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并不仅仅是在计算和实验中体现的理性，它也关乎激情，是在渴望中诞生的创造性的幻梦。
科林·坎贝尔
《现代消费主义的浪漫主义伦理和精神》【1】
从消费而非生产的角度来看现代性，这种视角的转变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些习而不察的现象。与梦想世界和城市文化中光怪陆离的图像相对照，理性化的宏大叙事作为社会变革的综合论点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2】享乐主义和含有性意味的再现在现代消费主义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质疑了一种观点，即：西方历史通过社会中普遍的规训和自我约束压抑了性冲动。最重要的是，人们摈弃了那种认为是生产力逻辑推动了现代性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消费需求的认识：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利益的消极反映，而且还受到各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塑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性别。
在19世纪后期，消费者经常被再现成一个女人。换句话说，消费这个范畴将女性气质作为现代的核心特征，而之前生产和理性化的话语并未这样做过。因此，消费超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曾常常被拿来将女人贬谪到前现代的领域。不仅有百货商店专门为女性提供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而且现代工业和商业通过对家庭的商品化，越来越强烈地侵犯了私人和家庭领域的神圣性。尽管中产阶级妇女看似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因为她们只负责购买而不参与生产，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们作为消费者，非常熟悉快速变化的时尚和生活方式，而这两方面正是现代性经验的重要部分。消费文化的出现，促成了女性新的主体形式的塑造，女人私密的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被商品的公共再现及这些再现所承诺的满足感所影响。
然而，现代性的这种女性化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现代性的妖魔化。自19世纪中期以来，有很多激进和保守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观念就等于一种悲观的看法，即女性气质是捉摸不定的，但又具有奇特的消极色彩，认为女性受到了日益兴起的五彩斑斓的消费文化的引诱。现代性不再代表朝向更理性社会的进步发展，而是体现了非理性主义的增长，体现了受压抑的天性以原始欲望形式的重返。如罗莎琳德·威廉姆斯（rosalind williams）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费概念的贬义色彩就源于女性对身体需求的屈从。”【3】女性被描述成购物机器，她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总是想要挥霍钱财去占有更多商品。还有一种至今依然盛行的陈词滥调，认为贪得无厌的女性购物者体现了经济过剩与主流女性形象中情欲过剩的密切关联。然而，这种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可以被看作现代的，因为它是一种受管控的欲望，受控于一种计算和理性化的逻辑，所服务的是利益动机。女人容易情绪化，具有被动性，缺乏主见，这些特点使得她们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理想对象，而社会以享乐的商业化为前提，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于是无孔不入。
这种思潮在20世纪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看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女人仍然是典型的消费者，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焦虑，那就是随着愈发盛行的商品化所带来的阉割效应，男人也因此变得女性化。男性知识分子在描述市场营销对个体的摆布控制时，经常使用“受诱”这个字眼，该词总是让人想起被动性、共谋和享乐的混合体，他们认为这就是现代消费者的典型姿态。主体是去中心的，不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只能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图像产业所俘获。人们在控诉20世纪消费主义时，经常诉诸一种怀旧之情，追缅曾经强健的个体自我，而无处不在、光鲜动人的媒体仿像（simulations）文化已经侵蚀了这种个体自我并将之女性化。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让·鲍德里亚最近的著作，关于商品拜物教和符号暴*的理论话语揭示出了一个不断性别化的潜文本。
很长时间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在采用并强化这种反乌托邦的观念，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利益在建构现代女性气质时有着系统的一致性。女人被描述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被困在物化图像的网中，她们于是与自己真实的身份相疏离。从时尚、化妆品、女性杂志，或者其他明显女性化的消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任何愉悦，都仅仅被解读为一种症候（symptom），是女性被体制化的父权控制机制所操纵。近年来，一些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拒绝这种操纵论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可能存在积极的协商和意义的再语境化。人们已经开始批评传统的左派和女性主义者对消费文化的不满，认为这种不满背后其实是过度的清教主义和禁欲主义，认为这些人陷入了对于前现代真实主体的怀旧式迷思，他们对“真正需要”（real needs）的定义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功利主义的。【4】
我现在不打算简单地为消费做出辩护；必须承认，有些人现在过于赞颂女性消费者具有抵抗力的能动性，将之变成新的正统观念，但这样做的危险是，他们常常忽视许多女性有限的选择，同时她们获取商品的渠道也被经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因素所左右。【5】然而，女性主义理论显然需要对生产/消费的二分法保持怀疑态度，这种二分法总是将后者贬低为一种被动的、非理性的活动。我在本章主要的关注点就是这种二分法，我希望研究消费进行隐喻化的历史，因为它塑造了我们对经济与文本交换关系的理解。我认为，对购物和阅读的再现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两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去想象女性消费者的贪婪。
商品和女性欲望
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用来描述女性地位的常见经济隐喻也许都和商品有关。正如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所言：“女人的客体化，她们对拜物、展示、盈亏、剩余价值生产的易感性，都让她们与商品形态相似。”【6】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女人被看作男人之间交易的对象，为了吸引男性买主的目光，她不得不尽可能增强自己的诱惑力。我已经指出，城市妓女是女性商品化在这方面最生动、最真实的体现。特别是在19世纪的法国，交际花成为情欲化的现代性的典型象征。
然而，如果女人可以被看作消费的对象，那么她们同样也可以成为消费的主体，因为随着大规模生产和现代零售战略的到来，人与物之间的日常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19世纪中叶出现的百货商店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明新兴的经济正在日益将销售面向女性。百货商店最初不过是大一点的布料店，后来这种商店迅速增加了所售商品的种类，目的是满足女性消费者及其家庭的潜在需求，而这种需求是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创造出来的。这种从商品到景观的转变，在19世纪晚期出现的大型博览会热潮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博览会就是消费的丰碑，向好奇的游客们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稀奇物件。这里，女性形象再次成为一种象征；比如，在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在标志性的大门上方“是一个穿着紧身裙飞起来的塞壬，她头上是巴黎市的象征之船，一件仿貂皮的晚礼服披在她身上，俨然一个巴黎贵妇”【7】。罗莎琳德·威廉姆斯指出，这些女性化现代性的符号出现，正好顺应了万国博览会对自身功能的定位，即更强调快感和娱乐，而非道德教育。最后，广告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营销技巧，刺激消费者去追求商品所倡导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因为当时的社会分工将购物视为女性的工作，所以首先是女性通过女性形象的大规模生产而以这种方式遭到了质询，尽管中产阶级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人，这让她们必须煞费苦心地考虑时尚着装和自我展现。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消费膨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专注于女性的享乐。消费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尽管在这个世纪女性性欲一直存在争议，它要么被否定，要么被投射为“红颜祸水”的危险形象，但女性对商品的欲望能被公众视为合法的需求，哪怕这种需求常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19世纪晚期的零售商和市场营销部门总是通过饱含情欲的商品陈列和诱惑，急切地试图激发这样的欲望，而商业杂志和报纸都以赞许的口吻来谈论女人在抗拒广告诱惑上的无能，称赞女性注定无法逃脱琳琅满目的新产品的诱惑。在异性恋关系中，女人经常被描述为物，似乎只有当女性与其他客体产生联系时，她才能获得积极的主体性。欲望的回路是从男人流向女人，又从女人流向商品。
