前的移民数目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国减轻了对此类非法偷渡案件的判处。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估计：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移民的数目总计可能会达到37万人；他已经向英国提出增加部署边境部队的请求，还要求北京政府加强他们本国边境安全。共有1000名英国士兵的第一批分队已经于1979年6月底抵达香港，并且中国第42军在今年2月份从越南战场撤回之后，据报道说正在边境巡逻。
政治之外的宗教
现在，中国似乎准备向外界表明他们对基督教——也包括其他宗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容的新态度。中国派出了正式代表团参加在纽约州普林斯顿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有8名宗教领导人抵达美国参加为期10天的会议。这一代表团包括佛教、穆斯林和基督教成员，其中英国国教大主教丁光训64岁，13年前教会被突然关闭后，他被人从教堂里赶了出来，失去了南京神学院院长的工作。这是30年来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第二次被批准访问美国。
这次大主教丁先生的访问是中国当局承认中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徒一系列举措中最近的一项。在1月份，宗教事务局经过了多年的冬眠以后，在北京苏醒过来，并且在上海和广东的机构也一样。2月份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举行了一次国家级的会议，建立了一项由政府出资进行宗教学术研究的八年计划。在上海，77岁的天主教大主教巩宾枚和79岁的新教传教士王明道两个人都被关了20多年，据报道说他们已经被释放了。《人民日报》声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1978年宪法第46款。第46款保障人民享有“相信宗教的自由和不相信宗教的自由”。
7月末，天主教爱国联合会，即中国的“自主”天主教会，它在1957年同罗马分裂，选举了一个新的“大主教”——47岁的米歇尔·傅铁山。这一任命是自姚广玉在1964年去世后的第一个大主教。中国的天主教会已经和罗马以及梵蒂冈第二协会的改革切断了来往，梵蒂冈拒绝承认傅铁山的当选。但最近约翰·保罗二世教皇提到和中国天主教组织的联系“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切断”时，他隐讳地提议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北京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作为吸引基督教信徒们参与官方教会的计划，政府正在计划印刷修订版《圣经》—1919年联合翻译版，还许诺明年春季印刷《新约》部分。这一消息对美国基督教信徒来说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他们在中国传道一个多世纪，对中国还是怀有特殊感情的。同时，香港对这方面很关注的一位观察家还是对中国教会非常乐观的。
基辛格说毛泽东、周恩来
基辛格总是对中国抱有深刻的好感，《时代》杂志说，他撰文回忆了与毛、周的故事。
“毛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尼克松这样说。“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毛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表示，“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对毛而言，共产主义是真理。但是在20世纪所有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中，只有他窥视到了真谛。为了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之捐躯。毛开始明白，改变社会所需要的革命热情，在一段时间后都会转向他的人民的传统的对立面。国家建立了行政机构，但却会使革命的官僚们成为一个新的达官贵人阶层。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国家法律逐渐成为灌输统一价值观的工具。
毛无法接受这种事情：新事物到头来就是他要摧毁的东西，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疯狂的人民运动以解救他的人民；进行了多次夺权及破坏现有结构的革命。他们的执行者从没有执行过如此巨大、疯狂的任务。在深思熟虑之后发动的这场运动，为使革命能够继续下去，而目的就是推翻他们自己建立的体制。
对于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谁也没有这位身材高大、发动了中国革命的巨人了解得更清楚。这也许就是历史最大的隐秘。……他对苏联的指责极大地伤害了苏联，因为他所说的从根本上讲都是正确的。……他反对一成不变，因为这样可以保持中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热情。常言说革命会摧毁革命者。但他定了一个目标，非人力所能及。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每天只能支撑几个小时，但他在最后一刻却留有足够的精力安排他身后的中国。而后，这位伟大、超凡、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就像伟大的秦始皇一样离开了人世。他经常拿自己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也同样害怕自己最终的命运——成为历史的尘埃。他对尼克松说的话就像他说的其他话及想要说的一样，具有预言性：“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1971年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工作已经近50年。近22年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总理，这其中还有9年他兼任外交部长。对于哲学、回忆录、历史分析、战术研究、幽默的辩论技巧，他样样精通。他对实际情况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历史事件及我个人情况的了解是出类拔萃的。他言谈举止干脆、利落，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的压力，正如他本人所说，8亿人民的日常事务每天处理不完，还要努力保持思想上的忠诚。
