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创市兴业篇 第五章 走过了“元和模式”和“碧溪之

路”后，东张人说：现在该是我们了！

在常熟市区的南门边上，有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它的名字叫“元和村”。这只是常熟数百个小村庄中的其中一个，然而就是这个元和村，它在八十年代的我国农业建设方向间题上，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个历史进程。它就是后来被中央命名的“元和模式”。别看元和村不大，但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元和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模式而冲击着十亿农民的心，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段时间里，连元和村的人自己都给弄糊涂了，怎么天天有人山人海的参观者到自己的田间地头来？不说上自党的总书记、中央各部委头头脑脑，下至来自天南海北的农民兄弟们户就单胡乔木、费孝通、薛暮桥这样的大理论家，都至少能排成一里路长。什么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什么日中农交农政农经访华团、什么西德农学博士团、什么意大利佃农考察团皮西埃利奥一行，还有非洲英语国家工会代表团，以及数也数不清的各国新闻记者团……总之，元和村那时的名气，超过了常熟有个“沙家洪”那样的名声。

读者不禁要问：“元和模式”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元和村党支部书记姚得平说起。1997年3月的一天，我在常熟市委同志的安排下，与市文联的老袁同志一起来到元和村的村委办公室。原先约定的姚得平不知怎地走了，后来办公室主任与他电话里通话后，他还是不愿与我们见面。这使我们大失所望。之后我们才弄明白，姚得平书记这两年心头不那么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元和村已经渐失往日那闪闪灼人的光彩，在与那些后来居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兄弟村相比较中，显得有些后进了——其实姚得平用不着那么自谦与自悲，任何一种事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要永久不衰是不客观的，何况是人，何况是靠天吃饭的农村。不过我想姚得平不见我们仍有另夕源因，不排除这位干了三十多年村党支书的老同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新问题时，需要冷静地思考些什么。而我相信一旦这种思考成熟后，这位曾经使亿万农民兄弟和全世界都曾关注过的中国农村干部，又可能闯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模式”来。

姚得平是一条汉子，关于这一点我想历史已经作出过结论。

1982年秋，也就是在姚得平当村支书的第七个年头时，正当姚得平通过几年努力，带领众乡亲将集体经济一步步壮大，赶超城里人生活时，整个苏州地区的农业联产承包制，农田包产到户已大势所趋。元和村怎么办？当了那么多年干部的姚得平似乎感到一下没了主见。分吧，这样咱们就用不着一天到晚听上面的训斥了。支部会上，有人干脆地说。

有人马上站起来，说就是不能分。

支持分田的人立即反击道，中央号召分田到户，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向间题，谁顶风不分田，就得从党性上认识，找找根本间题了。

反对分田的又站出来回击，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我们村主张分田的群众所占比例不大，原因十分清楚：全村已有六、‘七十的劳动力到乡镇企业的工厂了，再分田到户到人，工厂还办不办，田还能种得好吗？再说，咱村上辛辛苦苦一二十年搞起来的农’业机械化已基本形成，农田基本建设也很好，如果都分田到户，农机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怎么可以左一个怎么办右一个不行呢？’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原则和方向间题……

啊哟哟，吵死了。先听听姚书记是怎么想的么！

对，听听姚书记是怎么想的。’

——所有的目光一下盯住了姚得平。

终于，大伙见姚得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他没有说话，而是用目光扫了会场一眼。此时此刻，整个会场静得连大伙儿的心跳声、喘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姚得平知道，全村的父老乡亲们都在听他的枚关他们生计命运的决定。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但接着马上又说道：“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么个分法。我们元和村的情况与国家一些贫困地区不一样，一是我们的合作经济已有一定实力，工业产值已占村总产值的80％，农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二是农机水利、收管种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是大部分劳力已转向工副业生产。面对我们元和村的实际，我的意见是：建议实行“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形式，把全村的粮田由4个工区下辖的11个小组承包。组与组之间打破大锅饭，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奖赔制度管理。你们大伙看，这样好不好？”

“太好了！这样一方面顾及了我们元和村实际，一方面也贯彻了党的号召么。“

“行，我看这方法好！我赞成！”

“我也赞成！”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元和村就搞专业联产承包！”姚得平大嗓门一张，高声宣布道。

