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的莫名其妙的帮助下，我已经站到江城救助站的大门口了。
弟弟已经在我看得见的地方等着我了。但他还不知道我今天将要去接他了，他不是先知先觉，就算他是真是一只老鼠，他可能对地震和洪水之类的自然灾害有预感，但他对人类的一切似乎都无法理解，更无法预知，所以他绝对不会预感到我已经到达了。
我弟弟虽然不会预感，但是你们会，我知道其实你们心里早已经预感到了，你们预感到我的行动不会那么顺利，你们预感到我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接到我弟弟。
你们的预感可能是对的。
大门旁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进站请按铃。字旁边就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城市这地方就是好，处处予人方便。我伸手按了一下，铃就响了起来，铃一响，传达室里就有个人走出来，不说话，也不看我，先朝我身后打量，我身后明明没什么东西，他看的什么，我不由有些惊觉。还好，片刻过后，他就收回目光问我：“送你来的人呢？”我说：“没有人送我来，我一个人来的。”他“哦”了一声，说：“我知道了，你是走错地方了，你不认得字吗？这里是救助站哦。”我连连说：“救助站，救助站，我找的就是救助站。”
他听得出我的回答十分肯定，毫无拖泥带水，不由又面呈奇怪之色，重新又看了看我，口气严重地说：“不对呀，不对！来救助站的人，基本上都是别人送进来的。”我就知道他误解我了，赶紧解释说：“我是来找人的，我弟弟就在你们救助站。”看他半信半疑的样子，我掏出王助理员写的条子递给他，他看了看，又审查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小王村的。”说过之后一想，不对，他哪里知道小王村呢，赶紧又说，“我是大王乡的。”其实大王乡他也不会知道的，别说大王乡，就算是我们鼎鼎有大名的王县，他恐怕也不会知道。我指着纸条上的“大王乡民政办”几个红字说：“你看，这是公家的信笺。”他又看了看，说：“没盖公章啊？”他真没完没了，我再说清楚一点：“是江城救助站打电话给我们乡里，让我来接人的。”他这才微微点头，似乎承认了我的话，回进传达室抓起电话打给了一个人，说：“关科长，有个人拿着乡政府的介绍信，是来找人的。”我听他这么说，挺感谢他，他分明是在帮我，因为我拿的其实不能算是介绍信，也不能算乡政府，充其量就是乡民政助理员随手写的一个便条，他帮我把身份抬高了许多。
果然，电话那头就爽快地应允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进去吧，到后院的二楼，东头头一间，找管理科关科长。”
我心存感激谢过他，进了救助站的院子。这是救助站的前院，有一排长长的水槽立在那里，我看到有个人在水龙头下洗手，但是水龙头并没有开，他反复做着洗手的动作，有板有眼，有招有式，还有从旁边抓肥皂的动作，用肥皂涂抹了手，又搓又洗，洗干净后，在身上擦干，然后，又换一种洗法，看得出他在用洗手液，先是按压的动作，然后又轻轻地搓揉，也仍然是活灵活现，再又冲洗，再又反复，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又好笑，忍不住跟他开个玩笑说：“水很凉吧。”本来很专心地洗手的他，猛地停止了动作，瞪了我一眼，骂道：“你他妈神经病啊，你没有看见水龙头没打开吗？”我吓了一跳，赶紧离远一点，又看到另一个人，捧着自己的两只手，递到嘴边，伸出舌头舔上唾沫，再往脸上抹来抹去，我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洗手的人告诉我说：“他以为他是一只猫。”我一听，忽然心里一酸，说：“原来他和我弟弟是一样的病，我弟弟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那个洗手的人瞪了我一眼，不理我了，继续洗手。那个猫人有些胆怯地问我：“那你弟弟是什么样子呢？”我蜷起两只手，放到下巴前，再撅起嘴巴，“吱吱”地叫了两声。那猫人紧张起来，疑问说：“是不是你搞错了，你弟弟不是老鼠，是兔子吧？”我口气强硬地强调说：“不是，我弟弟确实是老鼠，只是我模仿得不像而已。”那猫人顿时脸色煞白，逃走了。
我很奇怪，望着他仓皇的背影，我不知道他害怕什么，那个洗手的人又来跟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猫听到老鼠，就害怕吧。”我说：“你搞错了，从来只有老鼠怕猫的，我弟弟听到猫叫就会发病的。”那人奇怪地看看我，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在发愣。旁边有个人又说了：“他是从从前穿越过来的，从前是老鼠怕猫，猫捉老鼠，天经地义，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现在反过来了，猫看见老鼠就逃。”
