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活着看到一场政治革命吗？我们，这些德国人的同代人？我的朋友，您相信您所想要的……当我根据现有的历史去评判德国时，您就不会反对我的这个看法，即它的整个历史都是伪造的，而它现有的整个公共生活并不代表人民的真实状况。读一读您愿意读的报纸，您能相信人们在不断地——您会向我承认新闻检查不能阻止任何人中断——庆祝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国家幸福……”

卢格【1】（《致马克思的信》，1843年3月）

180

在分化为阶级的社会中，文化属于知识的普通领域，也是表达生活体验的领域。这就是说它是这个存在于边缘的普及的权力，作为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分工的脑力劳动。文化自行脱离神话社会的统一性，“当统一的力量从人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在赢得独立性时……”（《关于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区别》【2】）。在取得其独立之前，文化开始了一个致富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同时也是文化独立性的衰落。创造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自主性的意识形态幻想，也表达为文化的历史。文化的整个征战史可以理解为针对其不足的革命史，理解为通向其自行消亡的长征。文化是追寻失去的统一性的场所。在这个对统一性的追寻中，作为被分离领域的文化，将被迫否定自身。

181

传统与革新的斗争，是历史社会的文化内在发展的原则，这个斗争只有通过革新的持续胜利才能继续下去。然而文化中的革新只能靠总体历史的运动而非他物来承载，历史运动通过对其总体性的意识，向着超越其自身文化预先假设的方向发展，走向任何分离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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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识的飞跃，包括了对充当文化中心的历史的理解，这个飞跃本身具有一种没有回归的认识，通过毁灭上帝而表达的认识。但是这个“任何批判的首要条件”，也是一种无限批判的首要义务。在任何行为准则都不能再坚持的地方，文化的每个结果都会让文化迈向它的解体。就像那时获得其完全自主的哲学那样，任何变成自主的学科都必须倒塌，首先是作为合理解释社会总体性的主张，最终是作为在其边界内可使用的碎片式工具。被分离文化的理性缺失是判处文化趋于消失的要素，因为在文化中，理性的胜利就已经像一个要求那样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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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来自分解旧世界生活类型的历史，但是作为被分离的领域，它仍然只是智力和感性的交际，两者在部分历史的社会中还停留在部分的状态。文化是一个太不明理的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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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的终结通过两个对立的方面来展示：文化在总体历史中的超越规划，还有景观凝视中把文化当作死亡物品进行维护的组织。其中一个运动将其命运与社会批判联系在一起，另一个则将其命运与阶级权力的保卫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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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终结的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以统一的方法存在着，在认识的所有方面是这样，在感性表现的所有方面——在艺术的最普遍意义上也是这样。在第一种情况下，与之对立的有变得不可使用的断片式知识的积累，因为对现有条件的赞同最终必须放弃它的知识，还有实践理论，它独自掌握着所有知识的真理，也独自掌握着知识使用的秘密。在第二种情况下，与之对立的是社会的老式共同语言的关键性自我毁灭，以及商业景观中语言的人工重组，即对无生活经历的虚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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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神话社会的群体之时，社会也该失去某种真正共同语言的所有参照，直到无活动的群体解体能够被克服时为止，通过到达真正的历史群体来克服这个解体。艺术，它就是社会无活动的共同语言，一旦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艺术，当它从其宗教的第一世界中脱颖而出，而且变成被分离作品的个人生产时，就会像个别情况那样经历一个运动，即统治被分离的文化整体历史的运动。艺术的独立肯定便是它解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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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语言已经失去这个事实，这就是任何艺术的现代分解运动所积极地表达的意思，即它的形式消灭所表达的意思。而这个运动消极地表达的意思，就是另一个事实，即某个共同语言必须被找到——不是在单边的结论中寻找，因为单边结论对历史社会的艺术来说总是来得太晚，没有真正的对话就向其他人解说生活经历究竟是什么，而且接受这个生活的缺陷——但是必须在实践中找到，实践在自己身上集合了直接的行动及其语言。问题在于要真正地拥有对话的群体和与时间的游戏，这些都曾经通过诗歌艺术作品得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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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得独立的艺术用鲜艳的颜色表现它的世界时，生命的某个时刻已经老去，这个时刻不会因鲜艳颜色而返回青春。它只能让人们在记忆中回顾。艺术的伟大只有在生命陨落时才开始显示。

