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构筑精神篇 第十二章 “田”字出头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常熟城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常熟新城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十几年前这儿根本没有城市，是一片低洼的水稻田。这片低洼水稻田，与常熟城虽只有几里之遥，可它把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距离间隔了几千年。

这不是一段普通的距离，它象征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所久存的那种城乡差异。这个差异对农民们来说是梦，是一个祖祖辈辈想圆而永远没能圆成的梦……

公元1980年，有一位庄稼汉异想天开地站出来说，要修一条康庄大道，把这水稻田和城市之间的距离，给彻底地抹掉。这个人就是李村的党支部书记杜根根。杜根根现在还是李村的党支部书记，不过他现在更多A被人称为“杜总”。因为他是农业部1995年公布的首批全国乡镇企业集团之一、拥有近3亿资产的“江苏申大工贸集团”的老总。

十几年前的杜根根站出来说要在常熟城东的水稻田和城市之间修一条康庄大道时，他的那双手除了年轻人天生的力气外，一无所有。这位顶天立地的庄稼汉当时面对别人的讥讽如此说：“我杜根根是什么都没有，但我有一把上方宝剑和一身力气。上方宝剑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可以让我看到光明前途。一身力气，它能让我脚踏实地干。有这两样东西就不怕修不成这条路。”

杜根根修这条路的时候除他李村人支持外，其他的夕阱寸人都以为杜根根犯毛病了。你想，从李村到常熟城最近的地方也有3里多路，而且中间是别人的领地。这等于说，杜根根是想从别人身上躺过去做想当城里人的美梦——当时一些人就这么讥笑他。

那些讥笑他的人是有自己道理的，因为他们都与李村的人一样，不知有多少先辈一直在常熟城边“头冲黄土背朝天”地耕种那片十年九涝的低洼水稻田，然而他们和他们的祖辈看着城里人过着｛不晒太阳不着雨的优越生活，却从不敢像杜根根与李村人那样，异想天开地痴心企盼也能与城里人并起并坐。几千年的农作，使庄稼人习惯性的迟钝变成了天性般的休呆与短见。

但事实上几年后那些讥笑杜根根的人，马上就明白了在修路问题上谁错谁对，谁有先见之明，谁是鼠目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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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就那么有趣儿，有时几百年几千年走不出一步路，有时一眨眼工夫却成了二重天。J

机遇和胆识是成功者必备的天资。而成功者总是有超人的胆识和把握机遇的目光。

“修，不管有多少困难，通往城里的这条路一定要修起来！”杜根根在社员大会上咬着牙关发誓。

“行，你拿钱来吧！”李村到城里的路必须跨越别人的领地，于是就有人提出你修路占了我的田，你杜根根就得赔。

杜根根心想，我把路修好了，你们比李村挨着城还近，最得利的是你们，噢，你们不仅不谢我，反还来敲我的竹杠？岂有此理！

嘘，那你就别修呀！

“路嘛是修定了。”杜根根说：“不过我们李村穷是出了名的。大队上全部的家当就那么一只办公桌、一间旧房子，如果你们要，可以全部搬走。”

“那值几个钱？不行，你修路占我多少良田？不补偿我怎么向社员交待？”

杜根根看看对方，觉得既可笑也又可怜，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讲了些实话。那时群众跟干部一样休呆的并非是少数。“好吧，我李村别的值钱的东西拿不出来，可有低洼水稻田里打出的大米。”杜根根说。

“这不成了么，米就是钱么。”

李村跟邻队的条件就这么谈定了。于是杜根根便率领全村所有壮劳力包括妇女在内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修路大战、那情景对农民们来说是十分熟悉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学大寨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这回李村的男女老少干的劲头可跟过去大不一样，他们心里清楚这回杜书记是诚心诚意让咱乡下人往城里奔——虽然他们并不全然明白杜根根修这条路的根本意义，可有一点他们明白就足够了，那就是这条大路一旦修好全村人就再不为骑自行车倒在水稻田里而赌气了，再就是上城里就像进自个儿家门一样方便了石那时的村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条通往城里的大路，日后给他们带去的是从天而降的推不开的滚滚财路和从此结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过上比城里人还强几倍的好日子。也许这一切的一切当时只有领头人杜根根清楚。

杜根根说，路是为大伙修的，也是为咱李村后辈人修的，队上目前穷，拿不出啥来补偿大伙的，所以不记工分。

村民们说，不记就不记，只要你杜书记领的道对，不记工分算啥！

杜根根听后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说我当大队干部也十来年了，没让大伙、没让咱李村翻过身，这责任上面有，我杜根根也有。现今党号召改革开放，咱们李村人再不能像前辈们几千年守着一亩三分水稻田走不到城边，我杜根根没啥报答大伙的，我先给大伙鞠个躬。说着，这位像铁塔一样的汉子当着众乡亲的面，深深地弯下了腰·”’“

不记工分——但李村人照旧比学赶帮超。

不给饭吃－他们自带饭盒，另加一碗井水。

路终于修好了，从年初一开工一直修到大年三十。来年新春，全村村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喜气洋洋地进了城，大伙见面的第一句都说：“这哪是进城，·倒像是在自家屋里跨门槛——抬下腿就得了！”

哈哈哈，这路修得值！

值一一这时的杜根根也在说值，但他却没有村民们说的那么轻松愉快‘为这路，他刚又不得不“出血”请交通部们的头头脑脑门“咪西咪西”了一顿，人家的理由是你们李村修这么淤条私堪的大路，中间有那么好几条桥，得事先审报呀！你杜根根没审报就是违章违法，得，先罚款吧。杜根根心想，我和全村人饿着肚子修路，哪儿有一分钱呀？得，请客吃一顿饭吧。酒宴上杜根根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脸上却堆满了让人看上去全是愉快的笑。

为这路，他和全村人收紧裤腰带，连续三年每年给人家送去8000斤大米——赔人家的！还有许多许多冤屈的事，杜根根不想说。他说我谁都不怨，路是我们李村人要修的，啥冤啥屈自然是我们李村人担着么。

