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中盛行的母题是消弭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于是回归到高墙壁垒的母系乌托邦，在那里生物性和象征性获得了统一。怀旧的乌托邦是人被逐出伊甸园之前的状态，在这种创世论中生活经验和间接经验合二为一，真实和超验既在场又无处不在。

苏珊·斯图尔特

《论渴望：关于微缩物、巨型物、纪念品和收藏的叙事》【1】

文学和社会学之间保留着异常鲜明的学科界限。尽管文学社会学有一些拥趸（虽然并不多），但文学批评家对社会学思想“大师们”的著作提不起兴趣。然而，最近的学科发展鼓励跨学科交流，这使得文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开始动摇。即使是最避世的文学作品，也会含蓄地影射一些它所试图超越的社会现实；同理，那些自称塑造了社会现实结构的文本，本身也受到了各种叙事、隐喻和修辞图式的影响。社会学理论也是一种再现行为，它借用了各种描述性词汇、分类体系、阐释方法和言说规则（enunciative rules）。【2】通过解读这些再现的逻辑，我试图揭示性别寓言（特别是那种充满了怀旧感的女性气质观）在塑造现代社会学和批评思想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世纪之交，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受到了极大关注，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学正努力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希望发展成为一个不同的思想研究领域。伍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论及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时，将之视为文学和科学传统的不稳定混合体。他指出：“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文学和社会学就互相竞争，声称本学科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一个导向。”【3】和当时许多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样，社会学家也以定义和记录时代根本特征为己任；只过了很短的时间，社会学的论述框架和术语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现代的性质和意义的常识态度。社会科学的阐释范畴经由教育和媒体这样的机构，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塑造了我们对现代和性别许多习以为常的信仰。由此可见，主导某一特定知识形式的基本假设和盲点会远远超出它的学科起源，影响一个大得多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社会学的话语已经影响了我们想象现代的方式。

社会学通常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现代学科，它在自由化的民主国家出现之前绝无可能存在。【4】我认为，社会学与现代性之间是互相决定的关系；社会学是在其分析过程中帮助我们形成一种现实感，而不仅仅是分析某个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例如，很多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就是讨论何为现代，它其实与19世纪晚期文学中另类的现代形象既相关又不同；通过比较两者，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益的发现，看到那些划分历史时期的术语究竟是如何在特定话语中被建构，并被赋予意义的。正如现代概念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性质和内涵有所不同，女性形象的意义和隐喻关系在世纪末的各种话语中也历经变化。然而，除了审视这些差异，我也期望能够通过比较社会学和心理分析的一些基本假设，在这两种话语域之间找寻相似性，探究它们相似的女性气质观（即女性气质是未分化的前现代之物），因为它们都源自文化参考点和参照框架的共有联结。

在社会学努力确立其学科合法性的时期，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在某些方面，他也颇为与众不同。他常被视为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地位，没有荣膺那些来自体制的常见头衔。他在学术上和职业上的边缘化，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学术界泛滥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兼收并蓄，脱离了正统。【5】齐美尔的兴趣远超出了社会学惯常的关注点，涉及了心理学、哲学、文化和艺术等各种话题。他看似随意地论及一些不相干的主题，如调情、废墟、把手、时尚、餐食、妓女、气味的社会学、陌生人和阿尔卑斯之行，梳理出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琐碎的现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塑造了个人经验和社会互动。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将齐美尔称为社会学的游荡者（a sociological flâneur），因为他喜欢用印象主义的手法来勾画现代城市生活的经纬，而不是要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6】齐美尔坚持认为，社会现实已经不能再用整饬的总体性来把握，他想要去探索不稳定的，往往是碎片化的现代经验。这种倾向让他一生都饱受苛责，但也让他在当前文化理论的后现代潮流中魅力四射。如今的文化理论往往对总体性框架持有怀疑态度，而对现代社会的审美维度有着浓厚兴趣。近年来，学术界重新对齐美尔产生了巨大兴趣；他现在被赞誉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或是超前的后现代或解构主义思想家。齐美尔似乎成了我们同时代的人。【7】

我对齐美尔作为社会理论家的独特性并不那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他关于性别的一些重要论述，当然这种偏好很可能会导致对齐美尔复杂思想的某种暴力阐释。和很多早期社会学家不同，他写了大量关于女性和现代性的文字，尽管这些论述长期被评论家忽视，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如利特克·范·武赫特·泰森（lieteke van vucht tijssen）所言，齐美尔是少数几个将性别关系作为现代化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的作家之一。【8】齐美尔在论著中将社会学和哲学欲说还休的东西做了明确表达，从而让我们看清了许多把性别与现代性视为对立关系的假定。齐美尔发现，将男性和现代性等同起来的做法在他所处的文化中屡见不鲜，而他本人也恰恰是这样做的。于是，齐美尔在现有的象征和体制结构之外构想了一种真实的、自主的女性气质。因此，虽然他常被当作一个拒绝浪漫主义思想中那种乌托邦诱惑的理论家，但在其论著中女性事实上被视为怀旧欲望的明显对象。

我的观点是，这种将女性气质作为一种非异化、非碎片化的身份象征的渴望，构成了关于现代性本质的文化再现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在这些话语中，女人成为真正的起源点，是未受社会和象征体系影响的神秘指称；她成了反复出现在现代性中心的一个象征，象征着非时间性（the atemporal）和反社会性（the asocial）。因此，通过分析齐美尔的作品，我可以阐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假定，它们认为现代性、异化和男性气质必须具有同一性，从黑格尔到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这一颇具影响力的思想传统的深处，都能看到这种观点。在这种传统中，怀旧和女性气质在对神话般丰饶的再现中合二为一，以此为反衬的是另一种宏大叙事，它将男性气质的发展当成自我分裂和存在的失落。换句话说，怀旧并不代表一种犯有时代错误或边缘性的状态，而是现代性自我建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救赎性的母性身体构成了非历史的他者（the ahistorical other）及历史的他者（the other of history），现代身份正是在其反面获得了定义。

渴望过去

最初让我对齐美尔产生兴趣的，是齐美尔关于女性、性和爱的文集导言中的一句话。导言作者盖伊·奥克斯（guy oakes）指出，齐美尔将男性性格与现代文化的客体化本质视为如出一辙，因此，奥克斯认为，对齐美尔而言，“女性化其实就是去现代化”【9】。奥克斯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了关于女性和现代世界的普遍看法。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非女性主义者，他们都常常认为真正的女性文化将会改变城市工业化社会的工具性和非人性化。保守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思想家，都认为女性与非异化的自然和有机共同体之间存在所谓的紧密关系，保守派向往的是回到理想化的前现代，而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思想家来说，这样的女性化原则体现了一个乌托邦化的另类选项，它有别于工具理性的统治和启蒙思想的专制。

