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谁变成了习惯于自由生活的某个城邦的君主，都丝毫不毁灭这个城邦，他希望被这个城邦所毁灭，因为城邦在其叛乱中总是有个庇护所，即自由的名字和它古老的习俗，而不管是经历漫长的时间还是为了任何恩惠，这些习俗都永远不会被忘记。不管人们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人们向城邦提供什么，充其量只能从城邦中驱逐事物或驱散居民，而居民将丝毫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也不会忘记这些习俗……”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165

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个空间不再受到外部社会的局限。这种统一同时也是一个扩张和强化的大众化过程。为市场的抽象空间而成批生产的商品的积累，必须打破所有地方性的合法壁垒，还要清除中世纪保障手工业生产质量的所有行会限制，这个积累也必须分解不同地点的独立性和质量。这个同质化的强权是个庞大的炮兵阵地，足以摧毁所有的中国长城。

166

正是为了变得跟自己更加相同，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静止的单调，商品的自由空间从今以后才需要时时更新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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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除地理距离的社会，却在内部收集着距离，把它当作景观的分离。

168

作为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人类的流动被看作一种消费，即旅游业。它从根本上可归结为一种休闲，去看看那些变得平凡的东西。对所走访的不同地点的经济治理，它自身就已经是这些地点的等价的保证。从旅行中抽取时间的同一个现代化，也从时间中抽取空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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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自己整个周围环境的社会也建立起专门的技术机制，以便营造这个任务整体的具体基础：它真正的领地。城市规划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拥有，而顺其逻辑发展成绝对统治的资本主义，现在能够也必须重新构建空间的整体，把它当作自己真正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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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规划中得到满足的资本主义需求，作为生活的可见的冰冻期，可以表达为——借用黑格尔的术语——绝对的优势地位，即“空间的平静共处”相对于“时间持续中不安定未来”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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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技术力量都应该被理解为实施分离，那么在城市规划的情况下，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对技术力量普通基础的装备，是对适合于展开技术力量的土地处理，是对分离技术的开发。