杜根根和李桥村人当时修路可以说是被人看作“发神经病”和冒天下之大不匙似的。但有谁能清楚杜根根是怎么想的吗？除了李村人恐怕没有了。

有了路，杜根根一下好像自己身上长出了翅膀。他把李村世代人不敢想的事做了鹉来。1982年，村上那片又小又破的布厂改成了与常熟城内的大纺织厂可以抗衡的新厂；1984年，杜根根又与市色织四厂协作办起了“四联染纱厂”。与此同时，村上集资24000元把生产队几间旧仓库改建成一个汽修厂——别小看这小打小闹，后来这个小汽修厂滚雪球似的发展，到现在已是江苏省挂得上名的“一类企业”，年客车修理量达7000多辆（次），成为李村一大支柱产业……而杜根根明白，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他们含辛茹苦修了那条路后的缘故。

有了路，杜根根感到自己一下与外面的世界近了。正当别人还坐在田埂上等着李村人送来每年8000斤大米的“修路赔款”时，杜根根则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拼命往自己家门牵龙引凤，联姻结盟。忽有一天，常熟城要新规划，一位主管副市长从城南转到城北，又从城北转到城西。当他走到城东时，一望那条从李村延伸而出的宽阔道路，会心一笑，然而拿起大笔奋然一挥：“就在这儿建个工业开发区！”

这下城东可沸腾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自己踩的土地却将成为“黄金地”，忙着左右规划、前后样板时，杜根根则在他修的那条“李石路”上，树起了一块又高又大的“李桥工业城”大牌子。这个由村级农民办起的“工业城”，它既是现代化常熟城的“城外城”，也是我国最早的中小型城市的工业开发区。

从那天起，杜根根这位立志要当“荣毅仁第二”的农民实业家，真正伸开了他那“田”字出头的两只巨臂……

1993年12月15日，一个集纺织、机械、化工、房产、商业、贸易等十几个产业为一体的名曰“申大”的集团公司在李村诞生。

“申大”，一个响亮的名字。

“申大”，一个寄予世代农民希望的名字。

当我面对如今已是全国闻名的“申大”公司的创始人杜根根，请他谈谈当初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名字时，他豪气十足地告诉我，“田”中间一竖加长成“申”字，象征我们种田人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总算有了出人头地、顶天立地的机会和大好时光；由“人”字加一横的“大”字，表示李桥人立誓从一根扁担起家办大事、创大业的雄心壮志。

听，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声音！

北山夫子尚遗叶，

南国文章叹倒澜。

栖鹤丽龟留射圃，

眠龙变石护桐棺。

千秋风气开吴会，

六艺渊源祖杏坛。

一瓣心香除礼揭，

瑶禅独立久盘桓。‘

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闻一多先生在游常熟时所感的一首七律诗言。“闻公感慨常熟这块人杰地灵之地是“南国文章叹倒澜”，用在今天的常熟市场经济中形容那般后浪推前浪几“浪高井浪的壮蒯潮势实不过分。

在进入成熟阶段后的常熟市场经济特色中，有一个明晰而显著。的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与追寻的，那就是大批以集团型、名牌型优势汇合而成的巨澜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出击着国内外市场，并正在更高层次上体现着常熟经济的持续高速和不可战胜性。

今天常熟人做的“南国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中国民族工业立志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的方向和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可能最终走出困境的‘个值得借鉴的经验。而常熟人做下的这些文章，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里的农民们要使自己真正成为“田”字出头的一代历史开拓者。

这也是我留在本书最后向广大读者所要叙述的精采部分——

欣格现象：一个“雄”牌使整个上海滩

的男人们为之倾倒

常熟的东张小镇真值得好好书一笔，这是因为这个小镇上有那么几个商人、几家企业把堂堂大上海“搅”得啼里哗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东张有领导全国休闲服装潮流的“圣达菲”、使常熟多了个“‘红木之乡”雅称的在国内外独占鳌头的红木家具和立体种植高效农业等称雄市场的“拳头”产品外，还有一个驰名品牌——欣格制衣公司的“雄”牌男西服。

也许像北京等北方城市的人，还不太熟悉那个完完全全是男性化品味的“雄”牌男西服，但在上海等南方城市，这“雄”牌简直就像当年法国影星阿兰德隆演的“佐罗”那样，让所有男人们感到了自己是个男人了的那种自豪——这一点上海男性公民们尤为感谢常熟人，因为在这之前本来就被女人们“管”得太娘姨腔的他们自从有了“雄”牌后，瞬间变得英俊健悍而由此叫女人们刮目相看。

上海男人们感谢常熟人出了个“雄”牌，是可以从他们实际行动中找到答案的：

有人在我采访时拿出一张19％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给我看。那上面有一份占据了约半个版面的一张“1995年度上海市60家亿元专业商场重点商品男西服销售量排行榜”——这种以国际标准形式的测定企业或产品在市场占有率的做法，如今在中国也悄然时兴起来。当常熟人自豪地将16个男西服品牌的销售排行榜名次指给我看时，我确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在这16个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等大众媒体上看到的名品中，“雄”牌赫然醒目地占了第一名。不仅如此，“雄”牌在其16个品牌总销售量中独占20％的份额！

啧啧，难怪在上海男人中有“不穿雄牌不算男”的说法。

为了证实我也是一名男性公民，我力争主人让我到趟生产“雄”牌的常熟东张镇欣格制衣公司——结果我自然如愿以偿。然而叫我吃惊的不仅仅是这儿的服装令我顿生几分帅气，而是欣格人创造的“欣格现象”，使人思而悟之。