我只觉胆战心惊，赶紧避开这些人，往后院去，到了后院，看到有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小矮桌边剥毛豆，遭遇了前院的那几个人之后，我不免顾虑起来，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是接受救助的人，或者是临时来帮忙的，我稍稍观察了一下，感觉他们干活、说话都很正常，我上前问他们关科长在哪里，果然，其中一个告诉我：“关科长在二楼。”另一个补充说：“东头第一间。”这和前面看门的门卫说的一样，我不会再怀疑。
我眼尖，已经看到了楼梯，我径直往楼梯过去，刚踏上一层，就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我回头一看，好像就是刚才在那边拣菜中的一个人，他朝我使了个我看不懂的眼色，说：“你留步，我有话跟你说。”这个人看起来年纪好像很大了，但是两只眼睛却骨碌骨碌的很有神，很亮，让人觉得他又是很年轻的，他一脸的诚恳，我看不起出他有什么歹意，但我吸取了在前院的教训，问他：“你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吗？”他眼色又往四下一看，说：“你先别管我是谁，这里说话不方便。”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走到楼梯的另一面，避开那边剥毛豆的人，他又指了指楼梯下面的一间小屋，鬼鬼祟祟地说，“我们到那里去说话。”我伸头朝那个小屋看了一下，里边黑乎乎的，是个杂物间，堆了乱七八糟的许多东西，我十分不解，也有点紧张，说：“干什么？”他很了解我的担心，让步说：“你不想进去，我们就不进去，在外面说，不过要轻声一点哦。”我很不想和他说话，但我又无法摆脱他对我的控制，这恐怕就是我在寻找弟弟的艰苦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吧，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就算有孙悟空帮忙，他也得承受呀。
他又拉着我走开，先往左几步，再往右几步，最后才满意了现在的位置，站定下来，和我说话：“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他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根本不认得他，他也不可能会认得我，我疑惑他怎么会有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呢。他又说：“刚才你一进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连我都能看出来，你还能瞒过关科长？”我说：“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看你猜得对不对。”他立刻说：“我可不是猜的。”我说：“不是猜的，难道你有特异功能？”他淡定地说：“也可以算是特异功能吧，那是凭经验判断的，等于就是特异功能。”我嘲笑他说：“那你判断判断看，我是什么人？”他没有直接回答，嘴角往下一挂，笑了一下，一副“别以为瞒得过我”的意思。我才不相信他，他上前就来掏我的口袋，我猝不及防，让他掏到了我的手机，他拿了我的手机看来看去，脸色疑惑，不满地嘀咕说：“居然没有录音。”我听不懂，问他：“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他伸出手指“嘘”了一下，说：“请轻声说话——干你们这一行的，现在都靠这个，过去还用照相机，那个太显眼，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了，现在都用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弄下来了。”我起先并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弄下来了，后来想了想，我知道了，他是在说拍照呢。我也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老土，什么也不懂似的，我虽然从乡下来，但是现在乡下也进步了，我赶紧表现自己说：“我知道，现在拍照都不用照相机了。”我这一说，他又疑惑了，说：“可是你的手机这么烂，像素这么低，能干什么呀，干你们这一行，竟然使用山寨手机拍照，少见。”越往下说，我越无法和他对话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认为我是个什么人，难道他认为我是个摄影师？
他倒好，手脚麻利，“嚓”地一下，就替我以救助站的院子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我一急说：“你干什么？”他“嘻”地一笑，说：“我帮你工作呗。”他把我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了看我自己在手机里的形象，但很快他又拿过去，看了看，说，“不像，不太像。”