但是，假如女性对购物的快感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有害无益呢？也许，一旦被唤醒，这种消费欲就会产生令人不安、不可预见的影响，从而破坏社会结构，破坏家庭内部的父权制的权威性。因此，人们在世纪末对女性消费这个新现象常常莫衷一是。一方面，消费被再现为必要的行为，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义务和公民责任，即便零售商也经常提到女性购物者的顺从，她们“像羊一样在软性商品标注的道路上走着”【8】。这些话语要么将女人视为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被动受益者，要么把她们看成这个进程的受害者，究竟选择哪种立场则因视角而异。另一方面，消费的增长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道德革命，让下层阶级和女人的自我与嫉妒冲动得到了释放，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现有社会等级的稳定。例如，一位美国作家指出，许多女性消费者的自我放纵达到了危险程度，“（女人）目无法纪，厌恶规矩，如果不加以抵抗，她们就任由自己的性子乱来”【9】。一种以自我满足为核心的新思潮正日益流行，很可能会对两性关系产生不良的、不可预见的影响。
因此，女性消费者的形象成了一个语义复杂的区域，关乎现代性中文化的想象和由此产生的对男女关系的影响。这一章我要讨论埃米尔·左拉的《妇女乐园》和《娜娜》，以及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女性形象的复杂多义性。【10】法国作家、社会评论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自然及大众消费重要性的关注，显然是源自19世纪末巴黎所象征的现代“消费革命”的显赫场域。【11】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他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关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当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尽管如此，他们很多人普遍表现出了一种焦虑，担心大规模生产的奢侈品可能带来不良的社会和道德影响，而这些反应大多与主流的性别观念相关。本章将要讨论的小说集中体现了同时代人对性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焦虑不安，对女性消费者的矛盾看法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被描绘成现代性的受害者，但女性也成了现代性的特权行为人；专制的资本使女人臣服，但与此同时，新兴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又推动了社会的女性化。
关于女性消费者的各种意义含混不清，这说明父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比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的更加复杂。因为，如果消费文化只是强化了女性的客体性和软弱状态，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现象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批评，被认为威胁到了男人对女人的权威性。如盖尔·里基（gail reekie）所言，如果“零售商、经理人和营销专家组成了男性同盟，他们因为都是男人而团结在一起，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从女性消费者的顺从上获得利润”，那为什么其他男人会对大众文化如此忧心忡忡，将之视为一种严重的去势现象？【12】本章所讨论的小说将女性特质问题置于现代性的核心，审视了性别政治语境下消费文化的复杂性。通过将中产阶级女性嵌入欲望和交换的回路，大众消费的增长既是对男性身份和权威结构的强化，亦是对它们的威胁。
购物和性
在左拉的小说《妇女乐园》（au bonbeur des dames, 1883）中, 标题就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名字，它以巴黎著名的乐蓬马歇百货商店（le bon marché）为原型, 这个商店成为读者心目中最难忘的角色。这家商店有时候被描述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有时候又被描述成童话般的梦幻宫殿，它的发展构成了文本的叙事动力。这个像人一样具有破坏性和诱惑性的“现代商业大教堂”在源源不断地将女性顾客引进大门时，又毁掉了附近的小店商铺，甚至将它们逼上绝路。在左拉的描述中，百货商店是社会进步的含混象征，性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核心。争夺权力的经济斗争总是与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女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受其影响。
许多同时代的作家都促使人们关注到百货商店在塑造文化现代性方面的重要性。【13】大商场（grand magasin）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营销创新：固定价格，这使讨价还价变得没有必要；“免费入场”，这就让顾客在没有任何购买义务的情况下查看陈列的商品；以及同一地点在售商品范围和种类上的急剧扩大。于是，购物第一次被视为休闲活动；百货商店提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景观，以精致的商品展示，为购物者和路人提供了视觉愉悦。百货商店在商品审美化和生活方式营销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变化既区分又模糊了阶级差别，鼓励所有人都向往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百货商店不仅出售商品，也出售消费行为本身，将日常购物活动转变为让资产阶级大众获得感官享受的快乐体验。
正是百货商店的现代特质吸引了左拉，百货商店成为他笔下一个代表性的虚构场域，让他可以去探究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两性关系的影响。他为这本小说的写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多次长时间探访巴黎的商店，采访多位零售商和经理，仔细阅读大量关于购物、营销实践和员工工作条件的期刊及报纸文章。他为《妇女乐园》做的笔记非常详细；笔记多达数百页，内容包括购物目录的摘要、特色建筑物的草图，以及其他许多关于零售业运作机制的注释。【14】这些丰富的记录最后变成了小说，细致刻画了商品拜物教。《妇女乐园》是消费的赞美诗，是一部以物质性为主导的小说，详尽言说了现代消费商品的多样性。就像它所描绘的百货商店一样，小说也向读者/消费者展现了商品，通过堆砌大量的商品，引诱他们或使他们变得麻木。一些段落用分类方法描述了花边类型、颜色、丝绸重量、地毯和垫子的样式，模仿了盘点存货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尽管小说批评了百货商店顾客的非理性和冲动性，但左拉的文字本身暴露出对消费文化中那些神奇物品的痴迷。
正如左拉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百货商店是一个被认为具有独特女性特征的公共空间，许诺为中产女性提供放纵、奢侈和幻想。这不仅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它还允许女性浏览商品、欣赏橱窗，它成为女性朋友聚会之所，还有各种设施让女性使用，如图书馆和茶室。伊丽莎白·威尔逊认为：“百货商店在真正意义上帮助中产阶级女性摆脱了家庭束缚。它成了女人可以安全舒适地会见女性朋友的地方，她们可以在这儿放松休息。”【15】在另一个意义上，它还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现代空间模式，它原则上（如果不是实际上）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然而，这个公共领域同时又是对私人领域的延伸，它为顾客提供亲密和愉悦的体验，目的是带来资产阶级家庭的那种舒适感（当然，这是放大版的家庭）。因此，一位作家评论道：“她（顾客）有必要把大商场当作她的第二个家，这里更宽敞，更漂亮，更豪华。”【16】正如左拉的小说所指出的，这种公共领域的女性化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和装饰风格，意在让女性消费者感到轻松自在。百货商店里陈列的女性物件——蕾丝、皮草、裙子、贴身内衣——很快就被光临的顾客们弄得凌乱不堪，这反而有助于加强那种“闺蜜式”的亲密感。因此，“妇女乐园”的顾客把百货商店既当作商业交易场所，又当作浪漫的约会场所。商店老板奥克塔夫·慕雷（octave mouret）苦笑地承认，她们实际上把这里当成了家。
当时的百货商店是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范例，它与政治共同体和理想辩论的理想并不相干，而是关乎感官体验和欲望的商业化。尽管很多人认为商业的发展是进步的标志，让消费者受益，也为国家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发展存在阴暗面，它鼓励女性追求享乐、自我寻欢，这种诱惑本身就是让女性特别没有招架之力的。这时还出现了盗窃癖（kleptomania），它被认为是女性化和现代性的病症，这个惊人的例子说明，在消费文化的内核中存在与性有关的疾病。最让人不安的是，原本是无可指摘的、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女性也遭到了商业的毒害，这也就打破了人们对中产阶级女性良好道德观的看法。当时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为了理解这费解的新现象，就将女性、歇斯底里症和百货商店的危险自由地联系起来。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商店扒窃是偏执的体现，扒窃犯自己也认可这种诊断，这就滋长一种观点，即将中产阶级女性盗窃视为对诱惑无能为力，她们不是罪犯，而是在无法控制的非理性冲动驱使下才去扒窃的。与此同时，消费品层出不穷、随处可买，现代社会管理松懈、道德瓦解，这些都被认为是诱发盗窃的原因。【17】