在欣格公司，我没能见到颇有传奇色彩的总经理吕建国。负责接待的是现任副总经理、“雄”牌总设计师之一的徐惠国先生。徐说他们的“老总”大部分时间不在厂里呆着，主要跑外销。他们“欣格”虽为全国男西服销售第一的“中国公认名牌产品”企业（1995年评定），但管理人员却只有5个人。总经理负责外面销售，一名副总经理在家管生产，另一名副总经理跑原料，其余便是两位财务。在称雄中国服装业的欣格总部，我们可以看到花园式的厂区和现代化的生产车间，但却没有看到“总经理办公室”的豪华气派。所有管理人员挤在一间20来平米的房子内一起办公，所有“老总”既为厂的决策领导，又为生产销售的业务人员。这种紧张而简明的工作氛围，实在很值得我们那些常年生产亏损却十分讲排场的企业与单位学习借鉴。

徐惠国说，我们几位厂领导之所以这样做，尸方面彻底省去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厂长经理可以直接对自己分管的一摊工作插到底，职责分明。另一方面十分有利提高工作效率，一件在其它企业可能转几道弯的事，在我们这儿彼此只要，两句话就解决了。

你似乎对我们这么大销售量的服装企业仅有几位“光杆司令”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们的市场销售部无论从人员还是从气派上，要比我们总部不知强多少倍呢！看得出，欣格人的兴奋点都在市场上。徐惠国喜形于色地对我说，他们欣格公司共在全国重点大中城市设了二十几个专卖店，其营业面积和独特的“雄”牌形象包装无与伦比。你没有注意？我们欣格的广告要做就做在中央电视台最黄金时段的《榜上有名》里，我们的专卖店要设就设在那个城市最有影响的大商场……

打名牌，占市场——这是我们欣格人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雄一方所获得的最宝贵财富。一副儒将风度的徐惠国告诉我，他们“欣格”的前身是解放初期就办起来的一个乡办服装企业。在1992年创建“欣格”之前的近40年间，几经更名，厂长交替更换，加上陈旧的观念，死板的机制，企业始终不能有所作为。至1988年底，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亏空10多万。原来300来人的职工一下走掉了240多人。他和现在欣格公司的总经理吕建国都是这个厂当时留下的几名骨干，他们心疼地看着每况愈下的企业，开始寻觅一种新的出路。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吕建国和徐惠国这几位小裁缝出身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寻求了一家香港外资企业的合作，创建了今天已闻名服装界的“欣格”公司。

在改革开放、经济活跃的今天，建一个公司就像种一棵菜那么容易。但企业生存发展的方向却要比看一棵菜长大难得多。欣格公司成立后，把公司定在什么位无疑至关重要。吕建国和徐惠国他们认为，再走过去乡办企业专为别人做加工代理的生意已经没出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玩些小打小闹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那么只有最后一条路：打自己的牌子。自己的牌子怎么打？像欣格这样的乡办合资企业，别说在全国，就是在苏南地区也多如牛毛。更何况，纺织行业的市场竞争本来就已经够激烈的了，小小欣格公司要从零做起想跻身早已是满负荷的服装市场，突破点在何处？路仍然只有一条：打别人没有的名品牌子。商界有句名言，叫作做生意就得做两个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小孩。赚女人和小孩的钱是最容易也是最好做的生意。欣格公司是不是还去再去挤女人和小孩的服装市场呢？吕建国和徐惠国他们这回聪明地避开了这一常轨思路。这几位庄稼汉出身的男性公民，经过反复审视服装市场后认为：中国的服装市场上女性服装和童装已是万紫千红满园春，唯独男性服装总不能有所突破。从事裁缝工龄都在一二十年的这几位年轻人想，传统的男性服装在市场上除了夹克就是西装。夹克虽随便，但却不能使一些有身分的男公民在正规场合穿着随意。而传统的西装又讲求上下装、领带、皮鞋搭配，让人感到繁琐又不随便。“我们做男装休闲西服吧！”几位“小裁缝”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行，我们就攻名牌休闲男西装！”欣格公司的定位就这么被确定下来。

“既然想创名牌，就应该有个叫得响的名字。”

“是啊，叫什么呢？它应该既体现男性化，且是咱中国的男性化，又不能像时下那些洋不洋土不土的名儿……倒底该起啥呢？”几位庄稼汉沉默了。吕建国说，不着急，我们都回家好好想一夜，明早大伙一起再说说。

第二天，他们来得都挺早。一见面，就互相笑笑，然后手心对着手心放在了一起……

“哈哈哈……真是英雄略见所同。就这么定了——雄牌！”

“我们是‘雄’牌，我们是‘雄’牌，一定要走出东张，一定要占领市场……”。几位庄稼汉学着电视节目里的“我们是害虫”广告词，兴奋地宣告他们的“雄”牌服装诞生！

这是1993年初的事。

但是有了厂、有了服装牌子并不等于就已经取胜了，这之间与市场和名牌的距离，至少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先说牌子问题。

一个牌子能不能打得响关键是质量能否过得硬、为此，吕建国他们引进了最能代表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流水线，并对工厂原来的各道工序全面进行了技术改造。其次是抓了原料进厂关，多采用以中高档为主的进口原料，从而保证面料的质量和创新；再是采用国际先进的名牌服装的质量标准和先进工艺，大抓建立和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做到不合格的原料不进厂，不合格的半成品不流入下道工序，不合格的产品绝不出厂门，顾客不满意的款式和无意损坏的服装全部原价回收。当年，欣格服装公司的“雄”牌休闲男西服在市场上一露面，便一鸣惊人。并在短短两年时间后，就获得国家权威部门授予的“中国公认名牌产品”和“江苏西服名牌产品”两项殊荣。