可我不服，我觉得用我的手机拍下的我的照片挺像我的，我说：“怎么不像呢？你再看看，跟我的脸不是一模一样的嘛。”他终于再次把手机还给了我，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说你不像你，我是说你不像个记者。”
我才知道，原来他怀疑我是个记者。但我还是不明白，记者就记者，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是记者采访，说一下身份、看一下记者证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还要这么神秘地猜测啦，判断啦，还拉家常迷惑我呢？我问他：“你们是不是不欢迎记者？”他立刻神情严肃地说：“没有的事，我们十分欢迎记者，我对你的怀疑，是因为你假装记者。”我真冤枉，我说：“我没有假装记者，是你自己自以为是。”他倒也不和我争，承认说：“就算是我自以为是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不对，我虽然经验丰富，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嘛。”我琢磨他的年龄和经验，问他说：“你是救助站的关科长吗？”他笑着摇头说：“不是，你继续猜。”我想了想，觉得他可能比科长水平要高一些，我又说：“你是负责人，是站长吗？”他高兴得笑了起来，我以为我猜对了，不料他说：“错，彻底错，我和你一样，是来接受救助的。”
我彻底不服。我疑问说：“你受救助？凭什么呢，你又不瘸不残，不聋不哑，除了自以为是，精神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听我这么说，不高兴了，反驳说：“你凭什么说我的精神不异常？”我算是服了他，头一回知道有人会强调自己是精神病，即便是我弟弟，病得那么重，他通常也不肯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至多就是扮个老鼠的样子来告诉我们他有病。看起来这个人比我弟弟病重得多了，我顿时紧张起来，想到我弟弟如果跟他们混在一起，病情有可能被诱发或被加重，我得赶紧去找关科长，救出我弟弟。
我撇下他就往楼上走，他在我背后说：“你自己不也来了吗？你不也有病吗？”我忍不住停了下来，严正地纠正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来找人的。”
他一听，顿时兴奋起来，诡秘地压低声音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我弟弟。”他一听，竟然双臂一展，上前就抱住了我。我说：“你抱我干什么？”他紧紧搂住我说：“哥，哥，就是我，我就是你弟弟！”我觉得实在太可笑，他竟然冒充我弟弟，他看上去比我爹还老，我挖苦他说：“你从来没有照过镜子看看自己吗？”他摸了摸自己的脸，怀疑说：“难道你觉得我和你长得不像吗？一点也不像吗？你再仔细看看，总有一点像的地方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幸好有个女的过来了，看到他紧紧抱着我，上前拉开他的手，问他说：“你怎么不剥毛豆了？”他脱口就说：“我家里来人了。”指了指我说，“这是我哥。”我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认得他。”那女的笑了起来，说：“是不像，不仅长得不像，口音也不对呀。”我以为他会无言以对了，哪知他仍然对答如流说：“那是因为我离家时间太长了，一切都变了，长相，口音，什么什么都变了。”那女的做了个手势，我看不懂，但是他看懂了，他点了点头，对我说：“我剥毛豆去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一种渴望，可惜我并不认得他，更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渴望什么东西。他似乎还要再一次跟我证实，又问我：“你真的是来找弟弟的？”我说是。他再一次说：“哥，我真的就是你弟弟，你带我回家吧。”我以为他又要来抱我了，往后退了一步，作了防范，但是他却没有再过来，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竟有点难过，我问那个女的：“他想回家？他家在哪里？”那女的指了指自己的脑门子，说：“在这里。”
正说着，他又回来过了，堆着笑脸着对我说：“刚才我是骗你的，我不是你弟弟。”我不明白说：“你为什么要骗我，骗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我看你好像有病的样子，如果你有病，你就分不清我是不是你弟弟，你会以为我真的是你弟弟，你就会带我回家，我就能回家了。”我奇怪说：“你这么想回家，为什么不想办法找家呢？”他没有回答我，再次走了，一直站在我身边的那女的说：“他只知道有家乡，但是他记不得自己的家乡在哪里。”我心里酸酸的，问她：“那他怎么才能回家呢？”那女的叹了一口气说：“难呢，说不定一辈子都不可能回家了。”
我心里抽搐了一下，我想到了我弟弟。幸好有我，幸好我来了，否则弟弟也会和他一样，一辈子都不知道家在哪里，一辈子都不能回家了。