左拉的小说还表达了对于现代化所导致的终极社会后果的不安，这种让人熟悉的不安感体现在他对生产的赞颂和对与之对立的消费的病态化。虽然小说描述了无节制的增长所带来的人力消耗，但商店老板奥克塔夫·慕雷对于经济扩张的热切信念，被视为一种值得称道的理性化理想，是资本主义发展释放的巨大辉煌的进步的体现。然而，慕雷那些同样迫不及待痴迷于消费的女顾客，却没有被赋予相同的英雄形象和世界-历史的尊严。她们不是代表进步，而是代表了现代性的倒退，其特征是发泄出了一种无节制欲望的婴儿般的非理性。走上歧路的商店扒手和受人尊敬的顾客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因为她们都屈服于商品的诱惑。
情欲驱使下的女性消费天性为左拉的小说提供了主题。小说中对诱惑和引诱的描述比比皆是；书中百货商店里的顾客永远都是屏住呼吸，兴奋不已，欲望让她们满脸通红，仿佛是在迎接一个情人。她们在感官上极度兴奋，诱人的商品让她们眼花缭乱，她们完全沉溺于购物的快感，在小说中这种快感被露骨地描述为一种高涨的性激情。例如，左拉描述商店的一个常客，她和女儿站在蕾丝柜台边，“她把手深深地埋入堆积如山的蕾丝、马林网眼纱、瓦朗斯花边及尚蒂伊花边中，她的手指因为渴望而颤抖，她的脸逐渐红润，充满感官上的快感；她旁边的布兰奇也受到同一种激情的感染，脸色苍白，皮肤丰满而柔软”【18】。消费在此卸掉了所有以满足客观需要为由的理性伪装，女顾客不成熟的情感和感官冲动被描述成消费的主要动力。消费篡夺了宗教在女人生活中的地位，促使女人盲目崇拜于一种理想的女性美，在欣欣然中迷失了自我。
尽管这些场景证明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女人天性崇尚直觉，渴望性爱，但这种情欲快感反过来又受零售商的营销策略的驱使。慕雷的成功秘诀是，他善于激发和控制女人的欲望。他引入一种现代的营销术——大幅削减商品选择项，承诺向不满意的顾客立刻退款——这就消除了谨慎消费者的顾虑。他重新调整了商店的布局，让他的顾客们失去方向感，这样顾客们就会徜徉于消费迷宫，受到更多迷人商品的诱惑。但最主要的是，慕雷巧妙的商品陈设能够吸引顾客。完全用手套搭建起来的瑞士小屋，敞开摆放的精致雨伞，铺满异国情调地毯的“东方风格”房间，炫目的白色窗帘，举目四望全是床单和毛巾——这些奢华的、近乎超现实的展览让顾客兴奋不已。女性日常物件因数量众多和诡异的排列方式而让人耳目一新，难以忘却。在这些华丽的展示中，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蒙太奇的美学技巧先发制人，它预示了在20世纪的消费文化中，风格化展示和美学景观将占有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视觉快感是刺激女性消费欲望的中心策略。如果“游荡者”是城市公共空间活动里自由活动的男性化象征，那么百货商店（本雅明将之描述为“游荡者”最不常去的地方）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她们可以以相似的方式漫步和观察。如果说“游荡者体现了现代性的凝视，这种凝视既贪婪又色情”【19】，那么这种凝视绝非仅限于男性，而是女性与商品之间偷窥关系的决定性特征。然而，游荡者的超然物外则可能被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所取代，它复杂地混杂了主动的欲望和图像、物品、生活风格对女性的成功诱惑。雷切尔·鲍尔比写道：“主体和客体、主动和被动、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独特和普遍之间的界限，被消费者和消费品之间无休止的反身性互动打破……引诱者和被引诱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女人和商品彼此炫耀，充满爱意，让年轻女孩在镜中顾影自怜这一经典画面得以延伸和强化。”【20】
在经济上，慕雷成功地管控了女人的这种自恋式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新型资产阶级企业家的代表，他大胆的创新暴露了传统的销售模式的局限性。“妇女乐园”不断扩大，吞并了周围的建筑，最终拥有了超过三千名雇员，它成了巴黎社会的微型王国，有着自己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斗争。慕雷对企业的娴熟控制，反过来又与他对情爱的掌控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他以一人之力对一大群顺从女性的诱惑和支配。他从办公室望出去，可以俯视成群的女性购物者，他于是被刻画为一个掌控全局的主人，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女性欲望的潮起潮落。他对婚姻却有一种迷信式的恐惧，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情爱关系对象是他的女顾客，为了财源滚滚，他在对女顾客的控制和操纵中必然要投入情感。这里不是抽象理性和工具性计算占主导，反而是性权力和性统治的幻想充斥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建立这种男性资本家和女性消费者之间的独特新型关系，就必须抛弃传统的父权权威模式。因此，慕雷往往被描述为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物，“非男非女”；他富有想象力，能够预测女顾客的需求，并认同她们的欲望，他身上带有许多女性顾客的品质，反过来自己也被女性化了。现代商业的成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性，它完全有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威权的男性气质，而是一种流动的、敏感的身份，能对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快速应变。这种男性主体性的女性化，将成为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性别角色重新调整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慕雷甜言蜜语的奉承和对女人品位的直觉，都不过是他更有效地榨取女性的手段。共情是与潜在的施虐结合在一起的，殷勤有礼则伴随着对女人无法抗拒诱惑的隐秘轻视。“慕雷正是通过他的殷勤优雅，才体现出犹太人的冷酷无情，论斤出卖女人。他为女人建起一座神庙，和店员们联合起来对女人烧香膜拜，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仪式，心念顾客，别无他想，不断去寻找更强大的诱惑；而背地里，当他掏空了她们的钱包，弄得她们精神崩溃时，他就暗暗嘲笑这些女人的愚蠢。”【21】为了满足每个女人捉摸不定的心思，商家可谓挖空心思，这也让女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又掩盖了这种作为女性气质现代崇拜基础的经济关系的压榨性。
因此，左拉的小说暗示，“资本主义的胜利”，即小说宣称的主题，最终等于父权制的胜利；经济的大踏步前进让男人对女人欲望的控制日益增强。然而，小说也提出了两性权力关系的另一种观点，它比上述概括更为复杂。女性复仇的主题打破了男性主宰的单线叙事；用左拉自己的话说，“奥克塔夫剥削女人，继而被女人征服”【22】。小说的浪漫情节明显表达了这个主题；善于操控的慕雷最终拜倒在他的一个女雇员的石榴裙下，而这个娴静的年轻女人来自外省。黛妮丝·鲍狄（denise baudu）被表现为一个复仇者，她在情场征服这个男人，是为那些被他所害的姐妹报仇。根据这种原型式的罗曼司逻辑，男主人公因为爱上了女主人公而被女性化，而女主人公相对于男主人公占了上风，虽然优势有限。【23】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左拉的这位女主人公虽然是商业进步的坚定拥护者，但完全没有消费的冲动，而其他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受到消费的影响。进城找工作的姑娘们往往被认为很轻易就沦落到性乱，直至最后卖淫，因为她们一旦进入城市诱人的商品世界，对奢华生活的欲望就被激发出来，只能通过出卖肉体获得经济收入。大量报刊文章都把女性店员刻画成特别容易在这方面出事的群体，因为她们经常接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她们的阶级地位也不是非常明确，这就滋长了她们的妒忌和不满。【24】换句话说，对商品的欲望与道德沦丧和肉体沉沦紧密相关。在这一背景下，左拉的小说将一个好女人描绘成一个前现代的女性就不足为奇了，她没有城里人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她仍然具有外省人的那种自然谦逊、勤俭持家和纯真无邪。
与之相反，沉迷消费的女性拒绝接受这种以纯洁的自我否定为模式的女性气质，她们代表的是那种未获满足的女性欲望所可能具有的威胁性和破坏性。这种威胁在左拉刻画的人群场景中暴露无遗，女性购物者蜂拥而至，呈现出一种邪恶甚至是魔鬼般的特质。慕雷的一个基本营销策略，就是制造购物人群，由此将消费者转化为景观和广告本身，从而吸引更多的购物者光顾。然而，左拉的这种描写还暗示了城市人群更为邪恶的内涵，这一点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这些当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那里也有所论述。正如当今一些评论家经常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产阶级对人群的再现，往往诉诸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女性化隐喻；人群的匿名性体现了一种不稳定的、混乱的、未分化的力量，威胁到了自主的个人主义。【25】如下文所述，一大群购物的妇女是理性失控的最典型例证。
女士们被人流挟裹，现在已无法回头。一群购物者涌入百货商店的门廊，就好像溪流将她们吸引到河谷中的隐秘水域，巴黎四周的过路者也被吸引过来。她们向前走着，速度缓慢，几乎要被挤死了，但周围紧贴的肩膀和肚子逼得她们只能直着身子；她们被满足的欲望使她们在挤进大门时既痛苦又兴奋，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好奇心。无论是穿着绫罗绸缎的上层贵妇，还是穿着普通的中产阶级妇女，或是没戴帽子的姑娘们，她们所有人都很兴奋，被同样的激情吸引。几个男人被淹没在这“波涛汹涌”中，带着焦虑的眼神看着这些女人。【26】
在对“妇女乐园”热闹的促销日的描述中，一大群无组织的女性肉身涌入商店，驱动她们的是一种强大的、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人群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能吸引更多的女人加入，让自己被强大的人群之力推着向前。她们有着共同的购物冲动和激情，而原始的、充满欲望的女性气质又让她们联结在一起，这些都抹杀了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然而，如果说人群的混杂使阶级差异最小化，那么性别差异就会加剧；紧张、孤立的男性挤在兴奋的女性身体中间，他们无法感同身受，却又无法逃脱周遭那种令人窒息的狂喜。男性气质被女性的激情包围和弱化。这种对贪婪兴奋的女性人群的再现，引发了另一种可能的解读，即商业对欲望的刺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会颠覆而非鼓励两性之间的正当关系。一旦消费主义的诱惑点燃了女人的欲望，她们在兽性冲动的驱使下，就可能去狂暴地主宰男人。成群的女顾客涌进商店，就像一群复仇女神，或一群入侵的蝗虫，她们掠夺商品，迫使筋疲力尽的男店员们服从她们的每个突发奇想。“在这最后时刻，在这热火朝天的气氛中，女人至高无上。她们席卷了百货商店，像入侵了一个国家一样，在货物堆里安营扎寨。嘈杂声震耳欲聋，推销员们一败涂地，完全沦为这些女独裁者言听计从的奴隶。”【27】百货商店是公共空间性别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许多男人觉得自己渺小，无助，格格不入。