再说说欣格人的市场经。

在确立自己的产品已为名牌时，此时的吕建国他们清醒地看到，一个好的服装产品要想让消费者都能认识和都来买，市场形象和市场占有率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实施名牌战略是个系统工程，它既需要本身的质量，同时也需要一套卓越的营销手段。为此，他们又确定了占领制高点、新品竞亮相、服务创信誉等内容的营销战略。上海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第一大都市，且是代表中国服装最新潮流的市场。一个服装品牌在上海站住了脚，就等于在中国有了创名品的资本。欣格人决意把自己的“雄”牌休闲男西服投向素以女性服装称天下的上海市场争雄一番。他们一出手，就信心百倍地在代表上海一流水平的第一百货商店、华联商厦、东方商厦、国际商厦、人立制衣公司等30家名牌商厦堂堂入室。谁都没有想到，在那妮紫嫣红的服装世界里，这一夜间突然冒出来的“雄”牌以其简洁、随意、洒脱和自然的风格，一下征服了精明“好色”的上海人。特别是那些上海男人，一看到“雄”牌，简直全都趾高气扬地丢掉了往日的“娘姨腔”，他们穿起笔挺且又随意的休闲西装，仿佛浑身顿觉阳刚……那些日子里，上海的男人和上海的女人，不是丈夫拉着妻子就是妻子拉着丈夫往“欣格专卖厅”去争卖“雄”牌。一时间，许多商厦的“欣格专卖厅”内外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上海人似乎把买到一件“雄”牌西服当作自己或家人增添几分男性阳刚感的象征。在1995年夏天的第一百货商店“欣格专卖厅”里，曾连续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创造了一分钟卖出一件“雄”牌服装的纪录——这样的纪录恐怕在中国服装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欣格制衣，男人的性格”——这是我们熟悉的一句广告语。“雄，色牌服装仅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就雄踞上海，威震中华，足见吕建国他们几位庄稼汉为欣格公司选择的定位是正确的。同时在实施名牌战略中所采取的占据市场制高点等一系列行动也都收到了超出想象的效果。从欣格人第一次在市场上出手“雄”牌产品到今天，也就是一千多天时间。一千多天，这对一个企业来说似乎有人可能才刚刚搭起架子、刚刚摆好门面。可是欣格人却在这一千多天内用一个名牌，不仅牢牢占领了市场，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下面是他们公司发展的行动轨迹——

1992年底东张镇属企业的中外合资欣格制衣公司正式成立。

1993年公司确定市场定位，并将第一批“雄”牌休闲男西服投放市场获得成功。

1994年公司年产值达4500万元，实现利税500万元。

1995年公司年产值达9800万元，实现利税1100万元。

1996年公司年产值达1.5亿元，实现利税3000万元。

1997年3月我到欣格采访时，公司副总经理徐惠国对我说，本年度他们的产值目标为2个亿，利税不少4000万元。陪同我一起到欣格采访的东张镇干部说，徐副总经理讲的这个数字是“保守”的，理由是从1997年第一季度欣格在市场上的销售看，已经超过了前年同期的近40％左右。现在欣格每天生产出1500件仍然满足不了市场所求，而且由于他们从面料到款式，月月出新品，年年有高招，使得“雄”牌的雄风久吹不衰，常吹常劲，真正体现出了中国雄性风采。·目前，他们的产品已经不单单只生产分种休闲西服，而是有了几个休闲系列西服、几个休闲系列衬衣裤·一但他们的牌子仍然是一个“雄”牌。

欣格人的成功，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商品战中，名牌产品所发挥的威力与其产生的效益是空前和巨大的，它常常使我们感觉是一股改变人的意识、领导时代潮流，甚至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咫风。常常是一个名牌的作用，可以使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或经营家在几个月、几年之内成为名扬天下的大集团或富豪。又常常是一个名牌可以使某个地区甚至某个城市、某个国家都随之腾飞与振兴——像钟表业使弹丸之国的瑞士成为国际经济强人。像中国的“春兰空调”使谁都不熟悉的泰兴小县变成了泰州大市。又常常是普天下人们广为知晓的一个名牌而却可能根本不知道出这个名牌的地方与城市——像中国人都知道茅台酒、长虹电视，却并不能说出它的生产地怀仁、绵阳一样。一个名牌带动一个企业、振兴一个城市、推动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度的经济发展，已是无可置疑的事了，常熟的经验使我们再次得到了证实。

作为两千多分之一的中国常熟这样一个小县级市，他们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仅以纺织业为例，就有包括“雄”牌在内的“秋艳”、“圣达菲”、“波司登”、“魁克”、“斯隆”、“双猫”、“梦兰”、“雅美”、“双情”、“狼牌”、“太子”等二三十个在国内外或华东地区驰名的品牌，这些名牌产品每年在市场上的销售额都在亿元、几亿元之上。这些名牌在中国市场及其在中国纺织品出口量上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如我们已经说到的眼下流行的休闲装市场，那最有代表性的上海市场统计数，可以对常熟这些名牌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个认识。据（人民日报）曾经公布的数据表明，在1995和1996两年中，上海60家亿元商场销售量最大的前十名中，一、二、六名产品都是常熟的，他们分别是“雄”牌、“圣达菲竺和“秋艳”，此三个品牌所销售的服装占据了市场总销售额的近50％之多！再者还可以举个例子，常熟的“双猫”床单，是个颇有多年历史的老资格名牌，它在中国国内和中国出口床单市场中独家占有量就超过20％的份额。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如今已称雄国际市场的“波司登”羽绒服，江苏省政府权威部门给它评估的名牌无形资产就值1.5个亿。你说小市常熟单单他们打的名牌战略，不就够我们一些经济尚在原地踏步走的地区以一个非常有力的启示吗？

中国服装界有位权威人士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涣涣中国有两千几百个县市，少一个行政区级的常熟市无关紧要，但倘若中国服装业没有了常熟的那些名牌产品，中国的服装市将不是萧条几分的事，中国人身着水平也不会像现在那么五彩缤纷……

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常熟市场经济的实力与活力并不止一个服装业，也不止一个名牌优势。他们还有——

“阪神”现象：让中国的冷静世界刮起阵阵热风

我们依然用“市场份额”这个并不属于文学范畴的经济学说词汇来探究常熟的今天吧，其实当读者耐心地读下去时，你会发现“市场份额”这个看起来很数学味的经济词汇，实际上有着我们想获得的无限的文学内容与文学想象，因而它也是个很有审美意义上的愉悦词汇。