卢梭的论著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主题，他讲过如何以适合的方式塑造两性主体的心理和社会性，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性别差异观影响深远。他将女性气质划入自发性情感的真实之域，这种做法与浪漫主义对女性的刻画方式不谋而合，浪漫主义笔下的女性总是一个带有救赎色彩的避难所，保护人们不受现代文明的荼毒，而现代文明就意味着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以及城市环境的异化。因此，女性气质代表了人类从伊甸园堕落之前的状态，“那是在人类形成自我意识、与自然形成主客体关系之前的时代”【10】。这种将女性气质进行情感擢升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时代的变音。19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化，使得时间经验和时间观念发生了改变，这导致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怀旧情绪，人们开始怀念那些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所威胁的传统。换言之，女人逐渐代表了一个更加自然化的过去，象征着那种业已失落的前工业时代生生不息的有机社会。

这种历史怀旧当然也可以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因为浪漫主义思想中总是频繁使用“大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这一表述。从精神分析视角看，渴望逝去的黄金时代就是渴望回到“前俄狄浦斯”的心理完满的状态。母亲的身体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存在的完满，一种原初和谐的幻觉意象，与成人意识中的疏离和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精神分析学说倾向于认为这类幻想是人的本质构成，但它本身的形成显然受到了更大历史变革的影响，这种变化主要是指家庭关系的象征性再现和物质构成。在心理上渴求成为理想化母性，渴求前文化时代，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中家庭私有化功能的体现，因为母亲变成了专职照顾孩子的人；另一个因素则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日益显著，在此语境下出现了自我的新规范，它将女性定义为自然和情感的生物。“女性的时间”（women's time）并不是在线性的历史发展之外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循环式时间性，而是与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正是现代化带来了核心家庭的出现，并建立了母性的救赎之域。【11】

这种浪漫主义女性观在整个19世纪都深得人心，不仅在文学中被反复提及，而且在科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各类文本中皆有体现，这些文本都试图去证明女性与前现代状态的紧密联系。在这种语境下，文明的发展和个体的发展（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被不断地拿来作类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文化中的性别再现模式。人们总是将女性和原始的前工业时代联系起来，与此相同的做法则是借助女性的母亲角色，将之和没有自我意识、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尚未社会化的婴儿勾连在一起。将女人与自然和传统视为对等，这早已在早期现代思想中屡见不鲜，而达尔文主义进化发展观的流行又让这种观点大放光彩，促使进取型的、不安现状的男性气质与有机的、未分化的女性气质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9世纪后期，科学理论不断试图证明女性处于进化链上较低的位置，总是用儿童或是野蛮人的进化状态来与女性做比较。正如辛西娅·伊格尔·拉西特（cynthia eagle russett）等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所言，女人被定义为尚未发育完备的人，和男性相比，她们是一种低级生物体，未能从普通原始的胚胎形态中充分分化。【12】因此，女性气质究竟是代表了发展受限的原始状态，还是代表了未被现代社会的断裂和矛盾所影响的伊甸园式有机整体，这取决于作者到底是看重进步话语，还是更相信堕落的神话。

因此，将女性排除在历史之外，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历史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用文化兴衰的哲学元叙事来解释文明的发展。【13】这样的叙事，体现了对历史终极意义和历史目的不容置喙的自信。19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迅猛且看似混乱的变化，这一切最终被解释为一种宏大的发展计划，而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就位于这个计划的中心位置。然而，关于遥远过去的田园意象反复出现，这说明人们对这些社会进程还抱有怀疑和矛盾的态度。如果说我们在体验现代性时感受到了强烈的创新、转瞬即逝和混乱的变化，那么它同时也滋生了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各种渴望。怀旧是对理想化过去的一种悼念，因此它成为一个有持续影响力的现代性主题：进步时代也是渴望的时代，人们渴望那个业已失去的想象中的伊甸园之境。

追溯“怀旧”的历史和词源，会带来一些有启发的洞见。该词最早作为一种疾病的名字出现在17世纪晚期，指的是瑞士雇佣兵特别容易患上的重度思乡病。其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情绪不定、痛哭、厌食、全身消瘦、偶发的自杀倾向。【14】迈克尔·罗斯指出，19世纪出现了大量的科学著作来研究这一令人费解的疾病，它们对该病的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都做了缜密考察。医生们一致认为，病人急切地想要返乡，同时也表现出急切回到过去某个重要时刻的渴望。病人切断了与当下时间的一切联系，遁避到对家庭和出生地的美好回忆中，并哀悼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怀旧之人通过逃离现实世界，表达了对过去的‘过度’依恋。这种逃离很微妙，病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患了病，而只是默默地渴望回到过去，直至死亡。”【15】这种退行的毁灭欲望，是由现代社会的混乱所造成的，因为流动性的增强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大量人口离开家乡，失去了故土之根，从而也失去了与出生地和历史的自然延续性。

有些医生认为，女人不太容易产生怀旧情绪，因为她们的生活更静止，以家为主。换句话说，尽管女性作为母亲往往是怀旧的对象，但她们自己很少成为怀旧的主体。【16】她们不渴望回到过去，因为她们就是过去；她们属于家庭领域，很少有无家可归之感，也不太会渴望那些逝去之物。当然，现在怀旧已经不再是一种病症，但是异化的现在与美好的过去之间仍然有着一根时间分割线，它仍然被投射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分野中。女人之所以被认为不那么容易怀旧，是因为她们不像男人，她们的生活更为静好，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17】相应地，母亲的家园对于那些逃离混乱、流动的现代生活的人来说，就是救赎的庇护所。女性气质继续成为一个能指，指向现代人不再拥有的整体性（wholeness）和自给自足的完整性（self-contained completeness）。因此，女人“自身就是家”，而男人“家在自身之外”，关于这一点我还会在对齐美尔的讨论中继续谈及；对于齐美尔而言，就像弗洛伊德所相信的那样，女性身体象征着本源的出生地，是一个让人熟悉的谜一般的家园，而男性主体已经永久地从这个家园被放逐了。【18】

无分化的女性气质

在1890年至1911年期间，齐美尔发表了约15篇关于女性文化、女性心理学、两性关系和德国女性运动的文章。在其中几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女性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齐美尔所描述的现代文化中男性为主导的结构，源自他对启蒙思想中盛行的身份逻辑的批判性审视。然而，当他重申现代性的逻辑在本质上是男性化的，而且这种男性化无处不在时，他实际上否认了女性参与现代社会进程的可能性。他所提出的性别关系理论是基于“碎片对完满”“间接性对直接性”“异化对真实”这样的二元化本体论，从而对一些长期困扰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难题做出了奇特的预见。

多年来，齐美尔对现代性的这种理解在学界影响深远。就像他同代人的许多观点一样，他的这个观点暴露了社会学论述结构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根本矛盾。齐美尔所借助的思想传统，是将历史理解为个人从传统生活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在这种范式下，现代性被视为一个分化的过程，一种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变，以及一种从浸淫于传统小世界的常规生活，到积极投身于更大世界的变化，在这种大世界中可以获得多面向的参与和开放的可能性。【19】因此，现代经验是分化的，非延续性的。与此同时，这种新的自由又日益带来迷失感和异化感，这两种感受根源于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的支配。齐美尔的意思是，现代社会里的文化制品和机构在激增，以致无人能够一直理解和控制它们。文化似乎从人类活动中独立了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以致人们会感觉到他们被自身所创造的物所支配，与物产生了疏离。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世界中，它无法通过一个宏大的元价值（meta-value）或目的来获得意义。