189

侵入艺术的历史时间首先表达在艺术领域内，从巴洛克艺术开始。巴洛克艺术是一个丢失了其中心的世界的艺术：中世纪所认可的最后的神话秩序，在宇宙和人世管理中——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某个帝国的幽灵——已经倒塌。变化的艺术应该在自己身上承载它在世界中发现的短暂原则。欧亨尼奥·多尔斯【3】说,他选择了“生活而不是永久”。戏剧与节日，戏剧的节日，是巴洛克成就的全盛时刻，在这个成就中，任何特殊的艺术表达，只有在参照某个建筑地点的布景时才有其意义，参照一个对表达来说应该是统一中心的建筑；而这个中心就是过渡，它被当作受威胁的平衡刻写在一切事物的动态无序中。巴洛克观念在当代美学争论中获得的意义，有时有点过分夸大，却表达了对艺术古典主义的不可能性的觉悟：为标准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而做的努力，近三个世纪以来，仅仅是一些短暂的人造建筑，说的是国家之外的语言，是绝对君主制或披着古罗马外衣的革命资产阶级的语言。从浪漫主义到立体派，说到底总是一个否定的更为个性化的艺术，时时都在自行更新，直到艺术领域的完成的分散与否定为止，而艺术领域则一直跟随着巴洛克艺术的普通进程。历史的艺术与某个精英的内部交际相关，它那半独立的社会基础就在部分的游戏条件中，即最后的贵族阶级所经历的游戏条件，历史艺术的消失也表达了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经历过早期的阶级权力，该权力承认自己缺乏任何的本体论品质，而该阶级的权力根源在它对经济的简单管理中，同样也是任何人类控制的失败。巴洛克艺术的整体，对艺术创作来说，其本身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失败的统一，而如今却以某种方式，在对过去艺术总体的当前消费中找到了位置。过去的整个艺术是以回溯方式构成的世界艺术，对它的历史性认识和认可使它变得更为相对，成为一种总体的无序，这种无序又会组成一个更为高级的巴洛克建筑，而巴洛克艺术的生产本身和它所有重新出现的事物都会崩塌在这个建筑中。所有文明和所有时代的艺术，首次可以得到整体上的全部认识和认可。这是艺术史上的一次“回忆的保存”，在成为可能之中，它也将是艺术世界的终结。正是在这个博物馆的时代，当任何艺术交际都不复存在时，艺术的所有古老时刻才可以被一视同仁地接受，因为其中的任何时刻，在一般交际条件当今丢失的情况下，都不再遭受特殊交际条件的丢失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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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在其解体时代，作为在一个历史尚未被经历的历史社会中追求艺术超越的否定运动，既是一个改变事物的艺术，也是不可能改变的纯粹表达。它的要求越是宏大，它的真正实现就越是超出其能力之外。这个艺术必然是先锋的，但是它又不存在。它的先锋就是它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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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标志着现代艺术终结的两个思潮。它们仅以相对有意识的方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后大进攻的同代思潮；而这一运动的失败，使它们封闭于它们曾经宣布过衰落的艺术领域本身中，更是它们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历史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对哪一方来说，都构成了其贡献中最有影响又最绝对的部分，而在这种对立中，它们双方中的每一方都出现了其内部批判的不足。达达主义想以不实现艺术的方式去消灭艺术，而超现实主义则想以不消灭艺术的方式去实现艺术。从那以后，情境主义者（situationnistes）制订的批判立场则展示，艺术的消灭与实现是同一艺术超越的不可分离的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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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着古老的冰冻文化的景观消费，包括它所回收的消极表现的重复，在其文化方面，公开成为它总体性中隐性的存在：不可交际物的交际。语言的极端毁灭可以在其中被平淡地认可为一种正式的积极价值，因为问题在于要显示一种与事物主导状态的调和，而在事物主导状态中，任何交际都应以快乐的方式宣布它的缺席。作为诗歌与现代艺术真实生活的这种毁灭的批判真理，明显被掩盖了起来，因为景观具有让人们在文化中忘记历史的功能，它在其现代主义手段的伪新生事物（pseudo-nouveauté）中执行着从深处构建景观的真正战略。