不信你跟着我走。

我写此书时正值要出汗的季节，写累时就坐在空调下看看电视。看电视我就会跟你一样，不管愿意不愿意，总会有那么多有趣和无趣的广告窜入你的眼里。突然我发现了一则由中国家电协会联合推出的“中国十大冷柜名牌产品”，它们分别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奥柯玛”、“白雪”、“阪神”、“中意”……等。你不知注意没有，在屏幕显示每个产品画面时，在下角总有“产量排名”4个小字。这字让我们一看便知在这十个品牌冷柜中谁产量第一，谁第二。你可能对这些并不在眼，但它对我写书却非常有用，因为它使我不用采访就轻而易举知道了属于常熟的两个产品，它们在同行、·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的名次。

它就是第3名的“白雪冰柜”和第5名的“阪神冷柜”。

不用我多说，一个小市常熟能在全国十大冷柜品牌中独占两个且都在前位，这本身便是一种无需表白与说明的实力。

因为我不知道中国家电协会排出了这“十大冷柜”在市场上的总销售量是多少，故顺便说一句，中国家电协会同时还有一个“全国十大空调名牌”的产量排位广告。第一个是江苏的“春兰”。对“春兰”空调的情况我还算知道些，这也许可以弥补一下我对国家冷柜业情况的一些缺乏了解。“春兰”在十年前的1988年，还是个小厂，他的厂长陶建幸找我给他策划他们准备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第一个形象宣传。我当时尚在部队，给他策划了一个“春兰杯全国首届军警格斗大赛”，总参谋部、公安部、武警总部、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报等联手为他“春兰”打品牌、打影响。当时他给了我40万元钱做这件事，应该说“春兰”是从这次活动后才真正走到了全国人民面前的，可陶建幸当时拿出40万元后，据说回到厂里不少人还说了很多闲话。可你知道现在的“春兰集团公司”吗？它在19％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60亿。160亿哪！如果用完整的阿拉伯数字表述就是16000000000元呀！12亿中国人每人可以从他陶建幸手里分得十几块钱哪！

这就是市场带来的巨额威力！

回头还来说说小常熟。小常熟在全国十大冷柜名品中独占两个产品，这等于说在这个已经战斗得近乎白热化的“中国冷静世界里”，他常熟人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

排在“十大冷柜”老三的“白雪冰柜”，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获得它的有关素材，所以只好遗憾地免谈“白雪”了。我们就不妨说说“老五”的“阪神”吧。

“阪神”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东洋”味，可常熟的同志告诉我，那实实在在是由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本地产品。大老板王哲翔怎么想起从一个连20万块贷款都没人搭理的小电扇厂搞起了冷柜这行当，这让常熟本地人也多少有些不解。市场就这么怪，你摸不准就可能一辈子、几代人都在那里瞎转悠，摸准了你可能几天、几年之内成为大富豪。王哲翔上任于八十年代末，他现在的“阪神”厂之前是个已经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的小电扇厂。上级让王哲翔上台是希望他把电扇厂从死里救出来，这当然更希望他能想出什么新产品上马。电扇是一般发展中国家进入那个“冷静世界”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后，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聪明的电扇厂就改做了空调，或是冰箱。于是国内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了丫浪高过一浪的“冰箱大战”和“空调大战”。王哲翔到任的那个小电扇厂是属于那一类比较保守的企业，所以别人都早已转向做冰箱、空调好几年了，他们还在生产电扇的慢跑道上晃荡着，结果自然不用说。历史的重任落在了王哲翔身上，他必须使企业从生产电扇中转向出来。可朝哪儿转呀？那时正值国内冰箱大战激烈之际，中国百姓从有了电视机后的第二个消费热几乎全都转到了冰箱。因而冰箱生意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些年份里，简直谁办冰箱厂谁就可以死里逃生，’发横财。有人对王哲翔说干脆我们也上冰箱吧！不，不能上冰箱。王哲翔异常平静地摇摇头，他对同事们说，搞市场就得赶潮头，跟着别人后面走的结果必败无疑。哪我们干什么？有人间。王哲翔说，上冰柜。冰柜？啥叫冰柜？有几个人笑了，说听都是第一次听说。王哲翔也笑了，咱们要干就干别人听都是第一次听说的才有戏。他进而说，市场上冰箱及冰箱生产厂家在国内已到了顶峰期，用不了十来年，广大消费者就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向冰柜发展。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生活需求是冰柜与冰箱等同的，这说明中国未来十年后的冰柜市场将十分巨大。比如城市沿街冷饮的销售，大中小和个体饭馆的迅速发展，经济发达地区高收入家庭的现实需求，内地三线职工过冬物资的储存，许多单位越来越习惯在逢年过节时发放大量食品等等，这些都将给冰柜带来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先抢在自己手里呢？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王哲翔的这段话时，感觉他似乎有些先见之明、木尽成功者都有些先见之明，不然就不会成功。

“阪神”就这么并不算很复杂的诞生出来了。到今天为止，冰柜虽尚还不能为大多数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中国百姓所用、所认识，但作为一个产业市场它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且日呈潮头。有专家估计，用不着再过几年，中国的冰柜生产量和市场销售量，将替代冰箱成为又一个走入中国百姓家庭的热点产品。“阪神”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到1995年，当年那个由无出路的小电扇厂演变成的“阪神”厂，其年量已达5个亿。19％年，“阪神”销量翻了一番，达10个亿。这两年他们连续创下了两个全国同行第一名：这个只有三百来职工的企业，年人均创利税1995年、19％年分别达到12.8万元和14.3万元。这两个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阪神”集团已经创造了同世界发达国家相等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有资料显示，目前像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为20至30万美元之间。）

“阪神”用那么短的时间，从一个穷得别人连20万元贷款都不愿借它的区区小企业，一跃成为可以同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并起并坐的著名大型公司，其根本的一条，是他们发挥了集团优势，走了集约化经营之路。