结果元和村实行这种“联产承包制”后的第一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86万元，比没有实行联产承包前增长了46％，社员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40％，务农劳力人均产粮9266斤，也比以前增长了23％0

元和村第一次尝到了联产承包、规模经营农业的甜头。

之后，在1984年秋季那个大丰收喜庆中，元和村又在联产承包制基础上，下出了举世瞩目的一着棋：村支书姚得平与本村四名手脚勤快的女共产党员种田能手签订了承包“合作农场”协议。当时的那份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农场承包协议”书，大致有以下四项内容：

一、按照历年生产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缴平价粮、油的数量，粮食超产部分实行村、场五五分成；

二、按照每个劳力负担25亩地的标准，平时由农场自我调节，大忙时由村办企业负责提供劳力，随叫随到。

三、为稳定职工的种粮积极性，村对农场职工实行“工资保底”办法，保证农场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村办企业职工同等水平。（当时为75元）。

四、强化农机服务工作，成立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场提供从耕种、管理到收获的一条龙有偿服务。

别小看这几条并不复杂的协议内容，它可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国有集体经济条件下个人承包性质的“农民农场制度”，它使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当时四名参加签字的女场长，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30来岁。当姚得平让她们握笔时，据说推来推去推了好半天，才一个个庄严地在那份协议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元和人办起了农民农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市里，传到了省里，也传到了中南海。一时间，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话都有。姚得平没有动摇，元和村的人没有动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坚信自己走的路符合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且办农场的第一年下来，元和人的心就更踏实了。这一年，唐桂芬等四名女场长聘了18个妇女，共承包了全村550亩地，人均耕地25亩，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和油料达14300公斤，平均产值468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5倍和10.6倍。等于一个妇女劳力养活了50个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仅让中国的百姓和官员们感到震惊，就连负责联合国粮食署的专家们都感到中国农民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

一时间，关于常熟有个元和村办起了农民农场，一个妇女劳力能养活50张嘴，一年之内实现全村小康水平等等像天方夜谭式的新闻，从常熟城郊的一个小村传遍大江南北。读者们应当注意，那可是许多城市高级知识分子也只能拿百十来元工资、许多地区的农村连乡镇企业是什么都弄不太清楚的八十年代初时，“农民农场”、“小康水平”这些仿佛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的新鲜事，竟在穷了几千年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能找到，其影响力、其冲击力可想而知。然而尽管如此，元和村的这种前人从未有过的做法，是不是十亿中国农民今后要走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干部和群众的疑虑依旧重重，甚至连已经进入小康水平的姚得平及元和人，都心里拿不准倒底自己走的这条路对不对？此时的姚得平和那四位女农场主及全体元和人的心头，既有丰收和小康的喜悦，又有众说纷纭造成的种种压力

正在此时，突然有一天元和村被告知有一位“大人物”要亲自到他们村来实地考察一下，看倒底元和村走的路符不符合中国农民今后发展的方向。

这年金秋的一天，常熟城南小村——元和村突然热闹起来，也突然紧张起来，特别是唐桂芬、钱二媛、戈凤金三位村妇和她们的支书姚得平格外紧张，因为这一天她（他）们被告知要见一位“大官”，而且还说要她（他）们讲讲当“农场老板”的事体。现在听起来这件事好像没什么，可十年前正当全国各地农村大搞“分田到户”、“承包责任田”的热潮时，情况着实有些非同小可。你想，农村搞“分田到户”是邓小平倡导的，那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把原来集体的田地分给了各家各户。而就在这个时候常熟的一个小村竟不但没有把生产队的地分到农户手里，还让几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农妇当起了“农场场主”，实行了比原来生产队形式更为规范的集体管理农田的方法。对元和村的这种做法，远近早有各种纷纷扬扬的说法，如今上面又有“大官”来究间，事情不能说是小的了——这涉及到农村建设的“方向问题”。

常熟人胆子够大，大到惊动了中国当局最高层。

唉，事到如今庄稼人怕啥？革职罢官不还是种地么。唐桂芬她们照旧太阳一出就驾着收割机上农场干活，季节可不等人。干农活的人向来不记时间，只有收获那金色的稻谷才是她们最惦记的。不知不觉中，在她们收割的田野上来了一批警察，后来是很多轿车，再后来便是大大小小的干部了……