齐美尔的观点明显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异化概念有相似之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齐美尔认为专业化和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必然结果，即使如期待的那样回归社群主义的理想，这一点也无法超越。齐美尔的大多数论著都在探索现代生活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具有解放性，一方面又让我们失去个性。金钱作为交换的一般原则的制度化，以及现代城市带来的全新而不同的经验模式，这些都体现了现代生活的这一特点。在其名作《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齐美尔探讨了现代城市文化如何在令人目眩的物和经验中带来了特有的精神与社会的混乱。人们被迫采取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以钝化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对自己的过度刺激，哪怕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宣扬一种理性思维，它将质的差异简化为量的差异，提倡精打细算，忽视情感冲动。虽然在某些方面现代化促进了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悖论在于它也加剧了物和人的同质化和可互换性。【20】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含混的文化辩证法在本质上具有性别色彩。齐美尔写道：“脱离男女性别谈文化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领域，我们的客体文化完全是男性的。正是男人创造了艺术和工业、科学和商业、国家和宗教。”【21】既然组成文化的结构和人工制品体现的都是男性观念和价值观，那么“文化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男性文化的悲剧。正是男人总是想通过表演行动来外化自我，也正是他们代表了现代精神中典型的知识、生成（becoming）和决断（volition）原则。男人被定义为界限的僭越者，总是在无休止地、过分努力地追求一种重大意义，这种重大意义从来不是唾手可得，而是永远触不可及。齐美尔将这种浮士德式的努力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尽管它引发了多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本身获得了独立的意义。

因此，就生产而言，现代性也无疑是性别化的；齐美尔认为，人的天性要通过自我客体化来释放。于是，女性在创造客体文化上通常效果不佳，因为这种文化与她们独有而特殊的生活相抵触。与此同时，现代性带来了一种强大的理性思维，它弱化了情感依附和私人关系，使原本整体化的生活趋于分裂。现代生活变得日益区隔化，并受到劳动分工的制约。然而，这一过程与其说会损坏男性身份，还不如说是男性身份的功能。男性主体的自主性和超然性使他们能够参与各种专业化活动，而不会感到分裂的威胁，但女性心理则缺乏这种距离感，她们更渴望人与人的直接联系。齐美尔于是建立了一系列修辞上的比拟，认为男性心理将经验区隔化的能力，与发达社会结构上的复杂性非常相似，而这种发达社会恰恰要求其成员具备分离能力。现代性的社会化特征既反映了男性气质的心理特点，同时也体现于其中；当代文明正是按照与女性利益背道而驰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齐美尔除了对现存社会机制中男性的统治地位进行了诊断，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统治对于女性更为广泛的哲学影响。在这里，他论述的某些方面已经预见了当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对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即“男性……在普遍意义上代表了人类”【22】。在一篇题为《两性问题的相对与绝对》（“the relative and the absolute in problem of the sexes”）的文章中，齐美尔指出在一对二元概念中，总是有一方获得突出地位，以此作为客观、绝对的象征。根据这个观点，齐美尔坚持认为主流文化中关于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规范都衍生于一种特定的男性存在模式。男性表达“具有规范性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客观真理和正确性，并适用于所有人，无论男女”【23】；然而，这种论断在根本上是不现实的。这种说法本身是由权力结构决定的，它让主宰者用自己的利益来代表普遍利益，而不承认本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被主宰者不得不面对她自己的差异性现实。齐美尔写道：“毫无疑问，与男性和他们作为男性的存在相比，女性很少会忘记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很多时候，男性似乎纯粹从客观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仿佛男性气质没有在其认知中发挥任何作用。而另一方面，女性似乎时刻都会感受到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尽管这种感受的程度会因人而异。”【24】

于是，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心理上特有的优越感被转化为一种逻辑上的优越感，而男性价值观似乎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有效性。因此，齐美尔总结道，女性的自主性无从表达，因为它总是必须以先在的男性原则为参照来定义。要么女性被纳入所谓的一般性客观规范中，而这些规范实际上来源于男性经验，要么女性被描述成另一类人，成为与男性相反的那一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伪装成普适价值观的男性规范来定义女性。因此，女性无法找到立足点来进行自我的评价。“几乎所有关于女性的讨论，都是在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真实关系、理想关系或价值关系中展开。没有人去探究女性就其自身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结论就是，对她们自己而言，女性什么都不是。”【25】

到目前为止，齐美尔的分析对女性主义者来说，似乎既熟悉又有说服力。他主要的关注之一，就是讨论普适的可通约性（universal commensurability）所具有的局限，这种可通约性认为不同的生命形式都可以用一种宏大的同一性逻辑概括。正如苏珊·赫克曼（susan hekman）所言：“齐美尔对启蒙运动的认识论的挑战，在于他认为经验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可简化的形式所定义和塑造的。”【26】这种对现代性强制同质化的批判，反过来又让齐美尔怀疑德国女性运动为争取与男人政治平等所做的一些努力。在齐美尔看来，这种理想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基于男性经验的概念框架。相反，他坚持认为，必须允许女性有独立的存在，让女性保有独有的特殊性，而女性特有的心理和社会经验并不能被一般化的平等观念所涵盖。

那么，这种特殊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何想象女性生活方式的特定本质？有趣的是，齐美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预见了当下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些争论，这些女性主义理论期望超越现代的社会和象征结构的约束，以怀旧的方式譬喻女性气质的自治区域。齐美尔对两种不同的女性气质进行了重要区分，这是他讨论的基础。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要么认为女性与男性相同，要么将之定义为男性互补的对立面；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它是以男性至上原则为导向的定义。相比之下，真正的女性气质必须存在于社会和象征等级之外，因为正是这些等级化的存在建构了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范畴。女性不能被包含在男性思想的二元结构之内；对女性来说，主体与客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区别并不存在。依照男性所定义的文化往往具有不连续性和层级性，与之相反，女性则体现了一种极端无分化（radical nondifferentiation）的状态。换句话说，女性气质处于社会结构和象征范畴之外，这其中包括——这一点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差别本身。

齐美尔的许多论述都暴露出他深受黑格尔性别身份概念的影响。如某位作家所言，对黑格尔来说，女人“异化程度比男人轻，只是因为女人更接近自然。她是自在的（an sich），而不是自为的（für sich），也就是说，女人不像比男人那样容易受到自我意识的积极或负面的影响，因此不像男人那样分裂，但同时理性反思的能力也就更弱”【27】。尽管黑格尔将女性的这些特点视为女性不适合社交和公共生活的标志，但齐美尔将之视为抵抗的场域，以对抗男性主导的分化和分离，现代性的社会经验正是通过这种分化和分离组织起来的，但同时也受其局限。因此，与男性所代表的生成相比，女性则代表着存在（being）本身；男性是动态的，而女性位于历史时间之外。女性存在的中心和外围被整合成一个和谐的综合体，成为独立充盈的典型例子。社会体制中异化的公共文化对女性身份不利，女性身份是无中介的（unmediated），直觉的，以进程为导向，而不是朝向生产。由于缺乏男性自我的超然能力，女性将整个自我都投入经验当中。她与世界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是亲密的，无中介的，个性化的。所以，齐美尔总结道：“在她们深入自我的过程中，女性与生命之根基融为一体。”【28】女性独特的存在和认知方式，使得她们更靠近神秘的形而上之物，以及存在的终极根基。因此，尽管男性气质与二元论相关，但女性气质是“绝对存在，它是人性整体的基础，正是依靠它，人性获得了本质的、静态的、独立的完整性，某种意义上，它先于主客体的分裂”【29】。

