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仲达停在一个相当破败的小院前，抬头读出门口牌子上的字：“饮马池街道居委会。就是这儿了。”他转身招呼田中清子：“进来吧。”

田中清子弯一弯腰，满脸带笑，夹杂了希望和兴奋地答应了一声：“嗳！”

院门油漆斑驳，两边门鼻子上的铁环已经掉了一个，另一个也摇摇欲坠。煤渣和水泥铺就的天井里，杂陈着好几户人家共用的水池，自行车棚，晾衣架，刻有棋盘的水泥平台，以及废旧的婴儿车，栽种在破脸盆里的盛开的芍药和玫瑰，一个拖挂着几条老瓜瓢的丝瓜棚。竹竿搭成的棚架上挂着跟大门外同样的木牌，下面有往左的箭头指示。顺着这一指引，他们穿过两边低矮屋檐夹出来的窄窄小弄，很容易便找到了居委会占用的三间厢房。

这房子看上去也有百多年的历史了，屋顶的一角已经倾斜下来，几乎是打个响雷就能震塌。朝东的一排玻璃窗是原先的木格栅改装的，模样既陈旧又笨重。隔了窗玻璃，他们看见有两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坐着，一个略胖，剪着齐耳短发，面颊红润健康，是那种精力特别充沛、善做家庭调解工作的街道妇女干部。另一个看样子是从什么文艺团体退休下来的，不但烫着头发，还化了淡淡的妆，身材保养得很好，衣着也颇为讲究。林仲达和清子小姐走过去的时候，略胖的那个正在分发老鼠药，用小匙把浸成深红色的米粒从一只塑料袋里舀出来，再平摊在一个个小纸包里。烫发的那个趴在桌上填一些表格，不时抬头向她的同事询问几句什么。

林仲达在门口咳嗽一声，问：“可以进来吗？”

烫发的那个扭头看看他：“你家也是拆迁户？”

林仲达说：“不，我是市里文史部门的，找你们打听点事。”

略胖的那个很热情，马上放下手里的老鼠药，过来跟他们握手，又把他们让到两张长凳上坐了。林仲达公事公办地拿出一张日本侵华大屠杀资料馆开具的介绍信，她接过去，看也没看，就手递给烫发的那个。

“还拿什么介绍信？不就是打听事儿嘛。找人？还是找老房子？”她的言语态度熟络得像是招呼家中的什么亲戚。

林仲达说：“有点事想请教二位。你们这一带既然叫做‘饮马池’，想必从前是有个池塘的了？”

略胖的妇女两手一拍：“一点不错！”

“可我们刚才转了一大圈，怎么看不见池塘的影子？”

“填啦！五八年大跃进那会儿就填啦！那年我不过十来岁，还帮着用小筐运土来着。哎哟，原先的池塘年年夏天那个臭哟！还生蚊子，生传染病。冬天结了冰，又惹得小孩子们上去踩，不留神就掉下去一只脚，惹事着呢！填了好，填了多干净。”

田中清子听懂了她的话，明显地兴奋起来，脸微红着，眼皮一个劲地眨巴，对着林仲达中文夹日文地说了一大通话。

略胖的妇女大惊道：“怎么？莫非她是个日本人？”

烫发的那个连忙放下手里的表格，凑过来细细打量清子，从头发一直看到脚上穿的鞋，弄得清子不知所措，不断地对她们鞠躬点头，口中念叨：“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林仲达只好给她们做着介绍：“这位是田中清子小姐，她来替她的伯父调查一桩六十年前的旧事。她问你们，饮马池后面是不是曾经有一栋挺气派的灰色大楼？那时候是国民党的最高法院？”

烫发的那个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结婚之后才搬到这里住，前后不过三十年。你问她。”她指指略胖的妇女。

略胖的妇女撇了撇嘴：“别问我，我不待见这些日本人。小短腿，塌鼻梁，皮笑肉不笑，成天捣鼓出这彩电那冰箱的赚我们中国人的钱。什么呀？嘁！”

林仲达有点尴尬，看看清子的反应，连忙说：“清子小姐是友好人士，所做的事情也是对我们有利的。”

