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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把书面文献取作标准的话，本书标题中的年份1925和1975就是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的故事的主要参数。第一份文献来自1925年2月10日；在其中，海德格尔说要不请自到。“亲爱的阿伦特小姐”，这位教授在第一学期中开始用他的手给那位女学生写信，“我今天晚上还得到您那儿去……”事件的发生地点是拉恩河畔的马堡大学城。最后的文献，即带有呼语“亲爱的汉娜”的一封信，标注的日期是1975年7月30日。它包含着阿伦特所请求的一次邀请：“我们”，即马丁·海德格尔及其夫人埃尔弗丽德，“期待着你的来访”。接着，1970年起丧偶的汉娜·阿伦特从她的度假地台格纳途经苏黎世前往了弗莱堡。1975年8月12日，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几个月之后，在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以69岁的年龄在纽约出人意料地逝世了。年长17岁的海德格尔在她之后短暂地存活，他逝世于1976年5月26日。
这些日期标记出一个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这五十年处于一个世纪的中间——与开端和终点同距，而这个世纪以特别的方式影响了在这里被记录的故事。用数字符号论的语言来说，而且从剧中人的视角来看，处在这五十年和这个世纪的中间的数字，即1950年，也同样意义深远。那时发生了由汉娜·阿伦特发动的、马丁·海德格尔以多种方式欢庆的事情：“五十年的回归和反省”、“再-见”、“奏鸣曲鸣响”。【1】那时，在海德格尔（写于1950年2月15日）的一封信中，包含有需要被赶上的“我们生命的四分之一世纪”这样的话；然而，阿伦特在与生活在纽约的朋友希尔德·弗兰克尔的简短交谈中（1950年2月10日）评论说：“他绝对不知道这一点：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二十五年前。”【2】但是，（在同一封未被发表的书信中）她也写道：“从根底上来说，我是幸福的，仅仅关乎这个肯认：我有理由永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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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解释如此不一致和不相同，对于晚生的旁观者来说，要去阐释流传下来的见证也同样困难。这首先是由于留下的东西极其不完整。在现存的书信和其他文献中，来自汉娜·阿伦特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它们的文献价值由于如下的事实又被降低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以原件的形式留下来的，我们的确经常无法知道死后遗留的书信草稿和复本究竟是否被寄出去了，或者是否到达了收件人那里。除此之外，现存的断编残简——它们证明了一个爱恋关系和友谊关系的不同阶段——对于阐释者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通常，只有当它们不仅基于它们的表面意思而且也基于它们更深的含义而被读解的时候，它们才会成为可理解的——海德格尔的情况怎么会不一样呢？但是，甚至是通常表述都比较确凿的汉娜·阿伦特给出的谜团也不少。而且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的秘密还没有被触及，他或她都没有揭露它。他暗示了这样的一个维度：“陡然地，罕有地，存有向我们闪闪发光。/我们窥望，守护——瞬间振荡。”她“瞬间振荡”，但是被体验到的东西并没有多少被清楚地表达在语言之中。为了进行阐释，必须有更多的在其他（分散的）地方所说的话被考虑进来，这不应该是这个后记的任务。可以被提示出来的只有这么多：对阿伦特来说，已经以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东西成了理解的对象，而在她那里理解意味着深思熟虑、辩论清楚、批判。海德格尔的双行诗伴随着她。在1951年夏天写她的《思想日记》时，她以出自尼采《快乐的科学》的一个引文而开始：“如果生活是存在，那么‘最活生生的’就是最存在着的。如果‘生者只是非常罕见的一种死者’（尼采），那么最罕见者就是最活生生的和最存在着的。”在这个地方，她以稍有改变的方式援引了海德格尔（“在陡然者、罕有者中，存在显示自身……”）并接着写道：“那么，所有平均的东西都是堕落，都是朝向死者之普遍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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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的出版所提供的对这些私人生活的“澄清”因而是有限的——但是围绕着这些书信自身的神秘（它的存在随着伊丽莎白·杨-布吕尔1982年的阿伦特传记的出版而为公众所知）被揭开了。在她的书《汉娜·阿伦特：世界之爱》【3】中，杨-布吕尔首次向人们展现了她从口头资源中所获知的主要的东西：在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除了学生-老师和思想上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私密的关系。她提到了这些书信，但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它们都被密封着。