172

城市规划就是捍卫阶级权力的不间断任务的现代实现：将劳动者维持在原子化状态，因为都市生产条件将他们危险地集中在一起。为对抗这种可能遭遇的各个方面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将在城市规划中找到其特有的领域。所有已建政权的努力，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开始，为了增加维持街道秩序的手段，最终都在取消街道的努力中到达顶点。“随着远距离大众交际手段的出现，人口的隔离显示为一个更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刘易斯·芒福德【1】在《城市发展史》中见证并描绘了一个“从今以后处于单行道的世界”。然而隔离的普通运动，即城市规划的现实，也应该包括一种有控制的劳动者的重新融入，并且依据生产和消费的可规划需求。融入体系的工作必须重新抓住被隔离的个人，把他们当作整体隔离的个人：无论是工厂或文化之家，还是度假村庄或“住宅楼群”，都为了这种伪集体（pseudo-collectivité）的目的而专门组织起来，这种伪集体也在家庭细胞中陪伴着被隔离的个人：景观信息接收机的普遍使用，使得个人隔离充满了主导的图像，而仅仅通过这种隔离，这些图像便获得其全部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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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的建筑，在从前任何时代都是用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如今却直接保留给穷人，这是第一次。这种新型的住宅经历表现出的形式贫困和巨大扩张，整体上来自它的群众特点，这种特点既出自住宅的用途，也出自现代的建筑条件。权威的决定，即在抽象的土地上抽象地治理领土的决定，它显然位于现代建筑条件的中心。同样的建筑出现在所有地方，在那里开始了这方面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像是适合某种新的社会生存类型的土地，必须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像在热核武器或出生率问题上那样清晰——已经达到某种操纵遗传的可能程度——在社会的物质权力增长中已经跨越的门槛，还有该权力的有意识统治的落后，都展开在城市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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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刻已经就是都市环境自我毁灭的时刻。都市面向堆满“都市废料的无形大块”（刘易斯·芒福德）的乡村的爆炸，呈现出紧迫方式，并且由消费的迫切需要引领着。汽车是商品富足第一阶段的领先产品，汽车的专政以高速公路的统治铭刻于土地上，拆散了从前的中心，指挥着更加严重的分散。同时，都市网络那未完成重组的时刻，也暂时向“销售工厂”集中，这就是那些建设在光秃秃土地上并且坐落于停车场基座上的庞大超级市场。这些快速消费的神庙，它们本身也在离心的运动中向外逃逸，随着它们重新变成超负荷的次要中心，离心运动将再次推动它们，因为它们带来一种都市圈的部分重组。但是消费的技术组织仅仅处于普通解体的首位，而这种解体将导致都市去自己消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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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历史，完全围绕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而发展的历史，它已经到达了同时消除两极的成功阶段。全部历史发展的当今瘫痪，唯一有利于追求经济独立运动的瘫痪，它让都市和乡村开始消失的时刻成为它们同时崩塌的时刻，而不是对它们分裂的超越。都市和乡村的互相消耗，它是历史运动的缺陷的产物，而通过这个运动，现有都市的现实问题可能被克服，这种互相消耗显示在其被分解元素的那个电力混合中，覆盖了工业化中最为先进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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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历史诞生于都市，它在都市对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变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将下列事实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功绩之一：“它让乡村从属于都市”，都市空气给人自由。但是，如果说都市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它也曾经是专制的历史，是控制乡村和都市本身的国家行政管理史。都市还只能是历史自由的斗争场地，而不是对自由的拥有。都市是历史的环境，因为它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使历史的事业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昔日的意识。现今对都市的清算倾向，也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一种落后状况，即经济对历史意识的服从，重获权力的社会统一，因为权力已经与社会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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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德意志意识形态》）。毁灭都市的城市规划重构了一个伪乡村（pseudo-campagne），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新的人造农民阶级，它是由居住和景观控制的条件在现有“被治理土地”上重新创造的阶级：空间的分散和受局限的观念，这些都时时阻碍着农民阶级去从事独立的活动，去显示为历史的创造力量。这些问题重新变成了生产者的特征——他们自己制造的一个世界的运动，这个运动与农业社会的自然劳作节奏相比，完全超出了他们自身能力的范围。然而这个农民阶级，这个“东方专制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其分散性本身召唤着官僚制度的集中，当它表现为现代国家官僚制度的壮大条件的产物时，它的麻木现在大概已经历史地得以铸就和维持；自然的无知让位于错误的有组织景观。技术的伪农民阶级的“新型都市”在土地上清晰地刻下了与历史时间的断裂，而新型都市就建造在这个历史时间之上；它们的座右铭可能是这样：“就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从来没有什么在此发生过。”这显然是因为需要在都市中提交的历史还没有被交付，因为历史缺席（absence historique）的力量开始构建都市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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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这个衰落世界的历史，也是能够使空间服从于所经历时间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个人类地理的批判，通过这个批判，个体和群体就有必要建造一些景点和事件，它们不仅要对应于对其劳动的占有，而且还要对应于对其全部历史的占有。在游戏的这个流动空间中，在对游戏规则自由选择的不同变种中，地点的独立性可以重新获得，不需要向土地重新注入专有的依恋，并借此来重现旅行的现实，以及生活的现实，生活被理解为一次旅行，而旅行自身具有完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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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规划的最伟大的革命思想，本身并不是都市的、技术的或美学的思想。它是完整地重建领土的决定，依据的是劳动者委员会的权力的需要、无产阶级反国家专政的需要、执行性对话的需要。而委员会的权力，它只有在改造了全部现有条件时才真正有效，倘若要在它的世界中被人们认可，并且自己认可自己，就不能给自己指定任何使命。

【1】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国史学家，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和城市规划史研究，著有《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技术与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