全面消费的女性
女人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可能削弱而不是仅仅巩固了特定形式的男性权威，左拉对商场熟客马蒂夫人（mm. marty）的描述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抵抗不了慕雷商店的诱惑，她肆无忌惮地挥霍丈夫微薄的收入，购买越来越多的女性奢侈品。丈夫马蒂为人软弱无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慢慢地把他推上破产之路；妻子每增加一条新蕾丝，他就离破产又近一步。消费文化深入私人领域并打破了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性, 鼓励女人无视她们的丈夫、传统的道德和宗教的权威性，放纵她们的欲望。换句话说，兜售享乐主义虽然给个别男性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动摇了两性关系和父权制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具有潜在的破坏性。【28】
在《娜娜》这部小说里，因为女人的购物而毁掉爱人前程的母题被进一步放大，以末日论的想象来看待消费主义的尘嚣日上。这里，左拉刻画了一个贪婪女人如何造成毁灭的可怕图景。原本以勤俭、礼貌和财富积累为基础的社会分崩瓦解，这都归咎于祸国殃民、腐朽糜烂的欲望型女性气质。娜娜和她的贵族闺蜜萨比娜·德·米法伯爵夫人（comtesse sabine de muffat），象征着一种纵欲享乐的新浪潮，它正在摧毁前代的价值观和传统。节俭和自我克制的精神已经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主义、充裕富足、铺张浪费的无情逻辑，这即意味着消费资本主义的新理念。
从出身巴黎贫民窟的女孩儿，到著名的交际花和时尚女性，左拉在对娜娜如何发迹的这一描述中，深入探索了女性气质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娜娜首先是城市的产物，她的阶级流动性是社会变化造成的，这让她能够利用城市文化中新出现的情色和审美类型来谋求个人发展。显然，娜娜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不是与现代性无关；她是妓女、演员、狂热的消费者，她就处于金钱关系的中心，时尚、图像和广告塑造了她的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她堕落的情色欲望与城市的堕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娜娜在小说中首次出现，只是一个无名女演员的首秀，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名字，这就是娴熟的公关宣传所制造的神秘性。用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话说，娜娜被刻画成“一种再现的再现，是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自我创设的性对象”【29】。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她后来的交际花和暗娼生涯，她的性魅力与公众对她外表形象的感知是分不开的。台上台下，娜娜都在扮演角色，她与她的观众是一种共生关系，她的情色气质是大众欲望的投射。
就像《妇女乐园》那样，因为阶级界限的消失，《娜娜》中的公共空间总让人担心它会带来道德污染和社会混乱。小说描绘的剧院中、赛马场上及舞会和晚会中，无名混杂的人群颠覆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当不同个体为了追求快乐而密切交往时，等级制度在公共空间被弱化。小说中的某一处也将娜娜的卧房指称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场所，许多鞋子在门槛上蹭来蹭去”【30】。卧房和居住者的转喻性同一化很明显；娜娜本人就对阶级差异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她身体成为公共亲密性的私人场域，工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精液不加区分地混入她的身体。在左拉的小说里，对女人身体和对现代城市的焦虑相互交融，难以区分，构成了社会不稳定性的双生区域，并通过欲望的独裁而产生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潜在危险。事实上，在现代主义文化中，大都市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一个女人，一个妖魔化的红颜祸水，她既诱人又冷酷，体现了城市生活的快乐和可怖。【31】
大多数对《娜娜》的讨论，都集中在卖淫这一主题上，将卖淫视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末期道德败坏的终极象征。然而，娜娜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也同样关键，这包括她对金钱的挥霍和性欲的放纵。左拉女主人公无限的欲望，体现了女人购物激情的侵略性。除了经济上的意义，消费还让人联想到消耗、浪费和破坏，代表了否定物质和死亡的过程。【32】左拉对娜娜挥霍无度的刻画，就体现了这些负面联想。
现在是娜娜的黄金时代，她的名字在巴黎无人不知。她在堕落的地平线上越升越高，她大肆炫耀奢侈生活，挥霍财富就如粪土一般，她以这样的方式征服了整个巴黎。在她的公馆里，仿佛有一座火光熊熊的熔炉，她无穷尽的欲望就像炉中的烈焰，她的嘴唇轻轻一吹，就把黄金顿时化成灰烬，随时被风席卷而去。如此疯狂地挥霍金钱，确实罕见。这座公馆仿佛建在一个深渊上，那些男人连同他们的财产、身躯乃至姓氏都在这里被吞噬了，连一点粉末的痕迹都没留下。【33】
男人被凶猛的女性欲望吞噬和毁灭，这段深刻的描述指明了金钱、性和死亡之间的一套隐喻关系。娜娜无休止地花钱，这实际上促进了货币流通，但不管怎样，作者都将之描述成一种经济财富的流失，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资本在洞里化为乌有。法语“消费”这个词，即consommation，包含了经济消费和色情消费双重含义。可以看出，该词对“吞噬”和“合并”的这种指涉，明显表达了对毫无节制的女性性欲的不安。的确，在左拉对性别之战半神话式的描述中，消费作为钱货交易的经济和社会内涵，已经彻底被这个词在心理和性欲象征上的意义取代了。一种对“食肉的阴道”的恐惧，体现在左拉对娜娜摧毁性的口欲性（orality）的描述中；【34】她是个食男人者（une mangeuse d'hommes），不断消耗男人，像食人族那样吞噬和摧毁那些想要她的男人。“在几个月内，娜娜就贪婪地把他们一个个吞噬掉，她的奢侈生活使她的需要不断增长，她的欲望变得毫无止境，她一口就能把一个男人吞掉。”【35】小说反复提到嘴巴、饥饿和饮食，这强调了女人欲望的动物性和本能性。消费就是破坏，女人对商品的欲望不仅破坏了男人的权威，而且还带来了男人的毁灭，动摇了以男人为代表的文化根基。
在某种意义上，性和金钱在左拉小说中似乎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原则；与女性同一化的力比多混乱破坏了经济理性原则极为看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作，导致娜娜的情人贸然投资、破产甚至自杀。然而，性和金钱又能在隐喻机制中相互等价；正如布拉姆·戴克斯特拉（bram dijkstra）所指出的，在19世纪的社会想象中，女人对性和金钱的饥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6】精神分析法让我们注意到，金钱象征着男性性能力和权威，而无独有偶的是，娜娜贪得无厌正是因为她潜意识里想要阉割和摧毁男人的欲望。消费成了一种隐性的女人进攻手段；女人对丈夫和情人的经济剥削，并不总是让她们纵情享乐，也成为她们报复男性权威、改变自己公共领域无权势地位的主要方式。
然而，如果金钱具有潜在的精神和性内涵，那么反之亦然；19世纪的文学经常用经济来隐喻性行为。【37】在一种力比多经济的语境下，娜娜的滥交体现了恣意挥霍和浪费，汇合成不可阻挡的金钱、精液和欲望之流——小说的某处就点明，金钱之河是从娜娜两腿之间流淌出来的。根据一种性能量的模型，性要满足养精蓄锐、传宗接代的要求，任何对生育无利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极大的浪费。娜娜的孩子体弱多病，有力地象征了性欲与生育和社会效用的分离，也象征着现代形式的性在生育方面的贫瘠。因此，在她的身上清晰地体现了一种象征性的关联，即在新出现的性学对各种变态性行为的定义中，总是伴随着近来受人关注的无节制消费所带来的愉悦和危险。
女性欲望最令人不安之处，是它缺少一个对象。娜娜几乎对追求她的所有男人都无动于衷；他们似乎仅仅是她获取渴望的金钱和商品的手段。然而，不久娜娜就明显开始对商品表现出了不屑一顾，这和她对那些供养她的男人的蔑视是如出一辙的；她只是为了花钱而花钱，不加选择地把金钱挥霍在豪华陈设和廉价小玩意上，她买回来这些东西就立刻“弃之如敝屣”。她的家就是“浪费之河”；她情愿上佣人的当，买吃的就是为了扔掉，她的房子里乱七八糟地堆砌着她冲动购物的成果，买回来就再也不多看一眼。正是她对金钱及其购买能力的漠视，体现了她对尊重繁荣和财富积累的资产阶级的不满。
商品的物质性不再稳定，因为它被自由流动的女性欲望旋涡吞噬，而这种欲望总是从一种商品不断地移到另一种商品。娜娜非但没有将商品供奉起来，反而以亵渎商品为乐。“真滑稽可笑，有钱男人总以为有了钱，就什么都能得到……那么，如果我说不呢？……你的那些礼品，我全不在乎……至于说钱，可怜啊，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根本他妈的不在乎！我呸！”【38】她蔑视金钱，同时也蔑视以传统男性权威观为基础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
尽管这种欲望的流动有悖于资产阶级节俭、自制的规范，但在这样一个以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社会里，欲望使娜娜成了理想的主体。正如科林·坎贝尔所指出的，现代消费主义的精神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无目标的、永不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被固定在一系列物品中，它们可以组成无穷无尽的序列。【39】欲望的对象不是物品本身，而是让人浮想联翩的物品所带来的幻想满足。预期的快乐和体验到的快乐不可避免地脱节，于是又滋生了对新物品的幻想，对旧物品再提不起兴趣。在这种欲望逻辑中，物品本身是可以互换的，可以丢弃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物品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关乎欲望性的象征意义和抽象光晕。所以，从定义上看，消费者不可能获得满足，因为这里并没有涉及客观需求；相反，商品代表了一种想象的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必须让人求之不得。