按照目前出版的资料来看，这种状况还将会持续许多年，如果不是玛丽·麦卡锡（汉娜·阿伦特-布吕歇尔托管文献的保管人之一）有一天结识了阿丽斯贝塔·爱丁格（el żbieta ettinger），支持她写一部阿伦特传记的计划，并且为了审阅未出版的通信（当时这些通信还包括与布吕歇尔的书信往来）而把她进一步介绍给了遗物的共同保管人劳特·克勒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爱丁格得以接触到了被封锁的资料。几年之后，违逆着她原来的声明，她决定把她的传记中包含着阿伦特-海德格尔的关系的那部分单独出版【4】。被笼罩在神秘之中的这些书信是这本小册子最重要的原料，用英文写成的这本小册子也以其他语言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它的广为人知与它的质量却明显不对称。爱丁格为书市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宣传册，并且——有意或无意地——把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带入了闲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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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受视角所限并且是在明显缺少洞见和体悟的情况下而被撰写的著作，却有一个良好的副作用。海尔曼·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的儿子，他的父亲把遗产的保护职责委托给了他）能够变得对如下一点感到确信：出版存放在马尔巴赫德国文献档案馆中的那些书信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只是这个从外面而来的诱因应当得到强调；因为出版这件事情可以不依赖于此而得到解释。
公共领域的目光就这样落在了20世纪精神史上两个卓越的人物身上——“思想王国中的国王”和（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判断王国中的王后”（带着所有的后果——即使是判断也不能免于“错误”！）。当著名人物的生平彼此交汇了而且他们的联系历经几十年竟没断裂的时候，对履历和日常状况的兴趣（本来是大大地受到时代限制的）现在自然就增加了。肯定有理由不去顺从公众的这种要求（而且两位主角实际上终生都在抵制这样做），但是这样就为形形色色的虚构、哗众取宠和浅薄敞开了大门。在一个特别喜欢在依然保持为“神秘”的东西上面磨皮擦痒而且径直通过用平庸乏味的日常幻想来替代神秘的方式剥去它的特征的时代里，如果被记录的“事实”不被密封的话，一种逆转似乎更容易得到保障。无论如何，这里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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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名气也意味着现有大群的专家在研究阿伦特或者海德格尔的著作和个人。他们会从这本书中提取出一些如此清楚明白的细节，能够更加精确地并以更强大的压力画出某些线条，而且能够在其各个阶段中追踪这个罕见的私人和精神关系的发展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这个版本只是在继续着一个已经存在着的动向。它属于对补充阿伦特——以及海德格尔——之肖像的马赛克有帮助的死后出版的书信系列。
此外，尤其是那些在这里发表的出自20年代的文献——大多不依赖于通信和对话的人——是一种已经逝去了的男女关系文化的见证，这种文化所具有的行为方式会使得在性革命期间或之后长大的那一代人中的有些人感到陌生，并因而会引起关注。经常被提到的一种“羞怯”出于各种各样的在这里不能被讨论的理由对行为产生了影响。它的另一面，即一种精神的坦诚之缺乏，与此相比只是在少有的几个时刻才被明确地意识到了。“有一种由沉默寡言而来的罪责”，汉娜·阿伦特给埃尔弗丽德·海德格尔写信说道（1950年2月10日），而且几乎是同时海德格尔承认（1950年2月8日）：“我们谈的太多；但是有时也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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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回避的方式另一方面导致在书面形式的交往中痛苦-难堪的边界不会被逾越。（未被邀请的）读者成了一种“高雅的”、一方面说的太少另一方面又非常浓缩的语言的受益者。在这里被出版的东西因而不只是具有传记的-文化史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文学的意义。当然，完全不能忍受海德格尔的“趣味”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所有被保留下来的书面见证（它们记录了这个私人间的关系）在这里都是第一次依据马尔巴赫的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遗物以及华盛顿（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汉娜·阿伦特的文件而被汇编在一起的。具体来说，是他写给她的119封信、明信片、短信息和她写的33个文本，其中的许多只是作为复本或者草稿而存在。此外，还有一些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弗丽德与阿伦特之间的书信往来（文献49、108、109、110、111、119a、122、123），以及弗里茨1970年手写的一封短信，在这封信中他通报了他的哥哥马丁在奥格斯堡患上一次轻微中风之后的健康状况（文献121）。除了书信之外，一批其他的文献也被刊印了：汉娜·阿伦特1925年4月在哥尼斯堡为马丁·海德格尔而作并在卡塞尔呈献给他的手稿“阴影”（文献11）；还有马丁·海德格尔在1950年和1951年再次相见之后为汉娜·阿伦特而作的诗歌，关于这些诗歌她能够在写给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的信中骄傲地说，他已经成了“德国语言通过一些非常美妙的诗歌而得到丰富”的动因。