略胖的妇女大声说：“那也别问我，找派出所打听去。友好？从前打战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友好？我老外婆当年就是死在日本人手上，死的时候肚里还怀着我小舅舅呢，多惨！从小我就听我妈唠叨这事，肚里算是种下仇根啦，这会儿再看见日本人，不管友好不友好的，还就是顺不过这口气来。”

她说着，径自回到桌旁，坐下来分那袋老鼠药，把个宽宽的背影对着客人，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

清子大概没料到会有这么一种场面，脸色白白的，眼神惶惶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地拿眼睛向林仲达求援。

烫发的那个像是对清子身上典雅凄清的气质着了迷，回头劝她的同事：“李姐，你就跟他们说几句吧，人家隔洋跨海地找了来……”

略胖的妇女拒不回头：“人家男同志不是说了吗？这是一桩六十年前的往事，可我今年才五十，小得很，我怎么会知道？”

林仲达引导她：“那你母亲……”

“她早死了。骨头都好打鼓了。”

烫发的那个赔出笑脸，看看李姐，又看看林仲达，十分为难：“同志你看……”

林仲达只好站起身来：“那就算了，不勉强，我们再找派出所问问去。”

走出三间厢房，清子一个劲后悔：“我真不应该插话，我只听不说就好了，她们就不会知道我是个日本人了。”

林仲达说：“不怪你，怪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人心上留下的伤痕太深。”

清子苦苦一笑：“我当然能够理解。日本军队杀了几十万人呐，不是吗？连我伯父这样的参与杀人者都认为残忍。我真是感到对不起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她说着，忽然转过身来，对林仲达深深地弯下腰去。

林仲达一时便很慌乱，伸手要扶住她，想想又觉得不妥，伸出去的手跟着缩回到背后，脸上是一副不知所措的苦相。他心里很有点埋怨翻译小文，那小伙子只顾着自己的职称考试，把正经事硬是推给林仲达算数了，弄得他们一男一女、一中一外的，到哪儿都成了个风景。

出了院门打听派出所，原来就在前面不远，巷子一拐弯就到。清子经受过刚才的一番尴尬，面对派出所的铁铸大门就有些胆怯，迟疑了几秒钟，终于开口征求林仲达的意见，问他说：她是跟着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林仲达想了想回答，还是进吧，尽量由他来问话，她听。

好在身上备着好几份空白介绍信，林仲达掏出钢笔，屈起一条腿，用公事包垫着，在其中的一张填上“饮马池街道派出所”几个字，一脸微笑地递进窗口。值班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民警，上嘴唇刚长出一排齐整整的淡黄色茸毛，像春天刚返青的丝绒草的嫩芽。他认真地把介绍信上的字儿读了一遍，而后从窗口端详林仲达，公事公办地问他到底想要找谁。林仲达说：“也别麻烦所长了，找你们管片的户籍警就行。”

户籍警年龄倒挺大，看上去有五十岁了，长着一张苦巴巴的脸，烟瘾很大，一口能吸进去半支，弄出浑身上下都散出暖烘烘的烟味。林仲达很后悔出门之前没买包好烟带着。还好户籍警是个老实人，没有计较烟不烟的，皱着眉毛想了半天说：“池塘听说是有一个，哪年填上的，我就不清楚了。灰色的大楼……你说那楼是从前国民党的最高法院？”

林仲达回头看清子，清子连忙点头，用手比划着要求户籍警继续往下说。

值班小民警在旁边“嗤”地一声乐了，对林仲达说：“原来你老婆是个哑巴！打扮倒挺时髦。”

林仲达脸上顿时着了火似的，幸亏皮肤厚，看不出红颜色。

户籍警狠命吸了一口烟，扔掉烟头。“那楼还在。”他说得斩钉截铁，很有把握。“现如今是电力局的产业，做办公楼用。”

“啊，这就太好了！”林仲达松一口大气，“照你看，他们局里会有人知道一点过去的事吗？”

户籍警一脸皱纹地笑起来：“局长才四十岁，再就是一帮毛头小伙子，你说他们能知道个什么？就比如他——”他用下巴点点值班小民警：“他知道我们这派出所过去的大门朝东还是朝北？”