“几位女场长过来，看谁来看你们了！”跟唐桂芬她们打招呼的也是位女的，不过唐桂芬猜测一定也是位“大官”。一间果真是，她就是省长顾秀莲。

顾秀莲省长笑咪咪地将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围在中央的干部面前，说你们看是谁来看你们了？

嗯，眼前的这位很面熟呀！对，像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这不是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嘛！天，这还了得！大概是我们几个闯大漏子了。女场长们的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了。

“好嘛，你们是庄稼地里的女老板。不简单不简单哟！”总书记伸出手一边跟唐桂芬她们握手，一边口里直夸：“做得好，你们办农场的方法好。几个人种几百亩地，养活几百口人，搞机械化农业，扩大集体经济，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符合小平思想。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嘛。”

“哗——”是掌声还是眼眶里飞出的泪水的流淌声？总之，几位女农场长此时此刻真正体味到了什么是党的信任与鼓励。

这天傍晚收工后，支书姚得平兴冲冲地找到唐桂芬她们，异乎寻常地得意道：“怎么样，这回有总书记给撑腰，列位‘女老板’可就不用怕人说三道四了吧？”“支书你呢？”三位女农场主笑嘻嘻地反问了一声。姚得平胸脯一拍，说：“我？哈，我心黑就更踏实了。咱元和村这回是铁水进沙盘——成了模式。”

“元和模式”真如这位支书说的那样，从此名扬海内外。、这是因为它造就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涌现的第一代带着真正泥土气味的农民老板。

“老板”两个字在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字眼，可在十军前尤其是在翰寸，被人称之为‘·老板”，实际上是对你的一种批判式的讥讽。因为在那时，“老板”等于地主、资本家式的剥削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中是不可能允许这个阶层存在的。更何况，当时农村的土地刚分到农民手中，竟马上出了农场主这样的“地主”，使人立刻会联想起黄世仁那等恶霸来。你说别人叫你一声“老板”，你浑身出不出洋？

而在村支书姚得平看来，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这一套做法在当时太容易被人视为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即便姚得平他自己也并不一定对自己村里搞的这一套能从政治上说个让人信服的道道来。但只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元和村搞农民农场而不搞把集体的地集体的生产资料分光摊尽的结果是：用规模型的少而有效的劳力，完成了全村农业耕地的高效种植，并比各家各户个体式的劳作更加省工而丰收；将省出的大量劳力去从事经济效益高的曳镇企业，使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都成倍增长……

啥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日子好过，乡下人的生活赶上城里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姚得平这位祖辈挨着常熟城边的农村成长起来的村支书，其头脑里全部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个荞他所在的元和村地处常熟城西南边，元和村西靠清流通澈明净的尚‘湖，北依风光秀丽的虞山，独特的城乡结合部，使这个村的大批劳；力有机会从事工副业，客观条件造成许多人不再也不愿从事低收大的农耕农作。同时由于村办企业又在不断发展，不可能也不合算使得大量有生劳力再回到农田里去。姚得平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才作出了让三位妇女承包全村土地，创办家庭农场的决定。他对此做法的理由是：依托村里已有的工业化，来推动村里的农业机械化，从而使农田耕作与管理专业化。

元和村在实施三个妇女办家庭农场承包全村所有耕地后，仅用了一二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业机械化和耕作管理专业化。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使村里从此不再需要以工补农，相反那些村办乡办企业的职工因没了责任田和口粮田的负担后，农忙季节再用不着回家种地而可以一心一意扑在工副业上。这样全村的工副业又出现一个腾飞，它反过来又帮助农场迅速提高了机械化与专业化程度。如此相互促进，元和村在1986年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均达到了“小康”。

“家家万元户，户户住别墅。电灯加电话，老少不愁用……”这首顺口溜，它真实而又形象地描述出了被社会学家费孝通誉为“中国现代化农村发展之方向”的元和村在当时的真实面貌。

