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主任这个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已变得模糊不清，虽然那是1996年发生的事，离现在仅仅相隔四年时间，但我已经无法把真实发生过的事与梦境区分开来，有些事隐藏在记忆深处，当我试图接近它的时候，它会突然从我的笔下倏地一下溜走，让原本模糊的记忆变得更加混浊，就像往一只牛奶杯里加进了大半瓶墨水，黑中糅合着白，白中又糅合着黑。
合肥这座城市在我的记忆里若隐若现，有时闭上眼睛我可以看见那城市黑白分明的徽派建筑，以及公园里像镜面一样清静的湖水，四下里走走看看，到处都很清静，除了我们一行三人，在公园里好像没有碰到其他人。那次在公园散步给我的印象好像是在早晨（也可能是因为公园里太清静了，我把下午当成了早晨），有两男一女悠闲地在湖边走来走去，那两个男人是很熟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老屈。
在我对新单位完全不抱希望的时候，屈主任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跟他到外地去出一趟差，“去搞一份材料”，他在电话里声音嗡嗡地说，“以你的文笔没问题。”听了这句话我心里非常生气，什么叫我的文笔没问题？我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的小说均在全国最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我是一个“一流主义者”，在发表问题上决不凑合，宁可不发也不会上二流刊物），什么叫文笔没问题？我越想越生气，我拿着听筒的那只手直出汗，如果那时我丢掉听筒从那间办公室里跑出去，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
但我发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那人是福生。福生在跟章雪大吵一架之后，又在寻找第二个目标。
好吧，我去。
说完之后，我迅速挂上电话。
福生说：你够神速的呀，都找着新工作了？
那当然。
我瞥了福生一眼，然后趾高气扬地走出去。我知道自从我提出转业，许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表面上挺关心我，暗地里却盼着我找不到工作又没人要，转了一圈之后再乖乖地回到原单位。
屈主任站在一块巨大广告牌前，脖子上围着一条墨绿短羊毛围巾，头发被风吹起一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广告牌上是一只充满张力的大手，从黑的底色里伸出来。我隔着邮局玻璃往马路对面看，正好看见那只手和那个人，一切都充满寓意，我在邮局的一条长椅上背对着玻璃坐了一会儿，我对自己说如果现在想逃走还来得及。福生笑笑地从旁边柜台绕过来，我看着他的脸，愣了一下，这个应该出现在办公室的男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那人用一头被绳子系住的圆珠笔填写一张单子。
那人长得可真像福生。
讨厌的男人怎么长得都像福生？
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我得出去。
屈主任隔着玻璃门看到正从邮局里往外走的我，大老远向我招了招手。
软卧车厢的门紧闭着，没有空气流动，我觉得自己快要闷死了。和屈主任一块的那个叫小李的男人，像个影子似的在门里门外闪进闪出，每当他不在的时候，门就会关得很紧，我和屈主任面对面干坐着，过了一会儿，他坐到我身边来，他说，我给你剥个橘子吃吧，然后他就从旅行包里往外掏橘子，掏出来的橘子上套着两层塑料袋，外面的袋子是橘红色的，里面还包着一层极薄的。屈主任一边剥一边说“干吗包得那么严”，然后他把橘子皮一瓣一瓣地撕开来，把花蕊似的橘子芯捧给我。
我觉得自己像个木偶。
他在递给我橘子的同时，顺便摸了下我的手。
你的手真小啊。
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吃啊，你怎么啦？老是不高兴的样子？带你出来玩，又不是带你出来受罪。
他这句话使我觉得这次旅行的性质好像已经变了，也许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根本没有什么工作，屈主任是借工作的名义出去吃吃喝喝。如果我要把这枚酸果子吞下去，内心就要受委屈；如果我不肯吞下我不愿意吃的东西，那么，我这大半年的心血就将白费，我将回到原单位，与福生、老甘之类庸庸碌碌的人变得一模一样。
我的心被人像橘子似的分成几瓣。
我把它一瓣一瓣吃下去。
这时，有条大毛毛虫似的胳膊，不知从哪儿跑到我肩上来，它环住我，绳索般的越来越紧。车窗外的景物被一层图案复杂的白纱窗帘罩住，我的眼睛很快也被什么东西罩住，然后是一只爬来爬去比老鼠还要灵活的手。
列车好像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小李就在这时影子一样地飘进来。我的眼睛恢复了常态，屈主任也坐到对面去了。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屈主任表情端庄地坐在我对面，打开杯盖一口一口地抿着热茶。
夜里，软卧车厢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盖了一条薄被昏沉沉地睡过去，到了后半夜我被一只伸进被子里的手弄醒了。那只手的动作很轻，我的意识也很清醒，我采取面朝里的姿势，裹紧被筒一动不动。那只手大概以为我没醒，于是，胆子大起来，它把被子掀开一小角，更多地伸进来摸我后背。我对自己说反正已经这样了，忍耐一会儿就过去了。列车在无边的黑暗中向前延伸，我感觉不到身体的移动，我就像一片飘在水面上的叶子，只能选择随波逐流。
车窗外有一束白光照射进来，在车厢里一闪就不见了。在那束光一闪的瞬间，我扭脸看见一张脸（其实我什么也没看清楚，那张脸只是一闪就不见了），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我看到的不是老屈，而是小李。小李的脸和老屈的脸在我后来的梦境里不断交替闪现，至此我可以确定，这是一桩阴谋，我们也许永远到不了合肥，我甚至觉得火车也不是往南开，而是往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