和我说话的这个女的，胖胖的，十分温和，因为她过来是喊那个人去剥毛豆的，按照我的一贯有条理有逻辑的思路，我分析她是救助站的食堂师傅，心里这么想着，她已经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我开始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她是和我握手呢，我赶紧递上手去，她的手软软的，温热的，就像她的笑容一样。她问我：“听说你在找我？”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她又跟我说明了，“刚才传达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找我，我姓关。”
原来她就是关科长，真是人不可貌相，刚才碰到的几个人，一个个人模人样，却又个个稀奇古怪，这个关科长，像个食堂师傅，却是个关科长。
这真是对我自以为是的最好的教训和打击。
我跟着关科长上楼，进了她的办公室，这里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里边办公，他们和关科长一样，对我笑脸相迎，请我坐下，还倒了杯水，我顾不得喝水，先向他们说明，我不是记者，我说刚才那个人是瞎猜的。关科长笑道：“我们不会听他的，再说了，看你也不像个记者。”我这才放了点心，又赶紧掏出王助理的条子交给关科长，关科长看了看，我怕她顶真，赶紧不打自招地说：“关科长，这个看起来不是介绍信，我们大王乡乡政府的人，水平比较低，他们就是这样开介绍信的，他们这样就算是介绍信了。”关科长倒没怎么在意我携带的纸条是不是介绍信、算不算介绍信，她很爽快，直截了当就切入主题，一口气问我了三问题：“你是来找人的？找你弟弟？你弟弟在我们这里吗？”我说：“是你们打电话到我们乡，就是大王乡，让我来领弟弟回去的。”关科长和另两个人互相看了看，似乎觉得哪里不对，关科长又问：“你弟弟叫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应该、应该叫王全吧。”
我这话一出口，他们三个的脸色立刻起了些变化，虽然他们想将这种变化尽量地隐藏起来，但是我的眼力可不差，早已觉察到了，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想必是我弟弟的问题，一定是弟弟出了什么事，我提心吊胆可怜巴巴地看着关科长，等着她把弟弟的坏消息告诉我，可关科长却没有对我说话，回头对着那两个同事说：“你们觉得呢？”我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那两个人也没有直接回答她，女的一个劲儿摇了摇头，男的一个劲儿点了点头。我仍然没看懂，还是关科长提醒我说：“你怎么会用这样的语言说话呢，自己弟弟叫什么，那肯定是张嘴就会出来的，可你呢，不仅犹豫了一会儿，还用了‘应该’两个字，你这‘应该’两个字用得实在是不应该。”我仍然听不懂，问道：“为什么？”关科长又朝另两个人使过眼色，然后才对我说：“你想想，就好像你问某个人吃过饭没有，他是否应该马上就能告诉你吃过没有，如果他回答说，我应该是吃过了，你会觉得奇怪吗？”我想了想说：“是有些奇怪，可能得了老年痴呆症，听说老年痴呆症就是刚刚做过的事情立刻就忘记了。”关科长说：“如果他还不老呢？”我说：“那他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了。”关科长说：“既然你都明白，我们再回过来说你吧，你说你弟弟应该叫什么，这说明对你弟弟的名字还有疑义？还吃不准？还不能确定？那说明什么呢？”我这才知道她误会了，赶紧说：“噢，你们可能想岔了，我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关科长见我不服，又说：“一般的人都知道，名字就是名字，从来没有听说‘应该’叫什么名字？”我见关科长这么认真，我也认真起来，我认真地想了想，慎重地说：“我弟弟会说他叫王全，这是我的判断。”关科长身子往椅子靠背上一靠，冲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更明显了吧，对于自己弟弟的名字，需要用‘判断’。”
那两个人笑了一笑，仍然由关科长说话，关科长又问我：“既然你对你弟弟的名字吃不准，那么你的名字呢？”这回我吸取了教训，不再犹豫，立刻就说：“我叫王全。”他们也立刻笑起来，关科长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和你弟弟同一个名字？”那女的说：“好像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一边说一边就哼着曲调出来，“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那男的纠正她说：“不是拥有同一个名字，是拥有同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我听不出他们这算不算是在挖苦我，他们对我的态度很和气，不像是刁钻之人，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们虽然和气，但他们心里并不相信我叫王全。我觉得有些委屈，我确实是叫王全呀，不能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就改名不叫王全呀，所以我坚持说：“我确实叫王全，我有身份证。”我一边说，一边往口袋里掏身份证，可掏到一半，我的动作停止了，我忽然想起来了，昨天在宾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王大包把我的身份证拿去代我登记的，登了记以后没有还给我，现在我的身份证就随着王大包一起失踪了。