常熟元和村四位妇女办家庭农场的意义，在八十年代它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苏南地区来说，它完全不比五十年代毛泽东树立的“王国藩合作社”的意义小。自从元和村的经验被作为“模式”传播后，至少在苏南地区，迅速出现了十个百个“元和村”式的农工协调、文明现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今天的元和村，它本身由于常熟城市的发展，使得本来就土地不多的元和村农民们，现在基本无多少土地可耕，当年的女农场主大多数当上了不种地的城市居民或企业老板，但“元和村”昔日开创的联产承包制和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新模式，至少仍为全国各地广大农村所学，并已经被写入我党沿着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史册中，仅仅这一点，我想作为元和村的领头人的姚得平完全可以高高地昂起头来，因为你无愧是一位时代的农村改革先行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

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几乎在元和村被世人所注目的同时，在常熟东北角的另一个以发展小集镇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乡间小镇，正在迅速崛起，它就是后来被中央领导誉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建设农村新集镇”的典型——常熟市碧溪镇。

1984年，中共中央的农村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人民日报2月25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则题为（碧溪乡发展农副工建成新型集镇）的消息，并且加了编者按语。那编者按这样说：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土地，经营、认事林收渔等生产，并将有一部分人转入小集镇从事小工业和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布局创造有利条件，并使集镇逐渐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建设成为农副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集散地。常熟市碧溪乡从事社队工业生产的农民做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生动地反映了新兴集镇的特点。碧溪镇已成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文明的集镇。

2月26日，新华社又播发了同样加“编者按”的长篇通讯（碧溪之路），那文章开头，有记者对当时的碧溪镇的一段至今读来仍叫人激动的文字——

新春伊始，正是农家闭门欢聚、休闲生息的时光。然而，在江苏省常熟市碧溪乡，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晨，通往碧澳镇的几条宽阔的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雨伞高高低低，挤挤撞撞，扰如起伏的波涛，从四面八方，向碧澳镇滚滚而来。人们浩浩荡荡地涌进镇土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路上的积雪和薄冰转眼间被潮水般的人流冲刷了，消融了。然而，不到半个钟．喧闹的马路上重又归于宁静，各工厂门口的车栩里黑压压地挤满了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笔下的这幅画面，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少新鲜生动之处了。但在1984年那个时代，这种情景除了像深圳这样少数的开放城市可以看到外，在内地的城乡是罕见的，尤其是在一个乡级小镇，能有如此繁荣壮观的“农民从工大军”，这不能不视为是一种奇迹。与元和村不同的是，碧溪镇离常熟市区几十里，没有元和村那样可以依赖的城市从业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力、改变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广大农村必然早晚要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

出路在何处？

现今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闻永昌，是当时碧溪镇党委书记，他回忆起当年的历史转折时说，当时他们的党委采取了一面学习“元和模式”，把土地承包给有能力种好地的种田能手，一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1983年，全乡19000多个劳力中就有11000多个劳力已经脱离土地进厂工作。大批农业劳动力进入发展乡镇工业行列后，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规模发展。与此同时，从事农业的人员少而精后，也一改过去那种“大呼隆”的生产方式，使种地人也能致富。如此农促工、工促农，很快使碧溪乡的经济跃上了历史性的快跑道。短短几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超千元（那时的一千元其可比价值很高），比别人提前了近十来年进入了小康水平。由于农民大批涌进小镇上班和进厂工作，昔日冷落的小集镇一下变得人多起来，人多了交易活动就多了起来，交易多了就形成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必然带来小镇的发展。于是乡政府抓住机遇，用发展工业生产得来的资金，大量投入对旧集镇的改造。从那个时候起，他们每年拿出几百万元用来修筑公路、兴建桥梁、改造街道、美化环境等等一系列工程建设，使小镇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在镇大了、厂多了、人稠了后的同时，他们又利用社队工业利润，在镇上办起了文化中心，兴建了高水准的医院、学校和一个比常熟市内还要大的购物商场……

小集镇发展后的碧溪，此时又利用现代化集镇的商业集贸优势和本乡著名的“针织之乡”优势，调动各方积极性，没花镇政府一分钱，就地建起了一个总投资为3500万元的后来闻名全国的“碧溪羊毛衫市场”（两三年后，他们又投资一亿多元进行二期工程，使这个羊毛衫专业市场成为国内之最，年成交额达20多亿，为乡级市场之首）。