小民警瞪他一眼，“倚老卖老！”

户籍警不理他，又掏出一支烟，开始点火。

林仲达脸上的喜色转瞬即逝，却又不死心，最后问了一句话：“那么，同志你看，我还可以往哪儿打听打听？”

户籍警眯起眼睛：“去拆迁办试试，或许他们能找到几个池塘附近的老住户。”

林仲达出门后看看表，发现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他想，这个时候去拆迁办，十有八九碰钉子。他就跟清子商量，要送她先回宾馆，明天再作打算。想想他又说：

“或者干脆这样：明天你在宾馆休息，我一个人去碰碰运气，有线索再通知你出来。我骑车，比带着你走路方便。”

清子郁郁地望着他：“啊，我明白，你不喜欢我是个日本女人。”

林仲达慌忙解释：“不不，跟你的国籍性别没关系，主要是我怕走路，喜欢骑车办事。”

“真是太麻烦你了！”清子说着又要弯腰。

林仲达赶快背过身去，装做没看见。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女人的温顺多礼。他想，幸好中国女人不这样，要不他会替她们累得慌。腰弯来弯去的，也不怕脊椎骨早衰？

林仲达到家，是小弟在厨房里做饭，倒也弄得清清爽爽，有条不紊。只是厨房小，他那么大的个子，弓腰曲背怎么也施展不开手脚。林仲达探头进厨房问他：“怎么你妈还没下班？”

小弟就指指卧室，又把双手举过头顶，手掌扇动了几下，告诉他“着火了”。这是表示闻清在发火的意思。闻清脾气急，有时候在家里为什么事生起气来，孩子们之间就打这个暗号，提醒注意。

果然，林仲达一进卧室，闻清就冲他叫起来：“你知不知道你往家里领进了一个什么人？”

林仲达站在门口，大惑不解：“什么人？”

“他太让我失望！”闻清说出这句话，眼圈已经泛出红色。

林仲达依然显得迟钝：“谁？谁让你失望？”

闻清就把今天在医院里的事说了一遍。“那个姓秦的是第一次怀孕。第一次就怀了他的孩子！”闻清气愤愤地强调说。

林仲达觉得有点哭笑不得。“那是人家的私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何必让你激动成这样？”

“可我们一家都把他当成朋友！”

“他的确是我们的朋友，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爱的人太多了，爱出一个私生子来了！”

“闻清！”林仲达喝道，“你太过分！任涛是个成年人，他会知道为自己的事情负责，别人没有权利对他说三道四。”

闻清怔怔地望着林仲达的眼睛，有些茫然地自语：“我是不是有点失态了？”

林仲达不说话，但是他觉察到闻清今天对这事的反应有点不同寻常。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叹口气：“我总觉得有一出悲剧就要开场。从前我过得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明天我会干什么，你和孩子们又会干什么，一切都在眼皮子下面，近得伸手就能握在手心里。可是现在命运变化得太快：我的工作，林栋的婚事，小弟的前途……我像是再也把握不住这个家了。”他一把抓住闻清的手，紧紧攥住。“我不希望你再有什么改变，我们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你是我们家里的灵魂，灵魂不可以飞起来……”

闻清惊讶道：“说些什么呀？我会飞？我飞到哪儿？真让人听不懂。”

林仲达笑笑，不再说下去。

草草吃过晚饭，闻清和小弟都要上夜班，两个人一同走了。林仲达也不知道小妹会不会回来吃饭，留了一些菜在冰箱里，然后把碗筷收拾干净。

坐到客厅里，他给任涛打了个电话。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在任涛的这件事上，他完全是站在跟闻清相反的立场，心里隐隐同情和支持着对方。

任涛在电话里仍旧爽朗地大笑：“老兄，闻清把事情都告诉你了吧？早知道她对我那么凶，我就不会找上门去挨骂了。”他突然换了口气，大声喊道：“妈！妈！碗筷你放着，我来收拾！”

林仲达问：“怎么？你母亲来了？”