【5】这些诗歌中的大多数（文献50、54、56、58、61、63、67、75）都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文献，它们表达出了在书信的平淡笔调中大多数情况下被隐藏在字里行间之中的东西。此外，这本书还包括汉娜·阿伦特1923到1926年期间写的诗，它们虽然相较而言不那么美妙，但是也有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方面（附录的文献a4），其中的一些已经由杨-布吕尔出版过了。从海德格尔早期的书信中我们获知：这位女学生把她自己创作的诗给了他的心上人来阅读。因此，可以设想在这里被刊印的一些诗是“为马丁”而写的。这些附加的见证大概地揭示了青年汉娜·阿伦特的某些精神的和心理的状态，并进一步地有助于如下一点：她在早期通信中几乎完全缺失了的声音的几个音调能够被听得见。然后，还有阿伦特1953年8月或者9月写在其《思想日记》中的“关于狐狸海德格尔的真实故事”（文献a5），最后她1969年9月26日送给海德格尔八十岁生日的礼物（文献116、117）也被收入了本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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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和其他见证幸存了下来，这得感谢汉娜·阿伦特。是她把现在被带入公共光线的光亮之中的东西的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并提供给了档案馆使用。她是否希望甚或只是设想出版它们——就此，没有相关的信息。无论如何，她在海德格尔献给她的诗上标注了日期，而且可能自己做了抄写。这些诗和书信文献对她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她最后把它们保存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位于她卧室中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面。如果如下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她对她所体验到的东西的重要意义的感受和她不让它沉没的愿望必定曾经非常强烈：她不理会与海德格尔的一个协定，没有把这些私人的文献销毁。海尔曼·海德格尔曾报道说，他的父亲向他吐露过：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约定——然而人们可以设想，海德格尔无论如何都没有保存这封早先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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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编辑全集的过程中一再地被细心检查过的海德格尔遗物中再找到阿伦特的书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根据海德格尔家人的信息，在弗里茨·海德格尔的遗物中，那些缺失的文献也没有出现。因此可以说所有被流传下来的文献——它们可能确实是如此地不完全——在本书中全部都被发表了。来自马丁·海德格尔的所有书信都是手写的——从无副本。与此相反，汉娜·阿伦特只是在早先的时候用手写信，因此这些年中她所保存的草稿大多都可以被获得。她后来机打的书信部分地有副本，部分地在海德格尔的遗物中存在原稿。【6】
本书的一个特点已经可以被指明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另外的一个特点在于：存在着亲密交往的阶段和完全不来往的阶段以及一系列中间阶段。以在这里被发表的文献为基础，对这则关系史的简短概览可以澄清这一点。这件事应当是以事实为重点的描述，超出这种描述的解释不是意图之所在。阿伦特-海德格尔-讨论（diskussion）的重要方面虽然已经被提到了，但是详细甚或全面的讨论在这里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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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系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高潮”-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始于“1924年11月”（见文献54中以此为题的诗），在1925年2月变得具体了（文献1-3），经历了一次由分离所导致的减速（文献4-8），以便4月在卡塞尔的相会（文献9-12）中增强其动力。在1925年夏季学期，借助于许多次（秘密的）相会（文献13-27），被经历过的东西得到了巩固，后来这些东西一直延续了二十年（文献28-44）——尽管汉娜·阿伦特在1926年1月突然间提出要结束（文献35）。开始的时候是一次爱的体验。他这样表述它：“我着了魔了”（文献3），而且他会创造性地运用这种力量——在《存在与时间》形成的日子里。马堡时期，就如他后来（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之中，1963年）所写的那样，是“最为兴奋、专注和经历丰富的”。所以，他的一些书信向他的心上人报告了创造性工作的“宏伟”经验（文献28及以下）、“强力的时刻”（文献35），并反思了这种工作的条件、它的欢乐和困苦。