女性的非分化状态在性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男性来说，性只是另一个专门领域，而对于女性来说，性构成了她们全部的存在。然而一个悖论是，这种绝对的、自给自足的情欲充盈，使得女性对男性他者并不那么依赖。齐美尔写道：“女性活在最深刻的存在之中，活在对女性身份最深刻的认同中，活在被内在性所定义的性的绝对中，其本质特征是无须与另一性别发生联系。”【30】这种将女性本质视为情欲的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例如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臭名昭著的《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 1903）一书中就呼应了这一观点，该书对性与文明的关系做了颇具野心的思考，在当时影响广泛。虽然魏宁格承认所有人都具有双重性向，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女性比男性更缺乏个性，女性更深入地沉浸在她们共同的本质中。更一般地说，女性气质的原则体现了一种未成熟的事态，是生物繁殖本能需求的体现。这种非理性、有机的、被动的存在模式，与个性化、一元论的男性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1】尽管魏宁格与齐美尔都认为女性气质是无分化的，但魏宁格最后得出了相反的历史结论。魏宁格并不认为现代化进程即意味着男性气质原则的独立统治，而是认为现代化等同于势不可挡的、岌岌可危的女性化进程。换句话说，虽然两人对性别关系的看法相似，但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元叙事。

魏宁格认为女性的性征是无道德感的，具有破坏性，而齐美尔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女性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甚至孩童般的虔诚，代表了道德与欲望的合理化统一。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将女性视为非分裂的、非矛盾的身份，取代了魏宁格对女性的妖魔化。女性身上冲突性的缺失，意味着女性不会像男性心灵那样饱受肉欲与心灵之间的斗争。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她们缺少性的力比多冲动，超我也很软弱。因此，女性气质处于欲望和尝试满足欲望的辩证关系之外，是一种已经自足的存在状态。对女性心理的概念化，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性别化。如果现代性的发展动力等于新的需求和欲望的无休止生产，那么齐美尔则将女性视为近乎植物一样的静态，这就是把女性置于社会历史进程之外，似乎她们的心理丝毫未受现代冲突和矛盾的影响。的确，如果主体与客体不可逆转的断裂开启了更多欲望的可能，那么女性所处的前二元论状态就必然排除了女性欲望或能动性。相反，齐美尔的阐释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就是：“在现代性的地带，女性就像是一块不动的史前巨石。”【32】

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什么齐美尔的女性气质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对立。女人在创造客体文化上几乎不可避免地失败，因为她们“不会把自己的活动转化为独立于她活动之外的客观实体”【33】。生产源自一种缺乏感，源自局限性斗争并寻求超越的渴望。对于齐美尔和后来像拉康那样的理论家来说，女人没有缺乏感。因为她们本身已经完整，女人就没有欲望要通过文化生产，将自己的精神以永久的方式永远物化。相反，她们的自我表现是短暂且偶然的，取决于一时之需，以及居家的日常家务。女性的这种生育（reproduction）而非生产（production）倾向，证实了女性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距离，因为现代文化的精神在于不断创新，无论是体现在迅猛的科技发展中，还是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创新上。现代观念与有冲击力的新事物成为同义词，也等同于一种强烈的即逝感和变化感，这些感觉源自资本主义对历史和传统的“创造性毁灭”。现代被描述成“不断解体和更新的大混乱”，它受到一种时间性逻辑的驱使，该逻辑即“与过去猛烈的、彻底的、粗暴的决裂”。【34】相反，女性文化则遵循一种截然不同的重复与延续的逻辑：正如齐美尔所言，女性文化处于历史与现代性之外，它的日常节奏并没有受到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时间性混乱的影响。因此，女性的心灵并不存在那种因为世事动荡而产生的痛苦和困惑。在齐美尔的作品中，女性是同质的，完整的，没有异化和矛盾，完全站在分裂主体的对立面。

换句话说，女人不需要创造艺术，因为她就是艺术。对于齐美尔而言，审美能带来个体的充盈，它体现了一种超越破碎化的现代经验的绝对存在，能够弥合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分裂。“艺术作品，”他写道，“有其他东西无法穿越的疆界，从而和那些异质混乱的事物区分开来。”【35】他对女人的描述也是如此：女人远离了社会性，这使她能够体现为一种超验统一的救赎希望。因此，女性气质与审美一样，可以将部分与整体完美地结合，变成感官物质性的乌托邦式典型，抵制了来自抽象且片面的理性的专制。然而，结果是女性只有处于男性定义的客体文化之外，才能保持其独特性。正如克劳斯·利希特布劳（klaus lichtblau）在阅读齐美尔的作品所指出的，“真正的女性文化其实是一种乌托邦观念，具有纯粹的潜在性，为了其自身的完整性，必须阻止其实现”【36】。

齐美尔在此并不是说女性个体无法创作艺术作品，或无法参与公共生活。问题其实是，女人的这些成就是否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化，它们是否只是复制现有的男性定义的生活形式。齐美尔承认，随着女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世界，这种女人独有的文化可能会发展出来。然而，他对女性的诗学想象让人怀疑这一切到底能否真的发生。如果女性气质对中介化和分化的结构是有害的，那么从定义上它就无法变为现代的社会形式和象征形式。因此，对于齐美尔来说，客体的女性文化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当女人参与现代生活时，她们就会被去女性化，并受到盛行的男性异化的影响。因此，在齐美尔的作品中，似乎不可能有一种独特的现代女性气质。

事实上，齐美尔认为唯一能展现女性存在模式的文化场域就是家庭。他写道：“如果家庭是平静、独立和完整的，家庭就能和女性的本质构成真实的象征性关系，这意味着她了不起的文化成就。”【37】他认为，家的特点取决于女性的特殊兴趣和能力，以及她们独有的节奏；家本身就是统一的，具体的，完整的。尽管这种对家庭的理想化特别适合19世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风气，却与齐美尔其他著作的说法颇不一致，那些作品极具洞察力地描述了消费社会学，以及现代生活中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和手工艺品对私人领域的入侵。【38】齐美尔这种对家庭田园生活的蹩脚吁求，与他关于时尚和女性气质的评论相去甚远，后者虽然简短，但更具启发性。齐美尔认为时尚是趋同性和独特性、标准化和个体性的悖论组合，他将之视为现代文化的主要表达手段，并将它与女性心理的鲜明特征联系起来；然而，他承认这种心理本身是在特定的社会局限下形成的，因此它并非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场域。女性对时尚服饰的热衷，与她们在生活其他方面的局限性有关，这就又构成了一种含混的文化现象，它既可能是一种补偿形式，又可能是一种反抗。【39】齐美尔认为女性对时尚的兴趣是一种个性的（有限）表达，是追求革新和变化的象征性言说，他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女性和现代情感之间的联系。但对这一点，他在其他地方又矢口否认。大多数时候，他想用一种神秘且理想化的绝对差异来定义女性气质，但这种做法强化了一种观点，即女性在社会和历史中必然是缺席的。尽管齐美尔很好地揭示了同一性抽象逻辑的局限性，但他又将一种本体论上的他者性归结到女性身上，这种做法确保了女性的真实性，同时也将女性排除在了现代性之外，而此种现代性仅仅等同于男性的个性化和能动性。女人似乎总是在别处，她难以言喻的他者性超越了语言和政治的再现。