刁镇有了一个大市场，就使当地整个特色经济——“针织之乡”的工副业来了个质的飞跃。此时的碧溪镇集体工业和农民家庭工业一起，都得到了大发展。同时由于市场的辐射作用，其第三产业也大踏步前进，百姓手中的钱滚滚而来。电视村之后是电话村，电话村之后是自来水村，自来水村之后是摩托车村…... 1994年，小镇借国家一类口岸常熟港的开发，一下子为动迁的800多户农民建起了面积相同、造型美观的高水准别墅800多幢，成为全苏南（不知是不是全国）最多最大的农民现代化别墅区。就在同一时间，镇政府又投资2000万元巨资，兴建了一个教育中心及一批现代化设施。至此，碧溪小镇完全形成了“工商贸教科文”一体的农民现代化新型集镇。而当地农民的生活自然不用说了，他们口袋里有钱，在家有娱乐享受，出门可以过与城市人一样繁华而舒畅的生活。

碧溪之路，给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农村，都提供了一个发展新模式，那就是利用小集镇的工贸商辐射优势，带动一方农民致富这样符合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村实际经验。许多今天到苏南参观或路过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受，那就是在这儿已经基本看不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了。而这种厂连着厂、城连着城、市连着市、城在乡村中、乡村在城中的景观，正是当年的“碧溪之路”延伸的结果。

碧溪镇就在常熟，而创造“碧溪之路”的常熟人，自然更早、更多地从碧溪的经验中为自身的发展获得了营养。看一看常熟的一个又一个美丽、气派的现代化乡级集镇，你就仿佛置身于嵌着繁星殷的庞大花园城市之中。

从元和村到碧溪镇，仅一眨眼的功夫。我刚刚参观完这两处曾经为中国新时期农村改革开放作出特殊贡献的成代化村镇，二常熟主人又把我带到了紧临长江的东张镇。

这个在当地百姓的口中还叫作“张家市”的小镇，别看它不怎么起眼，它可是当年元朝名士、一度称王的张士诚在此依军建市之处，故俗称“张家市”。后因常熟西乡也有一个“张家市”（即现今的张家港市），所以张士诚的这个张家市，就被今人叫作了“东张镇”。

东张镇位于常熟之东，它的身后是一眼望不见边的滚滚长江。“东张西望，这儿有没有‘西望’呀？”我想起了东张西望这个成语，就笑间陪同的市委宣传部的同志。

“‘西望’倒还没听说，但过去东张却真的老西望。”

“为什么？”

“穷叹。赶不上别人发展的步子。现在可大不一样了。”宣传部的同志显得很自豪地告诉我：“过去东张人‘西望’，是希望上面多给他们点优惠和照顾。这几年他们东张‘西望’是看中了改革开放好形势和像元和、碧溪发挥本地优势搞发展的经验，所以东张人的‘西望’，可真是望出大名堂了”。

“怎么个大名堂法？”我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你往地里看——”常熟人用手指指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发现没有？这儿的地跟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

我细细看去，嗯，好像地里种的东西比其它地方多似的。

“对了。这儿的农民如今光种地也能致富的已经遍及全乡。他们家家户户都现实了一个‘露天小银行’……”对我的不解，主人忙解释道，“说的是他们东张农民科学种地，在同一块田里、同一个季节里种上几茬经济作物，每年从种田这一块就可实现一亩多收三千元、每家每户一年增收万元钱的巨大经济效益。”

过去都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走遍大江南北，还没听说“务农也能富”的，我的兴奋点已经超过了好奇心，忍不住下车踩进眼前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江南的3月，是最美的季节，可是我发现这儿的地里竟还留有一茬茬早该摘掉的陈棉花杆，在秃枯的棉花杆下，是一丛丛嫩得快要滴水的荷兰豆苗和或是青鲜的蚕豆、刀豆苗……这时正好有位老乡在田埂的另一头走过来，我便间他，为什么地里的陈棉花杆没摘掉、为什么一块地里种了许多种作物，为什么……？

老乡笑了，说：“为了让地里产出更多的钱来叹。”

我也笑了，“哪你搞这套夹种，一年能比单种棉花一种植物多收入多少？”

“好年景，多三四千元。一般也不少于两千元吧。”

