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风
是从哪一个方向吹——
一
热。
是那样的一种热——浑身象裹了几床棉被，汗和灰尘搅成厚厚的粘液紧紧胶在皮肤上，堵塞了每一个毛孔，嘴巴象鳄鱼似地张开来，眼睛却时时眯缝着，因为被热空气灼得难受。
我坐在椅子上，侧过身子，把头伸向电扇。一阵热风，又一阵热风，呛得我几乎憋不过气。天哪，这么热的天，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请你来商谈下一期出小说专号的事情。”编辑部给我打电话时是这么说的。我不过是个普通作者，写一篇小说，寄给××编辑，用不用听便，如此而已。但是，鬼使神差，我居然来了，在这么热的天。
“这一期小说专号……”我的对面坐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女编辑。她是属于那种仪态万方，七十岁也不见老的妇女。她真象我的妈妈。妈妈是教师，对人说话也是这种口气，职业习惯，好象全世界的人在她面前都是学生。
“老作者了……谈谈……打算……”女编辑的嘴唇一张一合，我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几个字。“嗡——”房间里充塞着电扇的单调的蜂音。窗户大开着，热浪从外面一阵一阵涌进来，夹杂附近哪个饭店熬猪油的味道。早上真不应该吃那两根油条。我有个坏习惯，肚子吃饱的时候，闻到这种油味就忍不住恶心。
女编辑的脸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月亮，连同编辑部里的一切——桌子、椅子、人、稿件，全都在云海中飘浮。糟糕，她说的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见，把身子探过去，耳朵侧过来，还是听不见。不行，太没有礼貌，一会儿怎么回答人家的话。神经太不健全，这辈子注定办不成大事。浓浓的猪油味扑过来，胃里翻腾得厉害，几乎要吐出来，就差那么一点点。好了，身体这么一阵紧张，反而把胶在皮肤上的粘液挣开，汗水涔涔地往外流，心里好受了点。
“请你来，想听你谈谈构思。大家心中有个数。写出来，使用率可能高一点。”
谢天谢地，总算听见了她这一句结束语。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好象在铁盒子里关了这么多年，头一次接触空气和阳光。
“谈谈嘛，打算写什么？”她微笑着俯向我，一副温雅大度的气派。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头发也还黑得发亮。我到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恐怕早已是一个人人憎恶的老太婆了。“你是怎么生活的？”我真想问问她。
“谈嘛！”
张口结舌，象个在老师面前背不出书的孩子。我的人物，我的那种在心头萦绕、回旋、紧紧攫住心灵以至憋得我要大声呻吟和叫喊的情绪，不是口头上三言两语所能表达出来的。况且，说真的，我最不善于给自己的作品总结出一个明确的主题、立意，或者什么有历史高度、时代意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我缺乏理性思维，这个致命的弱点，注定我只能是棵文坛上的小草。
编辑又在催我。
汗水涔涔地流出来，流进眼睛，涩得我皱紧眉毛。浑身紧张得要命，真想从这里逃出去。捂住脸，可以看不见编辑们惊愕的表情。不过，一辈子别想再发小说了。“神经有毛病。”人家会说。
写什么？当然有东西写。活了二十多岁，插队，当教师，上学，工作，教训人，也被人教训，怎么会没有东西可写？
“在我的家乡，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
“什么？”所有的编辑们一齐把脸孔转向我。
我试着说了几句。不对，没有声音。该死的，中枢神经不健全，器官不听指挥。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喏，是这样——
有一年冬天，我哥哥突然生了重病。全家人凄凄惶惶拥着哥哥往医院送，隔壁的陈女也痴痴呆呆跟在后头。谁也没有注意她。结果，过马路的时候，她不知怎么发了羊痫风，倒在马路上。恰巧路上过来一辆卡车，小伙子把车开得风快，来不及刹住，轧得陈女血肉模糊。说也奇怪，陈女死了以后，哥哥没过多久也死了。哥哥生的不是什么绝症，谁知道是他天生体质太弱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那么，这个陈女是你哥哥的未婚妻？”一个秃顶的老编辑探过身子。