古老的母亲

现在，我想将齐美尔关于女性气质的看法，放在欧洲世纪末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语境中。尽管将女性与怀旧联系起来的做法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而且原因错综复杂，但它正是在反现代情绪高涨的世纪末语境下得以进一步突显。这一潮流在欧洲很多国家都非常明显——英国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拉斐尔前派”——但在德国尤为突出，因为那里有持久的浪漫主义机体论（romantic organicism）传统，同时又有相对较晚且较快的工业化经历，所以在面对现代性的所谓益处和价值观时，更容易产生复杂矛盾的心理。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总是面向过去，通过对神秘、非理性事物的露骨膜拜，表达他们与实证主义世界观和愈发城市化、科技化的社会之间的疏离感。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中——如历史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不断调用亚当和夏娃“堕落”（fall）的叙事，将过度文明、过度理性的当下和那个更原初、更真实的过去进行对比，从而凸显当下的缺陷。

在世纪末蔓延的对古老和本质的迷恋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女人那里藏着男人需要找回的遗落的真理。“永恒女性”的神话，在德语文化中获得了特别强烈的共鸣，甚至盖过了与之对立的启蒙运动中的人类平等理想。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文本，这个文化运动废弃了公共政治的世界和普遍规范的专制，取而代之的是揭示多面人格的美学和感官理想。在这种语境下，女性经验的完整性就成了理想的解放力量，它可以对抗男性对片面抽象的屈从。【40】在世纪末的许多文化表达中，都能看到这种对女性的理想化，也就是用隐喻的方式，将女性与自然、古旧联系起来。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绘画作品，到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的文学作品，女性形象都是以情色-神秘的形象出现，是本质和力比多力量的化身，不受理性和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现代对前工业化世界的这种渴望中，女性体现了现代性所不具备的一切，鲜活地构成了城市男人反讽式自我异化的对立面。【41】

德国古典学者和神话研究者j. j. 巴霍芬（j. j. bachofen）的著作，对这种古旧女性气质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挑战了一般人的定见，即将父权制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社会形态。在《神话、宗教和母亲权利》（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 1861）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母权制是所有文明的必经阶段，这种观点对19世纪晚期的许多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尼采和弗洛伊德。巴霍芬详细地叙述了西方文明如何起源于古代地中海文化，描述了原始社会的母系基础，以及这种基础如何被古希腊父权制法律逐渐取代。伊丽莎白·菲（elizabeth fee）很好地总结了巴霍芬恢宏的历史论点。

巴霍芬将两性之间的持续斗争视为社会进化的中心主题……他相信人类历史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杂婚制、母系制、父系制。在杂婚阶段，并不存在婚姻。性关系是不受管制的：女性任由男性满足欲望，滥交和性剥削盛行。然而，最终这些女性进行了反抗，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亚马孙女战士起义。随着她们的军事胜利，人类历史的第二阶段，即母系阶段得以建立。妇女作为母亲，主导着社会和文化制度；女性性欲获胜，现在她们可以强迫男人接受婚姻和一夫一妻制。在最后一个阶段，男性也发起了反抗，并且获胜，以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女性被推翻，男性的统治地位获得了认可。在母权阶段，女性的生殖原则得到了美化，而向父权制的过渡，则意味着男性从物质自然中获得了解放。【42】

学者对女性原则统治下的遥远时代做了如此的想象性描述，那些想摆脱自己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寻求完全另类生活的人对这个理论感到很受用。在巴霍芬的笔下，母权制等同于同质性、物质性、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种原始社会秩序体现了业已遗落的幸福。他明确地将史前母系社会与“哺育后代的母亲”联系起来；两者在社会发展链上位置相似，都体现了文化出现必然异化之前的自然化统治。文明的出现被理解为一种发展，即从古老的、地母的、未分化的女性整体世界，发展为一种“更高的精神法则”统治下的父权文化。【43】

在那个时代的许多进化叙事中，都可以找到与巴霍芬相似的起源论，这些叙事重复了类似的关系链，即将前现代性、无分化与女性气质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对文化起源的心理史学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即将女人视为原初的静态状态，它与文明进程的发展逻辑恰好相悖。例如，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对家庭利益和性生活太忠诚，这造成了一种针对文明需求的敌意，弗洛伊德将这种对抗一直追溯到了史前晚期。弗洛伊德认为，因为女人缺乏让本能达到升华（sublimation）状态的能力，所以她们就无法参与到高级文化形式的发展中。“因此，女人发现文明的主张逼迫她们退居次席，她们对文明怀有敌意。”【44】在他早期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正是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为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提供了神话基础；在这里，女性又一次被放在俄狄浦斯式欲望与权力的斗争之外，而恰恰是这种斗争推动了人类进步。

当然，弗洛伊德认为这个升华过程是文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它换来的是在法律、宗教、艺术和道德上的成就。父权原则集中体现了文化和现代性的得与失，即使这种得失是有问题的，也是必要的；相比之下，母权原则仅仅是一个古老的象征，让我们想起前文化的、无矛盾的逻辑。【45】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尽管对精神分析思想的基本原则有所共鸣，却不太相信父权原则大旗下的压抑是无可避免、让人向往的。因此，俄罗斯著名女性主义作家、精神分析学家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对无意识的解读更具积极意义，她将之视为根植于未分化的原始经验的创造力之源。在题为《论“并非女性杀死了父亲”这一事实的后果》的文章中，她借用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诞生于父子冲突”这个成因论神话，认为女性没有象征性愧疚的心理负担，所以相比男性更少受到超我的压制。相反，对莎乐美而言，女性与前象征阶段的原初自恋状态关系更紧密。莎乐美反对弗洛伊德将自恋症视为压抑的观点，而是重新肯定了自恋的价值，认为它是女性本质统一性的标志，也象征着女性经验将自己与世界融合到一起。因此，自恋是女人优于男人的符号，因为后者被社会矛盾弄得支离破碎。【46】