周懂得展现个人魅力。我们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生病时，他会去看望他们。尽管我们之间级别存在着差距，他始终坚持在我的住所与人民大会堂之间轮流进行会谈。中国人对周好像有种特殊的敬爱，发觉他在所有其他领导人中是个具有特殊人格的人。我在1975年晚些时候访问时向一位年轻的翻译问起周的健康状况，他两眼满含热泪地告诉我周重病缠身，所以周去世后中国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之一，我对周所代表的制度并不存在幻想，但当周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悲伤。世界将不再那么充满活力，前途不再那么光明。我们双方谁也没有忘记彼此的关系在根本上存在着分歧，我们也不会忽视随着历史发展，两国并肩前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艘舰船擦身而过那么长，而后我们又会发现彼此站在对立的一面。但我从事公职事业的一个收获是，我可以在政治家之间永无止境的纷争中，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一个伟人共事，给人类虚无缥缈的未来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
重新评价毛泽东
在两位助手的搀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德高望重的委员长、81岁的叶剑英于上周登上天安门城楼，为庆祝中国建国30周年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也必须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里11000名情绪激动的听众面前，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1949年10月1日，那时叶剑英和其他获得革命胜利的领导人一起都站在毛泽东身旁，而这位伟大的舵手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叶剑英发表的30周年讲话并非只是庆祝胜利，在这次通过电视在全国范围内转播的讲话中，叶明确地说，革命的理想没能成为现实，叶剑英令人震惊地指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他说道：“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严重的倒退，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了分裂和混乱，血雨腥风，令人深恶痛绝。”已死去的林彪——一度是毛选定的接班人，以及毛的遗孀、“四人帮”的头目江青，这些人成为这场错误必然的罪人。不过，叶剑英还是清楚地指向了毛泽东本人，他声明“领袖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不应当进行神化。”
叶还批判了与毛相关的其他两项政策。提到195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时，叶说：“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类似的，叶还指出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经济陷入瘫痪。叶说道：“我们犯了武断决策、浮夸、盲目地刮‘共产风’的错误。”
主席台上坐在叶后面的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许多官员。他们当中的领袖就是75岁的邓小平，他于1977年重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这使得叶讲话能够如此坦率。现在，邓显得比以往更坚定地要挽回毛激进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把中国带上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道路。在周年纪念日前夜，12位“文革”期间的受害者被提拔到中央委员会。
和邓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务实风格一致，30周年的庆祝活动采取了惊人的低调。同以往周年庆祝活动不同，没有搞奢侈的焰火表演和阅兵式。不过新华社还是宣称，北京将“呈现新面貌，许多广告牌都粉刷一新”。一些广告牌上的毛主席语录将被盖住，取而代之的是道路安全标志和关于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劝诫语句。北京有750万的人口，首都的节日市场专门准备了100万只肉鸡和30万只鸭、鹅、松鸡、兔子和鱼等。另外，商店还供应充足的茅台酒——一种和火箭燃料一样强劲的烈性酒饮料。
这场庆祝活动中在死后受益的最主要的人可能算是刘少奇，他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报道说，他1969年蒙冤受辱而故。有迹象表明他可能会被平反。叶剑英在他的讲话中间接地称赞了刘少奇，提到刘当权时那一届全国党代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外交夹缝里的台湾
美国取消对台湾的承认一年之后，双方在有些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褪了色的黄褐色建筑就像幽灵一般矗立在台北熙熙攘攘的车流当中。用钢质大钉安装的沉重木门已经被封掉了，碎玻璃从一座高围墙里伸出来，大院里旗杆上那面除了战争时期曾一度中断外飘扬了63年之久的美国国旗（ 开始是该岛处于日本统治之下，后来是中华民国 ），现在已不在那儿了。钉在大门上黄铜金属板上的一组粗糙、没有喷漆的标牌上的文字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了：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美国给予北京完全的外交承认并且“取消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有一年了，这所废弃的大使馆代表着美国时代的过去。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台湾已经显示出它非常自立，而它与美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在形式上的，而没有多少内容上的改变。虽然正式的美国存在已经没有了，并且最后一个合法痕迹《 相互防务协定 》也即将到期，但美国在台湾的居民说：“双方正在玩一场新的游戏。”