“不，哥哥从来没有对陈女说过一句话。”
“奇了！”两个编辑相对而望。“陈女何许人？”
陈女……何许人？我紧张地想着这个问题，该死的鼻尖不断冒汗，一粒一粒，亮晶晶的，眼皮一耷拉就能看见。何许人？说出来，会不会嫌我唐突？
邻居家的姑娘。对了，表达很准确。这家人姓陈。这姑娘十多岁上得了羊痫风，犯起来，一头栽倒，两眼翻白，胸膛里发出一种狼嚎般的惨叫。平时，这个陈女在家缝麻袋赚钱，模样长得满不错，高高大大的个子，一身雪白的肉，细眉凤眼，活象古画里的那种唐朝仕女，就是神情有点痴呆。
这也能算文学作品里的人？性格特征、思想观点、行动逻辑都在哪儿？热天就是容易出荒唐事。我怎么冒出这么个念头来了？
“你说，陈女——她怎么了？”女编辑急切地追问我。难道她会感兴趣？怪了！好吧。
那年秋天，有个卖萝卜的老头从小巷里经过，看上了陈女，要娶她回去做儿媳。老头的儿子也是个半痴半呆的傻子。老头家送来了几百块钱的财礼，里里外外好几套衣服。陈女哭着嚎着，在地上打着滚，不愿去。不去怎么行？这辈子不嫁人吗？爹妈如何养得起你一辈子？连哄带打，拖着拽着，把陈女嫁过去了。拜堂的那天夜里，卖萝卜老头把小俩口弄到一张床上。傻女婿倒还懂得传宗接代的事，陈女却死活不干，不让女婿跟她睡一头，捶他，掐他。女婿不留神碰她一下，她用尖尖的指甲把他脚底板抓得鲜血直流。卖萝卜老头半夜过来，一见这样，叫了全家人一齐动手，把陈女捆住，结结实实揍了一顿。陈女跟杀猪一样地嚎，左邻右舍全听见了，没有人来劝解。天朦朦亮，陈女赤身露体从男人家逃出来，从此完全疯了。
“哎呀！”女编辑惋惜地摇摇头。到底女同志心肠软。
一个戴眼镜的编辑提醒我：“你哥哥，你忘记说了。”不是忘记说了，是不打算再说。有些事情，想着挺有味，一说出来，完了，你会发现就跟什么都没说一样。
我的哥哥，原来在北京读大学。“文革”开始那年，因为学校武斗，“逍遥”回了家。哥哥是个文弱、沉静得近乎女性的男子。他学的是音乐，回到家里，整天趴在厅房里那一架老掉牙的钢琴边，叮叮冬冬弹着谁也不懂的曲子。哥哥很少跟我们说话。他的眼睛很大，很美，但是不亮，朦朦胧胧的，带着一种忧郁的梦幻一般的色彩。他弹琴的时候，全家都踮着脚尖走路，连那个陈女也总是端个小凳坐在厅堂门外，一边缝麻袋一边侧过耳朵听。常常地，她的脸上会浮起一丝奇怪的微笑，两眼痴痴地盯住哥哥的身影，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当然，那是在她完全疯了以前。
“完了？”秃顶的老编辑颇为遗憾地盯了我一眼。不，没有完。我说不下去了，是不知道怎样说下去。乱了，什么都乱了，人物、情节颠三倒四。
“完……了。”我提心吊胆地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不会说故事，结结巴巴，淡而无味。在场的另外两个业余作者，其中一个拿手掌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我看见了。妈妈是个模范教师，一课书能讲十个小时，却没有分一点口才给我。真不该说这个故事，要是写出来，绝不会这样寡味，这一点，我很自信。
沉默。
该死的沉默，意味着不受欢迎，意味着失败。如果我是一个百万富翁，我一定用我全部的财产买下这个词来，扔进太平洋去！
女编辑笑容可掬地探过身子：“这个故事，你想用来表达什么思想？”她的话音里带有一种“嗡嗡”声。不，也许是电扇的声音，我全都混成一片了。表达什么思想？全力以赴应付这个问题。
反封建？反官僚主义？揭露不合理的现象？歌颂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全不是，全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个不堪一击的失败者。没有“思想”的故事，滚进垃圾堆去吧！但是，我确实喜欢它。
“这故事挺有意思。”戴眼镜的编辑点了点头。
“还有什么构思？再说说。”
“再说说，写什么？”
十来张急切的面孔一齐朝着我，十来种声音组成不谐和音。又是一阵浓浓的猪油味飘来，这回不再恶心，两根油条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有那么一对孪生姐妹，一天夜里做了同一个梦……
“癌病医院有一片草地。一个病人在草地上发现了一只垂死的蚂蚁。他想帮它回家，伸手去掐起它来，结果，稍稍用过了劲，把蚂蚁掐死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气温高得超过了人体所能容忍的限度……”