在《女人代表人类》（“the human being as a woman”, 1899）一文中, 莎乐美对女性差异的描述与齐美尔的观点非常接近。女性是典型的基础双性恋，作为一个自主性的、未分化的存在，女性体内既有男性的一面，也有女性的一面。她写道：“[女性气质里]有着一种自足和平静，它与存在的最终意图性是一致的，如果有一种不安和骚动想推着它向前，急切地突破极限，并且为了服务于某个专门化的活动，而让它的力量日趋强烈且显著的分崩离析，那么它无法与这种不安和骚动达成妥协。”【47】莎美乐认为，男性特征是以目标为导向，追求专业化和个性化，和女性自给自足的特点相去甚远。她也认为，女性更容易和自我相处，较少承受现代性矛盾的撕裂，代表了男性已经失去的那种身体统一性和有根状态。这种统一性最典型的体现，是作为母亲的经验，它是带有救赎色彩的整体性的终极象征，能够让女性在自己身上结合男性与女性的冲动。于是，两位作家都参照了一种进化图式，认为母性是源头，代表着人类堕入文化之前真正和谐与统一的时刻。例如，齐美尔将女性定义为一种绝对性，“她最初的、未经中介的表达就是母性”，母性是“男性和女性关系的主要基础”。【48】对于齐美尔和莎乐美而言，女人越是在本质的母体意义上体现为女性，那么相对而言（指的是按照男性的定义）这个女人的女性气质就越少。她体内是完整的，体现了一种本体论的绝对性。独立自主的女性气质的关键，就存在于母性领域之中，它的存在先于文化客体化和个性化的发生。

在齐美尔和莎乐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修辞策略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拒绝接受男女互补的传统二元对立，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层次的两极化，即以（男性气质所代表的）个体化和异化，区别于（母性和女性气质代表的）非分化、双性、不确定性。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女性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她对差异性的超越；另一个特别之处，则是女性先于性别区分的属性被性别化，并被称为女性气质。该模式显然与近年来法国女性主义的观点颇为相似，后者也反对基于西方形而上学主客体二元论的菲勒斯中心式女性气质观，而支持另一种准乌托邦式女性气质观，这种观点将女性气质置于范畴、区分、个体化和社会化的父权结构之外。女性和母亲的身体被认为是拒绝分类、模糊界限的，并能打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无论这个身体是被理想化为非异化的充盈，还是被解释为恐怖和贱斥（abjection）的象征物。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与齐美尔、莎乐美的观点在概念上和隐喻上的这种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不足为奇，因为齐美尔的社会学和拉康的心理学框架都深刻影响了法国女性主义，而这两种理论都建立在相似的文化和心理模型之上。安妮·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对拉康式理论做了颇有洞见的批判，她指出这种理论结合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和黑格尔的哲学框架，但又剥除了后者坚定的理性主义，从而在父权统治的符号下创造出了一种关于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悲剧性的存在主义叙事。与此同时，麦克林托克写道：“女性差异被指认为一种时间性的差异；我们所处的空间处于（男性）象征空间的线性历史时间之前……对拉康来说，女人并不真正地存在于历史中，我们和历史的关系是先于位置的。”【49】如麦克林托克和笔者所述，这样一种知识范式与其说揭示了人类普遍命运的本质和形式，不如说揭示了19世纪某些性别神话和性别叙事的影响。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成型的；在1895至1915年之间，当现代社会学产生出了一些最重要的论著时，弗洛伊德也在此时提出了心理生物学发展的模型，这个理论模型为他未来的所有作品奠定了基础。【50】尽管关注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两个学科矩阵以独特的性别化修辞，揭示了一个惊人相似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情节设计。这两个学科对个人进化和文化进化有着相似的见解，它们都认为女性永远听命并受制于——不管这种控制有多么不得人心——父权制度，而这种制度代表的就是文明化进程。由此，当我们在19世纪末清算社会进步的代价时，原始群落和母性领地就具有了一种唤起过去的力量，我们会将之视为可互换的符号，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失落的黄金年代。

现代思想的怀旧范式

齐美尔对现代性的这些论述极具代表性，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自己已经解释清楚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的核心，还决定了哲学和准形而上学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性影响了整个历史哲学。女人在双重意义上代表着自然：一是内在的性质，即女性身体的自我存在不受象征的束缚；二是外在的性质，即女性是一个有机的领域，它不受工业和科技力量的侵蚀。现代本体论认为，人类已疏离了原初的同一性，而女性被认为不像男人那样具有强烈的无家可归感，因而更接近起源的永恒原点。

在他们的新著中，格奥尔格·施陶特（georg stauth）和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认为，尽管古典欧洲社会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由怀旧范式所主导，并涉及四个主题。他们认为这四个主题分别是：历史是一个从失落的黄金时代走向衰落的过程；整体性和道德确定性的缺席；简单性、自发性和真实性的丧失；个人自治和真实社会关系的崩溃。他们认为这些相互关联的母题给古典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提供了主要的隐喻和形而上学，从而将通常意义上互不相干的作品联系起来。“总而言之，怀旧式隐喻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统一感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自治受到中心化国家行政法规的压制，不再可能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因为随着泛滥的消费文化对人们的虚假需求的过度利用，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变得造作而肤浅。”【51】这种观点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批评理论从马丁·海德格尔到特奥多尔·阿多诺的发展；施陶特和特纳认为，随着将历史视为进步的叙事变得日益枯竭，它已经被怀旧的范式所取代。

虽然施陶特和特纳并没有涉及性别政治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当社会学家将这种范式进行具体化书写时，女性是其中一个核心象征。在这一背景下，珍妮特·沃尔夫（janet wolff）批判性地探讨了依旧带有浓厚的韦伯色彩的社会学传统，这种学术传统总是把现代性放在工作的公共领域、科层制和市场中加以探讨，其结果是将女性直接或间接地置于现代性的框架之外。【52】同样，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革命潜力在于劳动生产过程和生产模式的转型，这种观点也已经受到质疑，因为它同样暗示女性只是负责生育和家务劳动，与社会变革毫不相干。社会学中怀旧式的女性观还有第三个具体实例，那就是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和社会类型学。毫不奇怪，女性与家庭（gemeinshaft）领域或共同体有关，女性被牢牢固定在家庭和亲密的家庭关系网之内，这就与人造的、机械的社会（gesellshaft）形成了鲜明反差。女人的生活与前现代文化的模式颇为相似，因为它坚持宗教信仰、有机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他人的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大都市在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的语境下成为社会动荡之所时，女性总是被描述为免受这些各式各样社会变革影响的群体。【53】

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也讨论了社会学思想中隐喻的和元理论的层面。他指出，社会学思想中大量使用了“增长”意象——这些意象所附带的联想一般是方向性、积累、不可逆性和目的性——试图传达出西方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性，而将其他另类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过时的、古老的。【54】这种将历史视为单一的、单向的增长过程的描述，反过来又从各种两极对立的关系中获得了强大的修辞力量。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区分，这种区分进一步产生出了一系列二元论：均匀性对分化，停滞对变化，竞争性对共同体，等等。这些对立关系将前现代社会视为简单的、无分化的停滞状态，从而抹杀了前现代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冲突和变化的证据。尽管这种民族中心论的观点将原始的所有痕迹从自己的场域中驱除出去，目的是将原始性放置在种族和文化他者性的外部区域中，但女性形象作为前现代密码反复出现在现代性的内部。通过在象征层面抹杀掉女性经验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女性得以被视为代表了幸福的非异化状态，与高贵的野蛮人并无二致。