这场新游戏的一个场馆就是一幢矮小粗壮的U形楼，这是前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住处，现在该组织称为美国的台湾学院。该学院由暂时“退休”的外国服役军官组成，他们向中华民国的护照持有者们签发前往美国的签证，数量同以前美国大使馆签发的一样多。更重要的是，它负责并发展台湾与美国不断增长的商业联系。
预计美国与台湾间的贸易额将由1978年的74亿美元上升到今年的96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这将使台湾成为美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将达到18亿美元。华盛顿政府一直在静静地但系统地鼓励着双边贸易的增长。最近的主要贸易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今年秋天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给予台湾1979年价值达5亿美元的贷款。自1月份以来，美国的各家银行也向台湾动力公司提供了2亿美元的贷款。通用电气公司就价值为3000万美元的涡轮发电机项目和台湾几家公司进行了合作。美国的台湾商贸会长在本月早些时候说：“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增强了我们对台湾的信心。”
这一信心来自于台湾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尽管经历了美国取消对其承认的外交倒退。现在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500美元，两年内增长了25%还要多。一项特殊的统计数字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嫉妒：去年的生产力提高了25%，使得台湾可以负担得起16%的平均工人工资增长。总体上看，对外贸易也在持续快速地增长。该数字在1978年增长率达到非常高的35%，今年又上升了20%。在台北随处可以看到繁荣的迹象。《 时代 》周刊驻香港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这样报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非常豪华的汽车（ 大部分是台湾制造的 ）、彩电、幽雅而拥挤的饭店、咖啡厅、高级女士时装精品屋、各种各样昂贵的酒吧和俱乐部，供有钱的本地和国外商人消费。”
尽管台湾受到了外交上的孤立，但因为其经济的迅速增长，它还是赢得了许多外国的尊敬。一位台北的西方专家解释说：“台湾一些客观事实使你对其非常乐观。他们有非常出色的经济政策，并且人们有着广泛的一致意见，他们不愿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乐观情绪使得一些很长时间以前就在外交方面放弃了台湾的国家又慢慢地溜回台湾。在过去的16个月里，法国和比利时都在台北设立了新的贸易办事处。
然而，台湾并非把其生存的赌注都押在贸易和单纯依靠老商贸友谊的后门消费上。政治上的孤立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军事独立给予了更大的关注。虽然在1979年美国没有向台湾销售武器，但预计台北政府向华盛顿列出明年的一大长串采购清单。项目包括：替代台湾现有的150架F-5E飞机，“鱼叉”舰对舰导弹，以及新型警戒机。
同时，台北也感到了必须具备更大的国际灵活性。30年来首次出现了政府悄悄鼓励台湾商人到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寻求商机，但不包括苏联。
然而，经济上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内部政治的不稳定。12月初，南部工业城市高雄市在警察力图驱散一个未获批准的反政府集会时，出现了500人的骚乱；后来有22人被逮捕。抗议人群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就要求国民党放松其过于严格的管制。政府的其他敌人要求台湾“独立”，意思是台湾应当放弃对大陆的领土要求，接受北京政府这一现实。尽管台湾出现了许多自我依靠的新思潮，然而政府还是非常讨厌那一观点。“必须要根除这一观念，”台湾蒋经国总统说，“这与国民意识是相矛盾的。”
为已故的刘少奇恢复名誉是邓小平副总理的又一次胜利。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还宣布接受包括汪东兴（ 毛前卫士 ）、副总理陈锡联、纪登奎和吴德（ 前北京市长 ）4位重要人物的辞职，他们参与了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
在一些新的规划中所提出的刺激税收，经营自主权等，似乎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一项最令人感到惊讶的革命就是中国政府去年竟然出现了11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用于提高工资，农业补贴及提高工人其他方面的待遇。约有7亿美元的支出用于前官员落实政策而补发工资。
……
这可能是对未来普遍充满希望的社会中最令人感到沮丧的现象。不过它反映出近来许多中国人的一种不安的情绪。当 “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被剥夺权力，新的领导人开始执行务实的政策之后，中国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第一次快感已经消退。到目前为止，一些消遣的生活方式已被允许：电视上又可以看到言情剧目，可口可乐和三洋录音机的鲜亮广告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
……
清扫阴霾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