他们几个人看我的手伸在口袋里出不来了，知道我拿不出身份证了，那男的抢着说：“没事，别着急，其实现在，身份证有时也不能证明什么了。”关科长也劝我说：“你没有身份证，你就说说你的家乡，到底是哪里的小王村大王乡，连你们的县也叫王县，你把我们都搞头晕了，你们那里都是王吗？”我说：“是呀，我们确实就是王县大王乡小王村。”
别说听的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了，我一旦发现连自己都值得怀疑，我的心就直往下掉，本来我已经看见我弟弟就在我面前了，可我的心一往下掉，我弟弟就被掉得不见踪影了。我赶紧把自己一直塞在口袋里的手拿了出来，跟着我的手一起出来的是我临走前村长给我的那包烟，我举了举烟，说：“我没有骗人，虽然我现在没有身份证，但我这个人，站在你们面前，是真的。”
关科长其实一点也没有觉得我是在骗人，她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安慰了我，然后过去坐到电脑桌前，一边跟我说：“也可能我们记性不好，忘记了你弟弟，忘记了曾经有个叫王全的人来过我们站，我帮你查一查。”一边在电脑上点来点去，一边耐心地对我解释说，“现在救助站的情况，都是电脑管理，每收进一个人，都会登记在电脑里，绝不会出差错的。”
我紧张地看着她的电脑，期盼着我的弟弟一会儿就从那里出来了。
你们一定又知道了。你们天生就是先知先觉的，不像我。
是的，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当我充满希望地希望弟弟从那台电脑里出来的时候，电脑里却根本没有我弟弟的名字，没有王全。
关科长特意让我过去亲眼看一看，我看了又看，在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名单中，在一页又一页的名单中，确实没有我弟弟，没有王全。
我束手无策，还是关科长劝慰我说：“你别急，你再想想，你弟弟会不会用其他名字登记？”我说：“不会的，我弟弟从来就不知道其他的名字，他只知道王全，而且，你们打电话到我们大王乡，也是说王全在你们站里，没有说别的名字。”
关科长的思路也不比我差，赶得上警察破案，她先了解了一下我们王县大王乡的电话区号，又请了什么人协助，调出近期救助站的电话通讯记录，然后两下进行核对，仍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江城救助站根本就没有往我的家乡打过电话。
关于我弟弟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又一次山穷水尽了。其实也不只是我泄气，连经验丰富的关科长他们，也都一筹莫展了。
正在这时候，听到楼梯上有人“蹬蹬蹬”地跑过来，没到办公室门口就喊“关科长关科长——”声音很紧急，关科长和那男的就赶紧出去了，那女的仍然留在办公室，我觉得她是想继续帮助我，我感谢她说：“你们要是有重要事情，你们先去忙，等你们忙完了，再帮我找弟弟，我有耐心等。”她看了我几眼，似乎有些不放心，但分明又牵挂着外面的事情，我又催她说，“真的，你要是不相信我，我不在你们办公室等，你出去的时候，把门锁起来就是了，我就在走廊上等。”她一边起身一边说：“你等？你等得及吗？下边可能又来了病人，我们得处理一下。”我说：“你尽管去，我等得及，在找到我弟弟之前，我都等得及。”她这才采纳了我的意见，和我一起出来，将门反锁上了，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下了楼，只过了片刻，她又急急地上来了，看我好好地站着，放了点心，跟我说：“是社区的群众送来的，在菜场边躺了两天了。”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在那里躺两天？”她说：“不知道，可能有病吧，不说话，问什么也不开口，身子蜷起来——”她蜷起双手双臂，做了个动作，我看着这熟悉的动作，顿时像触了电似的大喊起来：“是弟弟，是弟弟——”
奔下楼去一看，哪里是我弟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浑身肮脏，大家围着他问话，怎么问他也不说话，也看不出他是听懂了别人的话，还是根本听不懂，最后关科长发话说：“可能是智障加聋哑，先不问了，身上这么脏，都臭了，先洗个澡吧。”