总经理王哲翔的思路非常清晰，像冰柜这样具有巨大市场且需要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制作环节的系统工程大制造业，无论从其生产规模和生产程序都不是靠一两个车间、一两个厂子所能承担得了的。而当市场需求量又在日益上升时，你又必须把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木水平跟上去。此时如果单靠“求大、求全”的自我配套，往往因巨大的投入而使自己陷入重负，同时大量的设备闲置又使成本增大而失去市场的竟争能力。王哲翔从一开始就拓出了一条靠市场来配置资源，用最小投入求得最大产出、以最快速度获得最佳效益的集约化生产与经营思路。如以冷柜的箱壳为例，要自建一个箱壳车间，最起码的年生产能力为150万台，投资1000万元以上。即使现下“阪神”的100万台年生产能力也等于有三分之一生产设备是在闲置着，这势必造成极大浪费。王哲翔针对类似问题采取了靠协作厂、靠联营厂、靠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来解决，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协作厂、联营厂和分厂的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时间、速度和成本等诸多的收效。随着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提高，“阪神”厂在一边扩大协作与联营单位的规模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对这些协作厂、联营厂和子公司进行筛选、调整，使之在确保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前提下，不断加强质量意识、竞争意识。这样在集团内部的良性循环，使整个“阪神”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当市场需要他们全线出击时，他们整个集团合成一股力量，有条有序地奋力挺出；当市场需要他们迅速作出某种调整时，全集团又步调一致地瞄准一个方向采取行动……“阪神”几年来就是如此地时而合力，时而分力，时而合力与分力一起用上，使集团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生产冰柜起步到1995年，才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中国冰柜行业市场上的一匹“黑马”，其销售量位居全国第二名。之后的1996, 1997年间，也一直稳居前茅’（有最新消息称，“阪神”在1997年的销售已跃居全国首位）。在中国的家电冷柜制作行业中，常熟的“阪神”和“白雪”已稳居三分天下。当今天我们的人民开始追求小康生活时，像过去根本不认识的冰柜这类较高档次的生活用品，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无疑，已经抢在市场最前列的常熟人，又一次为他们自己赢得了全面出击的良机。

就像我们的地球与星空一样，市场经济既是个无限的天地，同时它又是个有限的空间。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市场也会有一个饱和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那些首先抢到了制高点，首先具备了决战条件的人才，方可能是胜者和赢家。

观中国风云迭起的以空调、冰箱、冰柜为代表的“中国冷静世界”市场大战中，常熟人的“阪神”和“白雪”两个巨人，已经牢牢地驾驭着冰柜市场的那三分天下，就像年产值已达160亿的“春兰”集团牢牢控制着中国空调市场一样，谁也难以再改变今天这橄的“吴楚”格局。

这就是“阪神”现象。这就是集团优势在当今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威力。

一个产业，常常能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一个集团，常常能托起一方城市的摩天大厦。这是我通过采访常熟之后的一种强烈感受。

“阪神”是常熟的一个集团型企业，但像“阪神”这样的集团型企业，在常熟不胜枚举。这些集团型企业构成了常熟经济腾飞的一道最精采的风景线。

譬如像生产干斤顶的常熟“通润集团”，一个企业独占了中国千斤顶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在全世界年800万台千斤顶市场上，它一家就夺得近十分之一的天下而荣获“国际千斤顶行业之最，；

譬如像徐市小镇的常熟神霸土工合成材料厂生产的“神霸”产品，成为中国首家专业生产厂家，其产品独自称雄三峡、大亚湾核电站等大水利工程；

譬如像生产高频焊管为主的常熟“环通集团”，400人不到的企业，却拥有了全国冶金高频焊管用量的大半市场；

譬如像生产各种牌号、各种规格铜盘管和铜合金管等产品的“萃隆铜业集团”，他们是中国最大的冰箱厂家广东容声厂、中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厂家“春兰”厂、中国最大的热水器厂广东万家乐厂和扬子冰箱厂、华宝空调厂、格力空调厂……几十家名牌大生产厂的铜管等原配件供应方。

譬如像……

上面这样独霸一方夭下、称雄国内国际市场的集团公司，在常熟有一百多个。他们或是全省范围内的最大行业厂家，或是全国范围内的最大生产实体，或是国际市场上最大份额的产品供应主。这些集团企业在各自的行业中，他们每每擎起一只拳头，就会使那个行业的市场与价格涌潮掀浪；他们每每抖一下双脚，就会使那个行业出现地动山摇……

从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曾先后多次在全国范围内评定过诸如“全国最大的500家乡镇企业”、“全国1000家最大经营规模、最高利税总额乡镇企业”这样的官方排序。小市常熟每次总有一二十个乡镇集团企业榜上有名。虽然这2％左右的比例似乎并不那么显耀，可是它足够抵得我国中西部半个省或者一个省的份额，这难道不能说明常熟集团企业的总体实力吗？

而令我们同样不该时刻忘记的是，驾航这些在国内外市场上称雄的集团企业的人，昨天他们也都是刚刚从田埂上走来的农民兄弟。

杨生生现象：与世界冠军握手所拥有的

不仅仅是胆识……

早就有人给我介绍常熟城边有“三虎”，“根根、元元和生生”。“根根”和“元元”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申大集团公司”老板杜根根与“元和模式”的创始人姚元元。“生生”指的是另一位常熟农民经济实业界的传奇人物杨生生。

杨生生也是一位村支书，同时也是位称雄一方的实力派人物。他创建的“琴湖集团”是农业部认定的“全国乡镇企业集团”之一。1996年他所在的这个不足千户农民组成的村级集团公司共完成产值近4个亿，实现利税200（）多万元。有人说，杨生生是个很有些艺术感的农民实业家，也有人说杨生生是个很会玩的“经济才子”。很会玩也罢，艺术感也罢，但杨生生确有与众不同的一套。