显而易见，这种消费主义伦理对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构成了威胁。如果放到两性关系的领域来说，充满欲望的女人不断地“消费”情人，而没有一个情人能让她无目标的欲望真正获得满足。对娜娜来说，经济和性的放纵源于一种抽象对等的逻辑，这让每个欲望的对象——不管是情人还是商品——都和无尽追求的下一个目标之间能够实现互换。我接下来要研究的爱玛·包法利也是如此。娜娜的“性变态”体现在她转向女同性恋和施虐-受虐的性行为上，而这进一步证实了个人自由主义的欲望的胜利，该欲望从社会道德约束中获得了解放。一方面，她的不知餍足是一个疯狂消费的原初女性欲望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说明了现代女人非自然的状态，她们变态的欲望恰恰是颓废的资本主义激发出来的。
读即食？
在小说的某一处，叙述者描述了娜娜的文学品味，这段描述意图明显，就要与左拉自己的美学观形成鲜明对比：
她在白天读了一本轰动一时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妓女，娜娜读完后很气愤，她说故事很不真实，而且对这种标榜描写现实生活的淫秽文学表示反感和愤慨——好像什么内容都可以写似的！好像小说写出来不是让人娱乐消遣似的！关于书籍和戏剧，娜娜有自己的特有的见解：她希望读到描写爱情的高雅作品，所写的内容能激发想象、升华灵魂。【40】
这里的讽刺显而易见。左拉对现代城市生活残酷现实的不懈探索，与女主人公陈腐的品味形成了鲜明对比。娜娜无法理解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要做什么，只能欣赏那种消遣娱乐、逃避现实和鼓吹道德的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女主人公，娜娜是现代道德堕落和颓废的象征；作为一个读者，她却在左拉声称鄙视的浪漫理想主义中寻找慰藉。
这段简短的描写概括了女性和阅读的全部意识形态。正如内奥米·肖尔（naomi schor）所指出的，19世纪晚期唯心主义受到冷遇，乔治·桑（george sand）等著名女作家也在法国文学正典中被边缘化。【41】尽管男性知识分子还在激辩到底是自然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更适合表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但他们基本上都一致蔑视唯心主义美学，认为它与过时的、令人生厌的女性感伤有关。当然，我们不能夸大现实主义在这段时期的主导地位；1857年对福楼拜和1888年对左拉的英国出版商维泽特利（vizetelly）的审判说明，法国现实主义的许多作品仍然是公众争议和谴责的对象，这些作品多涉及不道德的话题，从而不见容于法院、国家审查机构、教会等机构所宣扬的官方审美意识形态。【42】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激进的艺术家与愚蠢的资产阶级道德进行了英勇斗争，我无意否认这一点，而仅仅是要展现这种斗争如何体现了艺术家与女性气质之间充满幻想、矛盾重重的关系，从而让前面的观点进一步复杂化。这一母题就是《包法利夫人》的核心主题，如安德烈亚斯·许森所言，福楼拜作为现代主义奠基人的地位，正是“建立在对爱玛·包法利阅读趣味毫不妥协的批判之上”【43】。
女性阅读习惯被认为缺乏批判性，过度情绪化，这种非难当然由来已久。18世纪就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小说作为一种专写浪漫爱情的文类开始流行，这让人们很担心小说对容易受感染的女性读者造成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描述的相互对立但又具有辩证联系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出现，关于女性阅读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44】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变得日益低廉和高效，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阅读的公众群体不断扩大，这些都使得通俗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与此同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深奥的信念和创作实践，使自己尽量远离这种粗俗低下、哗众取宠的新型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划分，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性别潜文本（subtext）；“文化价值的再度男性化”就发生在19世纪晚期，这段时期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他们崇尚的是一种疏离的、不重感情的美学立场，它显然被认为比通俗小说中的女性感伤主义更加高级。【45】
爱玛·包法利对购物的疯狂，象征性地表现了她未获满足的欲望，虽然这显然与我之前的讨论相关，但现在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话题，思考一下消费和阅读之间的关系。从经济意义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与其他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一样，文学也日益融入了商品文化，它的生产和流通不可避免地受到利润动机的驱使。但令人惊讶的是，文学消费总是从经济领域隐秘地转换到象征领域，消费不仅仅是指买卖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易，而且指向一系列关于大众读者的看法，将读者当成不加批判地消极接受文学作品的受众。换句话说，“消费”一词的贬义被运用到审美范畴内，以维护文学价值和文化权威的等级观。生产高于消费的二元论早已经存在，它被用来区分需要智力劳动的高雅艺术，以及追究盲目快乐和逃避主义的流行小说。
“消费”一本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探究了一些关于消费的内涵，它们与嘴巴和性虐有关，涉及并入和毁灭的幻想。这些比喻反复出现在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中，如拉里·里格斯（larry riggs）的这句话：“从修道院里老佣人对冒险小说‘大快朵颐’（她也鼓励女孩子们读），到爱玛对时尚杂志的‘饕餮’，再到她最后吞服的砒霜，这些事件就像是一次次宴席，可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关于包法利式消费的个案研究。”【46】如此一来，文学被简化为食物之事；阅读成为一种饮食方式。这不是里格斯的一家之言，比如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也指出了爱玛对浪漫小说的“暴饮暴食”【47】。令人惊叹的是，口嘴比喻被如此频繁地用来描述阅读的过程，尽管有时候这些比喻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类读者。如贾尼丝·拉德韦（jan radway）所指出的那样，经常使用这类比喻的主要是那些流行小说的批评者，他们从消化、归并、吸收这些生物过程中提取比喻，将非智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文化实践贬低为对本能需求的近乎机械式的满足。【48】
我引用的都是当代批评家对《包法利夫人》的批评，而不是对福楼拜本人的批评。然而，我并非要质疑这些言论的准确性——相反，它们很好地传达了爱玛对文学的感受——我要质疑的，其实是他们对福楼拜作品中嵌入的意识形态的不假思索的认可。人们对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存在着一个批评的传统，除了个别真知灼见之外，大多数读者对她的反应是想拥有她，或者是鄙夷她，再或是让她去性别化，这些阐释说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力，人们习惯于将文学性定义为女性为代表的商品文化的反面。拉里·里格斯所说的爱玛“极度功利的浪漫主义”，就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审美的固有假设。这种说法看上去充满悖论：浪漫主义中唯心主义的、精神化的冲动似乎与讲究实际、崇尚使用价值的社会观念截然相反。然而，正是这种唯心主义和工具性的矛盾结合，以及这种渴望超验和市井旮旯的结合，才使爱玛·包法利成为热爱阅读的女性的原型。
爱玛文学品味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是显而易见的。跟娜娜一样，她喜欢文学中的乌托邦和理想主义，将之视为逃遁到美好世界的方式。作为一个外省医生的妻子，她寻求着那些与她平凡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的新奇场景，她渴望一种浪漫的崇高，渴望夸张的情感和过度的激情。福楼拜对她少女时期读的书做了一番冰冷的描述。“书里讲的总是恋爱的故事，多情的男女，逼得走投无路、在孤零零的亭子里晕倒的贵妇人，每到一个驿站都要遭到毒害的马车夫，每一页都疲于奔命的马匹，阴暗的树林，内心的骚动，发不完的誓言，剪不断的呜咽，流不尽的泪，亲不完的吻，月下的小船，林中的夜莺，情郎勇敢得像狮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49】
这里，通俗罗曼司中的那些过度夸张的桥段被作者加以反讽，表现为一系列的常规故事的重复；通过将叙事变成一张张清单列表，叙事者显然将戏剧冲突和情节中那些诱人的元素削弱了，并使之变得荒诞。作者没有呈现一个有意义的有机整体，而是让碎片化的文本变成随意并置的语义单元，在各种不同地点无休止地重复讲述。这些充满异域感和逃离色彩的刻板情景，构成了成年爱玛的幻想基础，她试图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换成罗曼蒂克爱情的文学密码，从而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然而，爱玛忘记了这些故事根本就是屡见不鲜；对她而言，这些情节体现了绝对的、理想的充盈，衬托出现实的匮乏。“爱玛试着搞懂书中的至福、激情、狂喜这些词到底在生活中是什么意思，对她来说，它们在书本里显得是那么美妙。”【50】