就有人应声带他到浴房里洗澡去了，外面的人还没散去，那些送他来的群众还热心地问这问那，问洗过澡后再怎么样啊，我都觉得他们问得多余，洗过澡后肯定是吃饭吧，但吃过饭后又怎样呢，最后他们会把他怎样呢？我把自己也问倒了，正瞎琢磨呢，那孩子却从浴房里跑了出来，带他进去洗澡的那个工作人员在后边追着，一边向关科长报告说：“他不肯脱衣服，我要帮他脱，他就跑了。”
那孩子一直紧紧地捂住自己的上衣口袋，工作人员掰他的手也掰不开，说：“你们看，捏得很紧，手指像老虎钳一样。”孩子见大家围着看他的口袋，神色愈发地不对劲，还是关科长有经验，把大家驱散开，慢慢走到他身边，轻声地说：“我知道，你的家乡，你的亲人，就在你的口袋里。”我听了这话，差一点喷笑出来，虽然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又智障又聋哑，但也不能这么唬他呀，可奇怪的是，关科长这话一说，那孩子的脸色和手都渐渐地放松了，关科长又继续说，“我知道，你很想念你的家乡和亲人，但是你要让我们帮助你呀，我们能够帮助你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她说到这儿，那孩子的手，已经慢慢地离开了口袋，关科长走上前，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这才知道，这个孩子是被家人丢掉的，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年龄和身体情况，正是一个有智障的聋哑人，他的家人在扔掉他的时候，担心他一个人流落到社会上会吃苦，所以在他身上留了个纸条，希望有好心人帮助他。
一切全如关科长所料，她的经验太老到了，她的水平太令人敬佩了。但是现场更多的人想法并不和我一致，他们并没有感觉关科长有多么的了不起，他们更觉得这孩子的家人有多么的可恶，有一个人带头骂了一句，接着就一个跟着一个地骂起来。
那个孩子听不懂他们骂人的话，他从关科长手里拿回了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一下，又重新塞进口袋，还在口袋外面用力地按了又按。我想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思，正如关科长所说，那是他的家乡，那是他的亲人啊。
这一明白，我的心顿时揪痛起来，我痛恨自己的恶劣行径，我连这个孩子的家人都不如，我扔掉弟弟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留下，这个孩子想家的时候，他还有东西可以抚摸，若是我弟弟想家了，他有什么，家乡对他来说，亲人对他来说，就是什么也没有。
那个带孩子洗澡的工作人员泄气说：“又来这一套，这种纸条完全不能派用场，既没有地址，也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我心虚地说：“他的家人是希望救助站能够收留他吧。”关科长摇头说：“救助站只是临时性地救助他们，不可能长期住在这里，更不可能永远住在这里的。”我听关科长这么说，赶紧问：“不能在这里住，那到哪里住呢？”关科长说：“我们替他寻找家人，实在找不到，就到社会福利院。”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插嘴说：“不要到福利院，要到天堂去。”我正琢磨他说的“天堂”是什么意思，就有两个人把这个说话的拉开了，我估计这又是个病人，我心里念叨，弟弟啊弟弟，幸亏我来了，幸亏我来接你回家了，否则你在救助站待的时间长了，没病也会被他们传染上的。
那个又痴呆又聋哑的小孩被接到里边去了，我仍然站在院子里，我没有找到弟弟，但我还是得找弟弟，我出来的目的就是找到弟弟，带他回家，我不相信我弟弟不在江城救助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一定是哪里没有衔接好，才使得我和弟弟暂时地擦肩而过了。
我不甘心，我也不会就此作罢的，我必须留下来继续寻找弟弟，但是救助站是有规定的，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在这里倒算是最没有身份的，是不能留下的，那个不会表达的聋哑孩子被他们热情地接进去了，我却不行。
开始我有点愤愤不平，但后来我又想到，我弟弟如果在这儿，他的待遇也不会差，有热水澡洗，有热饭热菜吃，我才渐渐地安下心来，情绪也平静了些。
我镇定下来，先扫一扫因为进入救助站不顺利而产生的失落情绪，然后细细地回想一下失败的行动，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且在心里先藏着，理清了思路以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搞到我的身份证明。我要想找到弟弟，我自己得先有身份，否则别人凭什么相信我是来找弟弟的，他们甚至可以不相信我有弟弟，他们甚至有理由不相信我就是我。
所以我还是要先找王大包，只有找到王大包，拿回我的身份证，才能证明我就是我，他们才能相信我是来找弟弟的。