他所在的村，地处城乡交界，河湖塘好居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均分配不足百元，十七年间村支书换了六任。杨生生75年任村支书后，至今二十多年依旧是他。全村人均收入由过去的不足百元到现在的8001元，这还不算村民在职职工所享受的医疗保险等其它福利，420多名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136元保养金fE小孩上到高中全部免费，上大学回村工作的报销在校全部费用……

他所在的村与其说“农村”，还不如说是“乐园写他在过去那片杂草丛生的湖好滩上，已经建起的那个具有苏州园林和江南水乡特色的“琴湖园”，连当代“苏南第一笔”的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也愿把最着力投入的小说放在这里写。杨生生还正在着手建设一个投资1.2个亿的涉外四星级大饭店……

他所在的村，现今有30多个企业，其中中外合资企业就有10个，其外贸出口额1.2亿元，创全国村级之前列……

杨生生确实“玩”得很溜，这难怪许多听说他这些成就的人在未见其本人前，都猜想杨生生肯定是个少见的调悦人物——在我见他之前也有同感。然而我们都错了，杨生生是我见过的诸多常熟杰出农民实业家中一位同样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老土”。他说他是“三不干部，’：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在当今这个年代，又是驰骋商界的一位农民企业家，竟能以这“三不”而获天下大财，不可不谓是少见。

林慧卿是中国人都熟悉的我国乒乓球世界冠军，现在她在香港做大生意，据说光在国内就有好几亿资产。在山东威海她有个商业街，在海南她建了个机场……但常熟人说这位世界冠军是个商人又不像是个商人。她跟常熟没有任何血缘与其它方面的特殊关系，可当常熟官员在国外出了车祸时，她竟着急得在香港机场整整等了6个小时，当祖国亲人一下飞机后，她就把他们接到自己公司兼家的地方好生安顿……林慧卿说，这一切也可能都是受杨生生这个“常熟大老实人”的影响。

一个世界冠军与一个农村党支书之间的十年合作，在常熟人中间是首不朽的赞歌。

杨生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一位昔日世界冠军、今朝又是商界大亨的林慧卿看上的。他不潇洒，也不调悦，普通话也从不利索。但他却以难得的“老实”感动了世界冠军，并与之有了十年长久且辉煌非凡的合作。

琴湖村在杨生生刚当党支书时一直以穷出名。但这儿却有在过去看来是“霉气”的许多湖塘水域，且又紧挨国道。1980年，从湖塘田埂走出来的杨生生，第一次将脚板朝市场经济大道上跨了一步，他发动全村500户村民每户拿出200元“办企业”——在国道旁建一个停车场。到1985年初，杨生生把几年下来所赚的80万元钱在湖边建了座“农民宾馆”。不想这水乡情调的小宾馆让上海人看中了，说“阿拉跟侬一起搞个度假村好咯？”那当然好唠！杨生生抓住上海纺织局的这位领导同志，趁热打铁，谈成了联建代个袜厂的合作项目。这事第二年就见了成效，每年创利200来万7Co杨生生从这时开始就“玩”起来了，他用同上海联办厂赚来的钱又在湖边建了个“农民公园”。这独有乡间风情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连走遍了大江南北的费孝通、雷洁琼、胡乔木等名流要人都来此后流连忘返……

杨生生打这后就越“玩”越溜。

1989年夏，．他听一位港商说前世界冠军林慧卿在国内办了好几个企业，于是当打听到林女士正在深圳时，便连件脏汗衫都没顾上换就直奔南国边睡特区。

“常熟在哪？”世界冠军问。

“那个《沙家洪》就是我们常熟。”“老土”很艺术地回答道。

“噢——”世界冠军深情地回忆了一下，“你们那儿真的有湖、有芦苇塘？”

“有，太有了！”“老土”很激动地从包中取出一盒录相带，并手忙脚乱地打开房间内的放相机。于是，画面上出现了常熟虞山脚下那个“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农民公园和农民宾馆……

“真不错。”世界冠军满意地点点头。晚饭后，余兴未尽的林慧卿亲自驾车将常熟人送到他的住处。一到那儿，这位世界冠军吃惊道：“你怎么连个宾馆都不住，住这么个小旅店？”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挺好的，每夜可以为村里省二三百块开销呢。”

“这儿连个洗浴的地方都没有。”世界冠军拿出丫张桑拿浴的票，说：“你跟我回宾馆轻松一下，钱我已经付了。”

常熟人还是憨厚地笑笑，“从小我就爱在湖里泡，那小浴池洗不惯……”

“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搓麻……那你会些啥呀？”

“啥都不会。”四十多岁的大汉子脸都红了。

世界冠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长叹一声，说：“老杨，我就跟你这位常熟人合作了。协议明天就签！”

“真的？”

“真的。”末后，世界冠军说，“我在生意场上快二十年了，你是第一个改变了我‘三思而行’习惯的人。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

“嗯？我什么都不会……？”

“对啊，你不是什么都不会嘛。”世界冠军哈哈大笑起来。

他明白之后，也跟着世界冠军大笑，“对对，我是什么都不会

其实，杨生生什么都会——只要是经济方面的事，只要是为村民办的实事，他都会做，而且比别人做得都好、都强。他与众不同的是把庄稼地里的“嫁接术”十分娴熟地运用到了经济工作中去，使一个地图上不可能找到的中国小村庄，变成了强大的中华民族矗立世界之林中的“东方一枝”。

不知是杨生生的“什么都不会”的庄稼人的挚朴吸引了林慧卿，还是杨生生对经济工作的太精明、太实在打动了林慧卿，总之自深圳那次“历史性握手”后，我们的那位世界乒乓球冠军对杨生生情有独钟，连连给常熟城边的琴湖小村办了5个合资企业，从袜厂，到鞋厂，从房地产到皮革业，只要杨生生说出能赚钱的、能为村民和振兴常熟经济有利的事，她林慧卿就一口答应。并且在林女士的牵线下，琴湖村还同另外几个外商办起了合资企业，使杨生生成了全国闻名的“出口第一村”村长。而那些同杨生生合作的外商呢，他们从常熟这块宝地上也获得了少有的回报。就拿林慧卿来说，她在常熟的投资全都在三年之内收回了成本，用林女士自己的话讲，“这也许只有在常熟才能出现这么好的效益，而我在其它地方的投资，一般5年能收回本就阿弥陀佛了。”