任涛的语气很快乐：“老太太的身体比你都棒！说声想儿子，一个人坐上火车就到了我这里。七十多岁的人，不简单吧？”

林仲达笑道：“你拿我做比，就不怕我惭愧？”

任涛忽然想起似的：“这几天怎么样？陪着那位日本女教授东跑西跑，有收获吗？”

林仲达说：“一筹莫展。”就把这几天出门奔走的经过大概说了说。

任涛的脑子是真灵，马上就在电话里给他出个主意，要他写一则“寻人寻物启事”，寻找能够证明六十年前饮马池边那幕惨剧的人，或者与此事件相关的物证，马上送到报社刊登。再去找找小妹，让她想办法将同样的启事在电视上滚动播出。这叫发动“人民战争”，比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无目的乱找不是好得多？

林仲达拍着脑袋大叫：“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任涛很得意：“告诉闻清，让她别跟我绝交，留着朋友还是有用处的。”

林仲达说干就干，马上找出纸笔斟字酌句地写了一则启事，抄出一式两份。他下楼骑上车，把其中一份送到晚报值班室，请求立即刊登。值班主任听林仲达说了事情的原委，竟然大为兴奋，觉得这里面很有新闻价值，破例把启事排上了当天的头版，又说要派记者跟踪采访此事。林仲达接着去电视台，小妹恰好在帮人打下手做一个娱乐节目，马上丢了手里的事领他找台里总编室，结果当然也是一路绿灯，半小时后就做成了字幕播放出来。

林仲达心里很感慨，改革开放这些年，别的先不说，搞新闻的这帮人是真正跟国际接上轨了，嗅觉之灵敏，反应之快捷，办事之灵活，叫人不能不佩服。不像居委会里那些老大妈，光有朴素的民族感情，弄不懂事情办成后谁丢脸谁得益。

林仲达坚信传媒的影响力，第二天决定哪儿也不跑了，就在资料馆里“守株待兔”。他给古都大酒店清子的房间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昨晚所做的一切，清子“啊”、“啊”地惊叹了好几声，简直对他敬服得五体投地。“林先生能想出这样的办法，真让我吃惊啊！而且事情说办就办到了，猜想林先生在这里一定是个有面子的人。真高兴这一趟中国之行认识了林先生。”

林仲达听着清子这一番由衷的赞美，略微感到有那么点受之有愧。他本想说出这是一个好朋友的主意，话到嘴边又收住了。“那么，清子小姐今天就在酒店里休息休息吧。”

“哦，我不能休息，我要抓紧时间整理资料，好多的资料。”

“那就安心整理资料。再见。”

“再见。等你的好消息。”

放下电话，林仲达哑然失笑。活到这一把年纪，居然也还喜欢虚荣，喜欢得到女性的称赞。从前怎么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喜好呢？

资料馆虽说是个清闲之地，可是陪着外宾东奔西走了这么几天，也还是积压下来几桩急待处理的事。首先是后院的资料库有点漏雨，眼看着冬季快来，下雨下雪的日子有的是，要赶快找个工程队来全面检修一次。第二件，资料馆最近得到一笔国际捐款，款项来自日本的一个退休老兵团体，（人老了，怎么都知道忏悔了？）外办发了文说，届时还有一个小小的赠捐仪式，要求资料馆事先做点准备。林仲达非常赞成，甚至还想把动作搞得尽可能大，多通知一些新闻单位来。日本人民用捐款的形式忏悔，不正说明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事实不容抹杀吗？你日本政府想赖也赖不掉，人家杀过人的人心里硌得慌呢，不把手上的血洗干净，死了怕进地狱呢！

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今年是本城遭遇日军大屠杀六十周年受难日，据说市里会有比较隆重的悼念活动，作为大屠杀资料馆，恐怕少不了会有几场重头戏要演。虽说市里还没有什么通知到他这儿，可是作为馆长，他得事先准备起来，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通过这几天陪同清子小姐的活动，他对自己的一份工作又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觉得以前馆里工作上遗漏的缺口太多，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好好展开了去做。六十年前剩下的老人已经不多了，说不定哪一天，这城里一个大屠杀见证人也找不到了。趁他们还活着，要逐个去做取证工作，要留下录音录像以备后人査考，要替他们整理回忆录……等等，等等。