虽然我在此评判、质疑了对女性气质的怀旧式再现，但我无意暗指这种观点纯系杜撰，与女性生活毫无关系。齐美尔认为女性气质位于客体文化之外，这种观点显然有其道理，它指出了历史上女人在许多体制化的公共活动中的缺席。同样，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指出，诸如母亲哺育后代这样的经历，可能会提供象征意义上的满足感和情感上的充实，这些往往是那些基于韦伯式理性化或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现代性理论视而不见的。社会学区分了情感关系的亲密私人领域和非人化市场，以及科层制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这种区分从直觉上看似乎很贴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两性差异的理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认为，母亲对后代的哺育既不构成一个私密的独立飞地，完全不受那些关于自我的社会话语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也不构成女性身份的本质或终点。诚然，从南希·阿姆斯特朗到雅克·东泽洛（jacques donzelot），再到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许多作者揭示了女性情动（affectivity）和母性特质如何强烈地卷入现代权力机制的发展中，并深受其影响。【55】怀旧的范式把女性气质视为存在于社会和象征中介之外的自给自足的充盈，所以无法解释女性是如何以复杂和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性文化的不同层面并与之进行协商的。

相反，这一范式存在大量的循环论证：它假设现代性在本质上是男性化现象，所以女性就必须永远在其之外。支撑这一逻辑的是工具性/表现性（instrumental/expressive）的二分法，它也是许多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将现代化等同于一个不可阻挡的理性化过程，而情感、激情和欲望则栖息于真正的内在领域，完全不受管制。认为社会是由理性的、自主的个体组成的，这显然是对启蒙运动世界观的继承，这种假设过分强调了平等化和工具性逻辑的影响，同时又低估了现代生活形式中诸如宗教、民族、地区等其他“非理性”身份的持续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见浪漫主义的逆流，它体现在那种对逃离现代性铁笼、去往救赎之境的渴望，而女性形象在那里拥有独特的地位。因此，在社会学家看似冷静的凝视中，往往透露出怀旧的欲望，这种欲望与早期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很相似，他们很早就悲鸣于人类有机联系的毁坏，以及金钱对社会的主宰。【56】

因此，在讨论性别与现代性的关系时，工具性与表现性的两极区分与其说具有分析上的价值，还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症候。这是对本体论上居前的情感或肉体整体性的诉求，它认为这种整体性后来被现代化进程扭曲了，然而这种诉求未能承认一点，即：浪漫主义者书写的那个真实的情感自我的神话，本身就有无法摆脱的社会属性。

此外，仅仅关注公共世界的理性化特征，就会忽视那些充满了情欲和审美的再现在现代社会经验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位置。情动和性（sexuality）不只局限于独立的私人领域，相反，它们弥漫于19世纪的社会空间里，并与商品化和理性化这些通常被视为本质上属于现代性的进程紧密交织。事实上，女性并没有被男性化的发展逻辑排除在外，世纪末文化以具体而多样的方式与女性发生了关联，诸如时尚、消费主义及百货商店等典型的现代性现象，它们的存在明显是针对女性的欲望主体。虽然齐美尔对现代性诸多矛盾维度的讨论知微见著，但他在论述女性气质时竟然将之视为静止不变的女性特质，这的确是咄咄怪事。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小觑这种对原初女性气质的理想化，将之视为男性专属的幻想，目的是在他者性中获得救赎。相反，它在再现的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女性作家的创作有着和对男性作家同样的影响。除了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之外，许多其他女性作者也试图通过一种与充盈女性观相反的观点来批评男性主导的社会。例如，卡伦·霍尼（karen horney）明确地借鉴了齐美尔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以此广泛地批判了精神分析领域的父权偏见。【57】最近，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在德国）采用了齐美尔的一些观点，倡导女人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和本体论上的他者性。事实上，齐美尔对女性的神话书写，与德国历史上妇女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交集。与强调平权的英美女性主义者不同，德国女性主义者在历史上更看重女性极端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概念化往往借助于对母性的理想化，以及怀旧式的反现代主义的术语。在论及世纪末德国女性主义时，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写道：

对于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来说，“现代之病”是……一种智力和精神的紊乱，其症状可以概括为机械化、物化、灵魂和个体的消亡。现代技术和工业化是男性原则的体现，是压制和压榨自然活力的理性体系，无视一切个性化和多样化，并使之服从于整齐划一的生产的机械法则。在这个由机器和科层制主导的客观世界里，女性就像是异族：男性化模式下的经济生活体现出的就是“可怜的非人化”，这与“自然化的”女性利益和敏感性是格格不入的。【58】

因此，许多女人和男人一样，认为现代社会不适合女性。

所以，我认为怀旧政治可能是复杂多样的，绝非有些人设想的那样齐整。关于这一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罕见地达成了共识：后者倾向于认为，任何对原初整体性的诉求，都是保守的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的症状，而许多左翼人士也瞧不起怀旧的做法，认为怀旧是想要与历史和过去建立一种非真实的联系。类似地，在我们对后现代文化做出诊断时，每每提到怀旧都是一种谴责的姿态，仿佛对理想化过去的渴望必然就是可悲的政治缺陷，是当代时代精神缺乏道德厚度的体现。然而，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并非不言自明，或者说，为什么对现在或未来也有类似的理想化，偏偏要更多地苛责对于过去的理想化。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谴责，答案可能和我在本章探讨的怀旧话语中性别化的潜文本有关。如果说怀旧通常与女性气质、家庭和对母性充盈的渴望有关，那么不难想象，那些对怀旧大加批判的人其实就是对自己意识中强烈的当代感充满骄傲的人，他们免不了会鄙夷那种感伤的味道。

然而，仅仅将怀旧斥之为一股时代逆流，这显然是欠考虑的。这种做法意味着无视怀旧背后重要的洞见，即：人们在体验碎片化和混乱时，并非总是感受到了一种自由和解放，而是经常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希望能通过对过去的想象找到一种象征性力量，从而建立一种连续感和稳定感。在各种颇为不同的文本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怀旧的策略，这些文本与当下时代体现出了一种敌对关系，或对其抱有异见。例如，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对理想化过去的渴望促进了一些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反帝主义运动，也激发了极具争议性的宗教激进主义，号召人们重返传统价值观。尽管一方面怀旧的欲望掩盖了过去时代的压迫性，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激起人们对当下时代的强烈谴责，因为当下与想象中伊甸园时代的天人和谐相去甚远。对过去的向往，可能会促使人们积极地去建构一个不同的未来，因此怀旧不是一种保守的立场，它其实具有批评的目的。【59】

从这个角度看，怀旧是一种含混的文化症候，它可能适用于广泛的政治立场，既与极左有关，也和极右有关。现代人对未来的塑造和怀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都是人们经历社会变迁的见证，反过来它又滋生了人们对另一种居中的稳定性和意义的渴望。“怀旧是和乌托邦同时产生的。对未来的另一种想象，就是想象中的过去。”【60】对过去的渴望，不是无历史的、单一的恒定之事，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特定的运动和变革经验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基思·特斯特（keith tester）指出的，怀旧是对它试图超越的状态的再确认：“只有当我无家可归时，才渴望回家。”【61】从历史上讲，对女性气质的理想化，一直是男人和女人表达怀旧归家渴望的重要场域。只要女人依旧主要负责对孩子的抚养和照料，这种理想化就会持续存在，她们也将继续作为特殊的联想物，指向一个回溯中幻想出的过去。

【1】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3.

【2】bryan s. green, literary methods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case studies of simmel and web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6.