这样就能够自我奉献一个创新，成就一个新文学流派，这个文学流派会简单地接受一个事实，即为文章而凝视文章。此外，在简单地宣布可交际物解体的足够美丽时，景观文化最为现代的趋势——与社会普通组织压抑的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趋势——借助“整体研究成果”，试图从分解的元素出发，重新组成一个复杂的新艺术的环境，尤其是在将艺术碎片或美学技术混杂物融入城市规划的研究。这就是在景观的伪文化（pseudo-culture）层面上，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普通规划的解译，而发达资本主义旨在重新抓住碎片化的劳动者，把他当作“完全融合于团体的人物”，这是最近美国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趋势（理斯曼【4】、怀特【5】等）。到处都是这个无群体重组的同样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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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成为商品的文化，也应该成为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克拉克·克尔【6】是这种趋势的最先进的思想家之一，他计算出知识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复杂过程，每年在美国已经囤积了29%的国民产值；他还预计在本世纪后半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大概会扮演推动力的角色，在本世纪前半叶是汽车的发展，而在上世纪后半叶则是铁路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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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知识，作为景观的思想而仍在不断发展的知识，必须证明一个无证明的社会，必须组成一门虚假意识的普通科学。这门科学完全取决于一个事实，即它在景观体系中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思考自己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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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象的社会组织的思想，本身就被它所捍卫的普及的交际不足（sous-communication）弄得模糊不清。它不知道冲突是其世界所有事物的起源。景观权力是其无答复语言体系中的绝对权力，景观权力的专家们完全被自己的蔑视和蔑视成功的经验所迷惑，因为他们的蔑视得到可蔑视之人的认识的确认，这个可蔑视之人实际上就是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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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观体系的专业化思想中，随着这个体系的改进本身带来的新问题，进行着一种任务的新分工：一方面，景观的景观批判由研究分离的现代社会学来进行，唯一借助的就是分离的观念工具和物质工具；另一方面，景观的辩护由非思想（non-pensée）的思想组成，由历史实践的有名份的遗忘（oubli attitré）组成，在结构主义扎根的不同学科中都是这样。不过，体系的非辩证批判的虚假失望和体系的纯粹广告的虚假乐观，作为服从的思想都是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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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讨论，讨论由当今发展所带来的生存状况，而如果说它曾经能够带来许多的经验资料，却一点也不了解其自身目标的真理，因为它不能在该目标中找到其内在的批判。因此，这种社会学的诚实的改良主义倾向只能依赖于道德和情理，依赖于完全没有适时性和尺度的召唤。这样一种批判方式，因为它不知道否定性是其世界的中心，就知道强调对一种消极剩余的描写，它觉得这种消极剩余以可悲的方式在表面上阻碍着批判，就像一种非理性寄生物的无限增生。这个愤怒的善良意志，即使是它应该的那样，能指责的也只是体系外部的后果，它以为自己具有批判性，却忘记自己的预先假设和方法主要以辩护为特点。