可是王大包像鬼魂似的出没无常，我站在救助站的高墙外，在黑夜里茫然四顾，鬼魂一般都在黑夜里出现，如果王大包真是鬼魂，这时候他应该来了。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猜不出这么晚上谁会打我的手机，知道我手机的人本来就不多，难道王大包那个鬼魂出现了？可一听那声音，却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竟是我亲大哥。
正当我流落街头、无处可去的时候，我亲大哥打电话来了。可我大哥的声音很遥远，我听不太真切，我急得说：“大哥，你声音大一点，你嘴巴离话筒近一点。”我大哥听我的，把嘴巴靠近了话筒，声音才清楚了一点，我大哥在电话里把王大包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倍觉奇怪，问大哥：“大哥，你怎么有王大包的地址，你怎么知道我要找王大包？”大哥向来不多话，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异乡，他也不跟我多话，只是说：“就这个地址，你去试试吧。”
电话就挂断了。
我捏着手机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先把对大哥来电的疑惑丢开，看来在江城我还真离不开王大包，他明明已经失踪了，偏偏我大哥又拿来一个地址，重新把我和王大包联系上。哪怕王大包自顾不暇，帮不到我，但我至少得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虽然他们说，现在身份证也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没有身份证更加寸步难行呀。
你们可能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王大包没他所说的那么牛，我大哥提供给我的王大包的地址，是一个建筑工地，这一个很大的工程，建筑总公司下面还有七个工程队，总公司的名单里果然有王大包。我大哥真是我亲大哥，他的消息太准确了。
我摸黑找到了第七工程队的工棚，时间已经很晚了，建筑工人大多已经睡下了，有的在睡梦中被我们吵醒了，十分不乐意。我先往这里边扫了一眼，工棚很大，人很多，大约有几十人，而且大多是躺着的，而且床还都有上下铺，别说我扫一眼，扫几眼、几十眼，我也看不清王大包在哪里。
我虽然知道他们不乐意，但是我找王大包要紧，找弟弟要紧，只得硬着头皮在工棚里喊起王大包来。
我喊了几个来回，也没有人应我，只有人骂了几句粗话，连我爹和我娘也跟着挨了骂，但我没跟他们计较，也不敢再大声喊王大包了，我一床一床上上下下地看过去，仍然没有看到王大包，倒是发现有一张下铺空着，我估摸着就是王大包的了，不过我还没说出我的想法，引领我来找人的那个热心人已经抢先说了：“咦？这张床空着，可能就是王大包吧。”
他的话刚落下来，就有个人参与进来了，他从上铺探下脑袋来，指了指空着的下铺，怀疑说：“你们是说这张铺上的姓王吗？”我一听感觉不对，着急问他：“他不姓王吗？他不叫王大包吗？”上铺的人看我真急，又安慰我说，“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是新来的，他也可能是姓王，也有说包什么的，我还以为他姓包呢。”我心情刚一轻松，隔壁铺上的一个人又来扫我的兴了，说：“他确实姓包，我问过他，他说他姓包。”我争辩说：“也可能他不想说出自己的姓，才说姓包的。”隔壁铺上的人“哧”了一声，缩回去，不理我了。
王大包上铺的那人，可能因为是新来的，看起来挺同情我，对我说：“你要找的人，不管姓王姓包，反正今天晚上不在这里。”我奇怪说：“你们怎么连自己的工友都不知道？”那人说：“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是刚来的，我一老乡在这里干活，说有人走了，缺人了，我就来了。”我说：“那你们这工程队的管理也太差了。”我这一说，引我来的那人不高兴了，说：“你找王大包就找王大包，管工程队的管理干什么，这是你管的事吗？”我知道自己嘴贱，又犯事了，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心里一急，嘴就不是那嘴了，话也就不是那话了。”那人才消了点气，说：“工程队流动性大，没什么好奇怪的，今天来了明天就走的也多得是。”口气里显得很无奈。我才不在乎他的无奈，我只在乎王大包在哪里，追问道：“那王大包会不会也已经流动走了呢？”那人说：“难说的，虽然总队的名单上还有他，但如果他是不告而别，那名单就对不上了。”我又急了，明明已经看到王大包的名字在名单上了，等于已经找到王大包了，让他这么一说，王大包等于又滑掉了，我赶紧自我安慰说：“不会的，不会的，工程队的名单不可能那么随便的，名单上有王大包，这里就一定有王大包。”那人说：“但是王大包明明不在，而且别人也不怎么了解他。要不你明天再到工地上看看，说不定他睡觉的时候不在，干活的时候又来了，毕竟干活是可以拿到工钱的嘛。”
看来我将又一次遭遇流落街头过夜的可能，从救助站出来，已经很伤到我自尊心了，现在又从工棚中被赶走，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多久。疑似王大包上铺的那个又说了：“反正王大包也不在，不如你在他床上睡觉。”隔壁那铺上的人听到了，对他说：“你太没有警惕性了。”我知道他不相信我，我也想得通，他凭什么相信我呀。