【3】wolf lepeni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e rise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

【4】charles lemert, “sociology: prometheus among the sciences of man,” boundary 2, 2, 2/3 (1985): 84.

【5】“georg simmel,” in lewis a. coser,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2n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p. 194-196.

【6】davi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heinemann, 1981). 另请参阅 davi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7】关于齐美尔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比较, 请参见 green, literary methods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角度对齐美尔的探讨, 请参见 deena weinstein and michael a. weinstein, postmodernized simmel (london: routledge, 1993).

【8】lieteke van vucht tijssen, “women and objective culture: georg simmel and marianne weber,”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8, 3 (1991): 204. 另参见 suzanne vromen, “georg simmel and the cultural dilemma of wome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8, 4/5 (1987): 563-579; klaus lichtblau, “eros and culture: gender theory in simmel, tönnies, and weber,” telos, 82 (1989): 89-110; heinz-jürgen dahme, “frauen-und geschlechterfrage bei herbert spencer und georg simmel,”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8 (1986): 490-509; 以及silvia bovenschen, die imaginierte weiblichkeit: exemplarische untersuchungen zu kulturgeschichtlichen und literarischen präsentationormen des weiblich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pp. 19-43. 有关早期女性主义者对齐美尔的批评, 请参见 marianne weber，“die frau und die objektive kultur,” in frauenfragen und frauengedanken: gesammelte aufsätze (tübingen: t. c. b. mohr, 1919).

【9】georg simmel: on women, sexuality, and love, trans. and ed. guy oak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4.

【10】margaret homans, women writers and poetic identity: dorothy wordsworth, emily brontë, and emily dickin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 关于卢梭的论述, 参见，如 sarah kofman, “rousseau's phallocratic ends,” in revaluing french feminism: critical essays on difference, agency, and culture, ed. nancy fraser and sandra lee bart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参见，例如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77).“女性的时间”这一概念取自克里斯蒂娃发表的同名文章，收录于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2】cynthia eagle russett, sexual science: the victorian construction of womanhoo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0-54.

【13】参见, 如 peter j. bowler, the invention of progress: the victorians and the pas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14】fred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9), pp. 1-2.

【15】michael s. roth, “the time of nostalgia: medicine, history, and norm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ime and society, 1, 2 (1992): 282. 另参见michael s. roth, “returning to nostalgia,” in home and its disloc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ed. suzanne nas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16】roth, “the time of nostalgia,” pp. 273-277.

【17】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pp. 54-56.

【18】simmel,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in on women, sexuality, and love, p. 116. 弗洛伊德在此处的引用是为了论证母亲的身体是“所有人曾经的家园……它是我们每个人曾经的居所，也是最开始的居所。有一个笑话说，‘爱就是一种对家的思念’; 每当一个人梦到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国度，他就会在梦中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熟悉，我来过这里’,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个地方就是他母亲的生殖器或是身体”。参见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7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 245.

【19】coser, “georg simmel,” p. 191.

【20】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and intro.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如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所示，现代性在解放的同时又异化，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请参见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ch. 5.

【21】simmel, “female culture,” in on women, sexuality, and love, p. 67.

【22】simmel, “the relative and the absolute in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in on women, sexuality, and love, p. 103.

【23】ibid., p. 104.

【24】simmel, “the relative and the absolute in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p. 103.

【25】ibid., p. 113.

【26】susan j. hekman, gender and knowledge: element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100.

【27】elizabeth boa, the sexual circus: wedekind's theatre of subvers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 181.关于黑格尔和性别的讨论，另参阅patricia jagentowicz mills，woman, nature, and psych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1.以及seyla benhabib, “on hegel, women, and irony” in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28】simmel,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in on women, sexuality, and love, p. 122.

【29】ibid., p. 132.

【30】simmel,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p. 107.

【31】otto weininger, sex and character (london: heinemann, 1906).

【32】lichtblau, “eros and culture,” p. 93.

【33】simmel, “female culture,” p. 86.

【34】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83), p. 15, 以及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104. 两本书的作者当然都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将资本主义发展视为永无止境的更新和转变的过程。

【35】simmel,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p. 129.

【36】lichtblau, “eros and culture,” p. 96.

【37】simmel, “female culture,” p. 94.

【38】换言之，将家务活看作让女性获得真实自我的手工活动的观点忽视了现代家庭的商品化性质。齐美尔在别处也谈到，这种商品化让家务活也成了仪式性的拜物。参见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981), p. 460.

【39】georg simmel, “fashion,”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40】参见 ursula vogel, “r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two strategies for women's liberation,” in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ed. judith evans et al. (london: sage, 1986).

【41】参见 nike wagner极具启发的讨论, geist und geschlecht: karl kraus und die erotik der wien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42】elizabeth fee, “the sexual politics of victorian social anthropology,” in clio's consciousness rais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ed. mary hartman and lois w. bann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p. 90. 另请参阅 gilles deleuze, coldness and cruelty, in masochism (new york: zone, 1989), pp. 52-53.

【43】j. j. bachofen, 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44】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5), p. 41.

【45】judith van herik, freud on femininity and fai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 21. 另请参阅john brenkman, straight male modern: a cultural critiqu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46】参见biddy martin, women and modernity: the life styles of lou andreas-salomé(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7.

【47】“der mensch als weib,” in lou andreas-salomé, die erotik: vier aufsätze (munich: ullstein, 1986), pp. 9-10. 此处，译文出自 biddy martin，woman and modernity, p. 151.

【48】simmel, “the problem of the sexes,” p. 128.

【49】anne mcclintock, “the return of female fetishism and the fiction of the phallus,” new formations, 19 (1993): 7-10.

【50】donald. n. levine, the flight from ambig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80, 以及 frank j. sulloway,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beyond the psychoanalytical legend (london: burnett, 1979), ch. 10.

【51】georg stauth and bryan s. turner, nietzsche's dance: resentment,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in social lif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 32.另请参阅bryan s. turner, “a note on nostalgia,”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1 (1987): 147-156, 以及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 193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52】janet wolff, “the invisible flâneuse: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985): 37-46.

【53】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6).对于涂尔干（durkheim）、马克思, 以及韦伯（weber）的女性主义批判, 请参见 r. a. sydie, natural women, cultured 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54】robert a.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02-203. 另请参阅levine, the flight from ambiguity, 和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5】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cques donzelot,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friedrich a.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6】参见 bruce mazlish, a new science: the breakdown of connections and the birth of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7】karen horney, “the flight from womanhood: the masculinity complex in women as viewed by men and by women,” in psychoanalysis and women, ed. jean baker mill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5-20.

【58】ute frevert, women in german history: from bourgeois emancipation to sexual liberation (new york: berg, 1989), p. 127. 另请参阅lieteke van vucht tijssen, “women betwee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bryan s. turner (london: sage, 1990)中的简要讨论, 以及harriet anderson, utopian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s in fin-de-siècle vien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9】关于怀旧的批判，请参见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114.在此，clifford改述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中对田园诗的讨论。

【60】malcolm chase and christopher shaw, “the dimensions of nostalgia,” in the imagined past: history and nostalgia, ed. malcolm chase and christopher shaw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

【61】keith tester, “nostalgia,”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