忙忙乱乱，时间很容易打发。这期间，林仲达怕田中清子着急，特地到酒店里看望过她一次，顺便把为她找出来的相关资料带去了一部分。清子小姐喜不自禁地抱着资料连声感谢：“实在是给你添麻烦了。怎么能劳烦你替我复印呢？不应该的，真不好意思。”

林仲达就笑笑：“因为我希望你的伯父三郎先生能够赢了这场官司。所有的中国人都盼望他贏！”

清子的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一边淌着眼泪一边又笑，哭着笑着还忘不了对林仲达弯腰鞠躬，真是忙乎得可以。后来清子执意要请林仲达下楼喝咖啡，说是她有很多话想对他讲。

两个人便乘电梯下到二楼咖啡座。白天的这个时候咖啡座里没有什么人，清子却没有拣靠窗口能看见街景的座位，反把林仲达领到了最里边的一个幽静角落。看来她真是想跟他畅谈一番的。

因为语言的沟通问题，讲话中总是中文日文一块儿上，说的人连说带比划，时而还要在纸上写几个字；听的人连蒙带猜，也就是囫囵明白个意思，剩下的靠自己的想象力去补充和修正。

清子首先说：“你知道我伯父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吗？”不等林仲达回答，她马上又说：“很早，从那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就开始了。”

田中三郎1939年怀揣着四枚“军功章”回到了日本。他以为从此可以结束这场战争的梦魇了，可以离开硝烟、尸体、血腥味和中国人仇恨的眼睛，在日本安静平和的土地上重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农场，娶了妻子，很快又有了儿子。生活无风无浪，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艰辛地然而又是平静地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那本从战场上带回去的日记，因此也就被他遗忘，静静地躺在家中某一个抽屉里。

但是好景不长，1944年，战争接近尾声，日军垂死挣扎，在国内大规模征兵，管你服过役的没服过役的，统统要去为天皇效忠。田中三郎再次被奉召入伍，在江苏扬州一带辗转作战。很快，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三郎很自然地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

被俘的三郎心里充满恐惧。想到当年他们那场几天杀死几十万人的屠城暴行，他就毛骨悚然，夜不能寐。他以为中国军队会以牙还牙，像他们当年架着机关枪射杀老百姓那样，把他们赶到一个坑里统统射死。他想到日本国内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他想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失去父亲了！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一个平端着大枪的中国军官对俘虏们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在1937年的那场大屠杀里从死尸堆下面爬出来的人！我们那个团那一次被你们集体俘虏，你们把我们赶到江边码头架着机关枪扫射。战友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压在我身上，流出来的鲜血把我从头到脚都浸透了！这样你们误以为我也是一具尸体，我才侥幸躲过屠杀。逃出来之后我曾经发誓报仇，有一天也让你们尝尝集体被射杀的滋味。”他说到这里泪流满面。“可是我们的上司下了命令，要求我们以德报怨。今天暂且饶你们一命。但是你们要记住，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笔血债，你们是欠着我们的，永生永世都欠着我们！”说完之后他扔下自己的枪，却又忍不住抱头大哭。

田中三郎被震惊了。绝望中的获生使他百感交集，他同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泪水洗涤着他的心灵，忏悔之意开始在他心里萌生。反思这场战争的意义，他认为日本不仅在战场上输给了中国，在道义和道德上也输得干干净净。回到家乡，一手搂着他的妻子，一手抱着他的儿子，他真是从心底深处感谢宽容大度的中国人民。他想要赎罪，决心一辈子为促成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努力。

一年又一年的反思使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在家乡时曾是很善良的人，却在战场上变得如此野蛮？是什么促使他们犯下那样的罪孽？他的答案是：他那一代人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太深。他曾经对侄女清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军国主义把人当作一种战争中可利用的资源，视战士的生命如鸿毛。既然本国士兵的生命都不足挂齿，那么敌对国人民的生命就更不值一提了。所以我们才会在中国随意杀人，没有丝毫良心的谴责。”