“套种这一类蔬菜，会不会影响棉花产量？”

“不会的。棉花反多收哩。”

我笑着摇头，表示不明白。

“棉花跟像荷兰豆一类的蔬菜一起生长种植，对土壤改良好处多着呢。一是有机肥比过去多下地了，二是作物残株落叶翻耕还田后另加豆料作物根瘤菌含氨高残留田后，两样一加合八公斤标准肥哩！你可听说过？这么多肥下去，对棉花生长有力，肯定丰收丰产么。”

“你这些知识哪儿学来的？”

老乡笑了：“技术员说的呀。”

“去年你全家种了多少亩这样的套种作物？”

“我全种了，共六亩责任田。”

“共创多少收入？”

“不算多，两三万元吧。”

“算不算棉花收入？”

“加棉花还多些。”

“棉花产量高吗？”

“高。我们这儿年年棉花超双纲。”

“那种一亩经济作物是不是比种一亩棉花收入多？’

“肯定多。”

“多多少？’，

“一亩多千儿八百元的还是有吧。”

“谢谢。”

当我站起身时，这位老乡用疑惑的目光看看我，“你是干啥的？哪儿来呢？”

“从北京。”

“听说北京人就爱吃这荷兰豆苗，是吗？”

“可能是吧。不过旺季时吃得起，到冬天就吃不起了。”

“那时多少钱一斤？”

“说不准。十块八块可能还不止。”

“天，这么贵呀？我们这儿才卖一两块，有时还只有几毛钱一斤！”老乡似乎有些生气地一蹭脚，差点把几棵荷苗踩倒。我又见他很心疼地弯下腰，就再也没有理我。

在镇政府大楼里，听了年轻的镇党委书记陈惠良和江振球镇长的介绍，更令我感到激动——

东张镇基本是个纯棉种植区，全镇有棉田2万余亩。在“以粮为纲性、“以棉为纲”那个年代，一直单一种棉的东张人，辛辛苦苦三百六十天也只能收入百十来元。改革开放后，东张镇像所有常熟所属的乡镇那样，二、三产业迅速地发展，许多“能人”靠办厂、做生意发家致了富。可是那些勤勤恳恳常年“脸朝黄土背对天”的种田人，反倒不能过上与别人一样的富裕生活，·这无疑给农村的第一产业带来不利因素，农民的务农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挫伤。过去大家嘴上说“无农不稳”的较多，东张镇常委、政府认为光看到“无农不稳”还不行，只有让农民们真切感到“务农也能致富”，才能最终实现农业稳定的大局。为此，这个乡提出了“向土地要‘外快’，在承包地上建‘银行”’的口号，组织科技力量，主攻土地“立体种植”的难关。这个种植战略思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老乡们纷纷提建议，出主意。有人说，在棉田里套种过去就有过，那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许多农户就因为靠口粮填不饱肚，就偷偷在棉花田里插种些箩卜、青菜什么的，以缓饥饿。以后吃饭不用愁了，这棉田夹种也就渐渐消失了。镇领导和技术员们一合计，认为棉田套种行得通，且农民又有一定经验。只要选择种植的产品是有经济效益的作物，完全有可能让从事耕作的农民不出地也能赚大钱。为了有效开展这项工作，镇上特意组织农业公司、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和供销社等单位有关人员，相继多次到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大中城市了解那些适宜棉田套种的蔬菜种类。后来他们发现市场上较受城市居民喜欢的荷兰豆，既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又可以套种在棉田的新型经济类蔬菜作物。为此，镇上不惜重金通过上海外贸部门，从境外引进荷兰豆种子，当年有十来户“敢吃螃蟹”的农民，参加了这项套种试验。结果凡进入试验种植圈的农家，都在来年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亩套种荷兰豆的纯收入达360元。在1985年的当时，这等于是麦子收成的四倍。一

“往口袋里装钞票的事体，啥人勿干是神经有毛病”。老乡们用最朴实的话表达了对镇政府号召的响应。打那以后的这些年来，东张镇推广棉田套夹种的行动，就像星火燎原，迅速燃遍了全乡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角落矛“种地也能发财”、“种地也是做生意”这样的新概念、新观点，深入到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心坎里，并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镇政府这时又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从而使得“立体种植”在全镇农民中得到推广。到19％年，东张镇的套夹种面积已扩大到20651万亩，实现了棉田全部“立体种植”的战略目标。在套夹种的品种上已日趋多样花，由开始单一的荷兰豆、到现在的青豆、刀豆、大蒜、洋葱、日本毛豆和蚕豆等十几个种类。