又说：“你留他住，出了事情你负责。”
引我来的那个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就这个人，能有什么事嘛？”隔壁的那个人也是随口一说，看起来也不想认真和我作对，将头缩了回去，自顾睡了。
躺在这张假设的王大包的床上，我闻了闻气息，想闻出点家乡的气味，虽然王大包出来时间很长了，但一个人身上的家乡的气味是会跟随他一辈子的。可惜我没有闻出来，但我也没有泄气，至少把疲惫的身体放平以后，心情和情绪也好多了，我想，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王大包，但至少我戳穿了王大包的谎言，王大包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爹，或者他是有干爹的，但是他的干爹肯定不是什么人物，他还是那打肿脸充胖子的习性，恐怕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又做梦了，梦见工棚里闹了起来，有个人想起来上厕所，迷糊之中，忘记自己是睡在上铺的，一脚就跨了出来，结果摔断了骨头，躺在地上大喊大叫，别人问他怎么会直接从上铺就跨下来，他哭着说：“我以为，我以为我在家里睡觉，家里没有上铺的。”不一会儿，救护车的声音响起来了，把那个人送到医院去了。
天亮我醒过来，还惊魂未定，跟我的上铺说：“哎，我做了个梦，可怕的梦，梦见一个人从上铺摔下来，骨头断了，送到医院去了。”我上铺一听我这么说，脸色顿时变了，不像昨天晚上那样呵护照顾我了，他疑惑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真以为是你做的梦？”我不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愣愣地等着他再跟我说什么，可他什么也不再说，直接爬下床来走了。
我琢磨了半天，他说的“你真以为是你做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我做的梦，那就是晚上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真的有人摔伤了，而我误以为是我做的梦？
我想再找个别人问问，可是大家都急急忙忙准备上工了，没有人有时间有心情关心我的梦与非梦，好不容易拉住一个面善的，我吸取教训反过来问他：“昨天晚上真的有人从床上摔下来摔伤了吗？”这面善的立刻变得不面善了，盯着我似是而非地说：“我们这里，晚上什么事情都会有，不光有人摔伤，还有人一夜之间就发了神经病。”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转眼间，工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我坐在疑似王大包的床铺上，将昨晚的梦再回想了一遍，又将两个人的话想了一想，但始终搞不清到底是梦是醒。最后我也不想去搞清楚了，我心里倒是隐隐地希望这个梦或者这件事有些什么含义，会不会预示着什么。
事情哪有那么如愿，没有预示，什么也没有，王大包始终没有出现，我知道没戏了。虽然从昨晚到今天我在心里尊了我亲大哥多少遍，可我亲大哥的消息却是无效的消息，或者可能是个过时的消息，也许王大包以前是在这个工地上干活的，可我来的时候，他因为被人追债，已经逃离了。
当然，也许还有另一个也许，也许王大包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出现过。那张疑似王大包的床铺上，没有王大包的气味。
王大包不出现，我拿不回我的身份证，无法证明我是我自己，我肯定失望，但是我的信心不会受到影响，不会动摇，我一定得重回救助站，我坚信我弟弟一直在那里等我。
急中生智，我回想起往事了，我在周县准备丢掉弟弟的时候，旅店老板让我到电线杆上去看广告做假证，当时我觉得他这是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没理他。没想到这会儿这事情即刻从脑海里跳了出来，它分明是在指点我去这么做。
我出了那个工棚，走到街上，看见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就有办证广告，我照着广告上留的电话打过去，小心翼翼地问道：“能做身份证吗？”对方十分干脆说：“不叫做，叫办。”我立刻改口说：“办个证要多少时间，我要快。”对方又干脆地说：“立等可取。”我十分惊讶，脱口道：“还真有这事啊？”对方更干脆了：“你办是不办，办的话，到某某地来，不办的话，少废话。”说话这么直率，也不怕我是警察？
我应声到了某处，果然如他们所说，我立等可取拿到了一张身份证。揣着身份证走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揣的这张证，是一张真的假身份证，或者倒过来说，是一张假的真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地址、号码都是正确的，但是证却是假的。
不管是真的假，还是假的真，有了它，我就有了底气，我要靠着它，找到弟弟，带弟弟回家。