虽然一些评论家认为，爱玛所选择的糟糕读物显然是现代大众市场上那些情爱小说的鼻祖，但也有评论家不那么武断地评价她的阅读，而是认为她对于超越的欲望其实并无别的释放渠道。因此，贝尔萨尼指出，爱玛的阅读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化冲动”，而埃里克·甘斯（eric gans）则指出，在福楼拜笔下那个无限平庸的世界里，“爱玛的渴望是唯一可能的超越形式，是唯一可能的宗教”【51】。这些观点与最近兴起的对大众文学的辩护一脉相承，批评家开始看到这些作品中的乌托邦元素，认为即使最平庸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和，它们也可以是一种抵抗，表达了对现状的拒绝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52】爱玛身陷贫瘠而狭隘的环境中，她的性别决定了她没有什么社会选择权，所以只能通过所阅读的文本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正如罗斯玛丽·劳埃德（rosemary lloyd）所指出的，这些文本实际上比批评家想的更为多样化，它们包括巴尔扎克，沃尔特·司各特，欧仁·苏（eugène sue）的作品，还包括各种不知名的大众情爱小说、版画和女性杂志。【53】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不是爱玛读了什么，而是她怎么读；她对文本的消费有效地消除了文本之间的一切美学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与其说《包法利夫人》是关于小说本身的负面影响的，不如说是关于特定阅读方式的危险的。正如前面引文所指出的，爱玛将小说提炼成一系列随机的场景，一连串不相关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它们既是高度具体的——如潟湖、瑞士小屋、苏格兰小屋——也是充满暗示的。卡拉·彼得森（carla peterson）指出，她的阅读是一种不断分裂文本，使之碎片化的过程，文学作品被简化为孤立的情节碎片和可供模仿的范例。【54】
通过将丰富的语义和神秘的充盈归结于一些去语境化的、自由漂浮的形象，爱玛不可思议地预见了20世纪大众传媒文化的样态和时尚生活的营销形式，它们和“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理论描述的如出一辙。
换言之，福楼拜不希望读者以爱玛的那种方式来读他写的小说。如果作者试图通过细腻的组合和精巧的晦涩风格来阻断读者的期待，爱玛反过来又通过否定文学形式的中介权威，将风格转化为内容。她只求字面意思，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只寻找她能认同的奇特意象。审美价值被降格为情感的使用价值；文学仅仅是一种激发情感和情色的手段。爱玛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外省无聊生活的束缚，于是去书中寻找那些描绘浪漫诱人的生活的文字，去找她的生活中极度缺乏的东西。“她订阅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沙龙仙女》，她如饥似渴、一字不落地读关于剧场首演、赛马、社交晚会的报道……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55】
因此，爱玛对审美超越性的渴望在小说中只是相对的，因为它与女性情感和感官冲动之间是未经中介的关系；她向往的崇高是感伤化的，而非丰碑化的。当爱玛年轻时表现出对宗教象征物的兴趣时，这个母题就已经有明显体现了，其特点是不能区分复杂的精神渴望与肤浅的感官享乐。福楼拜写道：“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为了文学迸发的激情，她用这种性格去对抗信仰的神秘性，因为这样就能对抗与她的秉性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56】功利性地利用文化形式去满足眼前的主观需求，这成了爱玛性格的标志：“她要求事物必须投其所好；凡是不能立刻满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认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于艺术，她寻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57】如纳撒尼尔·温（nathaniel wing）所言，爱玛不仅是“资产阶级情感”的象征，也是女性情感的象征，关于利润和功用的词汇常常和情动与感伤同时出现，这颇能说明问题。【58】因此，爱玛的浪漫被刻画成一种堕落的浪漫，根植于眼前的情感渴望和肉体欲望，没有实现精神层面自我超越的动力。就像爱玛年轻时喜欢教堂是因为鲜花，她对文学的兴趣也仅仅因为它“迸发的激情”。
这里暗示的隐含评判标准，正是康德关于非功利性审美的理想，它将审美判断置于所有功利计算和感官冲动之外。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本身，与特定主体的偶然欲望和需要毫不相干。在福楼拜的文学理念中，可窥见康德的这一思想，福楼拜疯狂崇拜的是作家的冷静（impassibilité）、作品的清晰和风格的完美，他梦想有朝一日写出“一本关于空无的书”。这种将艺术与生活完全割裂的观点，当然一直颇受争议，因为艺术家和作家尝试恢复艺术在伦理和政治上的目的性。然而，福楼拜笔下独特的女性气质，其实是一种对使用价值的审美，它的基础是感官兴趣，而非认知。之所以要打破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和人性（尽管现实主义美学是这么想的），而是为了在文本提供的欢愉中进一步丢失自我。
在爱玛去鲁昂歌剧院看《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的那段描写中，作者想探究的是女人对情感认同的易感性，以及在激情中的自我放纵。爱玛立刻将自己与女主人的命运做了对比，这使她忧伤地反思自身存在的悲剧性和局限性。她试图保持超然冷静，但很快就被演出冲昏了头脑，她把男演员与他扮演的角色混为一谈，把她在情人身上未能获得满足的浪漫渴望都投射到男主角身上。“她真想扑到他的怀抱里，寻求他的力量保护，就像他是爱情的化身一样。她要对他说，要对他喊：‘带我走！把我带走！让我们走吧！我朝思暮想的，都是你！’”【59】爱玛把自己投射到文本中，只是为了能在文本中放纵自己，让欲望之海淹埋身份的界限。她愈发疯狂的情色欲望，既是关于性爱的，又是关于文本的，体现了一种不成熟的渴望，渴望将自己与真实和虚构的他者融合在一起。【60】
这样的情节暗示女人对艺术的反应是出于自恋症：女人是典型的幼稚型读者，不具备区分文本和生活的能力。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这一点，例如在龚古尔兄弟的杂志上有如下这段话：“今晚，公主说：‘我只喜欢自己能成为女主角的小说。’这是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了女人是如何评价小说的。”【61】因为女性读者无法实现想象和思想的跨越去欣赏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她们把文本当成镜子，在镜子里她们同时发现并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爱玛·包法利分不清现实和虚构，她成了那些梦想成为爱情故事女主角的现代读者的原型。女人渴望成为或者认同再现的对象，因而打破了真正的审美沉思应保持的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感。【62】
当然，在把《包法利夫人》解读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意识形态的症候时，我也可能会受到一种指责，即我对小说的读法是和爱玛一样的，我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暴露出的，要么是故意为之的盲目，要么是无意识的愚蠢。许多批评家认为，福楼拜的小说似乎在谴责爱玛的粗俗和自恋，但实际上它包含众多的镜渊（mises en ab me），消解了它所似乎宣称的主张。福楼拜对女性气质的认同是矛盾的，这可以从他的书信及叙述视角的不确定性上体现出来，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观点。然而，认同（identification）并不是自动地否定施虐狂式的距离化（distantiation），而可能实际上加强了这种距离化，对此我会在下一章详细说明。尽管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所言，福楼拜的小说中共情与反讽确实同时存在【63】，但一个女性主义读者可能更容易注意到反讽，而非共情，尤其是当小说中的叙述者对爱玛的阅读方式做出相对确凿的评价时。
此外，这些论点往往不只是在（无懈可击地）说文本具有多重含义。相反，它们反复强调《包法利夫人》拒绝屈从于任何一种可辨的意识形态立场，这又以可预见的方式物化了艺术作品的光晕。当然，这部小说的审美意识形态就是这么一种主张，即福楼拜的创作代表的是真正的现代性，而爱玛的阅读是幼稚的。有些评论家声称福楼拜的小说颠覆了这种差异性，因为作品承认了它与批判对象的共谋，但这样一来只是在更高层次上强化了这种对立；小说的这种自我意识本身现在成为一把真实文学性的标尺，用于区分《包法利夫人》和那些教条主义的、意义单一的文本。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认为，这些争论并不仅仅是关于所讨论的文本的，它们也是“在虔诚地实践学科的自证性，显示出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64】。不断地把能指提到所指之上，不断地把复杂的形式提到（女性化的）琐碎内容之上，这样就能为文学的专业化进行辩护，从而进一步巩固文学的正典和特定的阅读实践方式。
女性化消费美学的幽灵正是要否定文学行业的专业化地位。女性读者将文学作为自我陶醉和自我放纵的手段，否定了文学的自主性，打破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对文本的象征式消费就好比对物品的实在享用，比如食物；文本也是为了满足食欲，它会融入人体，也会被耗尽。不加评判地吞食小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现象，因为它否定了文学物品的自主性；因为女性缺少对作品艺术光晕的敬意，所以她们的欲望瓦解了既定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异和分化，由此否定了审美的独特性及价值。因此，爱玛的阅读可能会破坏福楼拜本人的个人和社会身份的基础。