这爱的体验对于她来说很重要，少量地被保留下来的文献表明了这一点。手稿“阴影”（文献11）证明了几乎可以说是“原初的”状态，而且在这段生活结束时的一封书信草稿（文献42）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誓言式的自我反思：“你指引给我的道路比我所想的更加漫长和艰难。它需要一次整全的、漫长的生命。这条道路的孤寂是我自选的，而且是摆在我面前的唯一的生命可能性。”现在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她……在无稽的实验之中苦熬她的生活”（文献11）。“所有的‘阴影’都不见了”，就如他以前就已经以为观察到了的那样（文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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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到来的是几近二十年的停顿，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导致的。它的开始被海德格尔的书信（文献45）证实了。这封写于1932/1933年冬天的书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超越了私人的关系。在这封信中，海德格尔——在接受大学校长的职位之前不久——对当时公开流传的责难（即他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表达了态度，而在一封已经佚失了的写给他的书信中阿伦特向他通告了这一责难。不能设想他的答案令她满意；但是她显然并没有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先是故意地然后可能是由于特殊情况一声不吭。大约是在1948年（见文献62）她才试图重新确立起海德格尔方面并没有寻求的联系。最后，在1950年2月，她确立了一个新的开端——在“冲动的强力”（见文献48）之中并在对她自身以及他的哲学的忠诚之中。她的理由是什么？在眼前这本书中被发表的文献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无论如何，1950年2月7日，第二个“高潮”-时期开始了。在汉娜·阿伦特前一天书面地向他通知了她的到临之后，马丁·海德格尔在这天的晚上在弗莱堡的宾馆探望了她。在出自1950年到1954年之间的大量见证（文献47-87）之中，可以看出怎样的亲密又复活了或者说被重建了：“这直接触发的、几乎还不可言说的、从一种早先被创造且没有被罪恶和纷乱动摇而继续前行的关系而来的领会，是多么美妙。不要再脱离这最为亲熟的东西，它会帮助你和我，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当他急需、窘困、虚弱的时候。”（文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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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所有那些对海德格50年代早期的生平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些年的文献（也主要是出自海德格之手）都是一座富矿。它是其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阶段，既受到教学禁令和个人境况的不确定状态（直到1951年）的影响，又同样由于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瓜葛而受到私人的和公共的攻击；但是，这一阶段几乎同时也见证了他在战后德国的声望出乎意料地在增加。他评说他的“思想道路”的许多段落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娜·阿伦特依然待在幕后，关于她的成长和履历，读者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有一次她报道了她的工作（文献86）。相应的段落使得人们可以料想到她是多早（1954年）就已经开始为《人的条件》（1958年）或者《行动的生活》进行工作了。后来（1960年），在一个他可能从未看到过的献词里（见第319页），她感激地回忆起了“最初的弗莱堡岁月”，即她1950年和1952年探访期间的对话。
当时，为了他的工作，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开始了，这次对话余音缭绕——比如（1951年7月14日）：“……我经常会想起我们在通向桦树的路上关于语言的对话……”；或者过了好多年之后，当他在拖延了数月之后感谢她对他七十五岁生日的祝愿的时候（1965年4月13日）：“我还是经常想起我们散步时关于语言的对话。”
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时间处于昏暗之中，现存的只有三个文献（第88-90），其中的最后一个刚才被援引了。私人相会的停顿期更加地长，1952到1967年期间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可能没有见过面。中断的原因是多重的，显而易见的几个原因——在此处被发表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关于这些原因的提示——可以被列举出来。根据阿伦特写给亨利希·布吕歇尔的书信——在其中，她对埃尔弗丽德·海德格尔进行了有时毫不掩饰的描述——可以推断出：精神的-政治的界分和女性的嫉妒也起着作用。