天哪，我都在胡说些什么。几个编辑互相微笑，女编辑几乎朝我探过大半个身子，那个业余作者瞠目结舌的脸，脸上刻着两个字：怪诞。我受不住了，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怜的一点自信心丧失殆尽。我什么也不会写出来，我是个笨蛋，糊涂虫，上不得台面的人。天真热，天一热，我脑袋就晕了。我真想大叫一声：到底写什么好？告诉我吧！
二
他们没有说。不说，那么我就不客气了，要回家。桦在家等着我。
哪儿都一样热。不知道气温有多高，温度计昨天坏了。桦又发了一篇小说，跑到我跟前表功，一高兴，手里的酱油瓶把水银管碰碎了，光闪闪的水银珠在地上滚动。
“天哪，你的脸色白得可怕。”桦对着我惊叫，伸手要来摸我的额头。“走！”我把他赶到一边。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瞎操心，哪回都没操心到地方。他也写小说，并且我俩发表的篇数一样多。他常跟人吹：“我帮她出点子，她帮我抄稿子。”有一回被我听见了，我笑笑，没有揭他的底。可他脸红了，不等人走就找我道歉：“你瞧，是这么回事……”我不要听，堵着耳朵。有什么可解释的？妻子不能比丈夫高明，否则丈夫脸上抹不开。就是这么回事。
桦在厨房里炒菜。“我想写篇丈夫下厨房的小说，得体验一下生活。”他是这么说的。真愿意他天天写这样的小说。我要是有他那么多时间，准能写出十倍于他的作品来。“喂，找你谈构思了吗？”他从厨房里探出头，手里还掂着锅铲。一股油烟味，不难闻，也不诱人，混合到热空气里去了。
我皱皱眉头：“问我想写什么。”
“那么，你想写什么？”他突然来了兴趣，干脆从厨房里蹦出来，站在我面前。“说给我听听，参考参考。”什么“参考参考”？底下就该说了：“你要有什么多余的素材，让一个给我。”就跟做买卖一样。夫妇之间也做买卖，真叫人别扭。
“什么都想写。”我说。还应该有一句：“什么都不能写。”我没有说。毫无意义的话，废话。
一股刺鼻的怪味，“菜糊啦！”我叫起来。他伸伸舌头，又是一蹦，蹦回厨房去了。翻菜加开水，“嗤”地一声响。桦的声音又冒出来，“我说，你还是写写儿童文学好，你有这份能耐，又保险。”呸！什么“保险”？保险不会压过他。谁不知道谁的心思！
饭菜摆在面前，冒着热气。热上加热。桦说：“先吃饭吧。”
没有食欲，胸口死死堵着一团什么东西。米饭白得晃眼，一颗一颗的饭粒在眼前跳舞，又好象要依次爆炸。风呢，怎么一丝风也没有？“嗨，你怎么啦？”桦叫起来。我赶紧冲进厕所，拧开水龙头。还好，没有吐出来，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吐了。
桦跟在我后面，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讨厌！我不愿意让他看见我这副可怜相。“你……是不是……怀孕了？”他结结巴巴地问我。天哪！男人的脑子真怪，他怎么想到这个可怕的念头？要不是浑身无力，真想在他背上捶上几拳解恨。
看来是完了，这篇小说准没什么希望，桦心里一定在笑话我。女人哪，命中注定是个弱者。
但是……我想起来了，抽屉里还有一篇早已完工的小说。好象是有点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便束之高阁，一直没有拿出来。
拉开抽屉，稿子稳稳当当躺在里面。它倒好，没有热的知觉，不用吹风。《我的天空》，题目写得这么大，好象落笔时颇为得意。
一个逃犯（又是“高压线”！）从劳改农场出来，经过一个村庄，淋了雨，病倒在老妈妈家里。老妈妈很可怜这个秀气的大孩子，但是她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的人。有一天，老妈妈跟这个叫“宁儿”的小伙子唠起家常——
“吃饭！”
“啊？”我茫然地望着桦。
不，吃饭还在后头，在最后。老妈妈的儿子从城里回来过中秋节，认出这个城里各处在通缉的逃犯。儿子是党员，头脑清醒，不动声色地出去打了个电话。吃饭的时候，警车从城里开过来了，扬起的灰尘遮蔽了村庄。
“哎呀！”桦叫起来，“这盆熬冬瓜，搁的全是糖！糖！”
糖？糖跟盐一样，都是白色。这篇小说的基调也应该是白色，母爱和人类同情心的结合，庄严，崇高，宁静，温馨，象潺潺溪水一样从心中流过去，流过去……
对了，就是这儿，情绪的大转折，上次没写好。
宁儿抬起眼睛望着大妈，那双眼睛又大又黑，带着恐惧和不安，又有几分绝望和乞求的神气。使大妈想起，有一回她要宰一只小公鸡，揪紧了鸡的两只翅膀后，鸡在她手里微微地发抖，那双眼睛也是这副神气。