“这等于我们全镇的2万来亩耕地一下增值到五六万亩的效益，而且我们的棉花产量从来没有因此受到过影响，已经连续好几年超，双纲，、了。”陈惠良书记兴奋地告诉我们，“咱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又离上海·苏州这样的开放城市近，前几年农民们虫间有匆说：‘从田埂上走到公路上是聪明、从公路走到柏油马路是高明心从贝埂走到田埂的只能等天明。’这话的意思是有小本事的人到附近的中小城市做生意，有大本事的人往大城市跑，而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还在靠天吃饭。自从套夹种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倒了过来。因为不管做什么贸易还是其它生意，都有很大风险。而过去一向不被重视的种庄稼活，现在反被一些生意场上的‘聪明人’、‘高明人’看好，原因是像我们常熟这样几乎种一季熟一季的地方，把本钱下在庄稼地里一般到年终总是稳产稳收。而套种一亩蔬菜下的人工与本钱极小，又几乎无任何风险可言，所以以往那些在夕撇生意的人这几年反从‘柏油马路’、‘水泥公路’上返乡回到田埂上来了。”

正是一着巧棋盘活了全局。精明的东张人，从棉田套种中尝到了．“立体种植”的甜头之后，又举一反三，大抓产后货物的商品化。“别看这小小的一步棋，这对农民们来说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历史性进步”。陈书记说，以前在计划经济下农家人养成了只管埋头种收、从不过间产品的销售与贸易环节公事实上过去也没人让农民们有过这种机会和权利，埋头出力流汗三百六十五天，到收成季节时把成熟的粮食收上来，卖多少钱一斤，怎么个卖法不都是别人说了算的，哪有农民们自家一点儿权利？ 日久天长，渐渐地这种违反商品规律的生产关系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可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民们终于懂得，事实上也刚刚开始有了这种找回自己在生产关系中应有的权利和价值的时机。这回他们和她们变得聪明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凡是可能为自己挣得利益的地方便决不放弃。实施套种后连年从原来同一亩地里得到两至三倍收益的东张人，被一条信息刺激得蹦跳：上海人从他们这儿收购一斤荷兰豆后，稍稍一倒手就赚了比东张人流血流汗好几个月还多几倍的钱！如一吨荷兰豆的收购价是2400元，而经加工后每吨出口价就升至800（）到1100（）元，为初级产品的三四倍。不行，我们再不能光知埋头耕种而不管赚多赚少了。

也许被人狠咬一口后方能明白过来。打这起，东张人首先来了个“统一收购、一致对外”，把荷兰豆等市场上好销的蔬菜作物销售口子管了起来。其次，再由镇政府出面同上海等大城市的食品公司、蔬菜市场和食品外贸进出口公司直接打交道、谈价格。与此同时，他们在每年蔬菜播种前和收成时特邀像日本八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荷兰豆客商，到东张来进行实地贸易洽谈活动，交流蔬菜市场信息、先期共议种植范围、商谈产品加工措施、敲定商品收购价格等，使得农民们在未种植之前，就已知来年收成情雨表，从而达到种的人放心、销的人安心、买的人开心之皆大欢喜目标，另一方面，也使东张的种植业在普夭下名声大噪。

“你要是晚一个来月来，那准会看到我们东张近4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产收销贸的热闹场面。”陈惠良书记的话令人有一种不见不罢休的冲动。“别说你，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在那时，光我们镇政府就要组织十几个部门的二百多号人的专业队伍外加几百人的临时工共上千人的‘收购大军’，分兵十几路，到各村分摊设点，上门收购……那场面你说有多热闹就多热闹。”