除此之外，海德格尔与他的同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在其中汉娜·阿伦特是“真正的‘和’”（文献64）——也可能曾经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不只是海德格尔像阿伦特一样在这段时间内大量地忙于各自的“事情”，而且对另一方的所作所为更愿批判性地进行评定（作为例证，见汉娜·阿伦特的已经提及并且在附录中被刊载的关于狐狸海德格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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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最终是在最后的十年中第三个“高潮”-时期发生了。在他写给阿伦特1966年10月14日的六十岁生日的书信（文献91）中，海德格尔发出了音调：秋天。她予以了和鸣（文献92）：“心被春天诱起和打碎的那些人，将会让他们的心被秋天重新治愈。”而且，在最后的这些年中，我们这些阅读着的观众第一次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书信往来的见证人（文献91-166）。我们参与了一次交换、一次给予和接收，在其中——如果非得要算账的话——她可能比他接收得更多。秋天是成熟的时候，从个人和私人方面来看，也是真正和解的时候，埃尔弗丽德·海德格尔逐渐被包纳进了这和解之中，即使是从阿伦特的那一方面来看。虽然人们时不时地意欲看清如下一点：尽管如此，一场用纤细的刀片进行的精神竞赛在幕后发生着。一个张力——现在是在平等的双方之间——依然存在着，而且汉娜·阿伦特撰写一部《沉思的生活》的计划有据可查地受惠于此。在这些年的书信里被表述的许多主题之中，海德格尔的著述在盎格鲁萨克逊语言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以及遗物的整理和保存值得说一说。两位通信人都在从生活回撤（rückzug）——被“静默”（stille）这个关键词从哲学上给拔高了，但是在马丁·海德格尔和他的妻子那里随着养老地的建立也是完全实在的（文献138，也见文献130、136）。“思考得更加确切和严格”的努力（1971年8月4日）在他的书信中显示了出来，而她则表达了打磨自己的作品的愿望。“毕竟如下的事情是可能的：我正在写作的一本书——近似于《行动的生活》的第二卷——依然会达到预定目标”，她在1971年3月20日写道，并且询问她是否可以在达到预定目的的情况下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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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即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岁生日那一年，特别地得到了庆祝：公共的和私下的。汉娜·阿伦特感谢这位她在他那里学会了思考的“老师”，而且在她迅速地变得著名的广播讲话“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岁了”（它的文本发表在《水星》十月的那一期上）中，向他表示了敬意。在寄送给他的那份机打的讲话文本上，再一次关心着数字符号，她写道（文献116）：“献给你，为了1969年9月26日，四十五年之后依旧——汉娜。”在生日之前，她已经与她的丈夫一起拜访了海德格尔夫妇（文献114），她是从他1969年11月27日的书信（文献118）中得知马丁·海德格尔此后收到的数量众多的敬意的。
在马丁·海德格尔能够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之前，卡尔·雅斯贝尔斯已经逝世了。在巴塞尔的葬礼事宜（在1969年2/3月）之后，汉娜·阿伦特立即动身前往了弗莱堡（文献106）。从此之后——尤其是她1970年10月也失去了亨利希·布吕歇尔之后——“弗莱堡”这个地址对她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在欧洲逗留的时候，她都在那里做一次中途停留，1972年和1975年甚至停留了两次。1971年7月13日，她承认：“你的东西陪伴着我，它们成了一种永久的环境。”她死后被出版的著作《论精神生活》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从他那里我们读到（1972年6月22日）——使着眼色甚或没有：“我希望听到关于你自己的工作的一些事情；否则，我就没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了。”在他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它的扩展第四版出版于1973年）的一份样本中，他写道：“衷心地问候着的马丁·海德格尔献给汉娜·阿伦特”。这样，现在对女作者汉娜·阿伦特即她的工作的承认似乎也实现了——一种她早年痛苦地感觉到已经失去了的尊重。给她的最后的献词出现在他写给女合作者希尔德加德·法依克的悼词的私人版本上。就像以前一样，这位“巴门尼德的后裔”也是简短地写道：“献给汉娜——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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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系的这三个高潮时期都可以通过它们各自的开端而被清楚地标划出来。1950年的“再-见”（海德格尔在诗中把它记录了下来[见第106页]）以一次“目光”为前提，而它事实上非常真实地存在过：“向讲台上的我投射的”（文献60，也见第27页）目光——一个融合了“目光”和“闪光”的发生事件，它创造了第一个“持久的”开端。在《林中路》的样本（他为了纪念1950年的再次相会而把它呈现给了她）上，他题写了赫拉克利特的语句，并做了翻译：“然而目光随着在场掌控着一切”。这样的猜测不禁产生：这个关系的“秋天”依然依靠着这个开端而存在。