198

揭露经济富足社会中鼓励浪费的荒诞或危险的那些人，不知道浪费用来做什么。他们以经济理性的名义，不知感恩地谴责这些称职而又非理性的卫士，没有这些卫士，这个经济理性的权力将彻底垮台。例如布尔斯廷【7】，他在《图像》一书中描写了美国景观的商业消费，但从来都不触及景观的概念，因为他以为可以让私人生活或“正直商品”的概念处于这个灾难性夸大之外。他并不明白商品自身就已经制订了法则，而法则的“正直”执行既要提供私人生活的清晰现实，又要借助图像的社会消费提供对商品的后续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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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斯廷描写了一个世界的过度放纵，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变得很陌生，正如放纵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很陌生一样。然而，当作者以心理学和道德评判的术语，将图像的表面统治形容为“我们过度抱负”的产品时，他所隐性参照的社会生活其“正常”基础就没有任何现实，既不存在于其书本中，也不存在于他那个时代中。这是因为布尔斯廷所说的人类的真正生活，对他来说是处于过去中的事情，也包括宗教服从的过去，还因为他不能理解图像社会的整个深度。这个社会的真理无非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否定。

200

社会学认为能够从社会生活的整体中隔离出单独运转的工业理性，也能够做到从总体的工业运动中隔离出再生产和传输的技术。正因为这样，布尔斯廷找到了他所描述的结果的原因，即不幸而又几乎偶然的相遇，这是一个过分巨大的图像传播机制和一个过分巨大的人类诱导机制之间的相遇，这一诱导将我们当代人类引向伪轰动效应（pseudo-sensationnel）。因此，景观大概应归咎于这个事实，即现代人是个过分的观众。布尔斯廷并不理解这一点，即他所揭露的预制“伪事件”的不断增生来自这个简单的事实：在当前社会生活的庞大现实中，人们并不去亲自经历事件。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像个幽灵在萦绕着现代社会，而且人们可以找到构建于生命消费所有层面的伪历史（pseudo-histoire），以便保护受到当今凝固时间威胁的平衡。

201

对历史凝固时间的某个短暂时期最终稳定性的肯定，是当今趋势的不可否定的基础，无论是无意识地还是有意识地宣布，这个趋势正朝着结构主义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结构主义反历史思想所持有的观点，就是某个系统永久在场的观点，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创造也永远不会终结的系统。语言学和人种学（甚至对资本主义运转的分析）所设计的结构模式在这种状况下已经被过度地理解，某个无意识预先结构对任何社会实践实施专政的梦想，能够从这些模式中被过度抽离出来，其简单原因就是，一个很快得到满足的大学中等职员的思想，全部深入对现有体系的美妙赞扬的思想，会平淡无奇地将任何现实带向体系的存在。

202

正如在任何历史社会科学中那样，要理解“结构主义”类别，就必须时时保持这种看法，即类别表达着存在形式和存在条件。正如人们不能根据某个人对自身的看法而评价他的价值那样，不能通过将社会对自身所说的语言当作无可争辩的真理那样去评价——和欣赏——这个特定的社会。“人们不能根据时代所具有的相关意识去评价这些改造的时代；恰恰相反，应该借助物质生活的矛盾去解释意识……”结构是现有权力的女儿。结构主义是国家保障的思想，它将景观“交际”的现有条件设想为一个绝对物。它在代码中研究信息代码的方法不过是某个社会的产品，也是对这个社会的承认，这个社会中的交际以等级信号串联的形式存在着。结果不是结构主义被用来证明景观社会的跨历史效力，相反倒是景观社会自行强加的庞大现实，被用来证明结构主义那冰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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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的关键概念大概也可以被普及为某种任意的表述，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修辞的空洞表述，以便抽象地去解释和揭露一切，也因此服务于对景观体系的保卫。因为显而易见，任何思想都不能通向现有景观之外，而只能通向关于景观的现有思想之外。要真正地摧毁景观社会，就必须有将实践力量付诸行动的人们。景观的批判理论要成为真正的理论，就只能与社会中否定的实践思潮保持一致，而这个否定，即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重启，它将通过发展景观批判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景观批判是景观的真正条件的理论，是当代压迫的实践条件的理论，它从反面揭示它可能成为什么的秘密。这个理论并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期待什么奇迹。它考虑着无产阶级要求的新表达式和实现方式，把它们当作长期的任务。为了人为地区分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因为在此处定义的基础上，这样一种理论的组成本身和交流，在无严格的实践时都已经不能设想——可以肯定的是，批判理论那昏暗而又困难的行进，也必须是作用于社会范围内的实践运动的份额。

204

批判理论应该在其特有的语言中进行交流。这是矛盾的语言，在其形式和内容上都必须是辩证的。它既是总体的批判，也是历史的批判。它并不是一个“写作的零度”，而是写作的颠覆。它不是对风格的否定，而是否定的风格。

205

在其风格本身中，辩证理论的展示就是一个丑闻和一种可憎之物，依据的是主导语言的规则，还有这些规则培养出来的情趣，因为在现存概念的肯定使用中，这种语言同时包含了一种理解，即重新找回的概念流动的理解，还有概念必须毁灭的理解。