进入八十年代，田中三郎已经老了，他意识到自己余日不多了，于是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那场战争的真相讲出来。七十岁的老人常常形单影只地出现在东京街头，以一个侵华老兵的身份向遇见的中国人谢罪，并且述那场惨绝人寰的屠城真相。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50周年的时候，他还联合几位老兵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公众讲述那一段可怕的事实。他不止一次地自费到中国，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烧香祭拜亡灵。在参观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他双手合十，长跪不起，泣不成声……

清子说到这里，同样地有点泣不成声。她扭过脸，用纸巾擦着眼睛。

林仲达这时候才明白清子为什么会选了这个角落里的地方，她是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人看见她的激动。

“真是对不起，我今天失态了。”她不好意思地看看林仲达，鼻腔里嗡嗡的，平常苍白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出两朵红晕，涂过眼影的地方被泪水濡湿，眼圈四周就染上了一层浅黑，使眼睛看上去变得大了，也生动了。

“我不是无缘无故丢下工作来帮我伯父做这件事的。”她对林仲达说，“伯父已经八十多岁，他身边除了我之外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想要帮他实现心里的愿望，让他有一天升上天国的时候，能够带着一颗纯净的灵魂。”

“你是个好女人。善良的人。”林仲达说。停了一会儿，他又抬眼望着清子：“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

“是帮他。”清子小声纠正。

“好吧。”林仲达轻轻地笑笑。“不管什么目的，结果只有一个：打赢官司，让山本承认事实。”

他把清子小姐送回房间的时候，心里忽然闪过一个疑问：这样一个优雅的、贤淑的、善解人意的知识女性，她为什么从未结过婚？……

城市的晚报真是一样好东西，它总是能把芝麻绿豆的消息弄得家喻户晓。一天傍晚，资料馆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打到小蔡那个办公室的，小蔡听了电话激动得大喊大叫，冲出门直奔林仲达的办公室，边跑边喊：“馆长！馆长！有物证了！我们找到物证了！”

林仲达忙不迭地冲出来，迎着小蔡问：“有了吗？真有了吗？”

老李头、于大姐都跟着跑出来，一齐拥到小蔡那里，听林仲达接那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个小姑娘，听声音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她一口肯定那个被扔进池塘的人是她太爷爷的大哥，她说她小时候听太爷爷讲过不知多少遍了，太爷爷还藏有那只装人的邮政包。

林仲达浑身的汗毛一激灵：“邮政包？真的有那只包？”

小姑娘很不高兴：“你以为我会骗你吗？我都跟我们老师说了，老师说这事太重要太重要了，老师要我立刻给你们打电话。”

林仲达激动得语无伦次：“啊，谢谢你，小姑娘谢谢你，我们能见见你太爷爷吗？能见吗能见吗？”

小姑娘略带矜持地说：“当然可以。”

她把家里的地址和门牌号告诉了林仲达，还一再嘱咐他说话要大声，因为太爷爷实在很老了。

放下电话，林仲达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才发现刚才因为紧张，竟出了一身透汗，衣领处湿漉漉的难受。

第二天上午九点，林仲达准时来到古都大酒店门前。清子小姐已经站在人行道上等他了。清子打扮得非常庄重，穿一身深藏青的西服裙装，脖颈处翻出雪白的衣领，头发吹卷得恰到好处，脸上还化了一点淡淡的妆，活像要去参加什么***的接见。林仲达注意到她手里拎着一只结实的皮箱，他记得从火车站接她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件行李，大概昨天听说有邮政包这件重要物证，特地去商店买了来用的。林仲达不由得佩服清子的细心和郑重，他想这就是日本女人的可爱之处。

“你来了！真是添麻烦了！”清子双手握住皮箱的拎手，照例朝林仲达深深地弯下腰去。

他赶紧侧转身，装做招呼出租汽车，没有看见她的礼貌举动。在陪同清子的这些天里，他对她的多礼总是感到尴尬——回报以弯腰鞠躬吧，他做不来，心里别扭；不做出一点反应吧，又显出中国男人太不绅士似的。所以他干脆来个“顾左右而言他”，装没看见。