“你说，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天大不过杀人放火，横竖你干不了那个。”
宁儿低下头，轻轻地说：“我就是杀了人……”
没有声音，连空气似乎都凝住了。
“你在说什么？”过了好久，大妈才哆嗦着声音问。
宁儿更轻地说：“我杀过人。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犯人……”
大妈呆住了，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了两步。
停顿！这里绝对必要。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妈妈，反应就该迟钝一点，特别是这种事。
桦居然来拖我去吃饭了。这个讨厌鬼！自私自利的家伙！居心叵测的坏蛋！我差点要跳起来，莫名其妙地对他发一阵火，哪怕打一架也成，只要他以后不再妨碍我。
勉强坐在饭桌上，心神不定，不知道这篇小说行不行。也许，改一改还能用。问问桦，他在这方面敏感得很。桦大惊小怪地反问我：“你今天没听收音机？”我摇摇头。“怪不得。”他说，“幸亏你来问了我。早上新闻联播就讲的是逃犯问题。你呀！你缺个政治头脑，还是写写儿童文学吧。”
又来了！这个人，给他个面子他就忘了爹妈姓什么。不过，他嗅觉灵敏，这是真的。行了，宣告无效劳动吧，扔进废纸篓，或者留着擦锅底，没有更好的命运。
电风扇依旧在转，酷热丝毫没有减退。听说南方某个地方连降暴雨，江水猛涨，有些城乡一片汪洋，分一点雨下到这里多好，旱了这么多天了，窗外总是阳光灿烂。
三
惶惶然。
文学史上有“江淹才尽”的说法，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把灵感都用光了。如果那样，我何苦要绞尽脑汁考虑“写什么”的问题，干脆一个电话挂到编辑部，告诉他们：写不出来！“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鲁迅老人家的话，至理名言。冤枉的是：明明有那么多想写的东西。
家里呆不下去。桦老是在唠唠叨叨，一个忠告接着一个忠告。他自己写不出东西，恨不得我也陪着不写，保持平衡。自私的家伙！当然，决不理睬他。
愤而出家，躺在湖边的一块草地上。浓荫遮掩了我的身体，似乎凉快些。有一丝小风，不知道从哪里吹过来的，夹了一点香味，青草在阳光照耀下的清香。太阳好亮！湖面是一片白炽的光，看一眼就能出一身汗。要是有人想减肥，这是个好机会。
天哪！居然从哪儿飘来了一片白云。云彩在收缩，扩伸，不断改变形状。现在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帆船，向着太阳驶去的白帆船。妈呀，美得让人忍不住要大声叫出来。
蓝天里的帆船，蓝蓝的海水里的帆船，风儿吹动船帆……我不敢看了，再看，我也会飞上天空，跳到那只神奇的船上，变成一个宇宙人。还是闭上眼睛，让一切停留在视网膜上。
碧蓝碧蓝的海，无边无际的海，没有激浪，没有泡沫，什么都没有，但是有礁石。一座高高的礁石上，站着一个披长发的姑娘。有一天黄昏，太阳低低地挂在海平面上，一道神奇的光圈从太阳上扩散开来，圈住了小半个天空。天地间充塞了柔美的桔红色，是那种使人迷醉的色彩。姑娘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雪白的帆船，船儿高高地扬着头，笔直地驶进了太阳的光圈。年轻的船长站在甲板上，尽情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太阳。天空中反映出他的身影，巨大的青春的身影。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姑娘耳边回荡：“迎上前去。那就是你的幸福，你的光明，你的归宿……”姑娘痴痴地望着天空中的身影，她微笑了，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走下礁石，走进大海。她知道她的理想就在那里，她的生命也在那里。她愿意用生命扑向理想。海水淹没了她飘散的长发，生命的痕迹在浩翰的大海里消逝。但是，她又重新在海面上飘浮出来，升腾上去。这回她已经成了一个蓝色的海的精灵。她和天空中的身影融合为一体。
……
汗水流进我的眼睛，我忍着，不想睁开来。我知道，一睁开眼睛，一切就消逝了。梦幻毕竟是梦幻。我真想把它写下来，写成一个美丽的浪漫主义的故事。