这种强迫性的阅读反过来会引起女性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女性读者受书上文字的诱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因为她们无法去模仿她们甘之如饴的小说情节。因此，评论家们指出，爱玛的欲望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阳刚之气”，因为她想把她真正的爱人利昂改变成她梦想中的理想英雄。浪漫小说给女人灌输了夸张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她们因此可能去寻求将之付诸实现。于是，《包法利夫人》再次揶揄但同时加强了关于小说对女性危险影响的悠久传统。詹恩·马特洛克（jann matlock）最近对法国女性的阅读历史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发现：“妻子对巴尔扎克、欧仁·苏、大仲马、苏利耶（soulié）、乔治·桑小说中的激情描写和戏剧场景上了瘾，于是欲望开始折磨她——她又反过来折磨不能满足她的那个男人。长篇小说（roman-feuilleton）让她觉得生活了无生趣，厌恶女性职责，变得不切实际。她将变成‘folle du logis’（火炉边的疯女人），‘那种邪恶文学作品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夸张’让她冲昏了头脑。更糟糕的是，她开始按照她读的那些小说去生活。”【65】
人们认为女性气质具有“反分化”的冲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总是把女性和现代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女人不能区分艺术和生活”，“她们混淆了美学和色情”，这些说法在日益广泛的消费文化中得到了普及，而日常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现在都已浸淫在消费文化中，并被其文本化。女性无法保持审美距离，这在她们对小说的贪婪消费中得到了体现，从而使她们对市场营销传播的虚幻承诺和迷人形象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她们对浪漫爱情故事的阅读偏好，使她们成为消费文化的理想对象，因为消费文化的驱动力正是源自模糊的渴望和无法满足的欲望，源自不断缩小真实愉悦和想象性愉悦之间差异的努力。
因此，尽管女人的欲望是来自情感和身体的需要，但这种欲望并没有被看作社会规范之外真实的力比多欲望空间。相反，她们缺乏距离感和自律性，这只会让她们更容易接受商品文化中流通的那些间接形象；她们的渴望是不真实的，只是对他者欲望的复制。现代消费的经济逻辑鼓励人们将情感和情色投入商品中，以加强商品的救赎力量，而小说中大量复制的浪漫爱情意象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那种光鲜的富贵生活的诱惑力。所以，浪漫爱情与金钱、感情与经济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女性想象中它们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福楼拜这样描述他的女主人公：“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快乐，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66】《包法利夫人》暗示的是，女人读书的情景——这原本是女人私密自我的一般再现——实际上却象征着现代性中欲望主体性的社会生产。这种归因于女人身上的浪漫化的感伤欲望，并不是历史上过时的情感结构的残余，而是现代消费文化运作中的关键要素。
复杂的消费
伊丽莎白·威尔逊在批评根深蒂固的时尚观和消费观时，这样描述其中的潜规则：“消费主义成了一种强迫性的行为方式，我们几乎无法有意识地控制消费。按照这种清教式的观念，我们受到了两面夹击，一面是市场的要求，另一面是无意识的涌动，而这种无意识的欲望是被我们的文化曲解和否定的。”【67】我的讨论探究了为什么女性作为消费者的形象在反乌托邦的现代观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社会分工使女人成为受“市场要求”影响的主要群体，这一点从广告商和零售商的销售技巧就可以看出来。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人们将女人与自然和原始欲望联系在一起，这更加促使人们将消费与女性的冲动和非理性等同起来。考虑到资产阶级的男性气概往往与理性和自我克制画等号，作家主要是要通过对消费女性的再现，来批判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庸俗物质主义。
然而，如果说女性形象是一种载体，它表达了人们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的矛盾态度，那么也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也为表达厌女症的态度提供了借口。换句话说，对消费的性别化仍然是评价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核心。尽管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女性消费解读为以刺激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副产品，但这种阐释并不能说明女性欲望被赋予的独特和矛盾的社会意义。【68】然而，如果把这种欲望看作对基于父权制压迫的象征秩序的抵制，那就等于忽视了消费资本主义如何在其自身通过生产无限欲望的主体，来削弱这种压迫逻辑的父权制。功能主义以单一经济模式来解释文化实践，女性主义者则向往纯粹的抵抗空间，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真正应该做的是去反思资本主义与父权逻辑之间既互相矛盾又互相对应的地方。
在这个方面，中产阶级女性与消费结盟的政治后果是很复杂的。一些人认为，消费主义的兴起具有潜在的民主化效应，因为它确认了不同个体在消费者身份中的抽象平等。尽管这种看法显然没有考虑到（而且确实模糊了）消费群体之间实际上的经济不平等，但是消费文化确实帮助打破了那些看似自然的固有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通过控制个人的合法欲望，限定了群体的社会地位。【69】这一观点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即认为资本主义以激进解放的方式，消解了传统和机体中的社会纽带。现代货币经济证明了这样一种抽象的等价逻辑，即社会不平等越来越被视为源自财富的量化程度，而不是源自一成不变的、上帝决定的等级差异。
这些观点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女性消费主义。显然，在对物质商品的渴望和对经济政治权力的渴望之间，并没有什么清晰牢靠的界限。19世纪末对中产阶级女性消费者的询唤，毫无疑问与女性日益提高的期待和日益高涨的政治要求息息相关。的确，我们可以认为消费经济的增长与女性公共自由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哪怕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经常通过建构另一种理性的女性消费者，来挑战本章所说的女性气质的形象。【70】例如威廉·r. 利奇（william r. leach）考察了早期美国女性主义与消费文化兴起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在消费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一切都还令人欢欣鼓舞，百货商店在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女性认为她们发现了一种更令人兴奋、更吸引人的生活，这意味着由消费者母体重塑的自由。她们参与到消费体验当中，挑战且颠覆了传统上对女性气质的理解——依赖、被动、虔诚、顾家、贞洁、哺育。大众消费文化为女性带来了一种新的性别定义，它为与男人相似的个人表达开辟了空间，这种定义与过去继承的那种定义之间形成了张力。【71】
这种阐释有效地纠正了对消费主义的一般指责，它指出了消费主义可能带来的解放性力量，尽管它只是解放了少数女性。然而，它也过分强调了现代性的平等化逻辑，低估了非经济的社会分化形式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其中性别和种族是最鲜明的两个例子。【72】现代消费者的形象，在当时经济理论家的话语中往往是非实体的抽象范畴，但事实上它有多重象征意义，这些意义往往将性别差异重新自然化，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方面，我所讨论的文本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具有模棱两可的意义。这些小说将消费中的审美、情色和经济维度凸显了出来，暗示性地探讨了社会经济变化与新兴的性别化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商品不仅被揭示为物质的客体，还成为复杂的象征性物件，其社会意义源自现代经验中特有的那种散漫的不满和模糊的渴望。然而，对消费型女性气质的文学再现也揭示了处于经济边缘的知识分子的焦虑，他们面对的是日益蔓延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将中产阶级女性指认为消费者，这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女性气质符号获得了新的显著性，同时也强调了感官、奢侈和情感满足，使之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公共领域的这种女性化显然对资产阶级男性构成了威胁，他们的精神与社会身份是通过自我克制的道德观和对女性情感的拒斥而获得的，他们的职业地位是建立在与市场多少有些矛盾的关系之上。因此，对不可控的女性欲望的恐惧，与“资本主义扩张导致过度享乐主义”这一悲观看法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对全面消费的女性的反乌托邦想象。
这样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男人跟消费格格不入，而不是假设现代性的女性化以任何直接的方式给女性带来了解放。正如我所指出的，消费主义的兴起与19世纪后半期中产阶级妇女日益增长的公共自由有关；更宽泛地说，“奢侈品的民主化”使人们获得了新的体验、快乐和物品，而这些是前现代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到的。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提倡欲望的个体化，这使得女性能够不顾传统父权制的禁令，大胆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便百货商店在家庭之外提供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型公共空间。然而，这种相对的赋权是与加诸性别化身份的新限制相伴而生的。消费文化不仅让女性受到情色化女性气质的规范约束（这种女性气质鼓励女性不断地自我监控），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渠道，让各种不同的欲望形式转换为一种购买更多商品的迫切之事。尽管现代性文化体现了对某些欲望型女性气质的传统束缚的松绑，但它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控制网络，只是更隐晦罢了。
【1】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 227.