出租车在平安门一带左绕右拐，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总算在一片半城区半郊县的民房中找到了陌生老人的家。林仲达下了车，一看眼前这片房子的破旧程度，就知道这是属于即将要被拆迁的类型。好像报纸上提到过，新规划的一条高速公路将从平安门穿过。林仲达庆幸地想，好在来得早，要真是拆迁，谁知道古年八代的一条邮政包会不会被人随手扔掉了呢？

清子很紧张，跟在林仲达后面迈着急促的小碎步，一边用日本话喃喃自语：“能行吗？能行吗？”

林仲达转过身，笑笑地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暗示。清子“啊”地一声，醒悟到自己不经意间差点儿又暴露身份，脸一红，抬手捂在嘴上，活像个犯错误的小姑娘。

昨天在电话里已经跟小姑娘联系好了上门拜访的事，所以今天老人的儿子（也就是小姑娘的爷爷）特地在家里等待他们。他自我介绍说叫马有财，从前当工人，早几年就退休了。他伸出胳膊挥了挥：“六十三岁！不像吧！我们一家都长寿！我那个大伯，要不是死得那么惨，到今年就九十整了！”

他说着进里屋，扶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我父亲，马二喜。”他把嘴巴贴近老人的耳朵，大声说：“这是人家大屠杀资料馆的两个同志，来找你问个事！”

老人没听懂“资料馆”几个字，有点茫然地望着林仲达：“是报馆的？做记者的？”

马有财对林仲达歪了歪头，又笑笑，表示老父亲的听力太差。

林仲达走近去，也贴着老人的耳朵问：“你是不是有个大哥，六十年前被日本人扔进池塘炸死了？”

这回老人听得真切，马上就变了脸色，大声啐出一口痰，口齿不清地骂道：“狗日的小日本！我操他妈的！”

林仲达慌忙回头看清子，见她垂着双手毕恭毕敬的样子，知道她没听懂，心里暗自庆幸。

老人接着说：“我那大哥是个能干的人啊！当年在邮政公司里做事，月月能拿十块大洋！一家人都靠他养着！狗日的日本人……”老人根本不须林仲达多问，自顾自的就往下说。旁边的清子很适时地拿出一只微型录音机，递给林仲达，示意他帮她录下来。

老人说到大屠杀那几天的惨况，又说到他们一家人如何躲到江边芦苇滩里，后来又如何发现大哥不见了，如何冒险摸回城里去找。

“满城里那个死人味，熏得人呕啊！说了你们都想不出来，真正是作孽！……大哥的公司里哪里还有人呢？倒是有血，地板上，楼梯上……那时候我就知道不好，大哥是没命了，他要活着他会回去找我们的……那会儿天已经擦黑，我出了楼门还不死心，心想大哥也说不定是受了伤，躺在哪个旯旮里等着有人去救呢？我就往饮马池边走走，一路把那些杂草芦苇拨开来看。走着走着月亮就上来了，月亮上来我才看见池子里浮了个东西，黑乎乎一大团。先我还没有在意，以为人家扔掉的破布烂棉花包什么的，后来也不晓得哪根筋动了，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慌得就不行，像有个兔子在里头跳。我就扒了棉祅下水去捞。寒冬腊月啊！天冷得邪乎啊！我那时偏就一点不觉着水冷。我摸到那个尸身，掉头就往岸上拖。尸身胀透了水，你想想有多沉，我一个人居然就把它弄上来了……”

老人口齿不清地边说，边喘，呼哧呼哧喷出粗重的鼻息，时而还颤巍巍做出一些身形和手势，显得相当激动。

“尸身拖到岸上，我转过身子先趴在地上呕，肠子肺子都要呕出来，那个难受劲，八辈子都记得！你想想，人都死了几天了，又被炸得七零八碎，我怎么认得出是我大哥？根本没法认！我是摸我大哥的脖子摸出是他的，我大哥脖子上长着鸡蛋大个瘤，这东西别人不可能有。我摸到大哥少了一条腿，还少了两只胳膊。我想这不行啊，没找回全尸，家里老人不答应啊。我就又下到池塘里捞。捞回一条腿，一只手，还有那些邮政包的碎片。我捞一点送上岸，趴在地上就呕，呕过了再去捞，捞捞又上去呕，一晚上死都能死过几回了！同志啊，那样作孽的事，天底下碰到的怕是没几个啊！”