东张人简直把我带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江南所特有的诗情画意中。

主人进而告诉我，为了让他们的这片已经形成的蔬菜基地更好地发挥经济潜力，加大商品化产出能力，使每一寸土地获得更大更多的效益，1994年以来，他们与台湾一家客商合作兴建了两个具有现代化加工水准、年生产加工能力分别为3000万吨和5000万吨的蔬菜加工企业。由于这两个现代化加工企业的投产，使东张蔬菜完全进入了从简单种植到商业化产销和走向国际市场这三大步质的飞跃。农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没有影响棉花种收同时，竟多出了如此几倍的经济效益，而且靠自己那双又粗又壮的双手种出来的带着泥腥味儿的菜苗苗，竟远销到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赚回的还是外汇呢，你说邪不邪？

镇长江振球介绍道，这“蔬菜市场商品化”，仅仅是他们东张“农民走入多元市场经济中的“一元”而已，·他们还有比这更强大的市场领域。“我们概括为四个一，即‘一件衣、一只针、一根木、一棵菜’工程。”

“‘一棵菜’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衣’是不是就是你们东张一个乡出了两个全国闻名的品牌‘圣达菲’和‘雄’牌吧？我此时到东张本来就是冲这两个名‘衣’而来的。不过我还想听听‘一只针’、‘一根木’是怎么回事？”我问镇长。

镇长笑道：“‘一只针’是我们常熟整个市的特色，何况我们东张镇又是纯棉区，纺织业自然少不了我们参与。这方面你可能已经了解不少了吧？那就谈谈我们东张的‘一根木’怎么样！把最精采的‘一件衣’留在最后如何？”

巴不得如此。在此也请读者谅解，因为谈起东张的“一件衣”时，你听后肯定与我一样，可不仅仅是那种简单的激动，而是一种神往——所以我们留在后面说。

“咱们常熟有‘鱼米之乡’，有‘纺织之乡’、有‘服装之乡’等美称，你可能还不知道常熟，还是‘红木之乡’哩！”江镇长再一次把我带进了常熟这个“天堂中的天堂”里去，并给我讲了一段美妙的故事：1972年，中国健儿的一只乒乓球，把中国人民的友谊传到了美国，使处于近30年冻结状态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下榻上海锦江饭店。当他在总统套间里置身在一件件古色古香、雕龙刻凤、巧夺天工的红木陈设之中，情不自禁地向中国官员询间这都是哪里所产？当中国官员告诉总统就离上海不远的常熟所产时，尼克松连称中国不愧是鲁班的故乡。从那起，常熟的红木家具便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美国总统这样的高级家庭。据称，自尼克松喜爱常熟红木工艺家具后，美国历届总统官邸内必有常熟红木家什。最有趣的是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卡特总统，对常熟的红木简直到了如痴的地步。他在自己的家乡亚特兰大的家中，珍放着一套香红木罗甸沙发，因为不小心碰坏了一个地方，总统十分惋惜，有美国名匠知此事后上门想讨卡特好，可总统执意要修就得找中国常熟红木匠师。后来真的请了一位名叫陈运来的常熟师傅不远万里，到亚特兰大的总统家里把那套沙发给修复好了。望着恢复如新的珍爱之物，卡特总统兴奋不已，搂着陈运来连连说，中国常熟红木和常熟红木匠师“OK“

“你肯定不知道常熟红木的最好匠师在我们东张吧？”江镇长颇为得意地对我说，“所以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东风，我们便从自身优势抓起，大力开发传统的红木加工工艺，并很好地发挥了这‘一根木’的名牌效应。把全镇的红木匠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批专业红木家具生产厂，集中攻坚我国红木产品的最大市场——上海。如我们的‘东达’红木家具，是常熟红木加工的创始厂家，这个厂生产的家具，现在上海红木市场上无论是质量还是销量及其信誉，都是首屈一指。上海去年市场的红木商品共有4亿多元份额，以我们东张为领衔的常熟红木占市场总份额的80％以上。”

这就是常熟一个小镇在市场经济革命中所展示的风流。

正是因为他们从本地实际出发，抓住了具有特色的“一件衣、一只针、一棵菜和一根木”这些优势产业，使得全镇的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溶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并在各自的产业中成为左右逢源、一展丰采的主角。难怪东张人自信而又豪迈地说：“当‘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走过之后，现在该是我们东张人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我的眼前，我看到的正是像元和村、像碧溪镇、像东张人这样组合起来的整个常熟的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冲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