【2】“梦境”一词，取自rosalind williams,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现代性体现了对社会的“复魅”而非“去魅”，“梦境”当然对这一理解十分重要。参见susan buck-morss, “dream world of mass culture,”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从消费概念重新审视历史的近期作品，包括grant mccracken,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 chandra mukerji, from graven images: patterns of modern mat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williams, dream worlds, p. 308.
【4】尤当参见, mica nava, “consumer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及“consumerism reconsidered: buying and power,” in nava, changing cultures: feminism, youth, and consumerism (london: sage, 1992).
【5】参见，如，patricia williams,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 3.
【6】mary ann doane, the desire to desire: the woman's film of the 1940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2.
【7】paul morand，转引自williams, dream worlds, p. 60. 有关英法两国万国工业博览会的详述, 请参见 thomas richards, the commodity culture of victorian england: advertising and spectacle, 1851-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以及deborah silverman, art nouveau in fin-de-siècle france: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sty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8】gail reekie, temptations: sex, selling,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3), p. 16.
【9】elaine s. abelson, when ladies go a-thieving: middle-class shoplifters in the victorian department st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1.
【10】引文选自以下译著: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ed. and trans. paul de man (new york: norton, 1965); emile zola, nana, trans. george holde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以及emile zola, the ladies' paradi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1】williams, dream worlds, pp. 11-12.
【12】reekie, temptations, p. xii.
【13】除了里基和埃布尔森（abelson）, 也请参见elizabe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rachel bowlby,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dreiser, gissing, and zola (new york: methuen, 1985); rémy g. saisselin, bricabracomania: the bourgeois and the bibelo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以及 william r. leach, “tranormations in a culture of consumption: women and department stores, 1890-1925,”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1, 2 (1984): 319-342.
【14】参见书中注释，“口袋书”丛书（livre de poche）版的au bonheur des dames(paris: fasquelle, 1984), p. 491.
【15】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p. 150.
【16】paul dubuisso, 转引自michael miller, the bo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29.
【17】有关行窃的论述, 请参见 abelson, when ladies go a-thieving; miller, the bon marché, pp. 197-205; leslie camhi, “stealing femininity: department store kleptomania as sexual disorder,” differences, 5, 1 (1993): 26-50; 以及 ann-louise shapiro, “disorderly bodies / disorderly acts: medical discourse and the female criminal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genders, 4 (1989): 68-86.
【18】zola, the ladies' paradise, p. 98.
【19】griselda pollock,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sm, femininity,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67.
【20】bowlby, just looking, pp. 29-32.
【21】zola, the ladies' paradise, pp. 69-70.
【22】出自左拉先前的草稿, 转引自对《妇女乐园》的评价,第490页。
【23】参见 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new york: methuen, 1985), ch. 2, 以及 jan cohn, romance and the erotics of proper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参见 miller, the bon marché, pp. 194-198.
【25】参见，如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 1: women, floods, bodies,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关于法国的历史语境，参见susanna barrows,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关于左拉的专门讨论, 参见naomi schor, zola's crowd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6】zola, the ladies' paradise, p. 214.
【27】ibid., p. 236.
【28】如埃布尔森提到的，关于女性购物债台高筑而丈夫拒绝付账的讨论屡见报端。参见when ladies go a-thieving, p. 56.
【29】peter brooks, “storied bodies, or nana at last unveil'd,” critical inquiry, 16, 1 (1989): 8.
【30】zola, nana, p. 439.
【31】参见patr petro, joyless streets: women and melodramatic representation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有关英语中“消费”的词源, 参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3),有关法语中“消费”的词源,参见rosalind williams, dream worlds, pp. 5-7.
【33】zola, nana, pp. 409-410.
【34】参见 charles bernheimer, figures of ill-repute: representing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01.
【35】zola, nana, p. 434.
【36】bram dijkstra, 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ècle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66.
【37】参见，如 g. j. barker-benfield, “the spermatic economy: a nineteenth century view of sex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michael gord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以及 lawrence birken, consuming desire: sexual 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ulture of abundance, 1871-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2.
【38】zola, nana, p. 298.
【39】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p. 85-90. 尽管作者到了该书结尾才表明自己的分析具有性别内涵，但是该书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消费的读本，非常值得推荐。
【40】zola, nana, p. 336.
【41】naomi schor, “idealism and the novel: recanonizing sand,” yale french studies, 75 (1988): 56-73.
【42】关于这一点，请参见 dominick lacapra, madame bovary on tri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43】huyssen, “mass culture as woman,” p. 45.
【44】fredric jameson, “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 social text, 1 (1979): 130-148.关于读小说的害处, 参见 peter de bolla, the discourse of the sublime: readings in history, aesthetics, and the subjec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p. 252-278, 以及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pp. 26-27.
【45】参见 huyssen, “mass culture as woman”; kirsten drotner, “intensities of feeling: modernity, melodrama, and adolescen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8, 1 (1991): 57-87; terry lovell, consuming fiction (london: verso, 1987); christine gledhill, “the melodramatic field: an investigation,” in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studies in melo-drama and the woman's film, ed. christine gledhill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7), p. 34.
【46】larry riggs, “bovarysme reconsidered: self-promotion, commercialized print, and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culture,” in east meets west: homage to edgar c. knowlton, jr., ed. roger l. hadlich and j. d. ellswor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988), p. 235.
【47】leo bersani, a future for astyanax: character and desire in litera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6), p. 92.
【48】jan radway, “reading is not eating: mass-produced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metaphor,” book research quarterly, 2, 3 (1986): 10-11. 另参见， james strachey, “some unconscious factors in r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1 (1930): 322-331.
【49】flaubert, madame bovary, p. 26.
【50】ibid., p. 24.
【51】bersani, a future for astyanax, p. 93; eric gans, madame bovary: the end of romance (boston: g. k. hall, 1989), p. 44. 对于爱玛阅读的负面评价, 参见sarah webster goodwin, “libraries, kitsch, and gender in madame bovary,” l'esprit créateur, 28, 1 (1988): 56-66.
【52】jameson, “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
【53】rosemary lloyd, madame bovary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 93.
【54】carla l. peterson, “madame bovary: dionysian rituals,” in emma bovary,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94), pp. 124-127.
【55】flaubert, madame bovary, p. 41.
【56】ibid.，p. 28.
【57】ibid.，p. 26.
【58】nathaniel wing, “emma's stories: narrative, repetition, and desire in madame bovary,”in bloom, emma bovary, p. 140.
【59】flaubert, madame bovary, p. 163.
【60】关于爱玛的自恋, 参见 michal peled ginsburg, flaubert writing: a study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 3; 关于融合的母题, 参见 leo bersani, “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 the hazards of literary fusion,”in gustave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8).
【61】pages from goncourt journal, ed. robert baldick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p. 136.
【62】显然，这一观点已不适用于当今时代。比如，关于伍迪·艾伦1985 年拍摄的电影《开罗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玛丽·安·多恩写道：“在意义体系里，女人总是被指定为天真烂漫的人设——这是一种拒绝再现过程、打破符号（意象）和现实之间对立的倾向……是亲近，而不是疏远、消极、过分投入和过度认同……这是使女人们能够成为凝视‘主体’的修辞。” (doane, the desire to desire, pp. 1-2.) 换言之，对于女性读者来说,美学已经简化为情色，是在情感上和肉体上对文本的回应; 她无法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去欣赏其形式特点和自觉性。我最近最喜欢的相关主题的小说是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恐怖小说《危情十日》（misery）。参见我的“kitsch, romance fiction, and male paranoia: stephen king meets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ed. terry lovell (london: edward elgar, in press).
【63】lacapra, madame bovary on trial, p. 59.
【64】bruce robbins, “modernism and literary realism: response,” in 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 ed. george levin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p. 227-228. 乔纳森·卡勒也提到对《包法利夫人》的形式主义解读往往太过拘泥于小节，将书中无关轻重的小事看作对女性的歧视。参见flaubert: the uses of uncertain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36-237.
【65】jann matlock, scenes of seduction: prostitution, hysteria, and reading differ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2. 马特洛克引用了天主教记者阿尔弗雷德·内特芒特（alfred nettement）的话。
【66】flaubert, madame bovary, p. 42.
【67】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p. 245.
【68】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更多近期的分析，如w benn michaels，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logic of naturalism: american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69】参见，birken, consuming desire, ch. 6.
【70】参见，如williams, dream worlds, pp. 307-308, 以及reekie, temptations, ch. 7。
【71】leach, “tranormations in a culture of consumption,” p. 342. 另请参阅martin pumphrey, “the flapper, the housewife, and the
of modernity,” cultural studies, 1, 2 (1987): 179-194.
【72】笔者并不认为种族与性别不会影响经济，而是说，不能单单用这些字眼来衡量它们的理据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