他忽然一撑椅子的扶手站起来，指挥他六十多岁的儿子：“你去，把那些碎片片拿出来！人家同志想看，给人家看看！”

马有财一声不响，出去扛了一架木梯子进来，靠在东墙上。原来那上面还有个天棚，也可以说是阁楼。老爷子真如他自己所说，不像个六十出头的人，爬上落下腿脚灵便得很，蹭蹭蹭就上去了，蹭蹭蹭又下来了，下来的时候一手扶梯，一手宝贝似的托了个藤筐。落地站稳之后，他改用双手托筐，有点像昔日大臣们给皇帝上供那样，恭恭敬敬将供品奉到老父亲面前。

老人深吸一口气，不接那小筐，却朝林仲达和清子招手：“同志来看！都来看看！”

林仲达轻轻拉了清子一把，两个人踮脚上前，神情都异常肃穆。

老人伸出一只青筋暴突的手，抖抖地去揭那筐上蒙着的一块旧紫花土布。揭去土布，现出一层暗黄色的油纸。再揭开油纸，才是那一小叠浸透过鲜血、又被池水洗涮到几近无色的邮政包碎片。六十年过去，棉麻织成的布片已经在潮湿的空气中慢慢氧化和消融，变成了一种灰白色的接近粉尘的物体，仿佛伸出手指轻轻一捅，就能在上面捅出一个贯穿的洞眼。放在最上面的一片，还能隐约看出一个“邮”字的大半笔划。

林仲达近乎虔诚地看着，不敢畅快地呼吸，生怕一口气吐得太猛，会把眼前这宝物吹成碎片。

“六十年啊！我藏了它六十年啊！不容易啊！”老人伸出拇指和小指比画着，昏花的老眼中闪出一种自豪和快意。

清子忽然悄悄拉了林仲达一把。林仲达会意，跟她走出院门，两个人在外面说话。

“你想，老人家这么宝贝的东西，他舍得借出来给我吗？”

清子眼巴巴地望着林仲达。

林仲达想了一想：“试试吧。别告诉他是带到日本去，就说资料馆借用。”

“行吗？”

“……行吧？”林仲达自己也没有太大把握。

清子蹲下身，把带来的皮箱打开，拿出几样东西。

“这是我昨晚写好的借条，我特意盖上了印章，请你保存。这是一百万日元，作为押金，也请你收下。我知道这些碎片很珍贵，它太珍贵了，远远不是钱能买到的，所以我必须付押金，表示我的诚意。一旦在日本法庭上出示完毕，我会原物归还，请务必相信我。”

林仲达大吃一惊，想不到清子会准备了这两样东西。他哭笑不得：借条倒还可以接受，一百万日元如何处置？外事工作中有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可以借鉴？

犹豫间，清子已经在鸡啄米般弯腰致意：“求你了，林先生，求你收下，请帮助我……”

林仲达眼见得僵持下去不是个办法，只好答应先替她保存。他想这事明天就向外办汇报，押金什么的要保存也得保存到外办的保险柜里。

回到屋里，林仲达把借用这些碎片的意思对马有财说了。马有财很是爽快，当即答应没问题。他把林仲达的话大声在老父亲耳边重复了一遍，老人慢慢想一想，对林仲达说了一句话：“收好了，别让老鼠咬着。”

清子带来的小皮箱正好管用，一叠碎片连同包它的油纸、紫花土布一齐放进箱中，竟妥妥帖帖合丝合缝，真是天意！

最后关上皮箱，林仲达拎在手里都准备跟两位老人告辞了，清子却突如其来地“嗵”一声跪下，对着老人泪流满面，用中国话反复说着两个字：“谢谢！谢谢！”

林仲达站在一旁，一瞬间自己的眼睛也跟着潮湿了。他感动而且感慨，觉得清子这样的女人世上真是不多，她们的柔韧、温顺和善良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是男人世界里最最无法抵挡的一种超软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