杨生生现在的“琴湖集团”已是国家级企业，拥有固定资产2亿多元，所在村连年被评为省、市“双文明先进单位”和“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百强村”之一。然而今天身为“亿万富翁”的杨生生，还像过去一样是个“三不干部”。

“杨书记哪止‘三不’，他至少得有‘十不’。”村民们对我说：

——他不搞特权。妻子在纬编厂16年了，至今还是个普通工；一次傍晚，他女儿见父亲还没回家便寻到公司，食堂师傅听说她没吃饭便招呼着进了饭厅。杨生生见后说这哪行，职工食堂是专为公司职员服务的，我女儿不是这儿的员工，就不能在此就餐。

——他不乱花公家一分钱。照例像杨生生这样家大业大的集团公司大老板，每天又有许多外事应酬，吃饭、用车、招待烟这三项用在他一个人身上一年几十万元也算是“正常开支”之列。可杨生生不，他能不请人吃饭的就不请，能不用的车他从不用。为省一份工资支出，他平时自己开车而不用专职司机。他自己不抽烟，也就规定不给公司总经理个人发招待烟。

——他不见功就贪、见利就争。每年上级按效益给他定的工资收入，他总是让出好几成。可当村民哪家哪户有难事时，他总是慷慨解囊。公司外乡职工高雪刚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杨生生知道后不仅亲自忙前忙后帮着联系医院，还派专人送去几万元医疗费，感动得高雪刚含着泪连声说：“只有常熟的老板这么心善……”

……

1995年初夏，举世瞻目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O这时的杨生生正在北京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录制（人间万象）节目。一天，他在电话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杨先生，我现在很想见你哪！”

“哟，是林女士呀！你现在在哪？”

“我就在天津，应邀参加43届世乒赛……喂，你在北京等我几个小时？可以吗？！那太好了，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呀！”

放下电话，杨生生独自笑了起来：这个林慧卿，今天不知是怎么了？合作几年，从来都是高深莫测的样，这回……嘿嘿，是不是又有好项目给我？．

俩人在北京见面了，林女士什么项目都没给常熟人带来，然而她显得很激动。“老杨啊，我们认识几年了，你给我赚了不少钱

“哪哪，您说到哪儿去了，是你给我们村带来了那么多合资企业……”杨生生赶忙回话。

林慧卿摆摆手，示意等她说完。“可更重要的是，你使我看到了自己祖国明天的希望。我说这话是因为从你身上，我学到了做大生意的成功奥秘——那就是：实实在在做人，活活脱脱做事，凡事把眼光放得远一点，长一点。”说到这里，她从一只包中取出一个特制的大乒乓球。“这是我一生中一件最珍贵的纪念物品，上面有中国历届世乒赛冠军的签名。现在我把它送给我的最佳合作者、杰出的中国农民企业家杨生生先生！”

“不不，这样珍贵的东西，我、我怎么能配得了它呢？”

“你配得了，杨先生。”我们的世界冠军异常认真地把那只银球放在了她的合作伙伴手中，深情道：“在人品和事业成就上，你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冠军。”

杨生生接过这不同寻常的礼物时，两眼溢着泪花。

上面这则《一个农民企业家与一个世界冠军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曾作过专题报道。

这样的故事，在常熟市场经济大潮中有很多。

在远离常熟城的赵市，是座落在长江边的一个偏僻乡级小镇。然而就在这个小镇上，同样流传着一串串像杨生生那样走出庄稼地、跨国办企业的传奇故事。这个小镇过去是个纯粹的农业乡，开放政策使他们拓展了视野。“八五”期间，农民们把积累了一二十年经验的乡办村办企业的机制优势，运用到了办外向型企业上，一举走出了一条“以外引外，以外促内，内外并举，滚动发展”的成功路子，有效地把当地建成了一个在国际商贸界享有声誉的“皮件之乡”。现在，这里的26家皮件生产厂，有22家为合资企业。全镇农民有一半劳力从事皮件生产与加工业”形成了以专业生产各种皮票夹、包袋、皮鞋、皮服装、皮革等出口名优产品为龙头的中国第一个乡级皮件生产出口基地。镇所在的国家级集团企业——江苏美迪洋集团公司，是我国第一个以乡镇企业为龙头的跨国集团公司，其“美迪”牌皮件产品，被国际行家誉为堪称“亚洲第一”。该镇农民们在1995年，共创出口产品总额3.85亿元，平均每户4万多元。以上两个数字，恐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文学从来就忌讳数字，可数字又常常最生动、最形象地说明间题。这是因为那些不同寻常的数字里面，总包含着最可以畅想与感觉的文学的形象思维。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两千几百分之一的常熟小市里，一个偏僻的小镇上，一年能创近4个亿的外贸生产出口额、每户农民平均做4万多元的外贸生意，这个中的故事、个中的美感，我想凡是有些想象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无限最激动人心的超越于阅读本身的那份美感．——，除非你连一个最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才可能认为这些从泥土里滚出的数字是乏味。

而在我看来，常熟人的这些不同类型的数字，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一定阶段后，他们在获得翻夭覆地的巨大收效同时，正不断地改变和净化着自己的传统意识，而在从走出田埂到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既获得了观念上的自我超越，也在经济产业结构上实现了突破。这种超越与突破所带来的正是社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和历史发展的积极推动。

早在1976年，常熟就被国家定为全国第一个综合o卜贸基地。1982年又成为全国第一个外贸出口超亿元县。九十年代以来，常熟的农民市场经济风起云动，使外向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至19％年，全市外贸收购额达80多亿元，年均递增高达52％。而这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正是有了千百个像杨生生这样敢于在同“世界冠军”握手后自己又变成世界冠军的农民“洋务”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