206

这种风格包含着其特有的批判，它必须表达当今批判对其整个过去的统治。通过这种风格，辩证理论的展示方式将证明其理论中存在的否定精神。“真理不像一个产品，在其中不能再找到工具的痕迹”（黑格尔）。运动的这个理论意识，在其中运动的轨迹本身必须在场，它通过对概念之间建立的关系的颠倒表现出来，通过对前期批判的所有成果的异轨（détournement）表现出来。所有格（le génitif）的颠倒就是这种历史革命的表达方式，这种被限定在思想形式中的表达，被人们视作黑格尔的警句风格。青年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的系统用法，主张用谓语去替代主语，他对这种反叛风格的使用恰到好处，这种风格从贫困的哲学中抽离出哲学的贫困。异轨将过去的批判结论带向颠覆，因为这些结论已经僵化为可尊敬的真理，也就是说转变为谎言。克尔凯郭尔【8】就已经故意地使用过，还加上了他自己的谴责：“但是不管怎样游历和迂回，正如果酱总是要回到食品柜一样，你最终还是会向其中加入一小句话，这句话不是你的，却通过它所唤醒的记忆而让人忐忑不安”（《哲学碎片》）。正是与造假成正式真理的东西保持距离的义务确定了这种异轨的使用。克尔恺郭尔在同一本书中承认：“还要指出一点，你针对我的怨言有许多暗示，说我将怨言与借用的话混在一起。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也不再掩饰这是故意为之，而且在本书后续章节中，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我有意用其真正的名字来命名物品，用历史的服装来装扮问题。”

207

思想在改善。词语的意义参与其中。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样做。进步紧扣着某作者的句子，使用他的表达，抹去一个虚假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

208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其唯一原因就是它变成了引用；它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最终是从作为总体参照的时代中，从引用在参照内部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而这个参照又是被精确认可的或错误的参照。异轨是反意识形态（anti-idéologie）的畅通语言。它出现在交际中，而交际又知道自己不能指望拥有任何的保证，它自身的保证和最终的保证。它在最高点上，是任何前期和超级批判的参照所不能确认的语言。相反只有它自身的协调，它与自己、与可实践的事实的协调，能够确认它所带来的真理的古老核心。异轨不在任何其他外在事物之上建立自己的事业，而只在作为当今批判的自身真理中。

209

在理论表达式中，公开表现为被异轨的事物，通过否认所表达的理论性领域的所有可持续自主，通过暴力介入去扰乱和消除任何现有秩序的行动，提醒人们注意，这种理论性的存在在其本身中什么都不是，只有通过历史的行动和历史的校正才能被人们认识，而历史的校正才是它真正的忠诚。

210

对文化的真正否定是唯一能保留文化意义的否定。它是再文化不过的否定。结果是它以某种方式成了文化层面上的剩余之物，尽管对它的接受很不相同。

211

在矛盾的语言中，文化的批判表现为统一的文化：因为它统治着文化的一切——文化知识和它的诗歌——还因为它与社会总体的批判不再分离。正是这个统一的理论批判，它独自前去与统一的社会实践相遇。

【1】卢格（arnold ruge, 1802—1880），德国政治思想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施蒂纳和巴枯宁等交往甚密，主要从事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普及工作。作品有《阿尔诺德·卢格文集》《我们的制度》《过去的时代》等。

【2】《关于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区别》，黑格尔著，德语原文标题为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法译为différence des systèmes philosophiques de fichte et de schelling。

【3】欧亨尼奥·多尔斯（eugenio d'ors, 1881—1954），西班牙作家、艺术批评家和哲学家，著有《戈雅的艺术》《毕加索》《今日意大利绘画》《论巴洛克风格》等。

【4】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 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著有《孤独的人群》《重新审视的个人主义》《学术革命》等。

【5】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 1914—2000），美国人种学家、都市社会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著作有《街角社会》《参与的观察家》《拉丁美洲美国企业中人的问题》《组织行为：理论与应用》等。

【6】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1911—2003），美国经济学教授、高等教育家，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首任校长，后又出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第12任校长（1958—1967）。著有《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大学之用》等。

【7】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 1914—2004），美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有《图像》《发现者》《美国人》等。

【8】克尔凯郭尔（s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维护基督教，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作品有《诱惑者日记》《哲学碎片》《恐惧与战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