好象有谁站在我身边。睁开眼睛，一片强烈的阳光，光影中有一张生气勃勃的脸。“喂，作家！”她的笑容里带有一丝讥讽，让人不舒服。胸前的白色校徽象一面聚光镜，亮得刺眼。“严肃点儿。”我坐起来。她不甘示弱：“别不好意思。躺在绿色的草地上，做一个香甜的梦，挺象作家的派头。我见过你的照片。还有一次，你来跟我们开座谈会。你呀，嘻嘻……”
见鬼，走到哪儿都不安静。夏天是个令人烦躁的天气，容易冲动，歇斯底里。
“你刚才在嘀咕什么？海？”她问。该不该告诉她？她是个大学生，思想活跃，也许能理解我。好，只要有一个支持者，我就有一百倍的信心。赌注押在她身上了，但愿别让我失望。老天爷！
我给她讲了那个美丽的浪漫主义的故事。她什么也没说，光是笑，笑得我恨不能用拳头堵住她的嘴。“真有你的。”她笑得前俯后仰，“想象力真丰富。这种故事嘛，编进《天方夜谭》还差不多。现实生活，难道没有可让你写的了？问题在于要睁开眼睛看。”
老调重弹。文艺上的功利主义。坐在中军帐里指手划脚，谁不会！我讨厌这种教训人的口气。
“我给你提供一个素材。”还挺热心。好，听听她有什么高见。
有这么一个家庭：丈夫，妻子，女儿。女儿十六岁。妻子生了一种慢性病，医生嘱咐要跟丈夫分居。分居几年以后，妻子病重，住进医院。这对夫妇结婚二十年了，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丈夫床上床下照料极其周到，医生护士人人羡慕妻子的运气好。丈夫晚上回家睡觉，女儿在医院陪妈妈。清晨，妻子突然对女儿说：“你回去，给我拿几件衣服。顺便看看爸爸的床底下有几双鞋，男鞋还是女鞋，回来告诉我，悄悄地。”女儿已经颇懂人事，回家一看，……你瞧，这就是相敬如宾的夫妇！
丑恶！心里象吞了一只死苍蝇一样，恶心得要命。这种撕开一切遮羞布的赤裸的人生，需要有勇气才能正视。不过，挺有意思，挺让人寻味。
“怎么样？这才是现实人生。你们小说里写的那些家庭啊，爱情啊，三角四角的关系啊，全都是假的，漂在水面上的东西，一个模子翻出来的。”
她走了，临走时还怪模怪样地瞥了我一眼，似乎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让她去不以为然吧，等她什么时候兴致一来也写小说的时候，她自然会后悔今天的态度。
两个孩子在树底下粘知了。“你是笨蛋？”一个说。另一个撇撇嘴：“你才是笨蛋。会粘知了有什么了不起？你作文写不出来！”“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跟我一样。我真想打个电话到编辑部，把这句话告诉他们。
写不出来，小说专号上没有我的名字。“咱俩一样，谁也没有上。”桦一定得意非凡，他和我现在可以平等。
作者靠作品表示自己的存在。小说专号没有我的名字，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信号，意味着我已经落后，被淘汰。
可怕的结果。不能再想了！
四
应该回家了，桦做了午饭，晚饭一定在等我动手。
绵延不断的热，折磨人的精神。还是冬天好，萧萧寒风，使人头脑永远保持清醒，起码不会有这种六神无主的惶惑。热流。人流。自行车流。
柏油马路软得象胶姆糖，一股焦臭的沥青味。大红霓虹灯增添了燥热感。摩肩接踵的人群不断散发热量。人口骤增会不会使全球温度上升？人会改造环境，最好改造得四季如春。
头晕。阳光在马路上跳舞。两边的高楼变成一个个摩天巨人，怪笑着向我扑过来。行人纷纷逃散。我也想逃，脚却被钉在人行道上，怎么也拔不动。“拉我一把！”我拚命叫喊。没有人理睬我。原来并没有声音。周围的一切，高楼，电杆，汽车，大树，全都向我扑过来，把我挤成极小极小的一团。“写什么？”震耳欲聋的声音，充满了整个空间。我在挣扎，可怜地无望地挣扎。“不知道！”我不能说别的。让它们把我压扁了吧！
从哪儿吹过来一阵风，脑袋舒服了一点，幻觉消失了，高楼，电杆，汽车，大树，全都退回到原处，眼前依然阳光灿烂。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一篇小说竟是这样难写？我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我的心里也是一片空白。还是到编辑部去，随他们往里面填补一点什么。“比如说，你可以写这个……”我想象着那个风度可人的女编辑的话，心里不免苦滋滋的。
跟门卫打过招呼，拐过一片草坪，疲惫不堪地往楼上爬。空荡荡的楼梯，空荡荡的楼道。每走一步，回声扩散到整座大楼，象打开了无数共振器。诅咒你！漫长的楼梯。
到了。“405”，编辑部的门牌号码。敲门，没有人。哦，原来已是下班时间。荒唐人在荒唐天气干出来的荒唐事。
下班了，编辑们都回家了，没有人告诉我可以怎么写。
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