目光——再-见——秋天：这个从内在性中被获得的结构（它无论如何都包含着一个来自相互交往的两个人的创造性因素），被采用为本书正文的篇章划分的模型。多亏洛勒·约纳斯女士的配合，出自汉斯·约纳斯之遗物的两份文献得以作为“尾声”而被刊载。其中一份是马丁·海德格尔拍发给汉斯·约纳斯和来纽约哀悼汉娜·阿伦特的朋友们的一封电报，而另一份是其晚些时候写的、同样是写给约纳斯的一封信（文献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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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版本技术而言，首先是阿伦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布洛赫曼的书信版本【7】被尊重为先导。在正文和注释部分的设计过程中，它们作为方向性的指导而起作用。最初的编辑决策中的一个（它与两位遗产保管人劳特·克勒博士和海尔曼·海德格尔博士的意见一致）是：
尽可能地
呈献给读者未被处理的文献，因此海德格尔-布洛赫曼通信集的引导路线得到了遵循，而且正文中的注释编号【8】也被放弃了。称呼和习惯问候用语依然保持原样，最后，形式上的样态也尽可能地被保留了下来。在正文本身中，只能看到为了改善可读性而被做出的谨慎改写。也就是说，“和”这个词无一例外地都被写全了，毫无歧义的名称缩写（比如“j．”代表“雅斯贝尔斯”或者“frbg．”代表“弗莱堡”）都被解开了，而且只有当似乎与一个对读者来说有意义的信息相关的时候，方（编者-）括号才会被插入。此外，由于疏忽造成的明确的错误默默地被改正了。被通信人加了下画线或者疏排的段落在正文中是作为斜体而出现的，所有被提及的出版的著作的标题也是同样如此（两位作者通常将之置于引号当中）。标点符号无疑制造了一个难题。阿伦特那些缺少了的或者时而错误地被使用了的逗号被改正了，只要它们可以毫无疑虑地被评定为是由于疏忽而造成的错误。海德格尔的破折号（在手稿中通常不能同句号和逗号分开，或者是被用来取代它们）在少数的几个地方被修改了，因为这似乎有助于理解。几个逗号（它们的缺少更容易把读者搞糊涂）被补充插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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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释部分中，在每一个文献数字之下，首先被提及的是对被流传下来的文本的说明，然后被给出的是与语境相关的信息，而那些通过对前面的和接下来的文献的阅读就显而易见的关联通常没有被评注。总地说来，提示和注解尽可能地保持简洁，而且限于生活史和著作史的信息，即“知晓”意义上的信息。零星的概念和思想没有被诠释，因为这会突破框架。对马丁·海德格尔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必须被假定。另一方面，两位通信人一般来说都相当确切地告知了他们正在谈及或阐明的思想到哪里可以查阅得到。出于这个原因，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所援引的作品被汇编在了本书末尾的详细的作品索引中（第407-422页）。这些作品索引是作为注释的补充而被打算的。对于试图查询在正文中被提及的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原初文本的确切信息的读者来说，应当到那里而不是在注释中来寻找它们。
对于马丁·海德格尔来说，就像对汉娜·阿伦特来说一样——在最后这应当再次被记住——在存疑的情况下，“工作”总是比“生平”更重要。在被摆在这里的文献资料中“生平”占了优势，但是生平和工作是多么强有力地彼此交织的在这里也会是清楚明白的。有时，接受能力强的读者此外还会觉察到充溢着工作——作品——的精神当中的一些东西。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愿意在如下的一点上追随这段被文献资料所证明了的故事的主人公：认真地阅读、追问并独立思考地做出判断，也许重新追问，甚或再次挑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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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面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可以相当确切地被重构出来——依据在这里被出版的见证以及汉娜·阿伦特写给她的丈夫亨利希·布吕歇尔（书目信息见第405页）的书信和写给她的朋友希尔德·弗兰克尔的书信（尚未出版，被保存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里汉娜·阿伦特的文件中），也见下文。
【2】在头天写给亨利希·布吕歇尔的信中，她写道：“弗莱堡的事情是幽灵似的”：它已经被“处理了，就好像时间不存在似的”（《阿伦特-布吕歇尔通信集》，第209页）。
【3】德文版：《汉娜·阿伦特：生平、著作和时代》，确切的书目信息在第406页上。
【4】阿丽斯贝塔·爱丁格：《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德文版（由布里吉特·施泰因[brigitte stein]翻译）：《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一段故事》，慕尼黑-苏黎世：派珀（派珀系列，第1904卷），1995年版；关于这本书的出版的故事，参见劳特·克勒发表在《纽约书评》（1996年3月21日，第52页）上的一封读者来信。
【5】出自1951年4月1日的书信，《阿伦特-布鲁门菲尔德通信集》（确切的出版信息，见第405页），第52页。
【6】对现存文献的确切说明被放在了每一篇文献的注释的开头（第263-362页）。对在本书中被复制的文稿的说明可以从被刊载文献的清单（第423-428页）中提取出来。
【7】这三个书信版本的书目信息可以在略语表（第405页以下）中被找到。
【8】除了文献116之外，这份文献的文本在汉娜·阿伦特写的时候就带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